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近年来内地和香港之间文化交往的密切，香港作家的作品在内地频频出版，几乎成为一股风潮。然而，“过度开垦”的结果往往是泥沙俱下，加上内地出版界盲目和势利，难免会出现遗珠之憾，这当中就有也斯。
遗憾的是，对于很多内地读者来说，也斯仍然是个陌生的名字。但事实上，1948年出生的也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写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文化研究等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为数不多的获得国际影响力的香港作家、诗人和学者。也斯曾获香港文学双年奖，也曾应邀参与德国柏林及东欧文学节、法兰克福书展、法国图书沙龙等活动。也斯的诗集有《蔬菜的政治》、《花鸟志异》、《玉石与木头》的德译本，《东西》的法译本，《亚洲的滋味》的日译本，《重画地图》的葡译本，以及《带一枚苦瓜旅行》的多种英译本。
大约是2010年底，我正在为一套散文随笔丛书“渡书系”寻找合适的作者，也斯是考虑的人选之一。在友人凌越的帮助之下，我与也斯取得了联系。
也斯的著作《在柏林走路》和《人间滋味》，内地版由北京的三联书店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像我这样的“外省”编辑，能否获得其作品的授权，我没有十足的信心：一是自2010年也斯罹患肺癌之后，可能没有精力顾及这类稿约；二是自入行以来，我并无与任何一位内地以外的作者合作的经验。
果然，起初的联络和商讨并不顺利。先是发出的多封邮件长时间没有回音（那个邮箱也斯并不常用）；通过电话和传真联系上之后，也斯表示抱歉，因身体原因无法整理书稿，况且不知我所在的出版社对这类书稿的制作方式，合作只能暂时搁浅。
我能理解也斯的疑虑，于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把原定的学术论文集改为读书随笔集。在寄给也斯我近年编辑的图书的同时，在邮件里我谈到了编辑的初步设想。我特意抄录了也斯在《兰桂坊的忧郁》里的一段话：“写作是为了表达意见、抒发感情、与人沟通，但香港作为写作的环境越来越不理想，发表在综合性的刊物上，作品被刊物自我检查、删改，或因编者的疏忽、美术编辑的轻狂、校对的固执而变得面目全非，也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当时好像对“美术编辑的轻狂”、“校对的固执”这些话题还打趣了一番，笑称这是出版界的“怪现状”。也许是因为这些图书和那封邮件打消了也斯的顾虑，随后的沟通开始顺畅。后来我检点与也斯之间的来往邮件，竟有三十余封之多。也斯很快寄来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果自然来》和《昆明的除夕》供我选用，两册书装帧精美、制作精良，看得出也是也斯极为看重的作品。在两册书的扉页上也斯都签上了名，字迹工整端正。如此，《昆明的除夕》终于成为这套散文随笔丛书“渡书系”的一种。
那时内地“八十年代的神话”风行已久，我选择《昆明的除夕》正是希望为这一神话提供一份“他者”的注解和参照。《昆明的除夕》的篇章多写作于1985～1989年间，而这一时期恰是内地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斯自谓：“不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的记录，而是因为，那里面在尝试捕捉一个时代的气氛和文化精神面貌，对我来说那里有一些我觉得值得记下来的素质。”我注意到，在这册书里，也斯没有那种异乡人常有的空洞无物的乡愁，也没有那种文化人惯有的指手划脚的轻慢。在也斯的笔下，武侯祠的石雕、昆明的除夕、杜甫的草堂、富春江的轮渡等等既有作为历史和风俗产物的庄严，又不乏与人们日常生活共存的亲切。在也斯看来，它们既是昨天的历史，更是今天的实体。而对于当时的内地作家，无论是老一辈的汪曾祺、陆文夫、郑敏，还是年青一代的刘索拉、张辛欣、王朔，也斯总是忠于自己的阅读和观察，诚实地说出感受、发现乃至困惑。在我的编辑和阅读中，《昆明的除夕》是相当新鲜的经历。
