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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开春，新中国政权巩固，生机勃勃。我的老家山西省平遥县侯郭村真正是新社会、新气象。就说我家吧，我父亲在太原当工人，1949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提拔为干部。我的母亲也不甘落后，是村里宣传《婚姻法》、抗美援朝和参加互助合作的积极分子。她正是在1952年人的党，劳动人民扬眉吐气。政治地位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子女求学读书的重视。我那年8岁，就是在这一年年假之后，“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走进了村里的文昌庙——我们村的初级小学校。
我们村在平遥县城北4公里，这里地处晋中盆地，一马平川。《平遥县志（1997～2011）》（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2016年4月第1版）记载：侯郭村原属道备村，早年有村民侯忠礼官居知府，另一郭姓村名也做官，以二人官位论次，故名侯郭。这个村子说小不小，1952年时就有300来户[据《平遥县志》（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9年8月第1版）：1949年时，侯郭村有1100人，耕地2891亩]。说大不大，村里只有初级小学，就是只有一至四年级。当年，初小毕业也是一种学历，初小毕业证就是证明证件。毕业后想继续上学，就得到南政村、王家庄这些有高小的大村去考，考上了才能上高小。高小是高级小学的简称，即不仅设一至四年级，还设有五至六年级。高小也称完小，即完全小学。完小毕业也有毕业证，完小毕业证是比初小毕业证高一档的学历证件。
现在的学校放暑假与寒假。1952年我上初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是一年三放假：放年假（春节）、麦假（收麦时候）和秋假（收秋时候）。一学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上学时是在年假之后，叫作“春季始业”。
1952年年假过罢，新学年就要开始了。一天上午，我母亲领着我到学校去报名。学校在最东头村外的文昌庙。文昌庙坐东朝西，庙门直对着的是文昌庙街。我家住村最西边的“西头起”。从我家到学校得过两条街，至村里的主干道南北正街与文昌庙街丁字路口的五道爷小庙后沿文昌庙街东行，出村，顶到头，跨过一座架在从道备村南来的南北向水渠上的小石桥才到学校。文昌庙面阔3间，庙门居中，顶部有平出1米多的庑廊。南面是钟楼，北面是鼓楼。这是一个四合院，南北房各3间（原南房为弥勒殿，北房为地藏殿）。东房为正，面阔5间，也有平出庑廊。老师占一明两暗，既是教研室，又是宿舍。南北两端房间均是神龛，原来分别塑日光大仙与月光大仙，但如今空空如也。院里西北有一株老槐。当时，我是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怯生生地去东房见老师。不知什么原因，朦朦胧胧以为这文昌庙里供的应该是老师的祖师爷孔圣人，而早就听我的二爷爷讲过，见孔圣人是定要下跪磕头的。谁知进屋一看，不见泥胎神像，也就省下了这一跪。我就这样上学了。最神秘的是东房，即正殿（后来知道叫菩萨殿）。正殿是堂楼，南侧有砖砌楼梯可拾阶而上到达房顶。顶上平坦，方砖铺就。顶上南侧建有魁星楼。那魁星面目狰狞，全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长着两只角。他右手拿着一管大笔，左手持一个墨斗，据说那是朱笔点科场高中用的。2012年1月30日，我与母亲、妹妹等多人自驾车回平遥，参加我三舅的儿子、我表弟冬慧的婚礼后，专程去看文昌庙，见魁星樓楹联是：笔点青云育亿万人灵秀光开紫报耀千百世文明，横批：文星高照。这是后话。
1952年初级小学国语课本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破除封建迷信运动如风卷残云。我们村里狐爷庙（狐突庙）、老爷庙（关帝庙）、真武庙等庙里的泥胎神像很快就被搬掉了，文昌庙里第一层殿里的泥胎神像也已荡然无存。但正殿堂楼上的文昌殿里文昌爷却仍然端坐。我们学校有老师两三个，学生五六十。一、三年级在北面的教室，二、四年级在南面的教室，教室东西两头各有一块在墙上抹的黑板，复式教学。老师上课先给一年级讲，讲完了，一年级写字做题复习;老师再调头给三年级讲。我们学校的硬件还行，课桌是八字腿长桌，坐的是八字腿长凳，当然都是木头的本色，没有油漆。书包里也装得简单，一本是国语，一本是算术，再就是一块石板，一两根石笔，还有石板擦。特别羡慕有的同学有玉石笔。当然，如果要上写大字课，书包里还要带墨、砚瓦（砚台）、毛笔、麻纸、仿影等。村里没有电，上下课时没有电铃，而是老师拿着铜铃摇晃：“叮铃，叮铃……”
