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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复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又没有数典忘祖，创造出既渊源于西方自由主义，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恕道的新的自由主义体系，即：自由本质论——自由目的论——自由主体论——自由权限论——自由阶段论的五位一体。这一体系在现代转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过渡角色。但是，这一体系也暴露出众多理论困境，主要表现在：国群至上与小己缺失的偏颇、精英主导与民众弱势的错位、激进主义与保守情结的纠葛、伦理本位与世俗关怀的脱节，使其启蒙效果打了折扣。在当今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我们应着眼于新的使命，致力于构织国群与小已的共荣、精英与民众的沟通、激情与理性的整合、憧憬与实践的交融的新愿景。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启蒙
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2-0082-05
“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近代以来知识精英关注的焦点问题。严复作为中国传播自由主义的第一人，既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沉寂，昭示着新时代的曙光；同时，又没有摆脱新旧转型的矛盾纠葛，而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一
严复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博览中西、融通古今，在诸多方面实现了突破。
(一)自由本质论。“自由”一词，在中国自古有之，然而与西方的“自由”概念相去甚远，，为表示二者的不同，严复在译介《自由论》时，特意把“自由”改为“自繇”，并解释道：“由”“繇”虽古今通假，但“由”字易流于虚空，而“繇”字则“非虚乃实”。严复力图纠正西方关于自由的形而上学式的玄空界定，重新探求其真实内核。严复认为，自由本身没有善恶好坏之分，但在像中国这样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度里，白南“常含放诞、态雌、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话，与初义无涉”，自由的原始含义是不受阻碍、不受束缚，“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但是，严复认为，人并不是孤立生存，而是要受外界约束，“真实完全自繇，形气中本无此物，惟上帝真神，乃能享之。”现实生活中，原初意义上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严复又指出，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人类可以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面前找回应有的自由，即“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
(二)自由目的论。严复从国富民强的愿望出发，阐明了倡导自由的重要性。认为两洋之所以迅速强大，并最终战胜中国，“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自由体制下，西方国家能够“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严复认为，中西文明的差距并不在于物质的优劣，而在于其“命脉”之尊违，“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黝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认为自由与否是其他一切差异产生的总根源，中国要想保种自强，必先改革弊症，学习西方。于是得出结论：“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虽然这一把自由作为强盛之本的说法还存有争议，但毕竟已意识到自由对民族存亡的重大意义。
(三)自由主体论。与西方自由主义不同，严复认为自由的主体有两个：国群和小己。关于国群自由，严复认为“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擎制为自由”，因此必须抵御外侮，收回主权，自主国是。同时，严复又提出小己的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至于小己之所为，苟无涉于人事，虽不必善，固可自由。法律之所禁，皆其事之害人者。而风俗之成，其事常关于小己。……人人皆有行己之自由也。”并且认为要实现小己自由必须提高民之素质，为此，提出了以“三民”为内容的新民说，即：民力——血气体力，民智——聪明智虑，民德——德行仁义，认为今日之要政：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三者不可偏废，只有力、智、德俱全者，才能成为自由的主体。在严复看来，“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与民同命相连，群与己不可分割，同为国人奋斗的主题。“唯天生民，各具赋界，得自由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
(四)自由权界论。严复在积极倡导自由的同时，也强调要预防自由权利的滥用。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权限界定的两个原则：一是，小己自由以他人自由为限。严复把该原则称为“太平公理”，“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日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则《大学》絮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要尊重他人自由，发扬克己、宽容的美德，世界就会减少冲突，才能实现天下太平。二是，国群自由以小己自由为限。“夫泰西之俗，凡事之不逾于小己者，可以自由，非他人所可过问。”“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问则其治论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在国群与小己的关系上，严复强调要明确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域，事关公民的私权问题(如：思想、言论等)国家公权不得干涉。