基于内地出版的尺度，我不得不对部分篇章和文字进行技术处理。与我同处一座城市的诗人、学者祝凤鸣在看完书稿后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审读报告，并给予了专业和中肯的建议。在给我的回复邮件里，也斯对这些处理表示尊重，“我的写作始终怀抱善意，希望促进两地的沟通”。
是什么导致了《昆明的除夕》式的写作？我想，在记述旅行观感、评介作家作品的同时，也斯念兹在兹的还是“如何寻找新关系”的命题：“我们如何表达自己又尊重别人、不被别人侵吞也不去侵吞别人，而能不断挑战，寻找新的更合理的关系？”这样的关怀另有旁证，在也斯久负盛名的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里也有揭示：“有些人离开我们到别处生活，又有些新人加入进来。……我们对事老有各自不同的意见，彼此争吵不休，有时也伤害对方，但结果又还是走在一起，也许到头来也会学习对彼此仁慈？” 可以说，“怀抱善意，促进沟通”，也斯的写作一以贯之。是的，写作，在也斯那里成为一种善念。
无疑，这种善念源自发自内心的热爱，也赖于持之以恒的行动。所以，对也斯来说，《昆明的除夕》不仅是一份令人难忘的回忆之旅，更是一部令人感佩的行动之书。写作作为一种善念，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健康的写作观念和健全的创作心态，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它显得格外珍稀和重要。
我想，从这个角度大体上也可以确证也斯写作的心路历程。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也斯从写作的一开始，就把视野和触角投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更广博的领域。从早期的写诗、写小说、译介外国文学、创办文艺刊物，到后来的撰写学术评论、参与学术研究、进行跨界活动，再到近些年为“香港文学”正名的推进，都可以看出这种善念的延续。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德国学者顾彬对也斯的激赏：“也斯是为数不多拥有真正现代世界观的中国作家之一，他以一种日常生活的眼光，以一种国际化的方式，描写食物、服装、建筑。无论是瑞士的栗子，还是科隆的教堂；无论是流行文化的烂丝破布，还是来自韩国的东冬酒，都无法逃离他的目光。”
2012年7月18～24日，在第23届香港书展上也斯被推选为“年度作家”。如果内地版《昆明的除夕》在书展上适时推出，无论对于也斯，还是对于出版社，都是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开展在即，因为纸张、印制等原因，《昆明的除夕》迟迟不能见书，我多次赶往印厂督促工期，结果仍然无能为力。对于这样的拖延，也斯毫不在意。大概到2012年8月下旬，我终于收到了印厂送来的样书，并在第一时间快递到香港。也斯在收到样书后写来了感谢的邮件，对书的设计、用纸、印制都极为满意，“望读者读来还觉得有意思”。
尽管也斯先生乐观面对、积极治疗，病魔还是向他伸出了罪恶之手。2013年1月6日晚，也斯告别了他的“人间滋味”。得知这一消息的次日中午，我从书架上找出也斯送我的两册图书，重读其中的一些篇章，我把这当作对他的一种纪念。我推想，安徽教育出版社版《昆明的除夕》应是也斯生前看到的最后一册自己的内地版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与城市》、《香港文化十论》则是后来的事。除了那两册港版图书，加上围绕《昆明的除夕》编辑事宜的三十余封来往邮件，所有这些差不多就是我和也斯交往的全部。我愿我菲薄的努力没有玷污也斯作品自身的华彩，也期待也斯的作品更多地在内地出版。
需要交代的是，将这套散文随笔丛书命名为“渡书系”其实来源于尼采的说辞：“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他是一种过渡，一种毁灭。”其时，我正处在职业生涯中极为艰难的一个时刻，这套书亦是对我自己的救助和安慰。而后来当我在《人间滋味》里读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我们各以自己的方式渡河。”我不由得感叹命运的神奇，也斯给了这套丛书名另一种解释，这是我要特别感激的。或许，作为编辑的我和作为作者的也斯，以《昆明的除夕》这样的一本书相遇也算是一种善念吧！
