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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厅堂是反映铁器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宇宙观与部落酋长权力运作机制的标志性事物之一。作为当时北欧日耳曼部落的精神与权力中心，厅堂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外部选址到内部结构设置，厅堂均体现着铁器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于宇宙秩序的认知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秩序。本文将相关考古发现与历史文本相结合，对厅堂在部落生活中所具备的功用进行多维度分析论述，以此分析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日耳曼部落酋长权力的神圣起源与运作机制。
关键词 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厅堂，宇宙观，权力
中图分类号 K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2-0039-09
厅堂，在古北欧语中被称为“hll”。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厅堂的历史源点最早可追溯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罗马铁器时代后期（约公元4～5世纪）。①其选址特殊、规模庞大、结构独特和功用多重等特征表明，厅堂乃是体现古代北欧民族宇宙观与酋长权力运作机制的一种符号化的大型标志性建筑，在当时社会中占据着精神与权力中心这样不可替代的地位。镶金嵌银的雕木厅堂不仅仅被誉为“人世间的楼宇之冠”，②而且还向世人彰显着统治者的至高地位与强大实力。
北欧地区在铁器时代尚未形成文字，故近代以来，西方学界关于厅堂的研究主要依靠考古学家对各类厅堂遗迹的发掘，而历史学家则紧随其后，展开探究，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就，其中具有代表性和阶段性的成果有：丹麦学者奥拉夫·海曼·奥尔森（Olaf Heymann Olsen）教授的《祭坛、厅堂与教堂：维京时代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Hrg， hov og kirk： hisoriske og arkologiske viking
etidsstudier），乌普萨拉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弗兰德斯·赫申德（Frands Herschend）于1993年发表的论文《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厅堂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Hall in Southern Scandinavia），以及波罗的海与斯堪的纳维亚考古中心的学者莉蒂亚·卡斯滕斯（Lydia Carstens）于2014年在《维京世界：事物、空间与活动》（Viking Worlds： Things， Spaces and Movement）一书中负责编写的章节“强大的空间：铁器时代的厅堂及其在维京时代的发展”（Powerful space. The Iron-Age hall and it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Viking Age）。而相较于西方学界，国内学界对于厅堂的了解和认知仍停留在对于古代北欧文献，如《贝奥武甫》（Beowulf）和《埃达》（Edda）中相关内容的翻译层面，③尚未进入结合考古成果对厅堂所蕴含的历史、政治、文化意义进行深入研究的层面。因此，笔者力图以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词源学的研究方法，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本相结合，彼此互证，重构厅堂的基本轮廓，分析其在当时社会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并辨析其在社会权力运行机制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功效，力求还原北欧铁器时代酋邦社会的政治和生活图景。同时，也期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学界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史前史研究的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一、宇宙的中心与厅堂的设置
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的宇宙观与厅堂的结构设置是相辅相成的。就如同教堂的结构设置是基督教宇宙观在有限空间内的浓缩，厅堂的设置对应的是宇宙的空间层级设置，而作为酋长权力中心的厅堂对应的则是宇宙的中心，象征着权力合法性的神圣起源。
（一）铁器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宇宙观
北欧的春夏短促，严冬漫长，极昼与极夜季节性交替，严酷的自然环境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是始终伴其左右的不安与危机感。这导致当地人努力追求一种在特定空间内的秩序与安全感。这种追求在现实世界中体现为人们对居所的特殊立体构建模式，在精神世界中则体现为人们将宇宙划分为不同层级的空间。通过北欧神话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眼中，世界大致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空间：
中心空间被称为奥斯嘉德（sgarr，意为“埃希尔神的地方”），①这是神明的居所，充满着欢歌笑语，美酒佳肴，但同时也潜藏着无尽的阴谋与危机。居住其中的诸神可分为两个部族：一支名为“埃希尔神族”（s，复数形式为sir），代表神祇为奥丁（inn）、索尔（órr）、提尔（Tr）;另一支名为“瓦尼尔神族”（Vanr，复数形式为Vanir），代表神祇为尼奥尔德（Njrr）、弗雷（Freyr）、弗雷娅（Freyja）。埃希尔神族的主神奥丁是创世之神，他与兄弟合力杀死了巨人（jtunn）于弥尔（Ymir），将他的颅骨做成天空，并指派四个矮人（dvergr）分别立于四方支撑起穹顶的重量。
外一环是米德嘉德（Migarr，意为“中间的地方”），这里是凡人的居所，战争与和平共存，人们保持着对诸神的敬畏。
最外一环是乌特嘉德（tgarr，意为“外界”），是一切危险与未知的存在，在《叙事体埃达》中，乌特嘉德是巨人們的要塞，这里的生物对人类和诸神满怀敌意。而米德嘉德与乌特嘉德之间则由神明用始祖巨人于弥尔的睫毛做成围墙将两者相隔离开来，以此保障诸神与人类不受到侵害。
在三个空间的中心矗立着一株参天的橡树，②名为雨格德拉西尔（Yggdrasill），它的根茎连结着世界的各个空间，被称为“世界之树”。由此可见，在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脑海中，人与神的关系是互利共生的，在他们的活动空间之内也是相对安全的。而二者之外的世界，则是危机四伏的黑暗之境，需要与之划清界限，并时刻提防从中出现的威胁。
总体而言，前基督教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信仰引导人们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层级的空间。在这个体系中，诸神领域位于宇宙的中心，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但不处于同一空间之内;诸神空间被人类空间所环绕，但高于后者;人类活动空间与诸神空间相叠、相连，但不相交;人类空间与最外层的未知空间相对立，并且神明也为二者构筑出了防护性的界线，形成了秩序-混沌、安全-危险的二元对立的观点;与此同时，三个空间又是统一的，由世界之树的根茎相连结。 （二）厅堂的设置
厅堂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场所，其内部空间划分，物品摆放以及其他诸多元素都是厅堂研究所需考虑的要点。厅堂作为一种建筑形式在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存在绵延了数百年，其设置内容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宇宙时空的具体认知状态。
1.厅堂的外部设置
厅堂选址是厅堂外部设置的关键所在。在众多厅堂遗址考古案例中，将建筑物精确地安置在选定的位置之上是至关重要的，而位置的实用性则不在考虑的范围内。①通过一系列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总结出厅堂的选址具有如下两点特征：
第一，多位于所处地区的制高点。其中位于瑞典老乌普萨拉的厅堂还为了抬升地基，修筑了人工高台以增加厅堂的高度，而位于挪威博格的厅堂则直接在山脊之上选址。这样设置也许正是为了对应宇宙观中的基本设定，即厅堂与定居点之间的高低搭配是对不同宇宙层级空间的界定：位于制高点的厅堂对应的是神话宇宙中的神之领域奥斯嘉德，厅堂周围的定居点对应的是人类的世界米德嘉德，而聚落之外的世界则对应的是充满着恶意和危险的乌特嘉德。
