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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作品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的叙述技法等能把广大中学生带入绚烂的艺术世界，使他们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下获得美的享受，放松身心，因而小说课教学本应是最让学生喜爱、最有教头的工作。但长期以来却一直存在着一种弊端：重主题形象的思想性解读而轻叙事技法的艺术性剖析。这在鲁迅小说的教学中表现特别突出，从而造成了学生不爱上、老师不好上小说课的尴尬情形。本文将根据自己的认知并结合《孔乙己》一文，谈谈对中学小说课教学的看法。
教授《孔乙己》时，重思想性而轻艺术性的表现就是：教师总是无奈于程式化地概括作品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对旧知识分子的毒害的主题、界定主人公清高迂腐与好喝懒做的形象，而对作品是如何揭示这一主题、如何塑造孔乙己形象的艺术技法则极少过问，极少的艺术分析也多流于形式，大而化之。造成这种弊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受中学语文学科自身教育职能的制约。
中学语文教学担负着多种教育职能，不但要向学生传授语文知识，而且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新“课标”就明确指出：语文课程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借助学科教学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党和国家培养合格接班人的意志的一种体现。长期以来，“中国小说承担了极为繁重的道德责任，教化和劝谕的道德企图使‘故事’成了一种意志的推衍物”。外国小说也同样会表现出一定的思想道德倾向。因此，在小说课教学中，坚持正确的导向，通过对作品主题及形象的分析，弘扬健康进步者，摈弃颓废落后者，用小说对中学生进行良好思想道德教育是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在具体教学中，这一功能被习惯性地放大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小说”之为“文学”的艺术价值，这却是不应该的。
其次，受“三要素”小说观的束缚。
“三要素”小说观由来已久，一直直接影响着一代代知识者。用“三要素”来界定小说仿佛早已是约定俗成：“小说是一种侧重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的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大学文学理论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及通行的工具书都沿用这种小说观。但是“三要素”小说观仅是从叙事写人的内容层面对小说进行界定，而没有涉及到小说如何叙事写人的形式层面，因而没能对小说这一文体作出全面的、科学的界定。这种重内容要素而轻形式要素的界定，为中学小说课教学重主题、形象解读而轻艺术技法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事实上，对小说的界定并非“三要素”一论。笔者认为，小说是“以散体文摹写虚拟人生幻象的自足的文字语言艺术”的界定更为合理，因为“这个定义包含小说内容、形式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四种规定性：叙事性、虚构性、散文性和文字语言自足性”。而“叙事性中含有小说内容的三种具体要素：人物、环境和情节”。这种界定启示我们，在小说课教学中，除了要讲“三要素”，更应该关注小说是如何叙事、如何使用文字语言进行摹写的，而后者正是现在所缺乏的艺术分析。
第三，受教师自身意识与知识的影响。
多数中学语文教师，一方面受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考试与升学意识占统治地位，教学中习惯于传统模式，不敢或不愿主动出新；另一方面对小说研究新成果不够了解，或者无法接受新成果。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为我国小说艺术研究提供了多样的视角，但许多教师对其并不了解或理解不深，当然就无法接受与之相关的小说研究新成果。如果教师缺乏对小说叙述视角、叙述者选择等的真正理解，当然无法对作品的艺术性做细致深入的分析。
