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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读《〈指南录〉后序》，为文天祥九死一生的艰险遭遇打动，为其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感动，钦佩他含垢忍辱将以有为的报国情怀，感喟他万死不辞决意南归的无畏精神，从字里行间又读出了一个意气张扬的书生形象。
关键词： 《〈指南录〉后序》 文天祥 书生意气
对文本的反复阅读会不断涌出新的意义诠释，特别是悬搁一定时段后的再次解析，更能刷新已有的阅读体验，重新发现文本之外的丰富内涵。重读《〈指南录〉后序》，在被文天祥九死一生的艰险遭遇打动，为作者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感动，钦佩作者含垢忍辱将以有为的报国情怀，感喟作者万死不辞决意南归的无畏精神之余，从字里行间又读出了一个意气张扬的书生形象。
“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对于这个书生的能力，无论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还是顺理成章实至名归，朝廷确实已经给予了肯定，委以重责就是明证，只不过是为时已晚。其实文天祥早在1256年参加殿试时所呈的《殿试第一策》，洋洋万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锋芒毕露，切中时弊，就已经表达了他对朝政时局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朝政力挽狂澜的具体措施，但并没有引起皇帝的注意和重视，更不用说采纳了。更为可笑的是，皇帝只对他的名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书生的参政热情和报国忠心，这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传统士人对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的清晰认识，是对一个饱读诗书一心为国的义勇志士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确认。面对“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的危局，朝廷中的那些饱食终日苟且偷安的文武大臣们“萃于左丞相府”惶惶失色，“莫知计之所出”。于是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刚刚被提拔重用的右丞相兼枢密使的书生身上，一个个以灼热的目光充满期待地注视着这个文状元，竟然出奇地一致，共同认为“予一行为可以纾祸”，无论是信口雌黄推卸责任还是能力所及众望所归，总之，文天祥在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基础上对这“众谓”深信不疑，意气满怀慨然允诺，决定亲自一行绳维大厦，“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以身犯险竭诚为国的精神是可贵的，然而对“口舌”之功的认识是天真幼稚太过书生气。试想蒙古铁骑一路南下直取临安，虎狼之师所向披靡，忽必烈作为一个蒙古勇士，有着壮硕的躯体、饱满的面庞和浓密的胡须，有着执敲扑以鞭策天下的雄心，作为一代英主，雄才大略谋定而后动一心要统一寰宇，难道能让文状元以“口舌”击退吗？文天祥对当下战局的认识出现误判，有一逞口舌之能的想法，不是太过自信就是书生的一厢情愿。而“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作为出使元军的附带目的就有些幼稚和草率了。文天祥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他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南宋朝廷是何等重要，前丞相贾似道不顾国家安危，穷奢极欲专权误国，后左丞相留梦炎变节投降，右丞相陈宜中临难出逃，在朝中无人主持大局的情形下，文天祥被委以重责，可以说他当时就是南宋朝廷的独木，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危局，出使谈判（其实质是议和）和探察敌军虚实是用不到他的，可是他书生的自傲与冲动使他作出了“辞相印不拜”的迂腐选择，实在是不沉稳缺深谋失远见书生冲动。
的确，文天祥以身犯险为国出使的义无反顾和英勇无畏是令人钦佩的，到了元军军营之后状元的口才和书生的慷慨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上下颇惊动，北未敢遽轻吾国”，他以激昂的意气和犀利的言辞为自己赢得了主动，为国家赢得了尊严，但这与战局的扭转毫不相干，也毫无益处，只是增加元军扣押自己的可能，因为这样可以除去一个强有力的敌手，“予羁縻不得还”结果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身的原因，而不在于吕师孟和贾余庆，元军深深地意识到了文天祥对于南宋朝廷的重要作用，忽必烈曾经问他的大臣们：“南北宰相孰贤？”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文天祥就是如此被看重，同时元军统帅伯颜也意识到这个潜在的敌手当面的书生抗元志向是何等的坚贞，怎能轻易放归呢？