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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乾嘉学派的兴起促进了“通经”与“致用”的第一次疏离，且在此期间“通经”的重要性得到凸显，相比之下“致用”一途却渐受阻塞。然随着社会危机的日渐深重，再加上统治者政策的调整，“通经”与“致用”再一次得到并重。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越来越多来自西方强权势力的压迫促使时人将眼光聚焦于“致用”一途，另一方面，西学的日渐涌入亦为早已捉襟见肘的“通经”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这一时期，经世与致用已成为时人的根本目的，在这种目标的指引下，“通经”缓慢而艰难的发生着根本性质的转变。
关键词：通经;致用;西力东渐
顾名思义，“通经致用”便是指通晓经术以求致用。这里的“经”主要是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而“用”则是指通过经术来完善自身，经济天下。“通经致用”正式成为一种思潮是在清初，之所以形成此种思潮的原因是阳明心学极盛而弊，学者们常常流于玄学、空谈心性，自宋以来形成的理学体系已经产生很大的弊端，不再能作为维系整个社会信仰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纷纷著书立说，以求能纠王学之流弊。他们大肆倡导两汉经學，鼓励学者们摆脱理学束缚，直接儒家原典。他们还将“通经”与“致用”紧密结合，提倡从儒家经典中寻求治理时务的方法。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清政府对言论的严格把控以及文字狱政策的实施，学人们于“致用”一途渐受阻塞，故把目光集中到“通经”上来，渐渐形成了以文字训诂为主的考据学派。与这一过程相伴而来的便是“通经”重要性的凸显及“通经”与“致用”的分离。《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由此可见，从立德到立功再到立言乃是儒家自古以来就有的价值体系序列。可是到乾嘉学派，此种价值序列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戴震的言论就已初露端倪，他说：“六经之文，邃深而博大，学焉者各有所至，或履之为德行，或抒之为文章，或措之成丰功伟绩。”“文章”既在“丰功伟绩”之前，换句话说也就是立言高于立功。王引之亦言：“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王鸣盛更是直接指出：“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立言”在以往的儒家学者眼中常常是因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且其根本目的仍在于立功与德性。可是在乾嘉学者的眼中，立言俨然已成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学者们仅为通经而通经，为学问而学问，学术本身便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不过在这种变化背后亦潜藏着一股再变的潜流。以学术层面而言，乾嘉学派“崇古尊汉”倾向的背后其实暗含了一种越古越好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来推演的结果便是：融入佛道元素而任意阐释经义的宋学需要怀疑，疑似刘歆为王莽篡权而提倡的古文经学也未必值得信任，相对的，经秦遗儒口耳相传的今文经学乃至先秦诸子之学当更有提倡的价值。正是受此种逻辑推断的影响，常州学派应运而生，并且相继涌现了庄存与、刘逢禄和宋翔凤等杰出的学者。他们共尊《公羊》，拉开了清代今文经学的序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下，后来的龚自珍、魏源甚至到康有为在批判社会黑暗，呼吁统治者改革时才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康乾时期，中国社会呈现出一幅相对稳定繁荣的状态，但是盛世之下亦潜藏着危机，各种社会矛盾日渐趋向于激化。乾嘉更迭之际爆发了规模盛大的白莲教起义，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此后，土地兼并、赋税加派愈演愈烈;吏、军、河、漕、盐、币诸大政弊窦丛生。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开始江河日下，严重的社会问题急需解决;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国家相继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大力发展工业。为抢占原料产地和新市场，他们更是把眼光瞄向中国，并为打开中国大门做出了种种尝试，最后，英国挑起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国内的有识之士纷纷从故纸堆中脱离出来，加入了今文学派的大营，并利用“微言大义”抨击时弊，倡言经世致用。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通经与致用都得到极大的重视，并且再一次形成紧密的联合。龚自珍当属其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借用今文经学中的变易思想，在揭露批判时弊的同时倡言社会改革，并且明确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即使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道光也曾指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要为其用者。”由此可见，通经致用在嘉道时期已经再一次成为主流思潮，并且这种思潮的背后还有统治阶级力量的支撑。然通经致用思潮首要便为“通经”，主要是从“古已有之”的经验里面去汲取知识应对社会现实。嘉道年间虽因社会危机的加深二者再次紧密联合，然也正因为这“千古未有之变局”，“通经”渐难以在变革的时代发挥“致用”的作用，故而“通经”与“致用”开始发生第二次疏离，“致用”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鸦片战争以后，经世致用更是逐渐成为时人的根本目标。然经世之世既已改变，经世之学自然也有变的必要，在此内在动力的支撑之下，再加上西学的大量传入，传统的经世之学开始向所谓的新学转变。