在《孔乙己》的教学中，不单缺乏对作品艺术性的具体分析，对作品的主题与形象的解读也常是片面的，而缺失前者正是出现后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为了改变上述弊端，就必须切实加强小说艺术性分析的教学。小说是典型的叙事文学，关注作品的叙事性与叙事技法应该是教学的重要工作。这样做，不光能丰富解读作品的角度，让学生领略作品的艺术美，还能进一步深化对作品主题与形象的理解与把握。根据中学教学实际，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对《孔乙己》作具体的艺术分析。
首先，关注叙事视角与叙述者的选择。
在以往的中学教学中，人们对作品是如何叙事的关注极少，而在《孔乙己》的研究中，人们早已注意到作品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叙述者的选择等叙事技法。
在中国，正是“鲁迅小说开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先河”，而“其中具有最精粹而又完整的艺术格局的是《孔乙己》”。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在选材上具有唯“我”所用的优势，作者可以依据叙事写人与表情达意的需要，任意截选材料而不受事件发生的具体时空的限制。《孔乙己》正是以“我”在咸亨酒店的见闻截取孔乙己的生活片段加以摹写的，这样有利于作品集中刻画人物、表现主题，同时也打破了小说叙事的传统结构形态，使其由“时间链”式变为“横截面”式。小说围绕“我”的“笑”和“我”看到的“笑”来叙事，“笑”字在作品中出现十多次，有孩子们欢快的笑，有短衣帮无知的笑，有世故者嘲讽的笑，有孔乙己尴尬的笑。叙事的关键在于孔乙己在带给别人“欢笑”的同时却遭受别人“取笑”这一事实留给读者的思考。这一个个“横截面”，“笑”出了科举制的毒害，“笑”出了孔乙己的可笑，“笑”出了世俗者的冷漠，“笑”出了“我”对孔乙己的喜爱，“笑”出了作品丰富的主题。
在咸亨酒店里，了解孔乙己作为的人很多，可作品为何偏偏选择“小伙计”这个“我”作为叙述者呢？弄清这一问题，同样能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题。在“小伙计”所接触的人中，“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这些“成人”们只会用世俗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只能是一个落魄文人的穷酸潦倒、恶习难改，是孔乙己的“可鄙”与“可笑”。“小伙计”则出于被压抑的心理，用少年纯真的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是孔乙己带给大家的欢乐；从孔乙己那可鄙、可笑的言行中提炼出了诚实、善良的“可怜”与“可爱”，同时也看到了“掌柜主顾”们的“可鄙”与“可笑”——这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所在：鲁迅意在集中笔墨摹写“掌柜主顾”们对孔乙己不幸遭遇的嘲讽与冷漠。这样，在作品“看/被看”的二项对立中，选择“小伙计”作为叙述者，就使全作品形成了“看客”看孔乙己，“我”看“看客”，作者看作品一切的独特结构。显然，这些功效是用主人公自述或“成人”描述都无法做到的。
其次，重视叙事的细节描摹。
小说创作离不开细节描摹，小说教学也必须重视对细节的分析，引导学生从细节处品尝小说创作的艺术美。
比如，作品对主人公最初的介绍便是“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唯一”表明了孔乙己的“与众不同”，而一“站”一“穿”却揭示了他的本质特征：穷酸——站着喝酒表明他“穷”，穿长衫则表明他“酸”。他的“穷”导致了他的“酸”，他的“酸”更加剧了他的“穷”，正因“又穷又酸”他才是“唯一的人”。这是白描，可刻画人物又这么细致入微。
另外，人们习惯于把文中“好喝懒做”的叙述作为作者批评孔乙己的口实，从而借此评价主人公，却忽略了一个叙述细节：“听人家背地里谈论”，这只是听说而已。作者在文中实际要表达的是：孔乙己有着与世俗评价不同的“从不拖欠”的“好”品行；这一方面是为后文叙事作铺垫，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对孔乙己的肯定与喜爱。
不必多举，只要我们重视细节，并选其一二做深入细致的剖析，就一定能让学生领略到小说作为文字语言艺术叙事的佳妙，从而喜欢上小说课。
第三，加强语言运用的细致分析。
“小说就是印着文字语言的一本本书，别无其它”。因此，分析作品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文字语言运用上，以克服长期存在的小说语言艺术分析程式化、肤浅化的弊端。