而文天祥自己对此却没有清醒的认识，亲身涉险，实在是书生短见，而“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士人意气。“国事遂不可收拾”是文天祥虽不惜自身却罔顾大局的恶果，审时度势，把握危局，或积极备战，号召天下兵马齐来勤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或委曲求全，隐忍苟存，以图他谋，最不可无妄而死。“奉使往来，无留北者”，想当然的书生视角，缺少政治家的深入分析和敏锐判断，文天祥天真地以为自己也会回来，于是就去了，去了就回不来了，对于文天祥这样的人，元军扣留他是必然的，大厦失去支撑，就无法避免坍塌的命运，太皇太后在失去文天祥这个唯一可委以重任寄予希望的臂膀后，已无人可以依靠，于是“奉表称臣”、“乞存境土”、“封为小国”，然而不能如愿，终于伏俯在地投降了。
文天祥被驱北上，这时他的选择还算理智，“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选择死亡是很容易的，但有时候活着比死去更艰难却更有意义，保留有用之身，“将以有为也”。文天祥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了，于是就有了《〈指南录〉后序》中的九死一生，仓皇逃归，历尽艰险，到达福州的悲苦危恶经历。在端宗的小朝廷中文天祥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十万，书生披甲，戎装征战，到也收复了不少州郡，竟然显现出局部的“中兴气象”。奈何病入膏肓，回天乏力，后元军主将张弘范重兵重围文天祥，文天祥兵败被俘，为南宋朝廷做出了自己最后的努力。崖山之战后，陆秀夫背着幼帝纵身一跃投海而亡，南宋在临安陷落之后，苟延残喘了两年多之后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书生只懂“书”，不懂“事”，这样容易钻牛角，容易犯傻，一犯傻就认死理，宋亡后被羁押北上的文天祥失去了精神的支撑，作为一个“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的传统儒者，毁家纾难却是国破家亡，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陡然失落，活着已经没有了理由，于是唯求一死成了书生必然的选择，文天祥几次寻机投水，由于元军对他生命的重视超过了他自己，他被看护得很严密，终于没有步三闾大夫的后尘。决定赴死的人办法总是有的，于是绝食八日，由于元军强行灌注，也未能如愿，到了第九天，他竟然自行取食了，这不是对死亡的畏惧，不是对生之艰难的缴械，这是书生的本色另一呈现。
“辛苦遭逢起一经”，文天祥的一生都是在这“经”的支撑和激励下行进着，儒家的意气和精神已经浸透他的血脉，深入他的骨髓，无论是面对生还是选择死，他都要依此为据。功业难就，大局已定，自杀殉国，是很容易作出的选择，但这太简单也太肤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对于一个亡了国的大臣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那么，现在，活着，该做的是什么呢？自我道德的完善。
文天祥活着到了元大都，忽必烈下定决心想要把这个南宋名臣收为己用。“至燕，馆人供张甚盛”，诱降的游戏已经开始，奈何“天祥不寝处，坐达旦”，丝毫不为所动，安逸舒适的安身之所，香醇美味的口腹之味，于文天祥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和善友好的伪装暂时撕下，他被送进了兵马司土牢中囚禁，这一住就是三年多，这三年是文天祥和敌手斗争的艰辛三年，要应付高官厚禄的利诱，面对严刑拷打的威逼。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忽必烈着意安排了五次劝降。最有杀伤力的大概要算已经降元的宋恭帝和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前者被文天祥以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的忠贞所化解，而面对保全了文氏一门的弟弟，他则用“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闻季万至》），表明了自己的心志，也理解了弟弟的选择。每一次劝降，对文天祥来说，都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战斗，是拷问灵魂，磨砺意志，坚守节操和进行自我道德完善的艰难过程，而土牢“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的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的痛苦与孤独，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然而文天祥能够找到应对的方法，他通过文字宣泄自己的苦闷，抒写自己的情怀，对自己的人生历程进行回忆和总结，在整理旧稿中梳理自己的思想，沉淀自己的精神，养育着书生的浩然之气，最终完善一个儒者的崇高道德。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文天祥的绝命诗，也是一个书生的人生选择、价值追求和所有的意气与情怀。
参考文献：
[1]宋史·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郑晓江，黄涌.论文天祥的儒学思想与人格精神.南昌大学学报，2004.
