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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奥斯丁的小说和张爱玲的小说都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致，聪明而冷静地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人物，通过爱恨情仇的波澜折射出时代气象，显示了命运的不自主，婚姻与金钱的相生相息，以及人性的贪婪和庸俗。
关键词： 简·奥斯丁 张爱玲 小说 比较
简·奥斯丁和张爱玲的作品独步一时，在文学趣味不断翻新的今天依旧展示出经久不衰的魅力。她们作品的共同点是多叙写男女婚恋等平常事，以此作为比较的契机，本文通过比较两位女作家的小说，深入挖掘她们的作品在洞悉人性方面的独特价值。
一、金钱与婚姻的关系
简·奥斯丁留下六部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劝导》，结局可归结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奥斯丁细致地再现她所熟悉的教区生活——散步、互访、舞会、叙谈，并着力强调婚姻中的经济因素。
《爱玛》的开篇是这样的：
爱玛·伍德豪斯又漂亮，又聪明，又有钱，加上有个舒适的家，性情也很开朗，仿佛人生的几大福分都让她占全了。
这是六部小说中唯一占全福分的女主人公——没有得到叔祖父遗产又被兄嫂逼迫的埃莉诺母女四人、班纳特家没有父亲的财产继承权的五姐妹、平常人家的姑娘凯瑟琳、出身贫寒的范妮、生于没落贵族之家不受重视的安妮，她们就处于生存困境中。而在《傲慢与偏见》中，“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在这一点上解决了婚姻与金钱的“矛盾”。所以，奥斯丁小说的基本情境来源于婚姻的经济学。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也能发现金钱和婚姻的紧密相关。《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下场是“等于卖给了梁太太与乔棋乔，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金锁记》里的曹七巧陷在没有爱情、情欲得不到满足的泥沼中，带着黄金枷锁而人性泯灭；《倾城之恋》里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的再嫁，如果没有抓住花花公子兼富商范柳原这根稻草，白流苏的命运就是“为了几个钱落到走也走不开的境地”。
二、叙述手法的不同
奥斯丁的小说结构精微巧妙，喜剧气氛弥漫全书。她常使用白描手法勾勒人物形象，各个角色说话的风格代表了说话人的心理特征和感情状态。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正是伊丽莎白对他误解和偏见最深的时候，伊丽莎白的回答是：
“达西先生，假如你表现得有礼貌一些，我拒绝了你也许会觉得过意不去，除此之外，你要是以为你的表白方式还会对我产生别的影响，那你就错了。”
在英文原文中，这段话充满了书面语雕琢的痕迹，而无平常说话的自然节奏。语法的生硬反映了伊丽莎白态度的生硬。当二人误会解除，互诉衷情时，伊丽莎白的语句就变得活泼而自然：
“哦！我那些话可别再提了，想起来真不像话。告诉你吧，我早为那件事深感难为情了。”
奥斯丁的句式，R.W.哈丁称之为“有节制的憎恶”，描写日常生活的琐碎，却用“各种方法来回避激情的场面。对自然界及其美景她以独有的侧面方式来处理。她描述一个美丽的夜晚，而一次也没有提到月亮”［１］。她描写人物和叙写故事时采用的是严加控制的经济笔法。
张爱玲用得最多的却是月亮的意象：对再度到香港，无可奈何做了范柳原情妇的白流苏而言，“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上的霜花”，这钩残月是他们之间淡淡情感的象征；佟振保从王娇蕊的床上起来，“昨天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这钩月牙是赤裸情欲的象征；“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阳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这轮陈旧无生气的月亮既渲染了作品幽暗的氛围，又暗示了人物凄凉惘然的命运。
三、相异的原因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讲道：“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２］
从文化思想传统看，奥斯丁“在继承十八世纪小说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将小说看作一种艺术，用周密、审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生活”［３］，属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十八世纪文学传统。
张爱玲的作品结构和人物描写继承了古典小说《红楼梦》、《金瓶梅》等的笔法，首属呼应，传神写意，“又借用西洋小说中‘现代派’优秀的若干技巧，重象征和暗示，重意象和心理描写，再加上对绘画、音乐等艺术的借鉴，熔中外古今传统于一炉，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优长汇于一身”［４］。
从社会背景来看，在简·奥斯丁的有生之年，海上霸权、殖民地贸易使英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中产阶级生活富足而优雅，奥斯丁的小说中年轻的小姐应当结婚，受穷不要紧，但必须有教养，这样才可以嫁给有钱的单身汉。她赋予笔下的女主人公自由独立的精神和良好的教养，如《傲慢与偏见》中聪慧的伊利莎白，她的机智、可爱赢得了达西的倾慕，虽然在经济地位上相差一大截，但在精神层次上是对等的。
