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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1日，由于遭遇恶劣的暴风雪天气，一支由8名韩国队员组成的自助式登山队被困新疆的慕士塔格山中。其中，队长崔江勇在登顶过程中下落不明，3名队员也已完全无法行动。就在这生死关头，一场自发的、发生在海拔7100米高度的、为时30小时的国际大营救拉开了序幕……
“攀登这样的‘傻山’不需要拉练!”
崔江勇他们全都来自韩国最大的、名为“绿色朋友”的绿色环保组织。虽然他们此行登山完全属于自发行为，但还是引起了身边同事及亲友、家人的强烈关注与支持。出于一个总联络官的职责，邹江建议他们还是先从BC(大本营)到C1(1号营地)进行两次适应性拉练，然后再登山。
崔江勇当然知道邹江是出于一番好意，但他还是觉得他过于谨慎小心了。于是他拍着胸脯对邹江说：“来之前，我们已经对慕士塔格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攀登这样的‘傻山’(不需要登山技术的山)，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拉练!”
可是由于缺乏登山经验，初次攀登高山的陆战队员赵勇俊和副队长金成勋的身体先后出现极度不适，只好留在了C1和C2营地，崔江勇带着其余的3名队员向设在海拔6900高度的C3营地继续进发。随着慕士塔格海拔高度的不断递增，崔江勇和他的三名队员们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呕吐和腹泻等高山反应。
等到C3营地休息的时候，队员们的反应更加强烈了。尤其是女队员阮知恩和几乎从没有登山经验的李钟赫，完全被腹泻和其他高山反应症状折磨得死去活来。
队长在暴风雪中失踪
在3号营地休整了2天，阮知恩和李钟赫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相反还更加严重了。考虑到签证就要到期，崔江勇只好冒险作出决定，即使自己不能带领回全班人马登顶，他个人也要代表全队登顶慕士塔格。
凡具有一定登山经验的人都知道：登顶的最好时机是在夜晚。可不知什么原因，7月11日这天，崔江勇和郑泰明两人睡到上午12点才起身，或许是感觉到外面的太阳不错，崔江勇只穿了防风抓绒衣就和郑泰明向山顶出发了。终于上到了海拔7000米的高度，一名美国登山队员登顶后正向下返回，看到崔江勇这么晚才开始登顶，于是用英语大声对崔江勇说：“不要再往上走了，冰山之父‘打烊’的时候已经到了!”
“如果今天还不能登顶的话，他和队员们又将有什么脸面去见国内的亲友和同事呢?”崔江勇狠狠心继续向山顶进发。这样向上走不久，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天空骤然变了脸，暴风雪顺着山坡野兽一般倾泻下来。崔江勇难以抑止地哆嗦着，在崔江勇身下积雪已经漫过了膝盖，有些较深的地方甚至没到了他的大腿根部。崔江勇机械地向前挪动着，他身后的郑泰明虽然穿着羽绒衣，但还是感到刺骨的寒冷。
天空更加昏暗，就连雪坡上那只有50米间隔的路旗也无法看见了。郑泰明不敢向前硬闯，蜷缩着身子蹲下来，等能够看到前面的路旗后才又起身继续向前挪行。不知这样过了多久，郑泰明终于登上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平台，强忍内心极度的恐惧找了一圈，可始终也没有找到队长崔江勇的影子。他想，崔江勇一直走在自己前头，没准这时他已经下山了。于是，郑泰明又开始挪两步，蹲一阵地往山下挪。
终于挪回了C3营地，崔江勇却没有回来。郑泰明和队友意识到，队长一定是出事了。可是，外面的天气状况越来越恶劣，虽然众人心里都非常焦急，但也只好第二天再想办法去找队长。
祸不单行，当天晚上郑泰明也倒下了，等到12日清晨已基本处于昏迷状态。阮知恩完全被郑泰明的情况吓到了，她和郑泰明原定登顶回国后就结婚的，可如今未婚夫却是满嘴燎泡不省人事，再看看身边队员们一个个相继倒下，就连他们的主心骨崔江勇队长也下落不明。阮知恩整个人已经完全地陷入悲伤和恐惧的绝望情绪当中，除了哭她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sos，我们需要救助!