我开始认字读书用的竟然是手抄本，报名时早就交足了学杂费、课本费，可学校发书的时候，却唯独没有我的国语课本。上课了，看到其他同学都打开了崭新的图文并茂的课本，可自己却没有，只能一课一课地自己抄，心头那是一股什么滋味啊！问老师，老师说是少订了一本。教我国语的是王老师。王老师是我们村北面邻村道备村东庄人，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当过阎锡山二战区的军官。偏偏缺了我的国语课本，怎么解释？王老师尴尬作难，他的补救办法就是用仿纸（指练写毛笔字用的麻纸）对折，用白线缝边，订成了一本，用毛笔工工整整给我抄了一本国语课本。手抄书如同正规课本一样，用繁体字、竖排，我这国语课本成了有别于其他同学的独一无二的线装书。尽管正规课本几乎每课都有配图，而我的手抄本一张图画也没有，但我仍把它当成了宝贝。我的母亲也非常珍惜，为防止卷角，给这书的两个角都打了蜡。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国语前几课仍依稀记得。第一课是：“人”;第二课是：“一个人”;第三课是：“一个人两只手”;第四课是：“左手和右手”……但2020年12月，我向山西大学数学系六三级我的同班同学张仙果、葛仁义、郭兴子求证时，在他们的记忆里，第一课是“人一个人”;第二课是“手左右手”;第三课是“一个人有两只手”。前些时，经好友贾大锦先生发来他收藏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山西省印刷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发行的1950年太原初版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一册”确认，我的3位老同学回忆比较准确。但第二课应为“手左手右手”，第四课是“工人做工”;第五课是“农人种地”……
1952年4月25日出版、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印的《山西政报》第四卷第八期
在我的记忆里，1952年之所以特殊，还在于从这年起小学实行“秋季始业”，即秋季开学成了新学年的开始。我本该是上一年级二学期的课了，却还得从一年级第一学期重新开始学。同时，改变了一年三放假的旧习，小学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即每年只放暑假和寒假。还有一个变化是“国语”改成了“语文”。新的语文第一册第一课是“开学了”;第二课是“我们上学”;第三课是“学校里同学很多”……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的新中国让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对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人民有着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对领袖毛泽东主席，人民充满了由衷的敬爱之情。多少年过去，对语文课本里《吃水不忘挖井人》那一课，不记得是几年级第几学期第几课了，但内容铭刻在心间：当年在中央苏区，毛主席带领瑞金沙洲坝军民开挖一口甜水井，解决了红军和老百姓吃水困难。那口井边立的石碑上的碑文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我们那时没有专设思想品德课，没有专设道德与法制课。那时讲的是五爱道德教育。五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其源是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该条条文是：“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我们也学写毛笔字，记得仿影上是：“种田要学李顺达，植棉要学曲耀离。”当时只知道李顺达是平顺县出来的劳动模范，曲耀离是解县出来的植棉能手。长大后才知道，早在1952年3月，国家农业部奖励1951年农业爱国丰产模范，山西第一批受奖的有17个单位和个人。其中就有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曲耀离等人。王老师看似邋遢。天热，我们上学常见他从道备村东庄到我们校门口的渠沿上走来，穿长袖衣衫卷起，不系扣敞胸露怀，趿拉着鞋。他儿子和我同班，尽管政府一再强调禁止对小学生体罚和变相体罚，他的儿子却没少挨过他的拳头。但王老师肚里有货，教我们读书时摇头晃脑，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就像领着我们在歌唱，那才叫真正的朗诵。前几年回村，在曾任村生产大队支部书记20多年的同班同学王永才那里得知，王老师名士杰，“文革”中因历史问题可没少受苦。
文昌庙门