张爱玲选择成为职业作家，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窘迫，她所处的时代，中国在经济上是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在夹缝中滋长；政治上是半封建，杂乱的现代文明冲击着愚昧保守的社会。纵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张爱玲，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不容易就大彻大悟”。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在宿命般的困境中力图生存得体面舒适，却最终被社会歧视和男性中心性文化所吞噬。
从个人经历来看，奥斯丁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在乡间度过了漫长而宁静的生活。她所受的教育是靠读家里的藏书，这在当时是妇女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她以一颗无过失的心、无懈可击的品位、近乎严厉的道德作衬托，解释那些偏离善良、诚实和真挚的行为，它们属于英国文学中最可爱的描写”［５］。
张爱玲虽出身阀阅世家，可是时代的沦落使她没有赶上家庭的荣耀，父母离异，经济窘迫，卖文为生，后来与汉奸胡兰成婚姻的失败使得她的作品中没有纯粹的爱与浪漫。她在散文《天才梦》里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
四、结语
简·奥斯丁和张爱玲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小说都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致，聪明而冷静地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人物，通过爱恨情仇的波澜折射出时代气象，显示了命运的不自主，婚姻与金钱的相生相息，以及人性的贪婪和庸俗。
不同之处在于，简·奥斯丁用细致幽默讽刺的笔法描绘出她所处的时代，展示了中产阶级的生活面貌，“从日常平凡的事件中揭示出普遍而深刻的道德涵义，并且在英国文学中第一次全面的探讨了妇女的处境和地位问题”［６］。
张爱玲写尽人情世故，从男女情爱、亲子之爱中揭示人们的普遍生存状态，她“对现代都市文学的贡献是把都市人性的堕落与丑恶，与新文学传统中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成功的结合起来，使之富有较深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又拥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代都市特征”［７］。
参考文献：
［1］［3］弗吉尼亚·吴尔夫著.马爱新译.普遍读者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7］唐金海，周斌.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5］［6］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 简·奥斯丁 张爱玲 小说 比较
简·奥斯丁和张爱玲的作品独步一时，在文学趣味不断翻新的今天依旧展示出经久不衰的魅力。她们作品的共同点是多叙写男女婚恋等平常事，以此作为比较的契机，本文通过比较两位女作家的小说，深入挖掘她们的作品在洞悉人性方面的独特价值。
一、金钱与婚姻的关系
简·奥斯丁留下六部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劝导》，结局可归结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奥斯丁细致地再现她所熟悉的教区生活——散步、互访、舞会、叙谈，并着力强调婚姻中的经济因素。
《爱玛》的开篇是这样的：
爱玛·伍德豪斯又漂亮，又聪明，又有钱，加上有个舒适的家，性情也很开朗，仿佛人生的几大福分都让她占全了。
这是六部小说中唯一占全福分的女主人公——没有得到叔祖父遗产又被兄嫂逼迫的埃莉诺母女四人、班纳特家没有父亲的财产继承权的五姐妹、平常人家的姑娘凯瑟琳、出身贫寒的范妮、生于没落贵族之家不受重视的安妮，她们就处于生存困境中。而在《傲慢与偏见》中，“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在这一点上解决了婚姻与金钱的“矛盾”。所以，奥斯丁小说的基本情境来源于婚姻的经济学。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也能发现金钱和婚姻的紧密相关。《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下场是“等于卖给了梁太太与乔棋乔，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金锁记》里的曹七巧陷在没有爱情、情欲得不到满足的泥沼中，带着黄金枷锁而人性泯灭；《倾城之恋》里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的再嫁，如果没有抓住花花公子兼富商范柳原这根稻草，白流苏的命运就是“为了几个钱落到走也走不开的境地”。
二、叙述手法的不同
奥斯丁的小说结构精微巧妙，喜剧气氛弥漫全书。她常使用白描手法勾勒人物形象，各个角色说话的风格代表了说话人的心理特征和感情状态。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正是伊丽莎白对他误解和偏见最深的时候，伊丽莎白的回答是：
“达西先生，假如你表现得有礼貌一些，我拒绝了你也许会觉得过意不去，除此之外，你要是以为你的表白方式还会对我产生别的影响，那你就错了。”
在英文原文中，这段话充满了书面语雕琢的痕迹，而无平常说话的自然节奏。语法的生硬反映了伊丽莎白态度的生硬。当二人误会解除，互诉衷情时，伊丽莎白的语句就变得活泼而自然：