处于地区制高点的厅堂与处于外围的定居点之间在地势上构成明显的区别。一些厅堂所在的定居点还建有围墙或壕沟，如丹麦里伯地区的居民在9世纪早期便围绕定居点修筑了壕沟，以此划分出了安全与危险的空间界线。②这种划分很可能就是在模仿奥斯嘉德-被用于弥尔睫毛制成的围墙拱卫的米德嘉德-乌特嘉德的宇宙空间顺序。由定居点其他房屋所簇拥的厅堂虽地处高位，但彼此之间通过独立道路相连，定居点与定居点外的区域又通过围墙或壕沟区分。而定居点的厅堂与围墙在当时作为一种大型建筑工程是集众人之力才能够完成的，而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决策者和指挥者应该就是酋长本人，因为大型建筑物的兴建需要调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当时只有手握大权之人才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在厅堂与围墙的修建过程中，酋长的行为与建造厅堂、修筑米德嘉德围墙的神明形象相应和，正如《埃达》在开篇中讲道：“阿西尔部落的众神祇麋居在伊达平川上，他们盖起了祭坛，还有宏伟神殿高入云霄。”③定居点空间内的所有构建过程，实际上是在凡间重现古老神圣叙事的内容，以此在酋长与众人的现实世界中，按照创世神话搭建出阶梯式的空间感。
第二，多数厅堂均与坟冢、淡水水体相邻。早在青铜时代，北欧墓冢对于部落成员而言就具有象征意义，经常与祖先崇拜相联系，承担着作为户外祭祀仪式场所的功用。④此外，酋长将厅堂建在靠近坟冢的地方和可能是为了通过强调自身与死者或祖先的联系，以表示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继承权和所有权，位于博格的厅堂甚至是建立在被夷平的坟冢之上。⑤厅堂附近的淡水水体（包括湖、河、沼泽和湿地等）在铁器时代同样承担着祭祀场所的功用。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提到：日耳曼人“零星散落地逐水泉、草地或树林而居”。⑥考古证据显示，向沼泽、湖泊献祭在铁器时代是一种常见的祭祀仪式。1950年至1985年间，考古学家在丹麦的耶尔普河谷地区展开了考古发掘工作，从沼泽和湿地中发现了15000余件铁器时代的器物，其中包括大量的武器装备，时间跨度约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其中的许多武器装备都遭到刻意破坏。学者们认为这些应为当地居民在战争胜利后将缴获的武器作为祭品，投入湖中或沼泽中向神献祭。⑦由此可见，铁器时代的祭祀场所具备了空间与权力层面上的开放性特质。在厅堂这种室内祭祀空间出现后，这一传统依旧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与继承。
厅堂作为当时酋长权力的中心，其选址决定了酋长如何在铁器时代的宇宙观指导下，于相对无限的自然空间内构建有限的人造空间，达到以有限塑造无限，又通过无限来衬托有限，进而造就世俗与神圣的统一。玛丽·W.赫姆斯（Mary W. Helms）认为，在建筑过程中，君王除了要负责提供相关的材料与技术支持外，还要负责与其中所涉及的神圣或是超自然的力量进行交流，这便使得建筑过程本身被赋予了“君王的风范”（kingly ideal）。①酋长们正是依照宏大的宇宙构架，通过厅堂选址对人造空间与自然空间进行组合利用，在自己与众人间建立起一种高-低、大-小的视觉和心理差异感，以此塑造出权力运作机制的外部神圣空间，将厅堂所在的地理位置神化为奥斯嘉德一般的神圣存在，从神圣叙事的重现中摄取能量;同时也通过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传统的继承来确立自身权力的合法性。
2.厅堂的内部设置
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厅堂在酋长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对其内部的设置，同样需要与铁器时代北欧宇宙观的基本框架相契合，即在有限的空间内塑造出无限的宇宙，用以烘托出厅堂的神圣感。
（1）“高座”与“地炉”
首先，“高座”（ndvegi），是酋长（有可能还包括其配偶）在厅堂中的特殊座椅。作为酋长在公共祭祀仪式上行使其权力的场所，厅堂内部需要营造出一种神圣感、威严感，“高座”便有可能起到这样的功用。在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诸多关于“高座”的描述片段。《埃达》的《格里姆尼尔之歌》中，“主神奥丁和妻子爱神弗丽嘉坐在里德斯基阿弗（Hliskjlf）高背魔椅之上，凝目观望，把各世界都查看遍”。②考古发现中也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文物。在老莱尔地区厅堂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们于2009年发现了一个小型银质人物坐姿雕像。研究者认为此雕像原型很可能是坐在魔椅上的奥丁。③而老萊尔之地，在《迪特马尔编年史》（The Chronicon of Thietmar）中则被称为丹麦人（Danes）与“北方人”（Northmen）王国的中心。④该雕像也许是作为一种仪式器物，象征着当地统治者的神圣权力来源。由此看来，高座很可能是酋长权力的重要象征物之一。
“地炉”是指位于厅堂中央的火坑。它除了具备照明与取暖之用外，还可能存在着某些象征意义，甚至是仪式性的功用。酋长可以通过对“高座”与“地炉”的组合应用，重现诸神在“高座”上瞰整个世界的情景。在博格地区厅堂遗址中，大厅中的地炉在向东北方向延长的过程中，于接近大厅西北角处形成了一个圆形小型地炉。与地炉其余部分不同的是，小地炉中除木炭与石头之外，并没有发现烧焦的兽骨、残留食物等任何日常生活残留的痕迹，而且它的位置靠近大厅西北角的柱坑。⑤在对柱坑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疑为祭器的物品。笔者以此推测，该地炉的存在也许是作为“观察世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俯瞰世界的天井），与一旁的高座一同重现奥丁等诸神的行为，通过“通灵表演”营造一种神圣的氛围，以此加持自己的话语权威。 （2）“古尔古博尔”与“高座之柱”
在考古发掘中，研究者们经常在立柱柱坑内发现一些刻有图案的小金片“古尔古博尔”（gullgubber）。⑥金片上的人物图案或为一名男性或为一名女性，抑或二者皆有。后一类图案多为男女二人拥抱、接吻或手持器物相向而视的内容。博格地区厅堂遗址的大厅西北角柱坑中，便遗存了清晰地雕刻着以男女相拥的图案为内容的5片古尔古博尔，其中两片被用一块石头镇在坑底。⑦我们目前并不能完全确定这类金片图案含义的具体所指。但有学者推测，这是在描绘《埃达》中的故事情节：弗雷与女巨人格尔泽尔的神圣婚礼。⑧根据成文于13世纪的《挪威列王传》（Heimskringla）中的《英格灵伽萨迦》（Ynglinga saga）所描述的内容：“居米尔之女格尔泽尔（Gerr Gymisdóttir）是他（弗雷）的妻子;他们的儿子叫弗约尔尼尔（Fjo■lnir）。”⑨而据《挪威列王传》记述，弗约尔尼尔是英格灵王朝的传奇国王之一。将《埃达》与《英格灵伽萨迦》的描述相结合，我们即可推导出如下结论：奥斯嘉德的神明与乌特嘉德的巨人结合生下了人类统治者。而类似的关于统治家族血脉起源的元叙事①很可能在13世纪以前便已流传于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之中。因此，部落首领命工匠将这一传说雕刻在古尔古博尔上，并置于特定柱坑中，这也许是某种奠基仪式的表现。如笔者此前所言，厅堂是酋长力量和实力的象征，而在修建过程中很可能要举办某种特殊仪式，以增加厅堂和酋长本人的神圣感与合法性，即酋长是神明与巨人的后代，是天生的领袖，他所建造的厅堂也早已与他的命运相绑定，注定要成为米德嘉德的传奇。
此外，在同一个柱坑中还发现了某种玻璃器皿的碎片，经过修复还原后，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盏玻璃酒杯。在该柱坑周围也发现了大量的玻璃杯碎片。②笔者据此推测，在厅堂奠基仪式中可能涉及以酒（或牺牲的鲜血）作为祭品向想象中的神圣祖先或神明的献祭或敬酒仪式，最后将古尔古博尔和酒杯一同置于柱坑中。笔者以为，该柱坑以及坐落于其中的立柱，很可能也具有某种神圣的象征意义。《埃吕别格萨迦》（Eyrbyggja Saga）中，在描述索尔欧尔弗尔（órólfur）在建立自己的厅堂时，提及到一根名为“高座之柱”（ndvegissúlur）的特殊立柱：
他（索尔欧尔弗尔）在此地建造了一座高大的厅堂，在靠近山墙的侧墙上修建了一扇门。“高座之柱”被安置在厅堂之内，在其上钉有钉子，被称为雷金纳格拉尔（Reginnaglar，意为“神的钉子”）。③
博格厅堂遗址中发现古尔古博尔和玻璃杯碎片的柱坑很可能就是厅堂中高座之柱的所在。由于缺乏考古证据，关于“高座之柱”的具体象征意义目前学界尚无定论，然《沃尔松格萨迦》（Vlsunga Saga）中一段内容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据说，沃尔松格国王建有一座雄伟的厅堂，其中长有一株参天的橡树，树枝上开满美丽的花朵，在厅堂的椽子间播散开来，它的树干根植于厅堂之中，此树被称为巴恩斯托克（barnstokk，意为“幼树”）。④
这段文字中有三点信息值得思考：首先，一棵橡树生长在国王的厅堂中;其次，它的树枝在房屋的椽子间蔓延;最后，该树被称为“幼树”。