遗憾的是，对于很多内地读者来说，也斯仍然是个陌生的名字。但事实上，1948年出生的也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写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文化研究等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为数不多的获得国际影响力的香港作家、诗人和学者。也斯曾获香港文学双年奖，也曾应邀参与德国柏林及东欧文学节、法兰克福书展、法国图书沙龙等活动。也斯的诗集有《蔬菜的政治》、《花鸟志异》、《玉石与木头》的德译本，《东西》的法译本，《亚洲的滋味》的日译本，《重画地图》的葡译本，以及《带一枚苦瓜旅行》的多种英译本。
大约是2010年底，我正在为一套散文随笔丛书“渡书系”寻找合适的作者，也斯是考虑的人选之一。在友人凌越的帮助之下，我与也斯取得了联系。
也斯的著作《在柏林走路》和《人间滋味》，内地版由北京的三联书店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像我这样的“外省”编辑，能否获得其作品的授权，我没有十足的信心：一是自2010年也斯罹患肺癌之后，可能没有精力顾及这类稿约；二是自入行以来，我并无与任何一位内地以外的作者合作的经验。
果然，起初的联络和商讨并不顺利。先是发出的多封邮件长时间没有回音（那个邮箱也斯并不常用）；通过电话和传真联系上之后，也斯表示抱歉，因身体原因无法整理书稿，况且不知我所在的出版社对这类书稿的制作方式，合作只能暂时搁浅。
我能理解也斯的疑虑，于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把原定的学术论文集改为读书随笔集。在寄给也斯我近年编辑的图书的同时，在邮件里我谈到了编辑的初步设想。我特意抄录了也斯在《兰桂坊的忧郁》里的一段话：“写作是为了表达意见、抒发感情、与人沟通，但香港作为写作的环境越来越不理想，发表在综合性的刊物上，作品被刊物自我检查、删改，或因编者的疏忽、美术编辑的轻狂、校对的固执而变得面目全非，也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当时好像对“美术编辑的轻狂”、“校对的固执”这些话题还打趣了一番，笑称这是出版界的“怪现状”。也许是因为这些图书和那封邮件打消了也斯的顾虑，随后的沟通开始顺畅。后来我检点与也斯之间的来往邮件，竟有三十余封之多。也斯很快寄来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果自然来》和《昆明的除夕》供我选用，两册书装帧精美、制作精良，看得出也是也斯极为看重的作品。在两册书的扉页上也斯都签上了名，字迹工整端正。如此，《昆明的除夕》终于成为这套散文随笔丛书“渡书系”的一种。
那时内地“八十年代的神话”风行已久，我选择《昆明的除夕》正是希望为这一神话提供一份“他者”的注解和参照。《昆明的除夕》的篇章多写作于1985～1989年间，而这一时期恰是内地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斯自谓：“不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的记录，而是因为，那里面在尝试捕捉一个时代的气氛和文化精神面貌，对我来说那里有一些我觉得值得记下来的素质。”我注意到，在这册书里，也斯没有那种异乡人常有的空洞无物的乡愁，也没有那种文化人惯有的指手划脚的轻慢。在也斯的笔下，武侯祠的石雕、昆明的除夕、杜甫的草堂、富春江的轮渡等等既有作为历史和风俗产物的庄严，又不乏与人们日常生活共存的亲切。在也斯看来，它们既是昨天的历史，更是今天的实体。而对于当时的内地作家，无论是老一辈的汪曾祺、陆文夫、郑敏，还是年青一代的刘索拉、张辛欣、王朔，也斯总是忠于自己的阅读和观察，诚实地说出感受、发现乃至困惑。在我的编辑和阅读中，《昆明的除夕》是相当新鲜的经历。
基于内地出版的尺度，我不得不对部分篇章和文字进行技术处理。与我同处一座城市的诗人、学者祝凤鸣在看完书稿后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审读报告，并给予了专业和中肯的建议。在给我的回复邮件里，也斯对这些处理表示尊重，“我的写作始终怀抱善意，希望促进两地的沟通”。