那时没有音乐课这个名称，就叫唱歌课。我们学校没有专职的体育课老师，更没有专职的唱歌课老师，但我们也上体育课、唱歌课。地点就在校门外不远处的一块打麦场，那就是我们的操场。我刚上学时，老师就教第一套广播体操。早上一到校，第一件事就是在校园里集体做广播操。做操时，只听老师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口令，却没有广播，因为没有电。不知要多久，才会有县上或外校老师来教我们唱歌跳舞。教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歌曲：“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教跳集体舞：“咪哆哆发咪来，来哆西哆来索索，哆哆咪，来来发，咪来哆西哆哆哆……”教唱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的歌曲：“天山顶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新疆各族人民喜洋洋……”这歌曲是边歌边舞。只是这“天山顶上”老师用普通话教，我听作是“天上顶上”。我长时间不能理解，这“天上顶上”是什么地方？最难忘的是那时我们都学会唱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谱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首歌唱出了新中国少年儿童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唱出了当时我们的心声。68年后的2020年10月18日，央视三位记者乘飞机专程来太原家中采访关于我上初小时所用课本及学习生活的情况。两个月后的12月23日晚8时，央视CCTV4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新中国课本》第一集《基业初创》播出，我荣幸地以“刘大寿77岁新中国第一套小学教科书使用者”亮相，而画面正是我在动情地唱这首歌。
当时的课程应该有国语、算术、体育、唱歌、图画五门，不记得上过图画课。考试先是百分制，后来学苏联，改成了5分制。几年级改的记不清了，但1956年的初小毕业证上毕业成绩都是用5分制。
今日侯郭村小学
一段时间，老师是吃派饭的，轮流到學生家里去吃。家家都对老师高看一眼，以老师到家吃派饭为荣耀。因此，每逢派饭到家，家里都会千方百计给老师吃“好面”。白面在我们老家那些年就叫“好面”。我记得教我算术的张老师到我家吃饭，母亲给吃的就是好面“切疙瘩”。母亲说了许多要求张老师严格管我、好好教我的话。张老师叫张振奋，后来举家迁到我们村落了户。到了五月端午一大早，我们这些小学生人人都提着四五个粽子去上学，在文昌庙街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老师的办公室里就成了粽子的展览会。这粽子多年后我给起名叫“尊师粽”，就此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尊师粽》。这篇短文还获得了《太原晚报》2005年首届“江南·汨罗仙粽”粽子文化节征文二等奖。 那时不记得有什么课外作业，也不知道什么叫“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农家的孩子当然要学农活。我11岁前就曾在互助组的谷地里学间苗，在棉花地里“打掐”棉花。拾麦穗，打猪草，带着把小镬头去地里捡人家畦边漏收的胡萝卜。冬天、春天都会去地里拾玉米茬子、高粱茬子，把茬子根部的土用小镬头捣落，捆好背回，给家里做饭添柴，烧炕添暖……
我们村北与道备村相连，那时我们村归道备乡。黑夜，偶尔有县里来的放映队在道备村戏台口挂起银幕，“自磨电”（自带发电机发电）放映成渝铁路通车等新闻简报，放映苏联故事片《乡村女教师》等，让我们眼界大开。呦，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那时有规定，小学儿童入学年龄以七周岁为标准。如有特殊情况，得酌予变通处理。但实际情况是同学们的年龄多偏大，参差不齐，相差个七八岁完全正常。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前，多数人家穷，供不起孩子上学。尤其是女孩，不少家长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毒害，根本就不让上学。在读完我三年级后，也就是1955年秋季开学前，我们全家迁往省城太原与老爸团聚。过了两年，我回老家探亲，不成想我原来的同班同学、正在南政村完小上学的王月香成了我的六婶婶。
2020年作者在CCTV4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新中国课本》第一集《基业初创》中接受采访
60多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我的小学时光。这些年，每逢回村，我必须去文昌庙看看。因为这是我开笔启蒙、学写“人”字的地方。如今，文昌庙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院里的那株老槐依然枝叶茂盛，有人用红布围裹树干，期望“有求必应”。村里的学校早已迁至村东南，成了有着一至六年级的高级小学，并与村里的幼儿园同院。面积大多了，建筑、教学设备现代化程度不比城里的学校差。村内有德育基地、农家书屋、文化大院等等。我们村尊师重教的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大约是2009年初，我从《山西日报》上看到，由村里企业家资助，我们村里小学老师吃饭不要钱，村里率先在晋中市设立了教育基金会，凡当年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村里都有重獎，而这奖金一部分来源于校友的捐赠。我坐不住了。要知道，我是从这个村、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呀。2009年6月7日一大早，我坐着侄儿开的车直奔侯郭村，在村里向村党支部书记和学校校长郑重捐赠1000元，向母校表达一份小小的心意，期望母校越办越好。