这些信息不禁使笔者想到了北欧神话中那株位于世界中心的参天橡树——雨格德拉西尔，而其枝干在房屋椽子间延伸，就好似世界之树的根茎连接着宇宙中的不同空间。同时，其伸展开的树枝也支撑着厅堂的屋顶，这与厅堂中“高座之柱”有着相同的功用，很可能是后者在文学体裁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另外，“幼树”这个名称也让人将其和雨格德拉西尔相联系。根据萨迦的描述，沃尔松格家族的是奥丁在凡间的子嗣，那么参照这样的设定，这株生长在厅堂中的橡树有可能也是世界之树的“后代”，因此才被命名为“幼树”。如果该树可以被视为雨格德拉西尔的幼苗，那么它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也被賦予了某种神圣的象征意义。如前文所表，厅堂在选址过程中业已通过对自然空间的划分完成了对神话世界结构的重现，酋长厅堂及其所在地很可能就象征着奥斯嘉德，厅堂内的泥土也可能具备了同样的神圣属性。另外，弗雷在神话中正是司职丰腴与生殖的神祇，与土地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也从一个侧面为博格柱坑中所发现的古尔古博尔所传递的“神圣婚姻”观点的信息提供佐证。虽然考古发掘从未发现过生长在厅堂中的树木，但根据神话与萨迦的描述，结合相关考古发现，我们仍然可对“高座之柱”的具体象征做出一些大胆推测：它很可能是“世界之树”雨格德拉西尔的象征，而柱下的泥土很可能象征着奥斯嘉德。
（3）“房梁”与“短柱”
作为房屋的一种类型，厅堂的各结构部分都拥有特定名称，除了本身具有的建筑专业名词的含义外，还体现着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建筑居所之时所融入的宇宙观概念。
在北欧神话文本的描述中，“天空”由四位矮人支撑，故古北欧语的诗歌中“天空”经常被称为“byri dverganna”，意为“矮人的重担”。在冰岛，农舍屋顶大梁被称为“s”，即埃希尔神族的单数形式，而支撑它的短柱被称为“dvergar”。①后者正是古北欧语“矮人”一词的复数形式。厅堂本身是一类大型农舍式建筑，而由高高在上的“埃希尔神”与支撑天空的“矮人”构成了厅堂的顶层结构，这样的“巧合”也许正是来源于根植在人们脑海中的，长久以来对于宇宙构架的传统认知观念。
如此看来，厅堂的内部也体现着整个宇宙的存在：位于头顶之上的是被称为“矮人的重担”的天空（屋顶），由“矮人”（支撑屋顶的短柱）所支撑;下方矗立的是里德斯基阿弗（“高座”）;它的旁边是世界之树雨格德拉西尔（“高座之柱”）;前方则是神明用以俯瞰世界的天井（小型地炉）。在立体的空间内，作为宇宙中心的奥斯嘉德与作为权力中心的厅堂垂直重合，进而形成了一组超越时空，跨越虚实的神圣画面。
三、以厅堂为舞台构建的酋长权力运作机制 通过与宇宙观的契合，厅堂成为了宇宙与权力的中心所在地，但如何维持厅堂的拥有者——部落酋长的统治权力，则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套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在铁器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部落中，主持祭祀权力与仪式空间的变迁，以及酋长对于社会资源的垄断都为这一机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一）祭祀仪式类型的演变与酋长权力的扩大
铁器时代斯堪的纳维亚酋长权力运行机制于6世纪发生了改变，其标志是祭祀仪式的类型逐渐从具有开放性的户外仪式，向具有私密性的室内仪式进行转变。②在6世纪前的日耳曼部落，很可能是由于部落社会的财富积累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阶级划分还并不明显，权力本身还不具备需要依赖于神圣合法性的特质，所以户外的祭祀仪式在空间上具备开放性，可以允许部落成员集体参与。《日耳曼尼亚志》中的描述对日耳曼人此种原始的民主模式亦有所证实：
他们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勇力为标准。国王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不能一意孤行……此外，日耳曼人认为把诸神围在墙垣之中或将诸神塑成人的形象都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他们将森木丛林献给神祇。他们所称诸神的名称都是不可理解的，只有他们在虔心敬奉之中才能领悟其意义。③
但大量考古发现表明，在约6世纪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户外献祭活动开始减少，鲜见如耶尔普考古发现一般的大型公共户外祭祀仪式。这并不意味着仪式的终结，而是说明祭祀场地开始发生了改变，从厅堂遗址中出土的诸多器物来看，祭祀仪式的举办场地开始向建于坟冢、水体、树林等露天祭祀地点旁的厅堂中转移。仪式的类型逐渐从具有开放性的户外仪式向具有私密性的室内仪式转变。④而公共祭祀空间的改变说明公共仪式的行使权发生了改变，仪式空间向具有明确所属权的房屋转移。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出现了对公共仪式行使权进行垄断的阶层——祭司酋长（goi）。通过贸易或战争，他们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将厅堂建立在曾经开放式的公共祭祀空间附近，实际上是向社会成员表明自己对于仪式行使权的占有，同时也是在强调对仪式权威性的继承。在掌握了财富分配权和公共仪式行使权，并拥有私人的祭祀空间后，酋长们也就成功地稀释了部落其他成员的公共仪式参与权。曾经被人们公开“虔心敬奉”的神祇被请入了厅堂之中，慢慢成为了新型酋长们在社会中建立个人关系网络的工具，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旧有体系的基础之上开始生根发芽。通过武力或其他手段占有大量财富，借助垄断室内空间公共仪式中与神明交流的权力，酋长开始成为社会中的神圣统治阶层，而厅堂则成为了他们的权力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户外的祭祀空间完全失去了功用，酋长们依然会按照其在部落中所处的统治地位，在特定的时间于户外公开地行使自己的祭司权力。
概而言之，在铁器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特殊的人群（酋长）对社会财富的掌握催生出了对社会公共权力（祭祀行使权）的垄断。如何彰显、巩固自己获得的地位，瓦解旧有的习俗，建立符合自己统治意志的新型传统成为了当务之急。正如《贝奥武甫》中，丹麦国王罗瑟迦在称王大业完成之时要建造一座可以被视为权力中心的厅堂（即古英语文本原文中的meduseld，意为“蜜酒大厅”）作为他的“登基仪式”：
末了，胜利和光荣归了罗瑟迦/他得到扈从们衷心的爱戴/越来越多的年轻战士，从四面八方/投奔到他的帐下。霸业既兴/他于是萌发出一个心愿：/要让丹麦有一座蜜酒大厅/一席让人的子孙永世不忘的庆筵。①
（二）以“礼物赠与”模式为核心的厅堂宴会
与欧洲早期基督教政权内部的权力关系类似的一点是，北欧铁器时代的酋长们同样要通过具有仪式感的活动来与他人建立起亲兵或盟友关系，而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有效的活动便是在厅堂中举办盛大的宴会。与当时西欧基督教政权的权力建构不同的是，前基督教时期的酋长权威是建立在“礼物赠与”模式之上的私人关系。这一模式在实际操作层面具有着多样性特征，“礼物”的形式是多元化的，可以是贵重的金银器物、精良的武器、盛大的宴会等等。其中宴会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它是一种工具，同時也是政治活动的舞台。②此外，宴会也是仪式的一种特殊形态，主办方可以在各势力间进行操控、斡旋。而且享用美食与美酒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是最具文化基础与仪式性的行为。③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对日耳曼人的宴会做出了生动的描述与经典的总结：“筵席饮宴是他们（酋长的侍从们）唯一的报酬，饮食虽然粗陋，但供设甚为丰富。这些恩典的财源都是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的。”④虽然语句简短，但塔西佗实际上已经对铁器时代日耳曼部落酋长举办的宴会下了定义：宴会是侍从们随酋长进行征战劫掠之后得到的报酬，是酋长赠与侍从的一种礼物形式。《埃达》中《里格的赞歌》的诗句也体现了酋长与亲兵之间的利益关系：“他（雅尔，部落贵族首领的称谓）把财宝赏给手下分享，珠宝首饰和骏马都赏赐，黄金戒指送人毫不心疼，大块金砖凿开来再均分。”⑤亲兵是部落中的青壮年男子，通过起誓向酋长效忠，跟随他对外进行战争劫掠，并接受后者作为回报而赠与的礼物，在当时的日耳曼部落社会中形成了酋长-亲兵的权力结构，二者间存在的礼物与忠诚的交换也是当时北欧社会统治阶层——军事贵族阶层的组织运作方式。
因此，定期举行的宴会无疑可以巩固酋长与亲兵之间的联系。对于酋长而言，这在当时很可能是一种公认的社会责任。在《埃吕别格萨迦》的描述中，主人公在建起自己的厅堂后还必须要承担起举办宴会的责任：“厅堂祭司酋长（hofgoi）有责任出资维护厅堂并保证它的正常运转，同时也要负责在厅堂内举办祭典宴会。”⑥此外，宴会中所包含的仪式也可令酋长权力合法性通过他与神明在祭祀中的沟通进一步得到加强，而能够参加由酋长主持的祭祀活动本身，对于亲兵而言也等同于另一种形式的“礼物赠与”。通过对诸多文献的研读，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厅堂宴会过程中出现的仪式主要有两种：一种称为“布洛特”（blót），另一种称为“维兹拉”（veizla）。前者在古北欧语中意为“祭祀”，因此很可能就是一种在宴会中献祭仪式，后者在古北欧语中意为“宴会”，但根据文献的描述，它很可能是某种仪式性的饮食行为。在《挪威列王传》中，斯诺里对斯堪的纳维亚传统宴会的习俗和仪式进行了描述： 在古代传统中，当举行祭祀仪式时，所有农夫都要带着宴会（veizla）所需的全部食物来到厅堂的所在地。每个人在宴會中都会喝到麦酒。他们还会在那里屠宰各类的牛马，这些牲畜的血被称为“塞勒特”（hlautbollar），盛血的碗被称为“塞勒特伯勒拉”（hlautbollar，意为“祭祀之碗”），而“塞勒特廷”（hlautteinar，意为“祭祀之芽”）则是挥洒血液的工具;圣坛应该会因此被染成红色，同时被染红的还有厅堂的内墙和外墙，众人也会受到鲜血的淋洒;同时，这些被宰杀的牲畜会被煮熟供众人享用。厅堂地板中间应有地炉和酒壶。敬酒活动会在火坑上方延续，酋长作为宴会的组织者应该对所饮之酒和祭品之肉进行祝福，他首先会对奥丁敬酒（庆祝国王的胜利和英武之姿），之后向尼奥尔德和弗雷敬酒，期望获得美好的时节与和平的生活。此后，众人再向布拉耶（Bragi，诗歌之神）敬酒;而后他们还会向他们过世的族人敬酒。这被称为“悯尼”（Minni，意为“追思之酒”）。①