关键词： 《〈指南录〉后序》 文天祥 书生意气
对文本的反复阅读会不断涌出新的意义诠释，特别是悬搁一定时段后的再次解析，更能刷新已有的阅读体验，重新发现文本之外的丰富内涵。重读《〈指南录〉后序》，在被文天祥九死一生的艰险遭遇打动，为作者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感动，钦佩作者含垢忍辱将以有为的报国情怀，感喟作者万死不辞决意南归的无畏精神之余，从字里行间又读出了一个意气张扬的书生形象。
“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对于这个书生的能力，无论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还是顺理成章实至名归，朝廷确实已经给予了肯定，委以重责就是明证，只不过是为时已晚。其实文天祥早在1256年参加殿试时所呈的《殿试第一策》，洋洋万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锋芒毕露，切中时弊，就已经表达了他对朝政时局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朝政力挽狂澜的具体措施，但并没有引起皇帝的注意和重视，更不用说采纳了。更为可笑的是，皇帝只对他的名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书生的参政热情和报国忠心，这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传统士人对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的清晰认识，是对一个饱读诗书一心为国的义勇志士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确认。面对“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的危局，朝廷中的那些饱食终日苟且偷安的文武大臣们“萃于左丞相府”惶惶失色，“莫知计之所出”。于是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刚刚被提拔重用的右丞相兼枢密使的书生身上，一个个以灼热的目光充满期待地注视着这个文状元，竟然出奇地一致，共同认为“予一行为可以纾祸”，无论是信口雌黄推卸责任还是能力所及众望所归，总之，文天祥在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基础上对这“众谓”深信不疑，意气满怀慨然允诺，决定亲自一行绳维大厦，“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以身犯险竭诚为国的精神是可贵的，然而对“口舌”之功的认识是天真幼稚太过书生气。试想蒙古铁骑一路南下直取临安，虎狼之师所向披靡，忽必烈作为一个蒙古勇士，有着壮硕的躯体、饱满的面庞和浓密的胡须，有着执敲扑以鞭策天下的雄心，作为一代英主，雄才大略谋定而后动一心要统一寰宇，难道能让文状元以“口舌”击退吗？文天祥对当下战局的认识出现误判，有一逞口舌之能的想法，不是太过自信就是书生的一厢情愿。而“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作为出使元军的附带目的就有些幼稚和草率了。文天祥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他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南宋朝廷是何等重要，前丞相贾似道不顾国家安危，穷奢极欲专权误国，后左丞相留梦炎变节投降，右丞相陈宜中临难出逃，在朝中无人主持大局的情形下，文天祥被委以重责，可以说他当时就是南宋朝廷的独木，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危局，出使谈判（其实质是议和）和探察敌军虚实是用不到他的，可是他书生的自傲与冲动使他作出了“辞相印不拜”的迂腐选择，实在是不沉稳缺深谋失远见书生冲动。
的确，文天祥以身犯险为国出使的义无反顾和英勇无畏是令人钦佩的，到了元军军营之后状元的口才和书生的慷慨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上下颇惊动，北未敢遽轻吾国”，他以激昂的意气和犀利的言辞为自己赢得了主动，为国家赢得了尊严，但这与战局的扭转毫不相干，也毫无益处，只是增加元军扣押自己的可能，因为这样可以除去一个强有力的敌手，“予羁縻不得还”结果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身的原因，而不在于吕师孟和贾余庆，元军深深地意识到了文天祥对于南宋朝廷的重要作用，忽必烈曾经问他的大臣们：“南北宰相孰贤？”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文天祥就是如此被看重，同时元军统帅伯颜也意识到这个潜在的敌手当面的书生抗元志向是何等的坚贞，怎能轻易放归呢？而文天祥自己对此却没有清醒的认识，亲身涉险，实在是书生短见，而“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士人意气。“国事遂不可收拾”是文天祥虽不惜自身却罔顾大局的恶果，审时度势，把握危局，或积极备战，号召天下兵马齐来勤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或委曲求全，隐忍苟存，以图他谋，最不可无妄而死。“奉使往来，无留北者”，想当然的书生视角，缺少政治家的深入分析和敏锐判断，文天祥天真地以为自己也会回来，于是就去了，去了就回不来了，对于文天祥这样的人，元军扣留他是必然的，大厦失去支撑，就无法避免坍塌的命运，太皇太后在失去文天祥这个唯一可委以重任寄予希望的臂膀后，已无人可以依靠，于是“奉表称臣”、“乞存境土”、“封为小国”，然而不能如愿，终于伏俯在地投降了。