自中国迈入近代社会以来，其主流思想的发展演变便一直受到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就内部而言，我们不能否认儒家传统的“入世”精神为时人们寻求改革，挽救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然而吊诡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通经致用虽然具有强烈的经世济民精神，但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学术文化结构，却也是十分稳定与强固的。这种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长期演变下的产物，其所包含的学术、道统、以及六部分类等内容，与近代具有科学、民主乃至分科知识体系内容的西学在学术文化上常常会有所抵牾。这就决定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转型必然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从外部来说，一方面列强的入侵固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诸多灾难，也给中国向近代化转型带来了诸多阻碍，但是正是这种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传统的“致用”精神才得以焕发无与伦比的活力，并且最终突破“通经”的限制，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另一方面，与西方入侵相伴而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引发了国人对传统态度的根本转变，“通经”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一降再降，甚至到后来一度被彻底否定。不过西学东渐也为中国早已捉襟见肘的传统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是为后来传统文化的新生提供了契机，“通经”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意义。通经致用自古以来便是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导致了“通经”与“致用”的第一次疏离，并且“通经”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得到凸显。嘉道以后，由于社会危机的严重，通经致用又一次形成了紧密联合，然此时的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并且逐渐的波及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通经”与“致用”开始出现了第二次疏离，“致用”的地位在此过程中被不断地拔高，并最终成为时人的根本目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通经”在这一过程中却饱受争议与责难，甚至一度被时人当成是造成国家民族危亡的罪魁祸首。另外，西方入侵带来的还有西学的大量传入，这虽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其也为传统适应时代的转变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型。世变促进了学变，学变又为世变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引，进一步加速了世变的进程。通经致用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疏离与联合，并且一步步的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的转变。
参考文献：
左丘明撰;蒋冀骋标点：《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岳麓书社，1988年12月
戴震著;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凤仪书院碑》，中华书局，1980年12月
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志铭》，中国书店，1991年6月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12月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
《宣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关键词：通经;致用;西力东渐
顾名思义，“通经致用”便是指通晓经术以求致用。这里的“经”主要是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而“用”则是指通过经术来完善自身，经济天下。“通经致用”正式成为一种思潮是在清初，之所以形成此种思潮的原因是阳明心学极盛而弊，学者们常常流于玄学、空谈心性，自宋以来形成的理学体系已经产生很大的弊端，不再能作为维系整个社会信仰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纷纷著书立说，以求能纠王学之流弊。他们大肆倡导两汉经學，鼓励学者们摆脱理学束缚，直接儒家原典。他们还将“通经”与“致用”紧密结合，提倡从儒家经典中寻求治理时务的方法。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清政府对言论的严格把控以及文字狱政策的实施，学人们于“致用”一途渐受阻塞，故把目光集中到“通经”上来，渐渐形成了以文字训诂为主的考据学派。与这一过程相伴而来的便是“通经”重要性的凸显及“通经”与“致用”的分离。《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由此可见，从立德到立功再到立言乃是儒家自古以来就有的价值体系序列。可是到乾嘉学派，此种价值序列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戴震的言论就已初露端倪，他说：“六经之文，邃深而博大，学焉者各有所至，或履之为德行，或抒之为文章，或措之成丰功伟绩。”“文章”既在“丰功伟绩”之前，换句话说也就是立言高于立功。王引之亦言：“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王鸣盛更是直接指出：“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立言”在以往的儒家学者眼中常常是因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且其根本目的仍在于立功与德性。可是在乾嘉学者的眼中，立言俨然已成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学者们仅为通经而通经，为学问而学问，学术本身便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不过在这种变化背后亦潜藏着一股再变的潜流。以学术层面而言，乾嘉学派“崇古尊汉”倾向的背后其实暗含了一种越古越好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来推演的结果便是：融入佛道元素而任意阐释经义的宋学需要怀疑，疑似刘歆为王莽篡权而提倡的古文经学也未必值得信任，相对的，经秦遗儒口耳相传的今文经学乃至先秦诸子之学当更有提倡的价值。正是受此种逻辑推断的影响，常州学派应运而生，并且相继涌现了庄存与、刘逢禄和宋翔凤等杰出的学者。他们共尊《公羊》，拉开了清代今文经学的序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下，后来的龚自珍、魏源甚至到康有为在批判社会黑暗，呼吁统治者改革时才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康乾时期，中国社会呈现出一幅相对稳定繁荣的状态，但是盛世之下亦潜藏着危机，各种社会矛盾日渐趋向于激化。