“布洛特”所指的仪式很可能就是将牲畜的鲜血泼洒在厅堂内外的过程，而“维兹拉”则应该是众人共同享用祭品与向神明、祖先敬酒的程序。
通过文献的描述可知，无论是“布洛特”还是“维兹拉”都是在厅堂的宴会过程中进行的公共祭祀仪式，这也说明了酋长拥有了主持公共祭祀仪式的权力。祭祀酋长需要向众人证明他具备能够获得诸神回应的能力，并在特殊时刻结合厅堂内外设置，他可以“扮演”人们心中神的角色。
另外，为了维持“礼物赠与”模式的有效性，祭司酋长还需要以厅堂为生产场所，对金属制品，尤其是贵金属器物的制造进行垄断。在厅堂遗址的特定房间内，考古学家经常会发现金银制品、金属制造工具、天平砝码等物品，结合在厅堂出土的精美金属器物（如古尔古博尔），说明金属制品的制作很可能对于酋长来说至关重要的生产活动。北欧地区的金银矿产十分稀少，但存在着可供冶炼的沼铁矿。这是一种可在沼泽中露天开采的铁矿，冶炼过程十分耗时费力。有学者推测，100千克的沼铁矿可以产出70千克的铁，但冶炼1千克铁大约需要耗费10千克的木炭和25小时的人工劳动时间。②这就使得铁制品在当时成为了一种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除了铁器之外，人们对于金银制品的渴望也一直贯穿于整个铁器时代。当时银的使用范围多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而金则是被作为礼物，或赠与人，或献与神。在北欧出土了大量维京时代的藏银，其中经常会包括数量众多的，被斩断或被扭断的银币、银块以及银质臂环，再结合在维京时代贸易点出土的小型天平和砝码，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货币的概念，而是通过白银的重量来衡量商品的价值，并将其作为商品的等价交换物。③可见，铁器、金银器等金属制品的生产对于酋长而言是关键性财富来源，而负责制造这些器物的匠人则会相应地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诗歌体埃达》与《叙事体埃达》以及众多萨迦作品的描述中，众神和凡人均对于金属制品有着强烈的渴望。但这种精湛技艺绝非常人所能掌握的，而是被矮人所垄断：在埃希尔诸神中，索尔的神锤姆约尔尼尔（Mjllnir）、奥丁的长枪冈格尼尔（Gungnir）等标志性的神兵利器都是出自矮人之手。另外，在《沃尔松格萨迦》中，英雄西古尔泽尔（Sigurr）从小就被国王托付给矮人工匠里金（Reginn）作养子和学徒，后者帮西格德修复了家族的传奇之剑格拉姆尔（Gramr），助他杀死了毒龙。④通过上述神话与传说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专业的金属匠人在统治者权力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所以，在厅堂中从事生产的金属匠人很可能与酋长的家庭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并因此成为酋长的座上宾，帮助酋长垄断部落的金属制品生产活动。
以上表明，在祭祀仪式发生变化之时，祭司酋长需要通过担当并保持以下三种角色，才能进一步获取权力的合法性并维持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1.作为部落的祭司，负责举行公共祭祀仪式，借助“通灵”等方式代众人与神明进行沟通;
2.作为部落的军事领袖，需要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劫掠到更多的战利品，并赠与麾下的亲兵，用以换取他们的忠心;
3.作为部落财富的掌控者与分配者，需要通过掌控贸易、手工艺制品的制造、农耕等生产方式积累更多的财富，满足随着亲兵人数的增长而日益增加的礼物需求。
综上所述，人们在厅堂中的活动是与其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思考和感悟相辅相成的。祭司酋长作为厅堂的拥有者根据人们对于宇宙运转方式的理解，在厅堂内部构建起神圣的空间。通过不同的仪式性活动，神圣叙事与厅堂内外设置所表现出来的宇宙秩序被结合成为了一个整体，酋长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话语权也因此得到了树立，并通过“礼物赠与”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由此可见，铁器时代北欧厅堂的结构与功用是对当时新兴社会权力体系的一种应和，作为一种有效工具构建起酋长权力的运作机制，并维持着社会的基本构架与稳定性。
笔者认为只有将考古证据与神话传说的文本相结合，并佐以不同的学科维度，方可对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厅堂的解读;只有对厅堂进行多元化地审视与分析，一座“人间仙宫”般的宏伟建筑才会在云雾散尽后挺立在我们面前。
纵观铁器时代北欧人的厅堂，精心的选址令它占据了特殊的地理位置，周遭的地貌特征又赋予其承载传统的能力。在相对无限的自然空间中，高耸的厅堂将铁器时代的古日耳曼人对世界的思考以直观的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相对有限的厅堂内部，一个无限的宇宙通过建筑者巧妙地构思与对世界无限的感悟逐渐舒展开来。随着厅堂宴席上的觥筹交错，大地升华成为了奥斯嘉德仙境，屋顶消失在了无尽的夜空之中，厅堂的立柱如雨格德拉西尔一般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身披红袍，手捧杯盏的酋长端坐在“高座”之上，伴着影影绰绰的炉火光亮化身为了伟大的神祇;宾客们的歌声高亢嘹亮，奥丁、索尔、弗雷纷纷落入席间，成为厅堂中的座上宾。现实与虚幻在此时此刻水乳交融，此情此景更令观者震撼不已。
对于部落成员而言，厅堂不单单是酋长的居所，更是宇宙的中心与权力的舞台。厅堂在日常的生活中成为了诸神在人间现身的圣地，人们将自己置身于厅堂之中为了与神进行亲密地沟通，而酋长作为人与神之间的媒介将权力与义务揽于麾下，融于一身。他通过对厅堂内外空间的精心营建，塑造出上与下、天与地、人与神“三位一体”的秩序感与神圣感，以“天人合一”的形态维持着部落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转。
然而，厅堂作为铁器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发展中的变量之一终有其寿命。当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进程出现了新的发展变化之时，斯堪的纳维亚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8至11世纪，法兰克帝国的向北扩张，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兴盛，不列颠“七国时代”的终结，维京人活动范围的扩展，都为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发展添加了新的变量。通过贸易、劫掠与战争等手段获取的大量财富不断涌入斯堪的纳维亚。财富的积累使一些酋长的力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导致其对权力的渴望也愈发强烈，从而不再满足于对现有资源的掌控。此外，与欧洲其他地区的频繁交流也让他们接触到了基督教国王的权力运作模式，见识到了其掌控大量资源的能力。因此，酋长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权力的无限渴求最终导致了传统社会的稳定性开始被打破。在10世纪中后期，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权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以部落为单位的酋邦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征服与兼并建立起的统一王国。新兴的权力结构需要与之配套的精神与政治资源，而组织松散，供奉多神的自然崇拜已经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尊崇一神的基督教开始被统治者所接受并被引入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生活之中，最终成为了国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掌握知识的教职人员与体系完善的教会组织也因此成为了国王权力运作机制中的关键一环。曾被视为宇宙中心的厅堂被教堂取代，奥斯嘉德的诸神走下了圣坛，变为了与旁人无异的凡夫俗子，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取代了雷神索尔手中的神锤。斯堪的纳维亚开始被纳入到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体系之中，诸神与英雄的时代从此逝去，而基督与国王的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