(五)自由阶段论。在宣传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严复吸收和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认为“宇宙有至大公例。日‘万化皆渐而无顿’。”并将其扩大到社会改革领域，强调变法维新也应循乎天演公例，“今日欲以旦暮之为，谓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于当前之世变，……此其胜负通窒之数，殆可不待再计而知矣。”倘若操之过急，则会后患无穷，“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已，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于是，严复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根本，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自至。”认为，自由制度的实现要受制于现实条件，在中国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国俗民群的进化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先要立足现实，因势利导，培植社会新机制的发育，主要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现“气血体力”、“聪明智虑”、“德行仁义”的完美结合，具备了接纳新文明的土壤，自由自然会在中国不期而至。
严复新的自由主义体系，顺应了世界民主发展的总体潮流，指引了内忧外患的特殊背景下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正义斗争，也有利于当时革命资源不太完备的情况下，促成民众的渐次觉醒和社会的交融和谐，在不超出心理承受和体制容可的范围内，实现新旧文明的更替，因而在现代转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过渡角色。
二
但是，遗憾的是，恰恰就在新旧转型的重要关头，严复的自由主义却丧失了应有的锐气，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启蒙困境。
(一)国群至上与小己缺失的偏颇。群己关 系是严复自由主义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但恰恰是在这一核心问题上，严复表现出犹豫不绝、举棋不定，甚至前后矛盾的倾向。他曾借鉴古代欧洲经验，力图实现群己均衡，“古欧之民主，其存立必小己与大群之利害，得调燮而平均。”。后发现这一理想在中国很难实现，便又把个人自由置于首位，“是故治国是者，必不能以国利之故，而使小己为之牺牲。盖以小己之利而后立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无所利则群无所为立。”他还举例说，生物有时为了保全生命，可以牺牲某个器官，然而“社会无此独重之特别主体也”。但随后这一思想又在严复的头脑中发生了逆转，提出了先群后己、损己益群，甚至舍己为群的主张，并用动物舍己为群的事例来说明“是知舍一己以为其群，虽在飞走之伦，有如是者矣。至于人当何如?”“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这样，在民族危难之时，小己自由就又只能让位于国群自由。这种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态度既是严复对时局变换的被动应对，也同时深刻地暴露出：在严复的思想中，自由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仅仅是护国保种的利用工具和唤起民族觉醒的空洞口号，从而压抑了自由主义本应包含的个体价值的激扬。穆勒早就指出，“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蒂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但严复在翻译穆勒自由思想时恰恰忽略了这一深刻内涵，而用国家富强替换了个人幸福作为自由主义的宗旨。在民族危亡面前，一切个人私利都显得微不足道。所有国人都必须全力以赴，拯救国难。这一思想可能在短时间内会成为振耳发聩的合理化口号，但因为个体价值的缺失，最终将失去人道主义的强大支撑，难以深入人心。
(二)精英主导与民众弱势的错位。为挽救危亡，严复提出过“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但如前所述，实际上自由并没有获得本体价值的地位。而仅仅是保种的工具。更何况，严复所说的“民”并非劳苦大众，而仅仅是上层精英，使民主的内涵大打折扣。严复从进化论出发，论证愚者为智者所奴役的必然性，“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他认为，中国民众在力、智、德等方面都极其低劣，还没有自治的能力，因此无法承担民主的重任，“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那么，哪些人才属于严复所说的“诚优者”呢?“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只有这样的政治“精英”才能安抚时局、拯救危亡，愚者只是乌合之众，即使联合成群也无法替代智者的作用，“合群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也。”如果没有智者的教化，愚者不能行使自由，因为“自繇之乐，惟自治力大者为能享之”。这样以来，民众连自由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所谓的民主也就无从谈起。在维新变法中，严复曾经靠扶持皇帝来收揽民心，推动变法。失败后，竟然又把热衷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当作稳定秩序的得力“精英”。认为如果除掉袁世凯，“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可见，严复的历史观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他虽然看到了民众落后的事实，但据此又把社会的发展完全归结于“精英”的贡献，彻底否定了作为社会主体的工农大众的能动作用和聪明才智，也没有找到由此及彼的沟通桥梁。