绝望的情绪同样笼罩着李钟赫，但他的思维和判断能力还没有完全丧失。由于所有的通讯设备早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李钟赫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登山队员的身上，希望他们能把求救的纸条带回大本营去。李钟赫写好纸条刚出帐篷就看到正准备返回大本营的美国登山队员，李钟赫忙上前叫住他，并把求救的纸条塞到了他手里，嘴里还遍遍地重复着：“sos”美国队员一下明白了李钟赫的意思，他先是进到帐篷里看望了郑泰明和阮知恩，又跑去附近其他登山队的帐篷，把韩国登山队员病倒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一听说有人病倒，c3曹地好几个国家的登山队员纷纷过来看望，瑞士队的一名队员原本准备次日登顶的，他想都没想就把自己身上唯一的一支价格昂贵的高山救命针注射到了郑泰明体内。而俄罗斯队员和另外一名美国队员看到天气略好转一些，便立刻奔赴7000米以上的地区搜寻失踪的韩国队队长崔江勇。可由于天气突然恶化，他们只上到7200米的高度就下山了。下午，看到天气有些好转，两人再次上山寻找。就这样，这两名“洋雷锋”在没有任何登山队敢贸然登顶的情况下，不顾生命安危来来回回地上了3次山，而最高一次搜索到了海拔7400米的高度。
下山送信的美国队员，由于着急赶路才到c2营地就病倒了。但一听说有一支新加坡队准备返回大本营，他便强打精神找到这群新加坡队员，并把韩国队的求救纸条交给他们。新加坡登山队的登山队员接到纸条后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马不停蹄地往大本营赶。7月14日下午15时，新加坡登山队员终于赶到了大本营，连身上的大包都没顾上卸就直奔邹江的帐篷。
一听说是韩国队的纸条，邹江赶紧联系了已被从c2营地救回的韩国登山队副队长金成勋，以及新疆登山协会中国登山队队长杨春风。为了协助韩国登山队进行搜救工作，杨队长在明知此行将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登山队登山进程的情况下，还是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抽调两名中国登山队专门从西藏聘请的高山制作人员组成紧急搜救组，立刻赶赴c3营地搜救4名被困韩国登山队员。由于天气情况极为恶劣，两个搜救人员直到15日才抵达c3营地，到达时他们发现：四名韩国登山队员中已有一人失踪，剩下的三人因长时间被困高山，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
7000米雪线上用生命援救陌生人
在常人的想象中，搜救遇险登山队员不过是一背一抬的事情，但实际却非如此。由于高山地势极为复杂，有些山脊只能勉强通过一个人，尤其是有些雪坡几乎是垂直的，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背抬人下雪坡了，就是他们自己单枪匹马下山也会很吃力。通常情况下，搜救人员在高山上运送遇险人员时都是将需救人员装入睡袋，而后将防潮垫捆绑在睡袋的外面，最后，拉着捆绑遇险人的绳子将他们一路拖拉着前进。
就在两名搜救人员为运送三名韩国登山队员犯愁时，之前帮助过韩国队的4名外国登山队员毅然决定：帮助中国搜救人员将遇险的韩国登山队员运送下山。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仅仅意味着要为了救助素不相识的韩国人放弃难得的登顶机会，还意味着他们可能 会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也没有一点的勉强和为难，4名不同国籍的登山队员与中国的搜救人员两人一组，手拖肩拉着三名素不相识的韩国登山队员，踏上了下山的路。
拖着一个人走在海拔6900米的高山上，尤其是他们的脚上还穿着5～6公斤的高山靴和踏雪板，加之天又下了大雪，踏雪板每踏下去都要下陷20多公分，往上提脚的时候又会带上很多的雪，加上高山靴和踏雪板本身重量，每走一步，大家的心脏就像快要跳出喉咙。走了不久，慕士塔格就又改变了面孔，漫天的暴风雪仿佛要将救援者和三名韩国队员生吞活咽了似的。
对于这6名救援者来说攀登漫长的大雪坡都要简单得多，因为他们只要手拉肩拖地拽着韩国队员一步步向上拖就可以了。但在穿越冰裂缝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严格按照路旗行走，否则他们与三名韩国队员都将会掉进几步外的冰缝中粉身碎骨。尤其是，遇上几乎垂直的冰墙，6名救援者要先把昏迷的韩国队员斜竖在冰墙下，而后再爬上冰墙，一点点地把他们向上拽。