文天祥被驱北上，这时他的选择还算理智，“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选择死亡是很容易的，但有时候活着比死去更艰难却更有意义，保留有用之身，“将以有为也”。文天祥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了，于是就有了《〈指南录〉后序》中的九死一生，仓皇逃归，历尽艰险，到达福州的悲苦危恶经历。在端宗的小朝廷中文天祥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十万，书生披甲，戎装征战，到也收复了不少州郡，竟然显现出局部的“中兴气象”。奈何病入膏肓，回天乏力，后元军主将张弘范重兵重围文天祥，文天祥兵败被俘，为南宋朝廷做出了自己最后的努力。崖山之战后，陆秀夫背着幼帝纵身一跃投海而亡，南宋在临安陷落之后，苟延残喘了两年多之后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书生只懂“书”，不懂“事”，这样容易钻牛角，容易犯傻，一犯傻就认死理，宋亡后被羁押北上的文天祥失去了精神的支撑，作为一个“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的传统儒者，毁家纾难却是国破家亡，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陡然失落，活着已经没有了理由，于是唯求一死成了书生必然的选择，文天祥几次寻机投水，由于元军对他生命的重视超过了他自己，他被看护得很严密，终于没有步三闾大夫的后尘。决定赴死的人办法总是有的，于是绝食八日，由于元军强行灌注，也未能如愿，到了第九天，他竟然自行取食了，这不是对死亡的畏惧，不是对生之艰难的缴械，这是书生的本色另一呈现。
“辛苦遭逢起一经”，文天祥的一生都是在这“经”的支撑和激励下行进着，儒家的意气和精神已经浸透他的血脉，深入他的骨髓，无论是面对生还是选择死，他都要依此为据。功业难就，大局已定，自杀殉国，是很容易作出的选择，但这太简单也太肤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对于一个亡了国的大臣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那么，现在，活着，该做的是什么呢？自我道德的完善。
文天祥活着到了元大都，忽必烈下定决心想要把这个南宋名臣收为己用。“至燕，馆人供张甚盛”，诱降的游戏已经开始，奈何“天祥不寝处，坐达旦”，丝毫不为所动，安逸舒适的安身之所，香醇美味的口腹之味，于文天祥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和善友好的伪装暂时撕下，他被送进了兵马司土牢中囚禁，这一住就是三年多，这三年是文天祥和敌手斗争的艰辛三年，要应付高官厚禄的利诱，面对严刑拷打的威逼。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忽必烈着意安排了五次劝降。最有杀伤力的大概要算已经降元的宋恭帝和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前者被文天祥以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的忠贞所化解，而面对保全了文氏一门的弟弟，他则用“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闻季万至》），表明了自己的心志，也理解了弟弟的选择。每一次劝降，对文天祥来说，都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战斗，是拷问灵魂，磨砺意志，坚守节操和进行自我道德完善的艰难过程，而土牢“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的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的痛苦与孤独，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然而文天祥能够找到应对的方法，他通过文字宣泄自己的苦闷，抒写自己的情怀，对自己的人生历程进行回忆和总结，在整理旧稿中梳理自己的思想，沉淀自己的精神，养育着书生的浩然之气，最终完善一个儒者的崇高道德。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文天祥的绝命诗，也是一个书生的人生选择、价值追求和所有的意气与情怀。
参考文献：
[1]宋史·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郑晓江，黄涌.论文天祥的儒学思想与人格精神.南昌大学学报，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