(三)激进主义与保守情结的纠葛。严复的自由主义是汇通中西、纵贯古今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折衷调和意味，既不为封建朝廷所欣赏，也不被革命志士所理睬。为求得生存，严复只能不断变通自己的理论来左右迎合。严复首先是以激进者的身份出场，他从中西对比中深刻体会到中国的落后，于是积极著书立说，对顽固不化的封建保守主义展开猛烈进攻，使变法图强的呼声在舆论界掀起不小的波澜，深得热血青年的敬仰，而令保守势力忧心忡忡，“窃见迩来报馆林立，指摘时政，放言罔忌，措词多失体要。《国闻报》所登严复议论，亦时蹈此失。”但当群情激昂，革命的因子逐渐发育之时，严复又害怕局势大乱、一发不可收拾，于是竞把批判的重心又转向了刚刚勃发的激进主义。他反对民主共和，认为“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制治，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反而主张以专制定天下，认为中国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就是稳定社会秩序，然后再谈富强，所以“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践乎?”0甚至公开赞赏和支持封建复辟，他听到洪宪帝制出台的消息时称道“复辟之议甚佳”，并亲自参加筹安会，为专制助威。到张勋复辟时，他还继续认为：“复辟岂非佳事”。最终，复辟闹剧昙花一现，严复才意识到“凭藉骛张乱政之失，可以光复旧业，必不然矣。”本来，自由与专制是水火不容的，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严复迫于形势压力和自身局限，既顺应潮流又迷恋过去、既想标新立异，又对未来缺乏信心，致使自由主义丧失了应有的锐气，而只能在激进和保守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四)伦理本位与世俗关怀的脱节。严复从“苦乐”、“善恶”的伦理观念出发，构织了自由主义的理想蓝图。他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天性，乐有“自乐”和“众乐”之分，“故人或终身汲汲于封殖。或早夜遑遑于利济。当其得之，皆足自乐，此其一也。且夫为人之士，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亦谓苦者吾身，而天下缘此而乐者众也。”认为，理想社会必须达到“自乐”与“众乐”的和谐统一，“然宜知一群之中，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己苦而后人乐者，皆非极盛之世。极盛之世，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于斯之时。乐即为善，苦即为恶。故日善恶视苦乐也”。如果非要先“彼苦”而后才“此乐”、先“己苦”而后才“人乐”，这并非极盛之世。只有“众乐”和“自乐”同时满足，才能“乐即为善，苦即为恶”。那么如何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呢?严复指出，“仁心之用，发于至性之自然。”主张要重仁道，激发人的善良本性。严复对墨子的“兼爱”、孟子的“怜悯”完全赞同，“使人道必以仁为善长，则兼爱之说，必不可攻。”甚至把西方社会主义者也看成是出于慈善家般的怜悯之心： “劳力求食者，物竞日烈，恒患无以自存。于是有心人闵之，而持社会主义者，乃日众矣。”力图以“兼爱”“怜悯”“仁道”来实现“众乐”“自乐”并重的“极盛之世”，这样，就使严复的理想社会陷入了由“善”及“善”的抽象的伦理反复。并且，严复又把宣扬“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天演进化论与主张“众生平等，博爱无差”大同思想相提并论，把本来截然相对的两个理论强粘在一起，“大同者，不易之公理也；而天演者，又莫破之公例也。公理不可刹那弃，而公例不能瞬息离。公理固可宝爱，而公例又非能避弃。当事者亦惟循天演之公例，以达大 同之公理耳。”按照这一理论，只有竞争中的优胜者才能达到极乐世界，处于劣势地位的劳苦大众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这本身就与“众生平等，博爱无差”的大同理想背道而驰。
三
新时期，我们要遵循前人已辨明的方向，着眼于新的历史使命，构织切实可行的自由蓝图，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开辟道路。
(一)国群与小己的共荣。国群与小己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近代思想界的焦点问题，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下，往往顾此失彼，小己难以避免沦为国群牺牲品的厄运。虽然严复也曾创造性地提出了“群己界说”，并引伸为“国立为民”和“民生为国”的思考，认为：“谓国立所以为民，此重人道之说也；而谓民生所以为国，此重公义之说也。”但没有找到联结“人道”与“公义”的桥梁，只能把“民生为国”推向极端。今天，我们重新反思这一问题，必须明确以下两点：(1)自由不仅仅是手段，更应该是目的。古今中外，一些仁人志士总是以自由博爱相号召或者以民族大义作旗帜，为革命运动寻求合法性基础，都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成效。但一旦成功，又往往把以往的标榜抛于脑后，重新树立起新的统治威权。这样仅仅作为手段的所谓“自由”只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可怜工具，很难引起世人的共鸣。只有当手段真正升华为目的和归宿时，自由才成为了永恒的主题，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群己才能共存共荣，共享自由盛世。(2)化解群己矛盾的关键在民主。群己能否和谐统一，主要是看国群的性质。在专制社会里，国群与小己是水火不容的是非对抗：对统治者来说，“民生为国”才是绝对真理：而对被统治者来说，“国立为民”才合情合理。只有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政府由民选产生，国群代表全民，使民意得以表达、民权得以伸张。国真正成为人民之国，民众才产生对国群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也就自觉自愿地维护国群尊严、多做贡献。从而形成执政者牢记“国立为民”、公众不忘“民生为国”的和谐局面。
