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县，俗称“故绛”。据《左传》载，系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县”的地方，故有“天下第一县”之称。这里是华夏农耕文化的起源、发展之地。
　　绛县地处晋南的黄土高原，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温暖干燥多风;夏季高温，日照充足;秋季凉爽，雨量充沛;冬季寒冷，雨量稀小。同时土质疏松，适宜耕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再加上先辈们坚忍不拔的劳作，使这里成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并由此衍生出了厚重的农耕历史文化，形成了先民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两处考古发掘地诠释故绛农耕文化的久远源头

　　农耕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之一，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
　　绛县的农耕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
　　20世纪50年代，绛县周家庄遗址被发现。自200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研究中心组织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始，此后2007年秋、2008年春、2008年秋、2011年3月、2012年与2013年春季，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周家庄遗址多次进行发掘。该遗址位于绛县横水镇周家庄村东，遗址里有一条长1000余米的深沟，在沟壁断崖上遍布许多灰坑。遗址面积约为500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厚约3米，有绳纹灰陶片及彩陶片;采集标本有石铲、石斧、石镞、石镰、骨针等文物。众残片口沿观察有鬲、盆钵、小口罐等。专家称，周家庄遗址是一处仰韶、龙山时期的大型环壕聚落。1962年，周家庄遗址被山西省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的石铲、石斧、石镞、石镰、骨针、鬲、盆钵、小口罐等文物正是故绛先民最早使用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是故绛先民最原始、最朴实、最率真的农耕文化生活化的体现。

　　无独有偶。2018年3月起，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组队，在绛县西吴壁遗址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至2019年11月，发掘出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秦、汉、宋等时期的大量遗存，其中以二里头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冶铜遗存最丰富和最具特色。该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木炭窑等。一座地穴式房址地面上出土了很多铜炼渣、残炉壁等，与冶铜活动存在直接关系。一座大型近椭圆形直壁坑内存在多层自南向北的倾斜堆积，其中包含大量铜矿石、残炉壁、铜炼渣、木炭，还有鼓风管，以及石锤、石砧等与冶铜相关的遗物。此坑旁边有一座规整的地穴式小型房址，其北壁有一经过烧烤的圆锥形壁龛，或许与某种祭祀活动有关。距这组遗迹不远处发现一组木炭窑，窑中部为一座地穴式操作间，三座近圆形木炭窑室分别位于操作间的北、西、南部，东部为出入通道。这些迹象表明附近曾存在冶銅作坊，使用木炭炼铜。已确认两座残存底部的冶铜炉，在其中一座冶铜炉下发现了埋有人骨的奠基坑，应与铸炉炼铜的祭祀仪式相关。两座冶铜炉之间有很大一片活动硬面，串联起多个与冶铜相关的遗迹。在遗址中南部发现一处窖穴集中分布区，在不足17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出十余个二里岗文化时期的袋形窖穴，可能是当时仓储区之所在。该区域还发现一座深逾15米的水井，井壁上可见排列整齐的脚窝。陶器主要有鼓腹罐、深腹罐、鬲、赢、蛋形瓮、敛口瓮等;二里岗文化时期主要有鬲、赢、大口尊、盆、深腹罐、豆、簋、蛋形瓮等。两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分别属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石器主要有锤、杵、砧等，其中一些沾染铜锈，多属敲砸矿石或炉渣用的冶铜工具。两个时期皆出土了少量残断的陶、石范，所铸应为一些小型工具。该遗址荣膺“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这一发掘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个重要空白，也诠释了故绛农耕文化跌宕起伏的发展演变过程。