由于担心手套打滑会将韩国队员摔下冰墙，他们只能把绳头拴在自己腰间，然后拉着绳子往自己的胳膊上缠。绳子一圈圈紧紧缠在他们的胳膊，使得他们的胳膊开始时好像要断裂般的剧痛，又麻又冷几乎失去知觉。可就算这样，他们依旧没有一个人撒开绳子，因为他们明白，在自己的身下正拽着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的失去或是继续，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手套磨破了，鲜血染红了他们手中的绳子，就连羽绒服里的羽绒也顺着磨破的双肩散出来，与风雪一起在空中飞舞着。勒在他们肩膀上绳子，就像被钝刀子宰割一样的痛，此时的6名救援者什么都不去想，他们拼命地咬着满是燎泡的嘴唇，一步步地向着c2营地前进。
救援终于成功，他们却匆匆走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6名救援者肩拉手拽地把三名韩国登山队员运送到了c2营地，并与邹江组织的10名柯尔克孜族牧民将三名韩国队员救回了大本营。到达大本营之后，两名瑞士队员顾不上自己已被磨破的双手，再次为三名韩国队员做了体检，并把体检结果以及他们之前曾为郑泰明注射的高山救命针剂作了详细的记录，以便喀什人民医院方面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对韩国登山队员进行抢救。而那位细心的俄罗斯登山队员，他为了给邹江他们提供搜救崔江勇的第一手资料，还将自己与美国队员曾经搜索过的路线画了一个详细的地图。
就这样，整整30个小时的国际大营救终于在16日凌晨12时画上了句号。三名韩国队员也被及时地送到喀什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除脚底轻微冻伤外，三名韩国登山队员已基本完全康复。然而，这4名舍己救人的“洋雷锋”却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匆匆地下山回国了。
2007年7月20日，韩国驻我国大使馆领事崔勇吉致函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中方积极搜救韩国登山队员的行为，正式向新疆登山协会和所有中方搜救人员深表谢意。
“攀登这样的‘傻山’不需要拉练!”
崔江勇他们全都来自韩国最大的、名为“绿色朋友”的绿色环保组织。虽然他们此行登山完全属于自发行为，但还是引起了身边同事及亲友、家人的强烈关注与支持。出于一个总联络官的职责，邹江建议他们还是先从BC(大本营)到C1(1号营地)进行两次适应性拉练，然后再登山。
崔江勇当然知道邹江是出于一番好意，但他还是觉得他过于谨慎小心了。于是他拍着胸脯对邹江说：“来之前，我们已经对慕士塔格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攀登这样的‘傻山’(不需要登山技术的山)，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拉练!”
可是由于缺乏登山经验，初次攀登高山的陆战队员赵勇俊和副队长金成勋的身体先后出现极度不适，只好留在了C1和C2营地，崔江勇带着其余的3名队员向设在海拔6900高度的C3营地继续进发。随着慕士塔格海拔高度的不断递增，崔江勇和他的三名队员们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呕吐和腹泻等高山反应。
等到C3营地休息的时候，队员们的反应更加强烈了。尤其是女队员阮知恩和几乎从没有登山经验的李钟赫，完全被腹泻和其他高山反应症状折磨得死去活来。
队长在暴风雪中失踪
在3号营地休整了2天，阮知恩和李钟赫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相反还更加严重了。考虑到签证就要到期，崔江勇只好冒险作出决定，即使自己不能带领回全班人马登顶，他个人也要代表全队登顶慕士塔格。
凡具有一定登山经验的人都知道：登顶的最好时机是在夜晚。可不知什么原因，7月11日这天，崔江勇和郑泰明两人睡到上午12点才起身，或许是感觉到外面的太阳不错，崔江勇只穿了防风抓绒衣就和郑泰明向山顶出发了。终于上到了海拔7000米的高度，一名美国登山队员登顶后正向下返回，看到崔江勇这么晚才开始登顶，于是用英语大声对崔江勇说：“不要再往上走了，冰山之父‘打烊’的时候已经到了!”