【作者简介】余雄飞，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斯堪的纳维亚维京时代与中世纪历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 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厅堂，宇宙观，权力
中图分类号 K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2-0039-09
厅堂，在古北欧语中被称为“hll”。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厅堂的历史源点最早可追溯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罗马铁器时代后期（约公元4～5世纪）。①其选址特殊、规模庞大、结构独特和功用多重等特征表明，厅堂乃是体现古代北欧民族宇宙观与酋长权力运作机制的一种符号化的大型标志性建筑，在当时社会中占据着精神与权力中心这样不可替代的地位。镶金嵌银的雕木厅堂不仅仅被誉为“人世间的楼宇之冠”，②而且还向世人彰显着统治者的至高地位与强大实力。
北欧地区在铁器时代尚未形成文字，故近代以来，西方学界关于厅堂的研究主要依靠考古学家对各类厅堂遗迹的发掘，而历史学家则紧随其后，展开探究，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就，其中具有代表性和阶段性的成果有：丹麦学者奥拉夫·海曼·奥尔森（Olaf Heymann Olsen）教授的《祭坛、厅堂与教堂：维京时代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Hrg， hov og kirk： hisoriske og arkologiske viking
etidsstudier），乌普萨拉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弗兰德斯·赫申德（Frands Herschend）于1993年发表的论文《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厅堂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Hall in Southern Scandinavia），以及波罗的海与斯堪的纳维亚考古中心的学者莉蒂亚·卡斯滕斯（Lydia Carstens）于2014年在《维京世界：事物、空间与活动》（Viking Worlds： Things， Spaces and Movement）一书中负责编写的章节“强大的空间：铁器时代的厅堂及其在维京时代的发展”（Powerful space. The Iron-Age hall and it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Viking Age）。而相较于西方学界，国内学界对于厅堂的了解和认知仍停留在对于古代北欧文献，如《贝奥武甫》（Beowulf）和《埃达》（Edda）中相关内容的翻译层面，③尚未进入结合考古成果对厅堂所蕴含的历史、政治、文化意义进行深入研究的层面。因此，笔者力图以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词源学的研究方法，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本相结合，彼此互证，重构厅堂的基本轮廓，分析其在当时社会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并辨析其在社会权力运行机制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功效，力求还原北欧铁器时代酋邦社会的政治和生活图景。同时，也期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学界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史前史研究的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一、宇宙的中心与厅堂的设置
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的宇宙观与厅堂的结构设置是相辅相成的。就如同教堂的结构设置是基督教宇宙观在有限空间内的浓缩，厅堂的设置对应的是宇宙的空间层级设置，而作为酋长权力中心的厅堂对应的则是宇宙的中心，象征着权力合法性的神圣起源。
（一）铁器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宇宙观
北欧的春夏短促，严冬漫长，极昼与极夜季节性交替，严酷的自然环境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是始终伴其左右的不安与危机感。这导致当地人努力追求一种在特定空间内的秩序与安全感。这种追求在现实世界中体现为人们对居所的特殊立体构建模式，在精神世界中则体现为人们将宇宙划分为不同层级的空间。通过北欧神话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眼中，世界大致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空间：
中心空间被称为奥斯嘉德（sgarr，意为“埃希尔神的地方”），①这是神明的居所，充满着欢歌笑语，美酒佳肴，但同时也潜藏着无尽的阴谋与危机。居住其中的诸神可分为两个部族：一支名为“埃希尔神族”（s，复数形式为sir），代表神祇为奥丁（inn）、索尔（órr）、提尔（Tr）;另一支名为“瓦尼尔神族”（Vanr，复数形式为Vanir），代表神祇为尼奥尔德（Njrr）、弗雷（Freyr）、弗雷娅（Freyja）。埃希尔神族的主神奥丁是创世之神，他与兄弟合力杀死了巨人（jtunn）于弥尔（Ymir），将他的颅骨做成天空，并指派四个矮人（dvergr）分别立于四方支撑起穹顶的重量。
外一环是米德嘉德（Migarr，意为“中间的地方”），这里是凡人的居所，战争与和平共存，人们保持着对诸神的敬畏。
最外一环是乌特嘉德（tgarr，意为“外界”），是一切危险与未知的存在，在《叙事体埃达》中，乌特嘉德是巨人們的要塞，这里的生物对人类和诸神满怀敌意。而米德嘉德与乌特嘉德之间则由神明用始祖巨人于弥尔的睫毛做成围墙将两者相隔离开来，以此保障诸神与人类不受到侵害。
在三个空间的中心矗立着一株参天的橡树，②名为雨格德拉西尔（Yggdrasill），它的根茎连结着世界的各个空间，被称为“世界之树”。由此可见，在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脑海中，人与神的关系是互利共生的，在他们的活动空间之内也是相对安全的。而二者之外的世界，则是危机四伏的黑暗之境，需要与之划清界限，并时刻提防从中出现的威胁。
总体而言，前基督教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信仰引导人们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层级的空间。在这个体系中，诸神领域位于宇宙的中心，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但不处于同一空间之内;诸神空间被人类空间所环绕，但高于后者;人类活动空间与诸神空间相叠、相连，但不相交;人类空间与最外层的未知空间相对立，并且神明也为二者构筑出了防护性的界线，形成了秩序-混沌、安全-危险的二元对立的观点;与此同时，三个空间又是统一的，由世界之树的根茎相连结。 （二）厅堂的设置
厅堂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场所，其内部空间划分，物品摆放以及其他诸多元素都是厅堂研究所需考虑的要点。厅堂作为一种建筑形式在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存在绵延了数百年，其设置内容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宇宙时空的具体认知状态。
1.厅堂的外部设置
厅堂选址是厅堂外部设置的关键所在。在众多厅堂遗址考古案例中，将建筑物精确地安置在选定的位置之上是至关重要的，而位置的实用性则不在考虑的范围内。①通过一系列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总结出厅堂的选址具有如下两点特征：
第一，多位于所处地区的制高点。其中位于瑞典老乌普萨拉的厅堂还为了抬升地基，修筑了人工高台以增加厅堂的高度，而位于挪威博格的厅堂则直接在山脊之上选址。这样设置也许正是为了对应宇宙观中的基本设定，即厅堂与定居点之间的高低搭配是对不同宇宙层级空间的界定：位于制高点的厅堂对应的是神话宇宙中的神之领域奥斯嘉德，厅堂周围的定居点对应的是人类的世界米德嘉德，而聚落之外的世界则对应的是充满着恶意和危险的乌特嘉德。