(二)精英与民众的沟通。马克思曾指出：“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通权利而已。”这里提到的就是自由资源的分配问题。为避免自由再次沦为少数人的专利，当务之急必须打破精英与民众的绝对界限，搭建双方合理流动的自由平台。必须做到以下两点：(1)化解启蒙心态，摆正角色定位。特殊的社会背景塑造了精英特殊的历史权威。然而，随着文明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新时期的民众已不再是封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精英们如果再以“救世主”的姿态向民众“填鸭式”灌输其自以为神圣的教条，只能适得其反，甚至加剧民众的逆反心理。“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来认识民众”。当前，精英应主要扮演好上下利益“中介人”的角色：一方面，引导民意表达规范化。精英们应时刻体察民情、反映民意，把握好矛盾发展的“安全阀”，引导民众合理表达自由权利，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借鉴，使民众意愿尽快上升为法制权威。另一方面，促进政府法规民众化。结合民众受传统影响较深的特点，精英应该努力做好政府政策法规的解读和变通工作，尊重乡村习俗，并结合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民歌、评书等形式，把枯燥抽象的说教灌输变为生动活泼的文化熏陶，在潜移默化中赢得民众的认同。(2)挖掘民众潜智，促进阶层流动。正如康德所说，“公众要启蒙自己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现阶段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自由权利放于重要位置，尊重民众的创造精神，以开放的胸怀积极扶持新生力量的成长，为阶层的流动和精英的更替提供自由公平的“竞技场”，任何“选手”都有脱颖而出的平等机会，使“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
(三)激情与理性的整合。倡导自由不能墨守陈规、消极保守，但也不意味着欲望的无限提升和胆量的极度扩大，强烈的激情加上科学的理性才是自由主义的真正内涵。为此，自由的实现要把握以下原则：(1)渐进和飞跃的协调。思想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都不是一时之举，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旧的观念作为长期实践的产物，一旦固化为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积淀，就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并不会因为“先知先觉”者的几声呐喊而立即消除。特别是在自由传统不太完备的中国，人们的能动改造虽然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不可能使社会转型超越量的积累，而直接步入质的突变。另一方面，在反对盲目冒进的同时，也要积极促成历史的飞跃。如果借口民智未开、国力不强，就排斥了飞跃的可能，并进而完全抵制社会的革命浪潮，所谓的“自由”就会陷入无限的等待，实质上是对民众的愚弄和欺骗，这正是严复思想的致命缺陷。在现代化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自由已顺应时代潮流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民主意识、开放思维、创新精神正广泛深入人心，并逐步凝聚成深厚的文化底蕴，衍生出强大的继发效果，使自由进程呈波浪式前进、台阶式发展，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持久动力。(2)自由和秩序的协调。自由并等于毫无原则地破坏，而必须在必要秩序的维持下稳步推进。严复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同时又回归到封建秩序的起点。自由的推进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科学发展的轨迹，有步骤、有计划地胜利前进，决不能也没必要指望一两次群众运动就“轰”出一个自由的奇迹。
(四)憧憬与实践的交融。自由不仅仅是美好的向往，更是重大的现实实践。自由的推进必须摆脱“极乐”“至善”的空洞说教，真正回归实践的原点，探寻实际可行的方案。为此，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1)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自由的实现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这里的“现实”不能仅仅当作批判的对象和庸俗进化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奋发图强、探索革新的动力。自由是融通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因素的综合工程，而不是仁义道德的空泛口号。目前必须牢牢抓住民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以发展为纽带，重点解决好资源和财富分配失衡问题，使广大民众共享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同时，不能放松民权建设。扭转主流群体弱势化的趋势，政务公开、广开言路，使民众享有公平地参与民主政权的机会。并配合教育的普及、文化的净化，为自由的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2)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个人都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个体不能脱离社会而“原子”式存在，在主张自身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不妨碍他人自由的义务。这一点，严复已经有了明确的论证。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严复的这一精神。把对自由的向往付诸于服务社会、积极奉献之中。正如麦金太尔所说“一个试图使自己从其给定的位置上抽身的人……就是从事试图使其本人消失的事业。”自由不是个体权利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特定个体尽职尽责、群策群力的优化组合。只有社会和个体的共同进步，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启蒙