恩格斯说：“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可见，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动词的选用是何等重要。同样，在教学中细化对动词选用的分析能剖析出人物形象的鲜活性，使学生更爱上小说课，更爱读小说。
笔者认为，在《孔乙己》中，动词运用最为传神的应该是“排”与“摸”二字。作品中孔乙己有两次付酒账，前一次是“排出九文大钱”，后一次是“摸出四文大钱”，这一“排”一“摸”，分别摹写出了孔乙己不同境况下的不同心态。可以用来表示付账的动词有很多，诸如：取、拿、掏、抛、扔、撂、抓、掼、扣、摆等，作者都没有选用。为什么呢？不妨分别加以分析。
孔乙己前一次付账的境况是“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为了向“短衣帮”显示这种“阔绰”，“排”字是再形象不过的了。“取、拿、掏”缺乏形象感，无法表现他付账时的动态与心态；用“抓”字则他口袋里又没有那么多大钱；“抛、扔、撂”则与他爱钱的脾性不符，他很难有钱，有了钱也不可能这样潇洒；用“掼”字则他不可能有如此的豪气；“扣、摸”则明显与当时情境不符。这样，只有“摆”字与“排”最接近了，但“摆”又不能表明动作的结果或样态，“排”则既有“摆”之意，又形象地摹写了状态：摆成一排——这就把孔乙己有了两个臭钱后摆阔的“烧包”心理写活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孔乙己的“可笑”与“可怜”。
孔乙己后一次付账的境况则是穷途末路，偷丁举人家的东西被打折了腿，因为没有现钱很久没有到咸亨酒店了，但为了了却临死前的“一口”，明知会遭到别人取笑，仍是到了咸亨酒店，在“看客”们的嘲笑声中“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好长时间才攒够了“四文大钱”，并且放在“破衣袋里”，又坐在地上，囊中羞涩、行动不便，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这时显然没有了“排”的底气：一个“摸”字摸出了他的尴尬与无奈。高尔基曾评价契诃夫能“用一个词儿就足以创造一个形象”，这句话用来称赞鲁迅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小说运用文字语言进行叙事的艺术佳妙，及作品主题的丰富与形象的鲜活。在教授小说时必须立足于文本自身文字语言的叙事研究，在艺术分析的前提下解读作品的主题与形象，而不是惯行的抽象概括。本文旨在阐明如何拓宽解读视野，多角度具体解析作品的艺术性，而不是要对文本进行肢解，因此文中分析并不求全。希望中学语文教学能够突破“三要素”小说观的局限，全面认知小说的本质特征，及时了解并掌握小说艺术研究新成果，适时、适度地用于教学之中。相信经过这样的努力，一定会较大地改变当前的状况，形成学生爱上、老师好上小说课的良好局面。
教授《孔乙己》时，重思想性而轻艺术性的表现就是：教师总是无奈于程式化地概括作品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对旧知识分子的毒害的主题、界定主人公清高迂腐与好喝懒做的形象，而对作品是如何揭示这一主题、如何塑造孔乙己形象的艺术技法则极少过问，极少的艺术分析也多流于形式，大而化之。造成这种弊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受中学语文学科自身教育职能的制约。
中学语文教学担负着多种教育职能，不但要向学生传授语文知识，而且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新“课标”就明确指出：语文课程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借助学科教学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党和国家培养合格接班人的意志的一种体现。长期以来，“中国小说承担了极为繁重的道德责任，教化和劝谕的道德企图使‘故事’成了一种意志的推衍物”。外国小说也同样会表现出一定的思想道德倾向。因此，在小说课教学中，坚持正确的导向，通过对作品主题及形象的分析，弘扬健康进步者，摈弃颓废落后者，用小说对中学生进行良好思想道德教育是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在具体教学中，这一功能被习惯性地放大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小说”之为“文学”的艺术价值，这却是不应该的。
其次，受“三要素”小说观的束缚。