是什么导致了《昆明的除夕》式的写作？我想，在记述旅行观感、评介作家作品的同时，也斯念兹在兹的还是“如何寻找新关系”的命题：“我们如何表达自己又尊重别人、不被别人侵吞也不去侵吞别人，而能不断挑战，寻找新的更合理的关系？”这样的关怀另有旁证，在也斯久负盛名的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里也有揭示：“有些人离开我们到别处生活，又有些新人加入进来。……我们对事老有各自不同的意见，彼此争吵不休，有时也伤害对方，但结果又还是走在一起，也许到头来也会学习对彼此仁慈？” 可以说，“怀抱善意，促进沟通”，也斯的写作一以贯之。是的，写作，在也斯那里成为一种善念。
无疑，这种善念源自发自内心的热爱，也赖于持之以恒的行动。所以，对也斯来说，《昆明的除夕》不仅是一份令人难忘的回忆之旅，更是一部令人感佩的行动之书。写作作为一种善念，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健康的写作观念和健全的创作心态，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它显得格外珍稀和重要。
我想，从这个角度大体上也可以确证也斯写作的心路历程。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也斯从写作的一开始，就把视野和触角投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更广博的领域。从早期的写诗、写小说、译介外国文学、创办文艺刊物，到后来的撰写学术评论、参与学术研究、进行跨界活动，再到近些年为“香港文学”正名的推进，都可以看出这种善念的延续。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德国学者顾彬对也斯的激赏：“也斯是为数不多拥有真正现代世界观的中国作家之一，他以一种日常生活的眼光，以一种国际化的方式，描写食物、服装、建筑。无论是瑞士的栗子，还是科隆的教堂；无论是流行文化的烂丝破布，还是来自韩国的东冬酒，都无法逃离他的目光。”
2012年7月18～24日，在第23届香港书展上也斯被推选为“年度作家”。如果内地版《昆明的除夕》在书展上适时推出，无论对于也斯，还是对于出版社，都是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开展在即，因为纸张、印制等原因，《昆明的除夕》迟迟不能见书，我多次赶往印厂督促工期，结果仍然无能为力。对于这样的拖延，也斯毫不在意。大概到2012年8月下旬，我终于收到了印厂送来的样书，并在第一时间快递到香港。也斯在收到样书后写来了感谢的邮件，对书的设计、用纸、印制都极为满意，“望读者读来还觉得有意思”。
尽管也斯先生乐观面对、积极治疗，病魔还是向他伸出了罪恶之手。2013年1月6日晚，也斯告别了他的“人间滋味”。得知这一消息的次日中午，我从书架上找出也斯送我的两册图书，重读其中的一些篇章，我把这当作对他的一种纪念。我推想，安徽教育出版社版《昆明的除夕》应是也斯生前看到的最后一册自己的内地版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与城市》、《香港文化十论》则是后来的事。除了那两册港版图书，加上围绕《昆明的除夕》编辑事宜的三十余封来往邮件，所有这些差不多就是我和也斯交往的全部。我愿我菲薄的努力没有玷污也斯作品自身的华彩，也期待也斯的作品更多地在内地出版。
需要交代的是，将这套散文随笔丛书命名为“渡书系”其实来源于尼采的说辞：“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他是一种过渡，一种毁灭。”其时，我正处在职业生涯中极为艰难的一个时刻，这套书亦是对我自己的救助和安慰。而后来当我在《人间滋味》里读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我们各以自己的方式渡河。”我不由得感叹命运的神奇，也斯给了这套丛书名另一种解释，这是我要特别感激的。或许，作为编辑的我和作为作者的也斯，以《昆明的除夕》这样的一本书相遇也算是一种善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