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2-0082-05
“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近代以来知识精英关注的焦点问题。严复作为中国传播自由主义的第一人，既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沉寂，昭示着新时代的曙光；同时，又没有摆脱新旧转型的矛盾纠葛，而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一
严复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博览中西、融通古今，在诸多方面实现了突破。
(一)自由本质论。“自由”一词，在中国自古有之，然而与西方的“自由”概念相去甚远，，为表示二者的不同，严复在译介《自由论》时，特意把“自由”改为“自繇”，并解释道：“由”“繇”虽古今通假，但“由”字易流于虚空，而“繇”字则“非虚乃实”。严复力图纠正西方关于自由的形而上学式的玄空界定，重新探求其真实内核。严复认为，自由本身没有善恶好坏之分，但在像中国这样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度里，白南“常含放诞、态雌、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话，与初义无涉”，自由的原始含义是不受阻碍、不受束缚，“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但是，严复认为，人并不是孤立生存，而是要受外界约束，“真实完全自繇，形气中本无此物，惟上帝真神，乃能享之。”现实生活中，原初意义上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严复又指出，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人类可以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面前找回应有的自由，即“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
(二)自由目的论。严复从国富民强的愿望出发，阐明了倡导自由的重要性。认为两洋之所以迅速强大，并最终战胜中国，“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自由体制下，西方国家能够“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严复认为，中西文明的差距并不在于物质的优劣，而在于其“命脉”之尊违，“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黝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认为自由与否是其他一切差异产生的总根源，中国要想保种自强，必先改革弊症，学习西方。于是得出结论：“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虽然这一把自由作为强盛之本的说法还存有争议，但毕竟已意识到自由对民族存亡的重大意义。
(三)自由主体论。与西方自由主义不同，严复认为自由的主体有两个：国群和小己。关于国群自由，严复认为“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擎制为自由”，因此必须抵御外侮，收回主权，自主国是。同时，严复又提出小己的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至于小己之所为，苟无涉于人事，虽不必善，固可自由。法律之所禁，皆其事之害人者。而风俗之成，其事常关于小己。……人人皆有行己之自由也。”并且认为要实现小己自由必须提高民之素质，为此，提出了以“三民”为内容的新民说，即：民力——血气体力，民智——聪明智虑，民德——德行仁义，认为今日之要政：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三者不可偏废，只有力、智、德俱全者，才能成为自由的主体。在严复看来，“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与民同命相连，群与己不可分割，同为国人奋斗的主题。“唯天生民，各具赋界，得自由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
(四)自由权界论。严复在积极倡导自由的同时，也强调要预防自由权利的滥用。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权限界定的两个原则：一是，小己自由以他人自由为限。严复把该原则称为“太平公理”，“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日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则《大学》絮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要尊重他人自由，发扬克己、宽容的美德，世界就会减少冲突，才能实现天下太平。二是，国群自由以小己自由为限。“夫泰西之俗，凡事之不逾于小己者，可以自由，非他人所可过问。”“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问则其治论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在国群与小己的关系上，严复强调要明确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域，事关公民的私权问题(如：思想、言论等)国家公权不得干涉。