我们村在平遥县城北4公里，这里地处晋中盆地，一马平川。《平遥县志（1997～2011）》（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2016年4月第1版）记载：侯郭村原属道备村，早年有村民侯忠礼官居知府，另一郭姓村名也做官，以二人官位论次，故名侯郭。这个村子说小不小，1952年时就有300来户[据《平遥县志》（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9年8月第1版）：1949年时，侯郭村有1100人，耕地2891亩]。说大不大，村里只有初级小学，就是只有一至四年级。当年，初小毕业也是一种学历，初小毕业证就是证明证件。毕业后想继续上学，就得到南政村、王家庄这些有高小的大村去考，考上了才能上高小。高小是高级小学的简称，即不仅设一至四年级，还设有五至六年级。高小也称完小，即完全小学。完小毕业也有毕业证，完小毕业证是比初小毕业证高一档的学历证件。
现在的学校放暑假与寒假。1952年我上初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是一年三放假：放年假（春节）、麦假（收麦时候）和秋假（收秋时候）。一学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上学时是在年假之后，叫作“春季始业”。
1952年年假过罢，新学年就要开始了。一天上午，我母亲领着我到学校去报名。学校在最东头村外的文昌庙。文昌庙坐东朝西，庙门直对着的是文昌庙街。我家住村最西边的“西头起”。从我家到学校得过两条街，至村里的主干道南北正街与文昌庙街丁字路口的五道爷小庙后沿文昌庙街东行，出村，顶到头，跨过一座架在从道备村南来的南北向水渠上的小石桥才到学校。文昌庙面阔3间，庙门居中，顶部有平出1米多的庑廊。南面是钟楼，北面是鼓楼。这是一个四合院，南北房各3间（原南房为弥勒殿，北房为地藏殿）。东房为正，面阔5间，也有平出庑廊。老师占一明两暗，既是教研室，又是宿舍。南北两端房间均是神龛，原来分别塑日光大仙与月光大仙，但如今空空如也。院里西北有一株老槐。当时，我是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怯生生地去东房见老师。不知什么原因，朦朦胧胧以为这文昌庙里供的应该是老师的祖师爷孔圣人，而早就听我的二爷爷讲过，见孔圣人是定要下跪磕头的。谁知进屋一看，不见泥胎神像，也就省下了这一跪。我就这样上学了。最神秘的是东房，即正殿（后来知道叫菩萨殿）。正殿是堂楼，南侧有砖砌楼梯可拾阶而上到达房顶。顶上平坦，方砖铺就。顶上南侧建有魁星楼。那魁星面目狰狞，全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长着两只角。他右手拿着一管大笔，左手持一个墨斗，据说那是朱笔点科场高中用的。2012年1月30日，我与母亲、妹妹等多人自驾车回平遥，参加我三舅的儿子、我表弟冬慧的婚礼后，专程去看文昌庙，见魁星樓楹联是：笔点青云育亿万人灵秀光开紫报耀千百世文明，横批：文星高照。这是后话。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破除封建迷信运动如风卷残云。我们村里狐爷庙（狐突庙）、老爷庙（关帝庙）、真武庙等庙里的泥胎神像很快就被搬掉了，文昌庙里第一层殿里的泥胎神像也已荡然无存。但正殿堂楼上的文昌殿里文昌爷却仍然端坐。我们学校有老师两三个，学生五六十。一、三年级在北面的教室，二、四年级在南面的教室，教室东西两头各有一块在墙上抹的黑板，复式教学。老师上课先给一年级讲，讲完了，一年级写字做题复习;老师再调头给三年级讲。我们学校的硬件还行，课桌是八字腿长桌，坐的是八字腿长凳，当然都是木头的本色，没有油漆。书包里也装得简单，一本是国语，一本是算术，再就是一块石板，一两根石笔，还有石板擦。特别羡慕有的同学有玉石笔。当然，如果要上写大字课，书包里还要带墨、砚瓦（砚台）、毛笔、麻纸、仿影等。村里没有电，上下课时没有电铃，而是老师拿着铜铃摇晃：“叮铃，叮铃……”