处于地区制高点的厅堂与处于外围的定居点之间在地势上构成明显的区别。一些厅堂所在的定居点还建有围墙或壕沟，如丹麦里伯地区的居民在9世纪早期便围绕定居点修筑了壕沟，以此划分出了安全与危险的空间界线。②这种划分很可能就是在模仿奥斯嘉德-被用于弥尔睫毛制成的围墙拱卫的米德嘉德-乌特嘉德的宇宙空间顺序。由定居点其他房屋所簇拥的厅堂虽地处高位，但彼此之间通过独立道路相连，定居点与定居点外的区域又通过围墙或壕沟区分。而定居点的厅堂与围墙在当时作为一种大型建筑工程是集众人之力才能够完成的，而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决策者和指挥者应该就是酋长本人，因为大型建筑物的兴建需要调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当时只有手握大权之人才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在厅堂与围墙的修建过程中，酋长的行为与建造厅堂、修筑米德嘉德围墙的神明形象相应和，正如《埃达》在开篇中讲道：“阿西尔部落的众神祇麋居在伊达平川上，他们盖起了祭坛，还有宏伟神殿高入云霄。”③定居点空间内的所有构建过程，实际上是在凡间重现古老神圣叙事的内容，以此在酋长与众人的现实世界中，按照创世神话搭建出阶梯式的空间感。
第二，多数厅堂均与坟冢、淡水水体相邻。早在青铜时代，北欧墓冢对于部落成员而言就具有象征意义，经常与祖先崇拜相联系，承担着作为户外祭祀仪式场所的功用。④此外，酋长将厅堂建在靠近坟冢的地方和可能是为了通过强调自身与死者或祖先的联系，以表示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继承权和所有权，位于博格的厅堂甚至是建立在被夷平的坟冢之上。⑤厅堂附近的淡水水体（包括湖、河、沼泽和湿地等）在铁器时代同样承担着祭祀场所的功用。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提到：日耳曼人“零星散落地逐水泉、草地或树林而居”。⑥考古证据显示，向沼泽、湖泊献祭在铁器时代是一种常见的祭祀仪式。1950年至1985年间，考古学家在丹麦的耶尔普河谷地区展开了考古发掘工作，从沼泽和湿地中发现了15000余件铁器时代的器物，其中包括大量的武器装备，时间跨度约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其中的许多武器装备都遭到刻意破坏。学者们认为这些应为当地居民在战争胜利后将缴获的武器作为祭品，投入湖中或沼泽中向神献祭。⑦由此可见，铁器时代的祭祀场所具备了空间与权力层面上的开放性特质。在厅堂这种室内祭祀空间出现后，这一传统依旧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与继承。
厅堂作为当时酋长权力的中心，其选址决定了酋长如何在铁器时代的宇宙观指导下，于相对无限的自然空间内构建有限的人造空间，达到以有限塑造无限，又通过无限来衬托有限，进而造就世俗与神圣的统一。玛丽·W.赫姆斯（Mary W. Helms）认为，在建筑过程中，君王除了要负责提供相关的材料与技术支持外，还要负责与其中所涉及的神圣或是超自然的力量进行交流，这便使得建筑过程本身被赋予了“君王的风范”（kingly ideal）。①酋长们正是依照宏大的宇宙构架，通过厅堂选址对人造空间与自然空间进行组合利用，在自己与众人间建立起一种高-低、大-小的视觉和心理差异感，以此塑造出权力运作机制的外部神圣空间，将厅堂所在的地理位置神化为奥斯嘉德一般的神圣存在，从神圣叙事的重现中摄取能量;同时也通过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传统的继承来确立自身权力的合法性。
2.厅堂的内部设置
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厅堂在酋长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对其内部的设置，同样需要与铁器时代北欧宇宙观的基本框架相契合，即在有限的空间内塑造出无限的宇宙，用以烘托出厅堂的神圣感。
（1）“高座”与“地炉”
首先，“高座”（ndvegi），是酋长（有可能还包括其配偶）在厅堂中的特殊座椅。作为酋长在公共祭祀仪式上行使其权力的场所，厅堂内部需要营造出一种神圣感、威严感，“高座”便有可能起到这样的功用。在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诸多关于“高座”的描述片段。《埃达》的《格里姆尼尔之歌》中，“主神奥丁和妻子爱神弗丽嘉坐在里德斯基阿弗（Hliskjlf）高背魔椅之上，凝目观望，把各世界都查看遍”。②考古发现中也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文物。在老莱尔地区厅堂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们于2009年发现了一个小型银质人物坐姿雕像。研究者认为此雕像原型很可能是坐在魔椅上的奥丁。③而老萊尔之地，在《迪特马尔编年史》（The Chronicon of Thietmar）中则被称为丹麦人（Danes）与“北方人”（Northmen）王国的中心。④该雕像也许是作为一种仪式器物，象征着当地统治者的神圣权力来源。由此看来，高座很可能是酋长权力的重要象征物之一。
“地炉”是指位于厅堂中央的火坑。它除了具备照明与取暖之用外，还可能存在着某些象征意义，甚至是仪式性的功用。酋长可以通过对“高座”与“地炉”的组合应用，重现诸神在“高座”上瞰整个世界的情景。在博格地区厅堂遗址中，大厅中的地炉在向东北方向延长的过程中，于接近大厅西北角处形成了一个圆形小型地炉。与地炉其余部分不同的是，小地炉中除木炭与石头之外，并没有发现烧焦的兽骨、残留食物等任何日常生活残留的痕迹，而且它的位置靠近大厅西北角的柱坑。⑤在对柱坑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疑为祭器的物品。笔者以此推测，该地炉的存在也许是作为“观察世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俯瞰世界的天井），与一旁的高座一同重现奥丁等诸神的行为，通过“通灵表演”营造一种神圣的氛围，以此加持自己的话语权威。 （2）“古尔古博尔”与“高座之柱”
在考古发掘中，研究者们经常在立柱柱坑内发现一些刻有图案的小金片“古尔古博尔”（gullgubber）。⑥金片上的人物图案或为一名男性或为一名女性，抑或二者皆有。后一类图案多为男女二人拥抱、接吻或手持器物相向而视的内容。博格地区厅堂遗址的大厅西北角柱坑中，便遗存了清晰地雕刻着以男女相拥的图案为内容的5片古尔古博尔，其中两片被用一块石头镇在坑底。⑦我们目前并不能完全确定这类金片图案含义的具体所指。但有学者推测，这是在描绘《埃达》中的故事情节：弗雷与女巨人格尔泽尔的神圣婚礼。⑧根据成文于13世纪的《挪威列王传》（Heimskringla）中的《英格灵伽萨迦》（Ynglinga saga）所描述的内容：“居米尔之女格尔泽尔（Gerr Gymisdóttir）是他（弗雷）的妻子;他们的儿子叫弗约尔尼尔（Fjo■lnir）。”⑨而据《挪威列王传》记述，弗约尔尼尔是英格灵王朝的传奇国王之一。将《埃达》与《英格灵伽萨迦》的描述相结合，我们即可推导出如下结论：奥斯嘉德的神明与乌特嘉德的巨人结合生下了人类统治者。而类似的关于统治家族血脉起源的元叙事①很可能在13世纪以前便已流传于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之中。因此，部落首领命工匠将这一传说雕刻在古尔古博尔上，并置于特定柱坑中，这也许是某种奠基仪式的表现。如笔者此前所言，厅堂是酋长力量和实力的象征，而在修建过程中很可能要举办某种特殊仪式，以增加厅堂和酋长本人的神圣感与合法性，即酋长是神明与巨人的后代，是天生的领袖，他所建造的厅堂也早已与他的命运相绑定，注定要成为米德嘉德的传奇。
此外，在同一个柱坑中还发现了某种玻璃器皿的碎片，经过修复还原后，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盏玻璃酒杯。在该柱坑周围也发现了大量的玻璃杯碎片。②笔者据此推测，在厅堂奠基仪式中可能涉及以酒（或牺牲的鲜血）作为祭品向想象中的神圣祖先或神明的献祭或敬酒仪式，最后将古尔古博尔和酒杯一同置于柱坑中。笔者以为，该柱坑以及坐落于其中的立柱，很可能也具有某种神圣的象征意义。《埃吕别格萨迦》（Eyrbyggja Saga）中，在描述索尔欧尔弗尔（órólfur）在建立自己的厅堂时，提及到一根名为“高座之柱”（ndvegissúlur）的特殊立柱：
他（索尔欧尔弗尔）在此地建造了一座高大的厅堂，在靠近山墙的侧墙上修建了一扇门。“高座之柱”被安置在厅堂之内，在其上钉有钉子，被称为雷金纳格拉尔（Reginnaglar，意为“神的钉子”）。③
博格厅堂遗址中发现古尔古博尔和玻璃杯碎片的柱坑很可能就是厅堂中高座之柱的所在。由于缺乏考古证据，关于“高座之柱”的具体象征意义目前学界尚无定论，然《沃尔松格萨迦》（Vlsunga Saga）中一段内容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据说，沃尔松格国王建有一座雄伟的厅堂，其中长有一株参天的橡树，树枝上开满美丽的花朵，在厅堂的椽子间播散开来，它的树干根植于厅堂之中，此树被称为巴恩斯托克（barnstokk，意为“幼树”）。④
这段文字中有三点信息值得思考：首先，一棵橡树生长在国王的厅堂中;其次，它的树枝在房屋的椽子间蔓延;最后，该树被称为“幼树”。
这些信息不禁使笔者想到了北欧神话中那株位于世界中心的参天橡树——雨格德拉西尔，而其枝干在房屋椽子间延伸，就好似世界之树的根茎连接着宇宙中的不同空间。同时，其伸展开的树枝也支撑着厅堂的屋顶，这与厅堂中“高座之柱”有着相同的功用，很可能是后者在文学体裁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另外，“幼树”这个名称也让人将其和雨格德拉西尔相联系。根据萨迦的描述，沃尔松格家族的是奥丁在凡间的子嗣，那么参照这样的设定，这株生长在厅堂中的橡树有可能也是世界之树的“后代”，因此才被命名为“幼树”。如果该树可以被视为雨格德拉西尔的幼苗，那么它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也被賦予了某种神圣的象征意义。如前文所表，厅堂在选址过程中业已通过对自然空间的划分完成了对神话世界结构的重现，酋长厅堂及其所在地很可能就象征着奥斯嘉德，厅堂内的泥土也可能具备了同样的神圣属性。另外，弗雷在神话中正是司职丰腴与生殖的神祇，与土地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也从一个侧面为博格柱坑中所发现的古尔古博尔所传递的“神圣婚姻”观点的信息提供佐证。虽然考古发掘从未发现过生长在厅堂中的树木，但根据神话与萨迦的描述，结合相关考古发现，我们仍然可对“高座之柱”的具体象征做出一些大胆推测：它很可能是“世界之树”雨格德拉西尔的象征，而柱下的泥土很可能象征着奥斯嘉德。