大量权威遗址遗存印证故绛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

　　在绛县，可以印证故绛农耕文化的遗址遗存不胜枚举，比比皆是。
　　尧王故里。绛县尧寓村是尧王故里。传说远古时期的尧王曾带领大部落长期在此生产、生活。尧寓村收集珍存的能够反映和佐证帝尧故里的古石碑、古石匾五块，古灰坑、古陶帘、灰层等遗址多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近年来在尧寓村发现的1650多年以前的“唐尧寓处”石碑。该碑半圆顶，碑高92厘米，宽47厘米，碑阳以斜锥阴刻“唐尧寓处”四个楷体字，上款竖刻：大晋永和二年孟春创立。下款补刻：大清康熙五十四年重刊。此碑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帝尧史迹的重要碑石。另外，尧的足迹遍及全县，有初建都时的“尧都村”、尧巡视时住过的“宿尧村”、尧王领兵打仗停过的“尧寺头村”等。所以，尧寓村荣获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称号;“尧王故里传说”“尧的祭祀”“尧香名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尧的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尧寓村，还出土有石锄、石铲、石斧、石刀、陶碗、砂陶等完整器物100余件，流传有数十个尧王的民间传说，包括当时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畜牧驯养以及经济制度等。可以说，这些由尧带领先民创造的农耕文化的遗迹，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人文精神，并由此而浸润到农耕文化之中，从而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迄今，尧时期脍炙人口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仍在故绛大地流传。
　　舜耕历山。舜耕历山源自舜王坪，舜王坪原系绛县、垣曲、沁水三县界山，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闫镇划归翼城，绛县虽失去“界山”角色，但与历山是咫尺之遥，从本县磨里峪即可直达。舜王坪为历山之巅，海拔2358米，是中条山的最高峰，也是晋南海拔最高点，峰顶有总面积为5400余亩的天然草地，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可观赏性亚高山草甸。《孟子》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耕于历山……”舜王坪传为舜当年躬耕之地，故名舜王坪。相传，舜把石头捡出，拔荆棘而造成平地，用两头大象耕地，舜不打象，只敲筐箩，象耕地深细，庄稼长势旺盛，地中长出草，群鸟飞来，用嘴衔去杂草，这就是“象耕田鸟耘草”。舜种的庄稼长势好，收获丰盈，周围群众都赶来向舜求教学习。同时舜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躬耕历山，为了遮风避雨，拒害狼虫，他发明了用土石垒墙，用树枝茅草泥巴盖顶的造屋技术，加之舜能干善良，生活勤俭，待人和气，名声越传越远，这样就有了后来“尧王访贤”的传说。
　　凤岗叠翠。凤岗叠翠因后稷之母姜嫄圣母而名。姜嫄，姜姓，名螈，帝喾元妃，周族始祖后稷之母。《诗·大雅·生民》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又据《史记·周本纪》载，姜嫄为帝喾元妃，在荒野践巨人迹，身动而有孕，遂生后稷。传说姜嫄的娘家在绛县柳庄村。有一次姜螈外出，踩到了巨人的足迹，回来后发现自己已经怀孕，过了一段时间肚子越来越大，心里感到奇怪，通过卜筮，又向神祈求，最终孩子生了下来。她认为这孩子是不祥之物，便把他扔到了巷子里，牛羊都躲开孩子不踩。于是，她又将这个孩子丢进中条山冷口峪一带，却被一只刚生下虎仔的老虎哺乳长大。后来人们便将大老虎哺乳的地方叫作“大虎峪”，把小老虎出现的地方叫“小虎峪”，一直到现在，依然没变。姜嫄去世后，人们便将其葬在冷口峪的凤岗上，其墓地、庙宇至今仍在，祭祀不断。“凤岗叠翠”成为绛县“十大景”之一，录入明清《绛县志》。

　　后来，姜嫄给儿子起名为“弃”，意思是儿子被抛弃过。弃长大后，氏族推选他当了首领。他起早贪黑，带着氏族里的人们春种秋收，干各种农活，比起那些一味靠打猎和采集野果的氏族就安定、富裕多了。当时担任部落联盟大首领的尧听说弃精明强干，擅长于农业生产，就让他掌管全联盟的农业生产，官名叫“后稷”，人们习惯地称弃为“后稷”。后稷教民稼穑，创建了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舜帝表彰了他的功德，《史记》《诗经》都详细记载和颂扬了他的创业精神。
　　這一由尧、舜、稷传承发展的农耕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其主要内涵，有学者概括为“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八个字。同时，也蕴含了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厚德载物、为民造福的精神。数千年来，这一农耕文化浸入到故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衍生的节奏与智慧充满着一种自然的审美。