(五)自由阶段论。在宣传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严复吸收和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认为“宇宙有至大公例。日‘万化皆渐而无顿’。”并将其扩大到社会改革领域，强调变法维新也应循乎天演公例，“今日欲以旦暮之为，谓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于当前之世变，……此其胜负通窒之数，殆可不待再计而知矣。”倘若操之过急，则会后患无穷，“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已，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于是，严复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根本，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自至。”认为，自由制度的实现要受制于现实条件，在中国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国俗民群的进化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先要立足现实，因势利导，培植社会新机制的发育，主要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现“气血体力”、“聪明智虑”、“德行仁义”的完美结合，具备了接纳新文明的土壤，自由自然会在中国不期而至。
严复新的自由主义体系，顺应了世界民主发展的总体潮流，指引了内忧外患的特殊背景下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正义斗争，也有利于当时革命资源不太完备的情况下，促成民众的渐次觉醒和社会的交融和谐，在不超出心理承受和体制容可的范围内，实现新旧文明的更替，因而在现代转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过渡角色。
二
但是，遗憾的是，恰恰就在新旧转型的重要关头，严复的自由主义却丧失了应有的锐气，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启蒙困境。
(一)国群至上与小己缺失的偏颇。群己关 系是严复自由主义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但恰恰是在这一核心问题上，严复表现出犹豫不绝、举棋不定，甚至前后矛盾的倾向。他曾借鉴古代欧洲经验，力图实现群己均衡，“古欧之民主，其存立必小己与大群之利害，得调燮而平均。”。后发现这一理想在中国很难实现，便又把个人自由置于首位，“是故治国是者，必不能以国利之故，而使小己为之牺牲。盖以小己之利而后立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无所利则群无所为立。”他还举例说，生物有时为了保全生命，可以牺牲某个器官，然而“社会无此独重之特别主体也”。但随后这一思想又在严复的头脑中发生了逆转，提出了先群后己、损己益群，甚至舍己为群的主张，并用动物舍己为群的事例来说明“是知舍一己以为其群，虽在飞走之伦，有如是者矣。至于人当何如?”“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这样，在民族危难之时，小己自由就又只能让位于国群自由。这种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态度既是严复对时局变换的被动应对，也同时深刻地暴露出：在严复的思想中，自由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仅仅是护国保种的利用工具和唤起民族觉醒的空洞口号，从而压抑了自由主义本应包含的个体价值的激扬。穆勒早就指出，“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蒂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但严复在翻译穆勒自由思想时恰恰忽略了这一深刻内涵，而用国家富强替换了个人幸福作为自由主义的宗旨。在民族危亡面前，一切个人私利都显得微不足道。所有国人都必须全力以赴，拯救国难。这一思想可能在短时间内会成为振耳发聩的合理化口号，但因为个体价值的缺失，最终将失去人道主义的强大支撑，难以深入人心。
(二)精英主导与民众弱势的错位。为挽救危亡，严复提出过“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但如前所述，实际上自由并没有获得本体价值的地位。而仅仅是保种的工具。更何况，严复所说的“民”并非劳苦大众，而仅仅是上层精英，使民主的内涵大打折扣。严复从进化论出发，论证愚者为智者所奴役的必然性，“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他认为，中国民众在力、智、德等方面都极其低劣，还没有自治的能力，因此无法承担民主的重任，“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那么，哪些人才属于严复所说的“诚优者”呢?“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只有这样的政治“精英”才能安抚时局、拯救危亡，愚者只是乌合之众，即使联合成群也无法替代智者的作用，“合群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也。”如果没有智者的教化，愚者不能行使自由，因为“自繇之乐，惟自治力大者为能享之”。这样以来，民众连自由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所谓的民主也就无从谈起。在维新变法中，严复曾经靠扶持皇帝来收揽民心，推动变法。失败后，竟然又把热衷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当作稳定秩序的得力“精英”。认为如果除掉袁世凯，“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可见，严复的历史观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他虽然看到了民众落后的事实，但据此又把社会的发展完全归结于“精英”的贡献，彻底否定了作为社会主体的工农大众的能动作用和聪明才智，也没有找到由此及彼的沟通桥梁。