（3）“房梁”与“短柱”
作为房屋的一种类型，厅堂的各结构部分都拥有特定名称，除了本身具有的建筑专业名词的含义外，还体现着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建筑居所之时所融入的宇宙观概念。
在北欧神话文本的描述中，“天空”由四位矮人支撑，故古北欧语的诗歌中“天空”经常被称为“byri dverganna”，意为“矮人的重担”。在冰岛，农舍屋顶大梁被称为“s”，即埃希尔神族的单数形式，而支撑它的短柱被称为“dvergar”。①后者正是古北欧语“矮人”一词的复数形式。厅堂本身是一类大型农舍式建筑，而由高高在上的“埃希尔神”与支撑天空的“矮人”构成了厅堂的顶层结构，这样的“巧合”也许正是来源于根植在人们脑海中的，长久以来对于宇宙构架的传统认知观念。
如此看来，厅堂的内部也体现着整个宇宙的存在：位于头顶之上的是被称为“矮人的重担”的天空（屋顶），由“矮人”（支撑屋顶的短柱）所支撑;下方矗立的是里德斯基阿弗（“高座”）;它的旁边是世界之树雨格德拉西尔（“高座之柱”）;前方则是神明用以俯瞰世界的天井（小型地炉）。在立体的空间内，作为宇宙中心的奥斯嘉德与作为权力中心的厅堂垂直重合，进而形成了一组超越时空，跨越虚实的神圣画面。
三、以厅堂为舞台构建的酋长权力运作机制 通过与宇宙观的契合，厅堂成为了宇宙与权力的中心所在地，但如何维持厅堂的拥有者——部落酋长的统治权力，则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套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在铁器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部落中，主持祭祀权力与仪式空间的变迁，以及酋长对于社会资源的垄断都为这一机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一）祭祀仪式类型的演变与酋长权力的扩大
铁器时代斯堪的纳维亚酋长权力运行机制于6世纪发生了改变，其标志是祭祀仪式的类型逐渐从具有开放性的户外仪式，向具有私密性的室内仪式进行转变。②在6世纪前的日耳曼部落，很可能是由于部落社会的财富积累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阶级划分还并不明显，权力本身还不具备需要依赖于神圣合法性的特质，所以户外的祭祀仪式在空间上具备开放性，可以允许部落成员集体参与。《日耳曼尼亚志》中的描述对日耳曼人此种原始的民主模式亦有所证实：
他们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勇力为标准。国王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不能一意孤行……此外，日耳曼人认为把诸神围在墙垣之中或将诸神塑成人的形象都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他们将森木丛林献给神祇。他们所称诸神的名称都是不可理解的，只有他们在虔心敬奉之中才能领悟其意义。③
但大量考古发现表明，在约6世纪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户外献祭活动开始减少，鲜见如耶尔普考古发现一般的大型公共户外祭祀仪式。这并不意味着仪式的终结，而是说明祭祀场地开始发生了改变，从厅堂遗址中出土的诸多器物来看，祭祀仪式的举办场地开始向建于坟冢、水体、树林等露天祭祀地点旁的厅堂中转移。仪式的类型逐渐从具有开放性的户外仪式向具有私密性的室内仪式转变。④而公共祭祀空间的改变说明公共仪式的行使权发生了改变，仪式空间向具有明确所属权的房屋转移。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出现了对公共仪式行使权进行垄断的阶层——祭司酋长（goi）。通过贸易或战争，他们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将厅堂建立在曾经开放式的公共祭祀空间附近，实际上是向社会成员表明自己对于仪式行使权的占有，同时也是在强调对仪式权威性的继承。在掌握了财富分配权和公共仪式行使权，并拥有私人的祭祀空间后，酋长们也就成功地稀释了部落其他成员的公共仪式参与权。曾经被人们公开“虔心敬奉”的神祇被请入了厅堂之中，慢慢成为了新型酋长们在社会中建立个人关系网络的工具，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旧有体系的基础之上开始生根发芽。通过武力或其他手段占有大量财富，借助垄断室内空间公共仪式中与神明交流的权力，酋长开始成为社会中的神圣统治阶层，而厅堂则成为了他们的权力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户外的祭祀空间完全失去了功用，酋长们依然会按照其在部落中所处的统治地位，在特定的时间于户外公开地行使自己的祭司权力。
概而言之，在铁器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特殊的人群（酋长）对社会财富的掌握催生出了对社会公共权力（祭祀行使权）的垄断。如何彰显、巩固自己获得的地位，瓦解旧有的习俗，建立符合自己统治意志的新型传统成为了当务之急。正如《贝奥武甫》中，丹麦国王罗瑟迦在称王大业完成之时要建造一座可以被视为权力中心的厅堂（即古英语文本原文中的meduseld，意为“蜜酒大厅”）作为他的“登基仪式”：
末了，胜利和光荣归了罗瑟迦/他得到扈从们衷心的爱戴/越来越多的年轻战士，从四面八方/投奔到他的帐下。霸业既兴/他于是萌发出一个心愿：/要让丹麦有一座蜜酒大厅/一席让人的子孙永世不忘的庆筵。①
（二）以“礼物赠与”模式为核心的厅堂宴会
与欧洲早期基督教政权内部的权力关系类似的一点是，北欧铁器时代的酋长们同样要通过具有仪式感的活动来与他人建立起亲兵或盟友关系，而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有效的活动便是在厅堂中举办盛大的宴会。与当时西欧基督教政权的权力建构不同的是，前基督教时期的酋长权威是建立在“礼物赠与”模式之上的私人关系。这一模式在实际操作层面具有着多样性特征，“礼物”的形式是多元化的，可以是贵重的金银器物、精良的武器、盛大的宴会等等。其中宴会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它是一种工具，同時也是政治活动的舞台。②此外，宴会也是仪式的一种特殊形态，主办方可以在各势力间进行操控、斡旋。而且享用美食与美酒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是最具文化基础与仪式性的行为。③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对日耳曼人的宴会做出了生动的描述与经典的总结：“筵席饮宴是他们（酋长的侍从们）唯一的报酬，饮食虽然粗陋，但供设甚为丰富。这些恩典的财源都是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的。”④虽然语句简短，但塔西佗实际上已经对铁器时代日耳曼部落酋长举办的宴会下了定义：宴会是侍从们随酋长进行征战劫掠之后得到的报酬，是酋长赠与侍从的一种礼物形式。《埃达》中《里格的赞歌》的诗句也体现了酋长与亲兵之间的利益关系：“他（雅尔，部落贵族首领的称谓）把财宝赏给手下分享，珠宝首饰和骏马都赏赐，黄金戒指送人毫不心疼，大块金砖凿开来再均分。”⑤亲兵是部落中的青壮年男子，通过起誓向酋长效忠，跟随他对外进行战争劫掠，并接受后者作为回报而赠与的礼物，在当时的日耳曼部落社会中形成了酋长-亲兵的权力结构，二者间存在的礼物与忠诚的交换也是当时北欧社会统治阶层——军事贵族阶层的组织运作方式。
因此，定期举行的宴会无疑可以巩固酋长与亲兵之间的联系。对于酋长而言，这在当时很可能是一种公认的社会责任。在《埃吕别格萨迦》的描述中，主人公在建起自己的厅堂后还必须要承担起举办宴会的责任：“厅堂祭司酋长（hofgoi）有责任出资维护厅堂并保证它的正常运转，同时也要负责在厅堂内举办祭典宴会。”⑥此外，宴会中所包含的仪式也可令酋长权力合法性通过他与神明在祭祀中的沟通进一步得到加强，而能够参加由酋长主持的祭祀活动本身，对于亲兵而言也等同于另一种形式的“礼物赠与”。通过对诸多文献的研读，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厅堂宴会过程中出现的仪式主要有两种：一种称为“布洛特”（blót），另一种称为“维兹拉”（veizla）。前者在古北欧语中意为“祭祀”，因此很可能就是一种在宴会中献祭仪式，后者在古北欧语中意为“宴会”，但根据文献的描述，它很可能是某种仪式性的饮食行为。在《挪威列王传》中，斯诺里对斯堪的纳维亚传统宴会的习俗和仪式进行了描述： 在古代传统中，当举行祭祀仪式时，所有农夫都要带着宴会（veizla）所需的全部食物来到厅堂的所在地。每个人在宴會中都会喝到麦酒。他们还会在那里屠宰各类的牛马，这些牲畜的血被称为“塞勒特”（hlautbollar），盛血的碗被称为“塞勒特伯勒拉”（hlautbollar，意为“祭祀之碗”），而“塞勒特廷”（hlautteinar，意为“祭祀之芽”）则是挥洒血液的工具;圣坛应该会因此被染成红色，同时被染红的还有厅堂的内墙和外墙，众人也会受到鲜血的淋洒;同时，这些被宰杀的牲畜会被煮熟供众人享用。厅堂地板中间应有地炉和酒壶。敬酒活动会在火坑上方延续，酋长作为宴会的组织者应该对所饮之酒和祭品之肉进行祝福，他首先会对奥丁敬酒（庆祝国王的胜利和英武之姿），之后向尼奥尔德和弗雷敬酒，期望获得美好的时节与和平的生活。此后，众人再向布拉耶（Bragi，诗歌之神）敬酒;而后他们还会向他们过世的族人敬酒。这被称为“悯尼”（Minni，意为“追思之酒”）。①