“如果今天还不能登顶的话，他和队员们又将有什么脸面去见国内的亲友和同事呢?”崔江勇狠狠心继续向山顶进发。这样向上走不久，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天空骤然变了脸，暴风雪顺着山坡野兽一般倾泻下来。崔江勇难以抑止地哆嗦着，在崔江勇身下积雪已经漫过了膝盖，有些较深的地方甚至没到了他的大腿根部。崔江勇机械地向前挪动着，他身后的郑泰明虽然穿着羽绒衣，但还是感到刺骨的寒冷。
天空更加昏暗，就连雪坡上那只有50米间隔的路旗也无法看见了。郑泰明不敢向前硬闯，蜷缩着身子蹲下来，等能够看到前面的路旗后才又起身继续向前挪行。不知这样过了多久，郑泰明终于登上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平台，强忍内心极度的恐惧找了一圈，可始终也没有找到队长崔江勇的影子。他想，崔江勇一直走在自己前头，没准这时他已经下山了。于是，郑泰明又开始挪两步，蹲一阵地往山下挪。
终于挪回了C3营地，崔江勇却没有回来。郑泰明和队友意识到，队长一定是出事了。可是，外面的天气状况越来越恶劣，虽然众人心里都非常焦急，但也只好第二天再想办法去找队长。
祸不单行，当天晚上郑泰明也倒下了，等到12日清晨已基本处于昏迷状态。阮知恩完全被郑泰明的情况吓到了，她和郑泰明原定登顶回国后就结婚的，可如今未婚夫却是满嘴燎泡不省人事，再看看身边队员们一个个相继倒下，就连他们的主心骨崔江勇队长也下落不明。阮知恩整个人已经完全地陷入悲伤和恐惧的绝望情绪当中，除了哭她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sos，我们需要救助!
绝望的情绪同样笼罩着李钟赫，但他的思维和判断能力还没有完全丧失。由于所有的通讯设备早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李钟赫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登山队员的身上，希望他们能把求救的纸条带回大本营去。李钟赫写好纸条刚出帐篷就看到正准备返回大本营的美国登山队员，李钟赫忙上前叫住他，并把求救的纸条塞到了他手里，嘴里还遍遍地重复着：“sos”美国队员一下明白了李钟赫的意思，他先是进到帐篷里看望了郑泰明和阮知恩，又跑去附近其他登山队的帐篷，把韩国登山队员病倒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一听说有人病倒，c3曹地好几个国家的登山队员纷纷过来看望，瑞士队的一名队员原本准备次日登顶的，他想都没想就把自己身上唯一的一支价格昂贵的高山救命针注射到了郑泰明体内。而俄罗斯队员和另外一名美国队员看到天气略好转一些，便立刻奔赴7000米以上的地区搜寻失踪的韩国队队长崔江勇。可由于天气突然恶化，他们只上到7200米的高度就下山了。下午，看到天气有些好转，两人再次上山寻找。就这样，这两名“洋雷锋”在没有任何登山队敢贸然登顶的情况下，不顾生命安危来来回回地上了3次山，而最高一次搜索到了海拔7400米的高度。
下山送信的美国队员，由于着急赶路才到c2营地就病倒了。但一听说有一支新加坡队准备返回大本营，他便强打精神找到这群新加坡队员，并把韩国队的求救纸条交给他们。新加坡登山队的登山队员接到纸条后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马不停蹄地往大本营赶。7月14日下午15时，新加坡登山队员终于赶到了大本营，连身上的大包都没顾上卸就直奔邹江的帐篷。
一听说是韩国队的纸条，邹江赶紧联系了已被从c2营地救回的韩国登山队副队长金成勋，以及新疆登山协会中国登山队队长杨春风。为了协助韩国登山队进行搜救工作，杨队长在明知此行将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登山队登山进程的情况下，还是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抽调两名中国登山队专门从西藏聘请的高山制作人员组成紧急搜救组，立刻赶赴c3营地搜救4名被困韩国登山队员。由于天气情况极为恶劣，两个搜救人员直到15日才抵达c3营地，到达时他们发现：四名韩国登山队员中已有一人失踪，剩下的三人因长时间被困高山，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
7000米雪线上用生命援救陌生人