(三)激进主义与保守情结的纠葛。严复的自由主义是汇通中西、纵贯古今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折衷调和意味，既不为封建朝廷所欣赏，也不被革命志士所理睬。为求得生存，严复只能不断变通自己的理论来左右迎合。严复首先是以激进者的身份出场，他从中西对比中深刻体会到中国的落后，于是积极著书立说，对顽固不化的封建保守主义展开猛烈进攻，使变法图强的呼声在舆论界掀起不小的波澜，深得热血青年的敬仰，而令保守势力忧心忡忡，“窃见迩来报馆林立，指摘时政，放言罔忌，措词多失体要。《国闻报》所登严复议论，亦时蹈此失。”但当群情激昂，革命的因子逐渐发育之时，严复又害怕局势大乱、一发不可收拾，于是竞把批判的重心又转向了刚刚勃发的激进主义。他反对民主共和，认为“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制治，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反而主张以专制定天下，认为中国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就是稳定社会秩序，然后再谈富强，所以“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践乎?”0甚至公开赞赏和支持封建复辟，他听到洪宪帝制出台的消息时称道“复辟之议甚佳”，并亲自参加筹安会，为专制助威。到张勋复辟时，他还继续认为：“复辟岂非佳事”。最终，复辟闹剧昙花一现，严复才意识到“凭藉骛张乱政之失，可以光复旧业，必不然矣。”本来，自由与专制是水火不容的，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严复迫于形势压力和自身局限，既顺应潮流又迷恋过去、既想标新立异，又对未来缺乏信心，致使自由主义丧失了应有的锐气，而只能在激进和保守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四)伦理本位与世俗关怀的脱节。严复从“苦乐”、“善恶”的伦理观念出发，构织了自由主义的理想蓝图。他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天性，乐有“自乐”和“众乐”之分，“故人或终身汲汲于封殖。或早夜遑遑于利济。当其得之，皆足自乐，此其一也。且夫为人之士，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亦谓苦者吾身，而天下缘此而乐者众也。”认为，理想社会必须达到“自乐”与“众乐”的和谐统一，“然宜知一群之中，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己苦而后人乐者，皆非极盛之世。极盛之世，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于斯之时。乐即为善，苦即为恶。故日善恶视苦乐也”。如果非要先“彼苦”而后才“此乐”、先“己苦”而后才“人乐”，这并非极盛之世。只有“众乐”和“自乐”同时满足，才能“乐即为善，苦即为恶”。那么如何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呢?严复指出，“仁心之用，发于至性之自然。”主张要重仁道，激发人的善良本性。严复对墨子的“兼爱”、孟子的“怜悯”完全赞同，“使人道必以仁为善长，则兼爱之说，必不可攻。”甚至把西方社会主义者也看成是出于慈善家般的怜悯之心： “劳力求食者，物竞日烈，恒患无以自存。于是有心人闵之，而持社会主义者，乃日众矣。”力图以“兼爱”“怜悯”“仁道”来实现“众乐”“自乐”并重的“极盛之世”，这样，就使严复的理想社会陷入了由“善”及“善”的抽象的伦理反复。并且，严复又把宣扬“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天演进化论与主张“众生平等，博爱无差”大同思想相提并论，把本来截然相对的两个理论强粘在一起，“大同者，不易之公理也；而天演者，又莫破之公例也。公理不可刹那弃，而公例不能瞬息离。公理固可宝爱，而公例又非能避弃。当事者亦惟循天演之公例，以达大 同之公理耳。”按照这一理论，只有竞争中的优胜者才能达到极乐世界，处于劣势地位的劳苦大众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这本身就与“众生平等，博爱无差”的大同理想背道而驰。
三
新时期，我们要遵循前人已辨明的方向，着眼于新的历史使命，构织切实可行的自由蓝图，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开辟道路。
(一)国群与小己的共荣。国群与小己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近代思想界的焦点问题，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下，往往顾此失彼，小己难以避免沦为国群牺牲品的厄运。虽然严复也曾创造性地提出了“群己界说”，并引伸为“国立为民”和“民生为国”的思考，认为：“谓国立所以为民，此重人道之说也；而谓民生所以为国，此重公义之说也。”但没有找到联结“人道”与“公义”的桥梁，只能把“民生为国”推向极端。今天，我们重新反思这一问题，必须明确以下两点：(1)自由不仅仅是手段，更应该是目的。古今中外，一些仁人志士总是以自由博爱相号召或者以民族大义作旗帜，为革命运动寻求合法性基础，都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成效。但一旦成功，又往往把以往的标榜抛于脑后，重新树立起新的统治威权。这样仅仅作为手段的所谓“自由”只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可怜工具，很难引起世人的共鸣。只有当手段真正升华为目的和归宿时，自由才成为了永恒的主题，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群己才能共存共荣，共享自由盛世。(2)化解群己矛盾的关键在民主。群己能否和谐统一，主要是看国群的性质。在专制社会里，国群与小己是水火不容的是非对抗：对统治者来说，“民生为国”才是绝对真理：而对被统治者来说，“国立为民”才合情合理。只有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政府由民选产生，国群代表全民，使民意得以表达、民权得以伸张。国真正成为人民之国，民众才产生对国群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也就自觉自愿地维护国群尊严、多做贡献。从而形成执政者牢记“国立为民”、公众不忘“民生为国”的和谐局面。