“布洛特”所指的仪式很可能就是将牲畜的鲜血泼洒在厅堂内外的过程，而“维兹拉”则应该是众人共同享用祭品与向神明、祖先敬酒的程序。
通过文献的描述可知，无论是“布洛特”还是“维兹拉”都是在厅堂的宴会过程中进行的公共祭祀仪式，这也说明了酋长拥有了主持公共祭祀仪式的权力。祭祀酋长需要向众人证明他具备能够获得诸神回应的能力，并在特殊时刻结合厅堂内外设置，他可以“扮演”人们心中神的角色。
另外，为了维持“礼物赠与”模式的有效性，祭司酋长还需要以厅堂为生产场所，对金属制品，尤其是贵金属器物的制造进行垄断。在厅堂遗址的特定房间内，考古学家经常会发现金银制品、金属制造工具、天平砝码等物品，结合在厅堂出土的精美金属器物（如古尔古博尔），说明金属制品的制作很可能对于酋长来说至关重要的生产活动。北欧地区的金银矿产十分稀少，但存在着可供冶炼的沼铁矿。这是一种可在沼泽中露天开采的铁矿，冶炼过程十分耗时费力。有学者推测，100千克的沼铁矿可以产出70千克的铁，但冶炼1千克铁大约需要耗费10千克的木炭和25小时的人工劳动时间。②这就使得铁制品在当时成为了一种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除了铁器之外，人们对于金银制品的渴望也一直贯穿于整个铁器时代。当时银的使用范围多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而金则是被作为礼物，或赠与人，或献与神。在北欧出土了大量维京时代的藏银，其中经常会包括数量众多的，被斩断或被扭断的银币、银块以及银质臂环，再结合在维京时代贸易点出土的小型天平和砝码，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货币的概念，而是通过白银的重量来衡量商品的价值，并将其作为商品的等价交换物。③可见，铁器、金银器等金属制品的生产对于酋长而言是关键性财富来源，而负责制造这些器物的匠人则会相应地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诗歌体埃达》与《叙事体埃达》以及众多萨迦作品的描述中，众神和凡人均对于金属制品有着强烈的渴望。但这种精湛技艺绝非常人所能掌握的，而是被矮人所垄断：在埃希尔诸神中，索尔的神锤姆约尔尼尔（Mjllnir）、奥丁的长枪冈格尼尔（Gungnir）等标志性的神兵利器都是出自矮人之手。另外，在《沃尔松格萨迦》中，英雄西古尔泽尔（Sigurr）从小就被国王托付给矮人工匠里金（Reginn）作养子和学徒，后者帮西格德修复了家族的传奇之剑格拉姆尔（Gramr），助他杀死了毒龙。④通过上述神话与传说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专业的金属匠人在统治者权力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所以，在厅堂中从事生产的金属匠人很可能与酋长的家庭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并因此成为酋长的座上宾，帮助酋长垄断部落的金属制品生产活动。
以上表明，在祭祀仪式发生变化之时，祭司酋长需要通过担当并保持以下三种角色，才能进一步获取权力的合法性并维持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1.作为部落的祭司，负责举行公共祭祀仪式，借助“通灵”等方式代众人与神明进行沟通;
2.作为部落的军事领袖，需要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劫掠到更多的战利品，并赠与麾下的亲兵，用以换取他们的忠心;
3.作为部落财富的掌控者与分配者，需要通过掌控贸易、手工艺制品的制造、农耕等生产方式积累更多的财富，满足随着亲兵人数的增长而日益增加的礼物需求。
综上所述，人们在厅堂中的活动是与其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思考和感悟相辅相成的。祭司酋长作为厅堂的拥有者根据人们对于宇宙运转方式的理解，在厅堂内部构建起神圣的空间。通过不同的仪式性活动，神圣叙事与厅堂内外设置所表现出来的宇宙秩序被结合成为了一个整体，酋长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话语权也因此得到了树立，并通过“礼物赠与”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由此可见，铁器时代北欧厅堂的结构与功用是对当时新兴社会权力体系的一种应和，作为一种有效工具构建起酋长权力的运作机制，并维持着社会的基本构架与稳定性。
笔者认为只有将考古证据与神话传说的文本相结合，并佐以不同的学科维度，方可对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厅堂的解读;只有对厅堂进行多元化地审视与分析，一座“人间仙宫”般的宏伟建筑才会在云雾散尽后挺立在我们面前。
纵观铁器时代北欧人的厅堂，精心的选址令它占据了特殊的地理位置，周遭的地貌特征又赋予其承载传统的能力。在相对无限的自然空间中，高耸的厅堂将铁器时代的古日耳曼人对世界的思考以直观的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相对有限的厅堂内部，一个无限的宇宙通过建筑者巧妙地构思与对世界无限的感悟逐渐舒展开来。随着厅堂宴席上的觥筹交错，大地升华成为了奥斯嘉德仙境，屋顶消失在了无尽的夜空之中，厅堂的立柱如雨格德拉西尔一般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身披红袍，手捧杯盏的酋长端坐在“高座”之上，伴着影影绰绰的炉火光亮化身为了伟大的神祇;宾客们的歌声高亢嘹亮，奥丁、索尔、弗雷纷纷落入席间，成为厅堂中的座上宾。现实与虚幻在此时此刻水乳交融，此情此景更令观者震撼不已。
对于部落成员而言，厅堂不单单是酋长的居所，更是宇宙的中心与权力的舞台。厅堂在日常的生活中成为了诸神在人间现身的圣地，人们将自己置身于厅堂之中为了与神进行亲密地沟通，而酋长作为人与神之间的媒介将权力与义务揽于麾下，融于一身。他通过对厅堂内外空间的精心营建，塑造出上与下、天与地、人与神“三位一体”的秩序感与神圣感，以“天人合一”的形态维持着部落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转。
然而，厅堂作为铁器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发展中的变量之一终有其寿命。当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进程出现了新的发展变化之时，斯堪的纳维亚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8至11世纪，法兰克帝国的向北扩张，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兴盛，不列颠“七国时代”的终结，维京人活动范围的扩展，都为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发展添加了新的变量。通过贸易、劫掠与战争等手段获取的大量财富不断涌入斯堪的纳维亚。财富的积累使一些酋长的力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导致其对权力的渴望也愈发强烈，从而不再满足于对现有资源的掌控。此外，与欧洲其他地区的频繁交流也让他们接触到了基督教国王的权力运作模式，见识到了其掌控大量资源的能力。因此，酋长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权力的无限渴求最终导致了传统社会的稳定性开始被打破。在10世纪中后期，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权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以部落为单位的酋邦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征服与兼并建立起的统一王国。新兴的权力结构需要与之配套的精神与政治资源，而组织松散，供奉多神的自然崇拜已经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尊崇一神的基督教开始被统治者所接受并被引入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生活之中，最终成为了国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掌握知识的教职人员与体系完善的教会组织也因此成为了国王权力运作机制中的关键一环。曾被视为宇宙中心的厅堂被教堂取代，奥斯嘉德的诸神走下了圣坛，变为了与旁人无异的凡夫俗子，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取代了雷神索尔手中的神锤。斯堪的纳维亚开始被纳入到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体系之中，诸神与英雄的时代从此逝去，而基督与国王的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
【作者简介】余雄飞，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斯堪的纳维亚维京时代与中世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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