我开始认字读书用的竟然是手抄本，报名时早就交足了学杂费、课本费，可学校发书的时候，却唯独没有我的国语课本。上课了，看到其他同学都打开了崭新的图文并茂的课本，可自己却没有，只能一课一课地自己抄，心头那是一股什么滋味啊！问老师，老师说是少订了一本。教我国语的是王老师。王老师是我们村北面邻村道备村东庄人，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当过阎锡山二战区的军官。偏偏缺了我的国语课本，怎么解释？王老师尴尬作难，他的补救办法就是用仿纸（指练写毛笔字用的麻纸）对折，用白线缝边，订成了一本，用毛笔工工整整给我抄了一本国语课本。手抄书如同正规课本一样，用繁体字、竖排，我这国语课本成了有别于其他同学的独一无二的线装书。尽管正规课本几乎每课都有配图，而我的手抄本一张图画也没有，但我仍把它当成了宝贝。我的母亲也非常珍惜，为防止卷角，给这书的两个角都打了蜡。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国语前几课仍依稀记得。第一课是：“人”;第二课是：“一个人”;第三课是：“一个人两只手”;第四课是：“左手和右手”……但2020年12月，我向山西大学数学系六三级我的同班同学张仙果、葛仁义、郭兴子求证时，在他们的记忆里，第一课是“人一个人”;第二课是“手左右手”;第三课是“一个人有两只手”。前些时，经好友贾大锦先生发来他收藏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山西省印刷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发行的1950年太原初版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一册”确认，我的3位老同学回忆比较准确。但第二课应为“手左手右手”，第四课是“工人做工”;第五课是“农人种地”……
在我的记忆里，1952年之所以特殊，还在于从这年起小学实行“秋季始业”，即秋季开学成了新学年的开始。我本该是上一年级二学期的课了，却还得从一年级第一学期重新开始学。同时，改变了一年三放假的旧习，小学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即每年只放暑假和寒假。还有一个变化是“国语”改成了“语文”。新的语文第一册第一课是“开学了”;第二课是“我们上学”;第三课是“学校里同学很多”……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的新中国让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对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人民有着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对领袖毛泽东主席，人民充满了由衷的敬爱之情。多少年过去，对语文课本里《吃水不忘挖井人》那一课，不记得是几年级第几学期第几课了，但内容铭刻在心间：当年在中央苏区，毛主席带领瑞金沙洲坝军民开挖一口甜水井，解决了红军和老百姓吃水困难。那口井边立的石碑上的碑文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我们那时没有专设思想品德课，没有专设道德与法制课。那时讲的是五爱道德教育。五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其源是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该条条文是：“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我们也学写毛笔字，记得仿影上是：“种田要学李顺达，植棉要学曲耀离。”当时只知道李顺达是平顺县出来的劳动模范，曲耀离是解县出来的植棉能手。长大后才知道，早在1952年3月，国家农业部奖励1951年农业爱国丰产模范，山西第一批受奖的有17个单位和个人。其中就有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曲耀离等人。王老师看似邋遢。天热，我们上学常见他从道备村东庄到我们校门口的渠沿上走来，穿长袖衣衫卷起，不系扣敞胸露怀，趿拉着鞋。他儿子和我同班，尽管政府一再强调禁止对小学生体罚和变相体罚，他的儿子却没少挨过他的拳头。但王老师肚里有货，教我们读书时摇头晃脑，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就像领着我们在歌唱，那才叫真正的朗诵。前几年回村，在曾任村生产大队支部书记20多年的同班同学王永才那里得知，王老师名士杰，“文革”中因历史问题可没少受苦。
那时没有音乐课这个名称，就叫唱歌课。我们学校没有专职的体育课老师，更没有专职的唱歌课老师，但我们也上体育课、唱歌课。地点就在校门外不远处的一块打麦场，那就是我们的操场。我刚上学时，老师就教第一套广播体操。早上一到校，第一件事就是在校园里集体做广播操。做操时，只听老师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口令，却没有广播，因为没有电。不知要多久，才会有县上或外校老师来教我们唱歌跳舞。教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歌曲：“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教跳集体舞：“咪哆哆发咪来，来哆西哆来索索，哆哆咪，来来发，咪来哆西哆哆哆……”教唱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的歌曲：“天山顶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新疆各族人民喜洋洋……”这歌曲是边歌边舞。