(二)精英与民众的沟通。马克思曾指出：“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通权利而已。”这里提到的就是自由资源的分配问题。为避免自由再次沦为少数人的专利，当务之急必须打破精英与民众的绝对界限，搭建双方合理流动的自由平台。必须做到以下两点：(1)化解启蒙心态，摆正角色定位。特殊的社会背景塑造了精英特殊的历史权威。然而，随着文明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新时期的民众已不再是封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精英们如果再以“救世主”的姿态向民众“填鸭式”灌输其自以为神圣的教条，只能适得其反，甚至加剧民众的逆反心理。“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来认识民众”。当前，精英应主要扮演好上下利益“中介人”的角色：一方面，引导民意表达规范化。精英们应时刻体察民情、反映民意，把握好矛盾发展的“安全阀”，引导民众合理表达自由权利，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借鉴，使民众意愿尽快上升为法制权威。另一方面，促进政府法规民众化。结合民众受传统影响较深的特点，精英应该努力做好政府政策法规的解读和变通工作，尊重乡村习俗，并结合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民歌、评书等形式，把枯燥抽象的说教灌输变为生动活泼的文化熏陶，在潜移默化中赢得民众的认同。(2)挖掘民众潜智，促进阶层流动。正如康德所说，“公众要启蒙自己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现阶段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自由权利放于重要位置，尊重民众的创造精神，以开放的胸怀积极扶持新生力量的成长，为阶层的流动和精英的更替提供自由公平的“竞技场”，任何“选手”都有脱颖而出的平等机会，使“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
(三)激情与理性的整合。倡导自由不能墨守陈规、消极保守，但也不意味着欲望的无限提升和胆量的极度扩大，强烈的激情加上科学的理性才是自由主义的真正内涵。为此，自由的实现要把握以下原则：(1)渐进和飞跃的协调。思想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都不是一时之举，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旧的观念作为长期实践的产物，一旦固化为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积淀，就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并不会因为“先知先觉”者的几声呐喊而立即消除。特别是在自由传统不太完备的中国，人们的能动改造虽然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不可能使社会转型超越量的积累，而直接步入质的突变。另一方面，在反对盲目冒进的同时，也要积极促成历史的飞跃。如果借口民智未开、国力不强，就排斥了飞跃的可能，并进而完全抵制社会的革命浪潮，所谓的“自由”就会陷入无限的等待，实质上是对民众的愚弄和欺骗，这正是严复思想的致命缺陷。在现代化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自由已顺应时代潮流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民主意识、开放思维、创新精神正广泛深入人心，并逐步凝聚成深厚的文化底蕴，衍生出强大的继发效果，使自由进程呈波浪式前进、台阶式发展，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持久动力。(2)自由和秩序的协调。自由并等于毫无原则地破坏，而必须在必要秩序的维持下稳步推进。严复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同时又回归到封建秩序的起点。自由的推进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科学发展的轨迹，有步骤、有计划地胜利前进，决不能也没必要指望一两次群众运动就“轰”出一个自由的奇迹。
(四)憧憬与实践的交融。自由不仅仅是美好的向往，更是重大的现实实践。自由的推进必须摆脱“极乐”“至善”的空洞说教，真正回归实践的原点，探寻实际可行的方案。为此，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1)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自由的实现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这里的“现实”不能仅仅当作批判的对象和庸俗进化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奋发图强、探索革新的动力。自由是融通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因素的综合工程，而不是仁义道德的空泛口号。目前必须牢牢抓住民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以发展为纽带，重点解决好资源和财富分配失衡问题，使广大民众共享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同时，不能放松民权建设。扭转主流群体弱势化的趋势，政务公开、广开言路，使民众享有公平地参与民主政权的机会。并配合教育的普及、文化的净化，为自由的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2)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个人都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个体不能脱离社会而“原子”式存在，在主张自身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不妨碍他人自由的义务。这一点，严复已经有了明确的论证。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严复的这一精神。把对自由的向往付诸于服务社会、积极奉献之中。正如麦金太尔所说“一个试图使自己从其给定的位置上抽身的人……就是从事试图使其本人消失的事业。”自由不是个体权利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特定个体尽职尽责、群策群力的优化组合。只有社会和个体的共同进步，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