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典籍中都有关于疫情的记载。《五行志》较为详细地里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结合。
　　东汉时期是我国疫病流行的爆发期，在其立国195年时间内，见诸史册的大型疫病爆发就有40次之多，平均4-5年就大规模爆发一次，如东汉初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会稽大疫，死者数万”，东汉中期“安帝初，天灾疫”“会稽大疫”“京师大疫”。
　　《三国志·蜀书》中记载：“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三国志·吴主传》中也描述：“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曹操“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可见曹军的粮草后勤或许严重依赖于水路运输，“火烧赤壁”很可能仅仅烧掉了曹操的运粮船。虽然因此造成曹军大量伤亡，但随之而来的缺粮以及疫病爆发才是进一步造成曹军大规模损失的真凶。“七步诗人”曹植记载得尤为详细：东汉末年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传染病大流行，曹植在《说疫气》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亳州凤凰台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贵族墓，墓主人为丁崇，经研究推测为曹操夫人丁氏的族人。这座墓葬中一对共刻有66字的玉制文物，则真实反映出古人对于疫病流行的恐惧心理。其4面均刻有铭文，一件上刻有“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龍，赤蠖刚瘅，莫我敢当”34字，因首句正月刚卯四字，遂得名“刚卯”。另一件上则刻有“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玺固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赤疫刚瘅，莫我敢当”32字，因句首为疾日严卯4字，遂得名“严卯”。 铭文中的“赤蠖、赤疫”指的是给人传播疫病的恶鬼，而刚瘅就是劳累过度导致的疾病，两者合用泛指流行疫病。而每个铭文的最后一句皆为“莫我敢当”4字，意为这些疫病在“祝融、夔龙”等神明的庇护下会远离佩戴之人。佩戴刚卯和严卯蕴含了古人希望远离疫病的美好愿望，而据史书反映，东汉时期上至百官大臣，下至读书之人皆佩戴之，可见其盛行一时，而这也反映出东汉时期疫病大规模流行的状况。
　　在长时期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总结出了丰富的防疫经验，提出了许多确实可行的防疫措施与方法。在周朝，人们就用含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及草木灰来防疫杀虫。《月令辑要》一书记载：“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围室，云避虫蚁，又以灰围仓，云避鼠也。”而虫蚁、鼠是一些传染病的传染源。
　　传染病给人类带来的极大危害，亦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政府就制定了指定医生检查麻风病人的专门法律。先秦时期，人们便已经意识到了家禽、牲畜和传染病的关系，因此开始实行人畜分离，为牲畜设立单独的“圈”。此外，古人对于饮用水源的保护也极为重视，例如为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有载“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的便是这个意思，而在疫病爆发时，也会将药物直接撒入井中用来防疫。到东汉时，人们已经养成不食病死牲畜的习惯，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二十四》中便有“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的记载。
　　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朝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详细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晋朝为保护皇帝及朝廷官员，规定官员家中发生传染病，如有3个以上的亲属被传染，即便官员自己没有被传染，也不得入宫，为期100天。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公元568年，河南汲郡首次出现了寺院传染病院。在西山寺，僧人们设立病房，“收养疠疾”患者。北魏先“于别坊遣医救护”，后又成立医馆。南齐还出现了私人医院，以弥补国家力量的缺失。隋朝与秦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唐时，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赠药、埋葬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寺院中设立医院也很盛行，武则天还设专使加以管理。
　　隔离这一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遭到极大的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3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