在常人的想象中，搜救遇险登山队员不过是一背一抬的事情，但实际却非如此。由于高山地势极为复杂，有些山脊只能勉强通过一个人，尤其是有些雪坡几乎是垂直的，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背抬人下雪坡了，就是他们自己单枪匹马下山也会很吃力。通常情况下，搜救人员在高山上运送遇险人员时都是将需救人员装入睡袋，而后将防潮垫捆绑在睡袋的外面，最后，拉着捆绑遇险人的绳子将他们一路拖拉着前进。
就在两名搜救人员为运送三名韩国登山队员犯愁时，之前帮助过韩国队的4名外国登山队员毅然决定：帮助中国搜救人员将遇险的韩国登山队员运送下山。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仅仅意味着要为了救助素不相识的韩国人放弃难得的登顶机会，还意味着他们可能 会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也没有一点的勉强和为难，4名不同国籍的登山队员与中国的搜救人员两人一组，手拖肩拉着三名素不相识的韩国登山队员，踏上了下山的路。
拖着一个人走在海拔6900米的高山上，尤其是他们的脚上还穿着5～6公斤的高山靴和踏雪板，加之天又下了大雪，踏雪板每踏下去都要下陷20多公分，往上提脚的时候又会带上很多的雪，加上高山靴和踏雪板本身重量，每走一步，大家的心脏就像快要跳出喉咙。走了不久，慕士塔格就又改变了面孔，漫天的暴风雪仿佛要将救援者和三名韩国队员生吞活咽了似的。
对于这6名救援者来说攀登漫长的大雪坡都要简单得多，因为他们只要手拉肩拖地拽着韩国队员一步步向上拖就可以了。但在穿越冰裂缝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严格按照路旗行走，否则他们与三名韩国队员都将会掉进几步外的冰缝中粉身碎骨。尤其是，遇上几乎垂直的冰墙，6名救援者要先把昏迷的韩国队员斜竖在冰墙下，而后再爬上冰墙，一点点地把他们向上拽。
由于担心手套打滑会将韩国队员摔下冰墙，他们只能把绳头拴在自己腰间，然后拉着绳子往自己的胳膊上缠。绳子一圈圈紧紧缠在他们的胳膊，使得他们的胳膊开始时好像要断裂般的剧痛，又麻又冷几乎失去知觉。可就算这样，他们依旧没有一个人撒开绳子，因为他们明白，在自己的身下正拽着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的失去或是继续，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手套磨破了，鲜血染红了他们手中的绳子，就连羽绒服里的羽绒也顺着磨破的双肩散出来，与风雪一起在空中飞舞着。勒在他们肩膀上绳子，就像被钝刀子宰割一样的痛，此时的6名救援者什么都不去想，他们拼命地咬着满是燎泡的嘴唇，一步步地向着c2营地前进。
救援终于成功，他们却匆匆走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6名救援者肩拉手拽地把三名韩国登山队员运送到了c2营地，并与邹江组织的10名柯尔克孜族牧民将三名韩国队员救回了大本营。到达大本营之后，两名瑞士队员顾不上自己已被磨破的双手，再次为三名韩国队员做了体检，并把体检结果以及他们之前曾为郑泰明注射的高山救命针剂作了详细的记录，以便喀什人民医院方面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对韩国登山队员进行抢救。而那位细心的俄罗斯登山队员，他为了给邹江他们提供搜救崔江勇的第一手资料，还将自己与美国队员曾经搜索过的路线画了一个详细的地图。
就这样，整整30个小时的国际大营救终于在16日凌晨12时画上了句号。三名韩国队员也被及时地送到喀什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除脚底轻微冻伤外，三名韩国登山队员已基本完全康复。然而，这4名舍己救人的“洋雷锋”却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匆匆地下山回国了。
2007年7月20日，韩国驻我国大使馆领事崔勇吉致函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中方积极搜救韩国登山队员的行为，正式向新疆登山协会和所有中方搜救人员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