薪火相传的故绛农耕文化光前裕后

　　故绛先民，从茫茫历史中迤逦起身，一路摇曳，砥砺前行，走进农耕文明，不仅留下了诸多吉光片羽的人类文明历史遗存，而且谱写出辉煌灿烂的农耕文化篇章，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史载，西周初年，周成王剪桐封弟叔虞于唐地。叔虞为侯后，改唐为晋，励精图治，发展农耕，域内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周成王十一年（前1032年），唐叔虞到绛地田间视察，欣见麦田异茎同穗者甚多，觉得河清社鸣，天降祥瑞，乃“瑞麦”也，遂挑选一株长有九穗的麦禾献给周成王。周成王命叔虞将瑞麦送往东土馈赠周公旦，写作《馈禾》吟诵;周公旦接受赐禾后，赞美周成王之命，以《嘉禾》颂之。绛地因长有“瑞麦”、盛产粮食而誉满天下。在绛县古县衙大堂东墙上，嵌有一通《绛县瑞麦图》石刻，记载“唐叔虞呈献瑞麦”的事迹，世代相传，感人至深。
　　与“瑞麦”媲美的还有被评为2005年“全国七大考古成果”之一、又喜获全国田野考古一等奖的绛县横北村发掘的西周佣国墓群中发现的棺罩即“荒帷”，富丽堂皇，千年难得。荒帷图案中的凤鸟造型，与常见于西周中期青铜器上的凤鸟纹饰风格相同。北壁的画面图案保存较完整，每组图案中间是一个大凤鸟纹的侧面昂首形象，翅上扬，两腿与利爪健硕有力，尾部下卷，气势磅礴。大凤鸟前后分别是上下排列的多只小凤鸟。专家称：这是中国考古发现的西周时期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遗迹。荒帷的出土为两周宗法礼制制度和农耕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数千年农耕文明的滋养孕育下，绛县自古农业发达，物产丰饶富足，也造就和赋予了故绛儿女勤劳质朴、耕读传家的优良品质。无论是“旧晋都”在绛县的84年，还是“绛侯封邑”的西汉时期，晋文公、周勃等当政者鼓励农耕、修治道路、便利通商、减免赋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举措都赋予故绛农耕文化以厚重的内涵，注入强劲的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绛县农耕文化日新月异，方兴未艾。20世纪50年代，绛县涌现出山西省“棉花八仙”，其中之一的姚文章时任绛县南樊乡郇王村村长、高级社主任，从1952年起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劳动模范。1953年铺沙种棉400亩，平均亩产276斤，比不铺沙的增产2倍，创造了铺沙种棉早熟高产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绛县南柳大队又以学习毛著、引渠建库、闸沟造田、保持水土、兴修水利的艰苦奋斗事迹而闻名全国。当年，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曾给予报道。1966年秋天，华北区还在绛县开了现场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这一时期，全县主要粮食作物就基本实现了优种化。特别是玉米单交种和双交种的制种已成为全省重点繁殖示范县，全国“两杂”制种现场会于1965年在绛县大交召开。21世纪初，绛县县委、县政府以中国农科院、中科院西安分院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实施调整品种结构、引进前沿技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战略，先后兴建高效农业中心园区1个，高效农业先导区10个，引进新品种、新成果、新技术380项，示范面积22600亩，每年新增农业产值17200万元，实现利税5160万元，2001年，绛县荣膺“全国先进科技示范县”称号。

　　近年来，绛县县委、縣政府以建设十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为引领，按照“扩规、提质、强管、增效、创牌”的要求，加强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为内容的“三品一标”基地建设，推动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发挥特色产业优势，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山楂、大樱桃和中药材生产突飞猛进。山楂是绛县传统名牌产业，1987年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7大山楂基地县之一，目前有12万亩地标认证，1万亩绿色食品认证，遍布全县10个乡镇，山楂制品有6大系列150余个品种，销往全国各地及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大樱桃，绛县自2000年开始在中国农科院的指导下启动这一产业，迄今全县发展大樱桃5万亩，总产量7千万公斤，年产值达8亿多元，拥有史村、东录、范璧等10个大樱桃专业种植村，成为华北最大的樱桃种植基地，被誉为“樱桃之乡”。县里已连续举办3届大樱桃文化节，反响热烈。绛县中药材生产势头迅猛，全县各类中药材种植达4万余亩，由制药、批发、进出口、零售一体化的企业牵头，形成产学研紧密结合、高标准、多品种、上规模的中药材产业化、规范化基地，滚动发展，极富活力。绛县山楂、绛县大樱桃、绛县黄芩、绛县连翘和绛县柴胡分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0年12月7日，绛县荣获农业农村部等7部委“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荣誉。
　　为了直观地展现农耕过程，深刻地体现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艰苦奋斗的精神，绛县依托水丰林密、山色秀美及10处国保单位的优势，正在多方位、全链条积极推进紫家峪、陈村峪、里册峪等六大峪口，文庙、东华山、紫云寺等八大景区和柳泉农业示范园、新庄草莓示范园、横岭关蓝莓采摘园、郝家窑休闲观光养生园等十大农业园区相互配套、相互依托、相互融合，打造出具有绛县特色的全域旅游，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融合新路，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促进农耕文化与旅游产品的结合，让游客们不仅能把农耕文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还能捧在手里。
　　源起于故绛大地的农耕文化已成为我国农耕文明起源、发展的文化符号，在继往开来的持续传承中，必然生发出一种流景映辉的耀眼光芒。
　　绛县，一方承载华夏农耕文化的文明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