只是这“天山顶上”老师用普通话教，我听作是“天上顶上”。我长时间不能理解，这“天上顶上”是什么地方？最难忘的是那时我们都学会唱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谱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首歌唱出了新中国少年儿童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唱出了当时我们的心声。68年后的2020年10月18日，央视三位记者乘飞机专程来太原家中采访关于我上初小时所用课本及学习生活的情况。两个月后的12月23日晚8时，央视CCTV4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新中国课本》第一集《基业初创》播出，我荣幸地以“刘大寿77岁新中国第一套小学教科书使用者”亮相，而画面正是我在动情地唱这首歌。
当时的课程应该有国语、算术、体育、唱歌、图画五门，不记得上过图画课。考试先是百分制，后来学苏联，改成了5分制。几年级改的记不清了，但1956年的初小毕业证上毕业成绩都是用5分制。
一段时间，老师是吃派饭的，轮流到學生家里去吃。家家都对老师高看一眼，以老师到家吃派饭为荣耀。因此，每逢派饭到家，家里都会千方百计给老师吃“好面”。白面在我们老家那些年就叫“好面”。我记得教我算术的张老师到我家吃饭，母亲给吃的就是好面“切疙瘩”。母亲说了许多要求张老师严格管我、好好教我的话。张老师叫张振奋，后来举家迁到我们村落了户。到了五月端午一大早，我们这些小学生人人都提着四五个粽子去上学，在文昌庙街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老师的办公室里就成了粽子的展览会。这粽子多年后我给起名叫“尊师粽”，就此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尊师粽》。这篇短文还获得了《太原晚报》2005年首届“江南·汨罗仙粽”粽子文化节征文二等奖。 那时不记得有什么课外作业，也不知道什么叫“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农家的孩子当然要学农活。我11岁前就曾在互助组的谷地里学间苗，在棉花地里“打掐”棉花。拾麦穗，打猪草，带着把小镬头去地里捡人家畦边漏收的胡萝卜。冬天、春天都会去地里拾玉米茬子、高粱茬子，把茬子根部的土用小镬头捣落，捆好背回，给家里做饭添柴，烧炕添暖……
我们村北与道备村相连，那时我们村归道备乡。黑夜，偶尔有县里来的放映队在道备村戏台口挂起银幕，“自磨电”（自带发电机发电）放映成渝铁路通车等新闻简报，放映苏联故事片《乡村女教师》等，让我们眼界大开。呦，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那时有规定，小学儿童入学年龄以七周岁为标准。如有特殊情况，得酌予变通处理。但实际情况是同学们的年龄多偏大，参差不齐，相差个七八岁完全正常。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前，多数人家穷，供不起孩子上学。尤其是女孩，不少家长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毒害，根本就不让上学。在读完我三年级后，也就是1955年秋季开学前，我们全家迁往省城太原与老爸团聚。过了两年，我回老家探亲，不成想我原来的同班同学、正在南政村完小上学的王月香成了我的六婶婶。
60多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我的小学时光。这些年，每逢回村，我必须去文昌庙看看。因为这是我开笔启蒙、学写“人”字的地方。如今，文昌庙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院里的那株老槐依然枝叶茂盛，有人用红布围裹树干，期望“有求必应”。村里的学校早已迁至村东南，成了有着一至六年级的高级小学，并与村里的幼儿园同院。面积大多了，建筑、教学设备现代化程度不比城里的学校差。村内有德育基地、农家书屋、文化大院等等。我们村尊师重教的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大约是2009年初，我从《山西日报》上看到，由村里企业家资助，我们村里小学老师吃饭不要钱，村里率先在晋中市设立了教育基金会，凡当年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村里都有重獎，而这奖金一部分来源于校友的捐赠。我坐不住了。要知道，我是从这个村、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呀。2009年6月7日一大早，我坐着侄儿开的车直奔侯郭村，在村里向村党支部书记和学校校长郑重捐赠1000元，向母校表达一份小小的心意，期望母校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