“哦！我那些话可别再提了，想起来真不像话。告诉你吧，我早为那件事深感难为情了。”
奥斯丁的句式，R.W.哈丁称之为“有节制的憎恶”，描写日常生活的琐碎，却用“各种方法来回避激情的场面。对自然界及其美景她以独有的侧面方式来处理。她描述一个美丽的夜晚，而一次也没有提到月亮”［１］。她描写人物和叙写故事时采用的是严加控制的经济笔法。
张爱玲用得最多的却是月亮的意象：对再度到香港，无可奈何做了范柳原情妇的白流苏而言，“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上的霜花”，这钩残月是他们之间淡淡情感的象征；佟振保从王娇蕊的床上起来，“昨天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这钩月牙是赤裸情欲的象征；“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阳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这轮陈旧无生气的月亮既渲染了作品幽暗的氛围，又暗示了人物凄凉惘然的命运。
三、相异的原因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讲道：“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２］
从文化思想传统看，奥斯丁“在继承十八世纪小说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将小说看作一种艺术，用周密、审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生活”［３］，属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十八世纪文学传统。
张爱玲的作品结构和人物描写继承了古典小说《红楼梦》、《金瓶梅》等的笔法，首属呼应，传神写意，“又借用西洋小说中‘现代派’优秀的若干技巧，重象征和暗示，重意象和心理描写，再加上对绘画、音乐等艺术的借鉴，熔中外古今传统于一炉，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优长汇于一身”［４］。
从社会背景来看，在简·奥斯丁的有生之年，海上霸权、殖民地贸易使英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中产阶级生活富足而优雅，奥斯丁的小说中年轻的小姐应当结婚，受穷不要紧，但必须有教养，这样才可以嫁给有钱的单身汉。她赋予笔下的女主人公自由独立的精神和良好的教养，如《傲慢与偏见》中聪慧的伊利莎白，她的机智、可爱赢得了达西的倾慕，虽然在经济地位上相差一大截，但在精神层次上是对等的。
张爱玲选择成为职业作家，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窘迫，她所处的时代，中国在经济上是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在夹缝中滋长；政治上是半封建，杂乱的现代文明冲击着愚昧保守的社会。纵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张爱玲，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不容易就大彻大悟”。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在宿命般的困境中力图生存得体面舒适，却最终被社会歧视和男性中心性文化所吞噬。
从个人经历来看，奥斯丁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在乡间度过了漫长而宁静的生活。她所受的教育是靠读家里的藏书，这在当时是妇女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她以一颗无过失的心、无懈可击的品位、近乎严厉的道德作衬托，解释那些偏离善良、诚实和真挚的行为，它们属于英国文学中最可爱的描写”［５］。
张爱玲虽出身阀阅世家，可是时代的沦落使她没有赶上家庭的荣耀，父母离异，经济窘迫，卖文为生，后来与汉奸胡兰成婚姻的失败使得她的作品中没有纯粹的爱与浪漫。她在散文《天才梦》里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
四、结语
简·奥斯丁和张爱玲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小说都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致，聪明而冷静地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人物，通过爱恨情仇的波澜折射出时代气象，显示了命运的不自主，婚姻与金钱的相生相息，以及人性的贪婪和庸俗。
不同之处在于，简·奥斯丁用细致幽默讽刺的笔法描绘出她所处的时代，展示了中产阶级的生活面貌，“从日常平凡的事件中揭示出普遍而深刻的道德涵义，并且在英国文学中第一次全面的探讨了妇女的处境和地位问题”［６］。
张爱玲写尽人情世故，从男女情爱、亲子之爱中揭示人们的普遍生存状态，她“对现代都市文学的贡献是把都市人性的堕落与丑恶，与新文学传统中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成功的结合起来，使之富有较深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又拥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代都市特征”［７］。
参考文献：
［1］［3］弗吉尼亚·吴尔夫著.马爱新译.普遍读者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7］唐金海，周斌.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5］［6］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