“三要素”小说观由来已久，一直直接影响着一代代知识者。用“三要素”来界定小说仿佛早已是约定俗成：“小说是一种侧重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的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大学文学理论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及通行的工具书都沿用这种小说观。但是“三要素”小说观仅是从叙事写人的内容层面对小说进行界定，而没有涉及到小说如何叙事写人的形式层面，因而没能对小说这一文体作出全面的、科学的界定。这种重内容要素而轻形式要素的界定，为中学小说课教学重主题、形象解读而轻艺术技法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事实上，对小说的界定并非“三要素”一论。笔者认为，小说是“以散体文摹写虚拟人生幻象的自足的文字语言艺术”的界定更为合理，因为“这个定义包含小说内容、形式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四种规定性：叙事性、虚构性、散文性和文字语言自足性”。而“叙事性中含有小说内容的三种具体要素：人物、环境和情节”。这种界定启示我们，在小说课教学中，除了要讲“三要素”，更应该关注小说是如何叙事、如何使用文字语言进行摹写的，而后者正是现在所缺乏的艺术分析。
第三，受教师自身意识与知识的影响。
多数中学语文教师，一方面受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考试与升学意识占统治地位，教学中习惯于传统模式，不敢或不愿主动出新；另一方面对小说研究新成果不够了解，或者无法接受新成果。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为我国小说艺术研究提供了多样的视角，但许多教师对其并不了解或理解不深，当然就无法接受与之相关的小说研究新成果。如果教师缺乏对小说叙述视角、叙述者选择等的真正理解，当然无法对作品的艺术性做细致深入的分析。
在《孔乙己》的教学中，不单缺乏对作品艺术性的具体分析，对作品的主题与形象的解读也常是片面的，而缺失前者正是出现后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为了改变上述弊端，就必须切实加强小说艺术性分析的教学。小说是典型的叙事文学，关注作品的叙事性与叙事技法应该是教学的重要工作。这样做，不光能丰富解读作品的角度，让学生领略作品的艺术美，还能进一步深化对作品主题与形象的理解与把握。根据中学教学实际，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对《孔乙己》作具体的艺术分析。
首先，关注叙事视角与叙述者的选择。
在以往的中学教学中，人们对作品是如何叙事的关注极少，而在《孔乙己》的研究中，人们早已注意到作品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叙述者的选择等叙事技法。
在中国，正是“鲁迅小说开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先河”，而“其中具有最精粹而又完整的艺术格局的是《孔乙己》”。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在选材上具有唯“我”所用的优势，作者可以依据叙事写人与表情达意的需要，任意截选材料而不受事件发生的具体时空的限制。《孔乙己》正是以“我”在咸亨酒店的见闻截取孔乙己的生活片段加以摹写的，这样有利于作品集中刻画人物、表现主题，同时也打破了小说叙事的传统结构形态，使其由“时间链”式变为“横截面”式。小说围绕“我”的“笑”和“我”看到的“笑”来叙事，“笑”字在作品中出现十多次，有孩子们欢快的笑，有短衣帮无知的笑，有世故者嘲讽的笑，有孔乙己尴尬的笑。叙事的关键在于孔乙己在带给别人“欢笑”的同时却遭受别人“取笑”这一事实留给读者的思考。这一个个“横截面”，“笑”出了科举制的毒害，“笑”出了孔乙己的可笑，“笑”出了世俗者的冷漠，“笑”出了“我”对孔乙己的喜爱，“笑”出了作品丰富的主题。
在咸亨酒店里，了解孔乙己作为的人很多，可作品为何偏偏选择“小伙计”这个“我”作为叙述者呢？弄清这一问题，同样能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题。在“小伙计”所接触的人中，“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这些“成人”们只会用世俗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只能是一个落魄文人的穷酸潦倒、恶习难改，是孔乙己的“可鄙”与“可笑”。“小伙计”则出于被压抑的心理，用少年纯真的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是孔乙己带给大家的欢乐；从孔乙己那可鄙、可笑的言行中提炼出了诚实、善良的“可怜”与“可爱”，同时也看到了“掌柜主顾”们的“可鄙”与“可笑”——这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所在：鲁迅意在集中笔墨摹写“掌柜主顾”们对孔乙己不幸遭遇的嘲讽与冷漠。这样，在作品“看/被看”的二项对立中，选择“小伙计”作为叙述者，就使全作品形成了“看客”看孔乙己，“我”看“看客”，作者看作品一切的独特结构。显然，这些功效是用主人公自述或“成人”描述都无法做到的。