乾嘉更迭之际爆发了规模盛大的白莲教起义，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此后，土地兼并、赋税加派愈演愈烈;吏、军、河、漕、盐、币诸大政弊窦丛生。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开始江河日下，严重的社会问题急需解决;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国家相继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大力发展工业。为抢占原料产地和新市场，他们更是把眼光瞄向中国，并为打开中国大门做出了种种尝试，最后，英国挑起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国内的有识之士纷纷从故纸堆中脱离出来，加入了今文学派的大营，并利用“微言大义”抨击时弊，倡言经世致用。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通经与致用都得到极大的重视，并且再一次形成紧密的联合。龚自珍当属其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借用今文经学中的变易思想，在揭露批判时弊的同时倡言社会改革，并且明确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即使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道光也曾指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要为其用者。”由此可见，通经致用在嘉道时期已经再一次成为主流思潮，并且这种思潮的背后还有统治阶级力量的支撑。然通经致用思潮首要便为“通经”，主要是从“古已有之”的经验里面去汲取知识应对社会现实。嘉道年间虽因社会危机的加深二者再次紧密联合，然也正因为这“千古未有之变局”，“通经”渐难以在变革的时代发挥“致用”的作用，故而“通经”与“致用”开始发生第二次疏离，“致用”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鸦片战争以后，经世致用更是逐渐成为时人的根本目标。然经世之世既已改变，经世之学自然也有变的必要，在此内在动力的支撑之下，再加上西学的大量传入，传统的经世之学开始向所谓的新学转变。
自中国迈入近代社会以来，其主流思想的发展演变便一直受到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就内部而言，我们不能否认儒家传统的“入世”精神为时人们寻求改革，挽救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然而吊诡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通经致用虽然具有强烈的经世济民精神，但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学术文化结构，却也是十分稳定与强固的。这种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长期演变下的产物，其所包含的学术、道统、以及六部分类等内容，与近代具有科学、民主乃至分科知识体系内容的西学在学术文化上常常会有所抵牾。这就决定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转型必然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从外部来说，一方面列强的入侵固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诸多灾难，也给中国向近代化转型带来了诸多阻碍，但是正是这种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传统的“致用”精神才得以焕发无与伦比的活力，并且最终突破“通经”的限制，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另一方面，与西方入侵相伴而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引发了国人对传统态度的根本转变，“通经”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一降再降，甚至到后来一度被彻底否定。不过西学东渐也为中国早已捉襟见肘的传统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是为后来传统文化的新生提供了契机，“通经”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意义。通经致用自古以来便是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导致了“通经”与“致用”的第一次疏离，并且“通经”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得到凸显。嘉道以后，由于社会危机的严重，通经致用又一次形成了紧密联合，然此时的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并且逐渐的波及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通经”与“致用”开始出现了第二次疏离，“致用”的地位在此过程中被不断地拔高，并最终成为时人的根本目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通经”在这一过程中却饱受争议与责难，甚至一度被时人当成是造成国家民族危亡的罪魁祸首。另外，西方入侵带来的还有西学的大量传入，这虽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其也为传统适应时代的转变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型。世变促进了学变，学变又为世变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引，进一步加速了世变的进程。通经致用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疏离与联合，并且一步步的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的转变。
参考文献：
左丘明撰;蒋冀骋标点：《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岳麓书社，1988年12月
戴震著;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凤仪书院碑》，中华书局，1980年12月
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志铭》，中国书店，1991年6月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12月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
《宣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