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的珍贵内涵。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发端,中华文明不仅培育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对其进行认识、剖析和反思,对于正确地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对于形成我国企业文化的民族特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伴随中国走过了充满曲折的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争论达到了又一个高潮。改革与开放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历史上一切社会转型时期一样,必然带来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这场反思从总结“文化大革命”开始,涉及到民主与专制、个人与集体、领袖与群众、人治与法治等领域。其成果是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社会中封建残余思想的种种表现和消极作用,其弊病则是有人借反封建之名,行否定社会主义之实,甚至要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这场反思的深入与对外开放是分不开的,两者如影随形。一个在客观上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的社会突然打开了窗户,西方文明猛然展现在10多亿人面前。现代化的家用电器,高水平的物质享受,以及摇滚乐、霹雳舞、卖淫、凶杀、吸毒,连同个人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人生观一起涌来,强烈的社会反差使中国百姓瞠目结舌,中华古老的文化传统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
　　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一场以“中西文化比较”为内容的、对中华文明的深入反思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在这场反思中,大体上可以归纳出三种思潮:
　　一是“民族虚无”论。持这种观点的人特别欣赏台湾学者柏杨那本《丑陋的中国人》的主张,把民族传统文化视为“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贬得一无是处。他们公开宣称,应该“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态”,“根本改变和彻底重建中国文化”,“要反传统,要全力动摇、瓦解、震荡和清除旧传统”。那么,按照怎样的模式来重建中国文化呢？只能是“全盘西化”,即“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整个上层建筑统统搬到中国来”。
　　二是“儒学复兴”论。持这种观点的人看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和消极面,不加分析地盲目肯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的儒学将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得到复兴。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解放后对封建文化糟粕的批判是“搞错了”,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新问题统统归结为放弃儒学的后果,甚至主张大搞尊孔活动,似乎只有从形式到内容完全恢复儒学,才是振兴民族精神的唯一途径。更有甚者,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或者企图歪曲和篡改历史,走入了唯心史观的歧途。
　　三是“中西合璧”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的现代文化应该把二者的优点集中起来,但对两种文化优劣扬弃的具体分析却不尽相同。我们认为,美国和欧洲的有益的管理经验应该积极吸取,拒绝学习和盲目排外都是愚蠢的,但我们绝不能照搬它们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保守因素应该抛弃,但其重视伦理道德的群体价值观却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文化遗产。1990年8月1日,著名美藉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对新加坡记者谈到:“我在美国住了45年,我认为今天的美国危机四伏,不可效仿。假如说20世界是美国的世纪,那么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不是美国的世纪。”原因何在？可以认为完全在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个人至上主义推到了极端”。作为对中、美两国文化都有深切体会的杨振宁先生,他的看法对中国企业界如何学习和借鉴外国管理经验,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怎样正确地评价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反思过程中,企业文化这块冻土开始冰雪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