其次，重视叙事的细节描摹。
小说创作离不开细节描摹，小说教学也必须重视对细节的分析，引导学生从细节处品尝小说创作的艺术美。
比如，作品对主人公最初的介绍便是“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唯一”表明了孔乙己的“与众不同”，而一“站”一“穿”却揭示了他的本质特征：穷酸——站着喝酒表明他“穷”，穿长衫则表明他“酸”。他的“穷”导致了他的“酸”，他的“酸”更加剧了他的“穷”，正因“又穷又酸”他才是“唯一的人”。这是白描，可刻画人物又这么细致入微。
另外，人们习惯于把文中“好喝懒做”的叙述作为作者批评孔乙己的口实，从而借此评价主人公，却忽略了一个叙述细节：“听人家背地里谈论”，这只是听说而已。作者在文中实际要表达的是：孔乙己有着与世俗评价不同的“从不拖欠”的“好”品行；这一方面是为后文叙事作铺垫，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对孔乙己的肯定与喜爱。
不必多举，只要我们重视细节，并选其一二做深入细致的剖析，就一定能让学生领略到小说作为文字语言艺术叙事的佳妙，从而喜欢上小说课。
第三，加强语言运用的细致分析。
“小说就是印着文字语言的一本本书，别无其它”。因此，分析作品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文字语言运用上，以克服长期存在的小说语言艺术分析程式化、肤浅化的弊端。
恩格斯说：“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可见，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动词的选用是何等重要。同样，在教学中细化对动词选用的分析能剖析出人物形象的鲜活性，使学生更爱上小说课，更爱读小说。
笔者认为，在《孔乙己》中，动词运用最为传神的应该是“排”与“摸”二字。作品中孔乙己有两次付酒账，前一次是“排出九文大钱”，后一次是“摸出四文大钱”，这一“排”一“摸”，分别摹写出了孔乙己不同境况下的不同心态。可以用来表示付账的动词有很多，诸如：取、拿、掏、抛、扔、撂、抓、掼、扣、摆等，作者都没有选用。为什么呢？不妨分别加以分析。
孔乙己前一次付账的境况是“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为了向“短衣帮”显示这种“阔绰”，“排”字是再形象不过的了。“取、拿、掏”缺乏形象感，无法表现他付账时的动态与心态；用“抓”字则他口袋里又没有那么多大钱；“抛、扔、撂”则与他爱钱的脾性不符，他很难有钱，有了钱也不可能这样潇洒；用“掼”字则他不可能有如此的豪气；“扣、摸”则明显与当时情境不符。这样，只有“摆”字与“排”最接近了，但“摆”又不能表明动作的结果或样态，“排”则既有“摆”之意，又形象地摹写了状态：摆成一排——这就把孔乙己有了两个臭钱后摆阔的“烧包”心理写活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孔乙己的“可笑”与“可怜”。
孔乙己后一次付账的境况则是穷途末路，偷丁举人家的东西被打折了腿，因为没有现钱很久没有到咸亨酒店了，但为了了却临死前的“一口”，明知会遭到别人取笑，仍是到了咸亨酒店，在“看客”们的嘲笑声中“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好长时间才攒够了“四文大钱”，并且放在“破衣袋里”，又坐在地上，囊中羞涩、行动不便，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这时显然没有了“排”的底气：一个“摸”字摸出了他的尴尬与无奈。高尔基曾评价契诃夫能“用一个词儿就足以创造一个形象”，这句话用来称赞鲁迅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小说运用文字语言进行叙事的艺术佳妙，及作品主题的丰富与形象的鲜活。在教授小说时必须立足于文本自身文字语言的叙事研究，在艺术分析的前提下解读作品的主题与形象，而不是惯行的抽象概括。本文旨在阐明如何拓宽解读视野，多角度具体解析作品的艺术性，而不是要对文本进行肢解，因此文中分析并不求全。希望中学语文教学能够突破“三要素”小说观的局限，全面认知小说的本质特征，及时了解并掌握小说艺术研究新成果，适时、适度地用于教学之中。相信经过这样的努力，一定会较大地改变当前的状况，形成学生爱上、老师好上小说课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