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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后期改名为《中国杂志》）是一份由几个外籍外裔的侨民学者创办的杂志。它的撰稿人主要是居住在上海的外侨和华人学者，也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中外学者约稿。它是一份依托上海和通商口岸，兼及世界主要城市发行的英文刊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杂志归属在哪里？它的身份认同是什么？这个问题还可以更简单：《中国杂志》是一份中国杂志吗？寡闻所及，在汗牛充栋的中国近代科学文化著作中，并没有发现一种真正讨论和研究《中国杂志》的论述。中国报刊史研究领域的先驱戈公振（一八九○至一九三五）在《中国报学史》（一九二六）中，把中国近代报刊分为“官报”、“外报”和“民报”三类，其中有第三章“外报创世时期”，讲“外报之种类”、“当时报界之情形”、“当时国人对外报之态度”和“外报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戈公振以“外报”之名，仅用一段条目的篇幅，记载了《中国杂志》：“每月一册，由苏万岁（C. Sowersy，中英文名字有误—引用者）编辑。科学方面，苏氏自任之；美术方面，由福开森任之，甚有精彩。”
三十年代上海华人学者，基本上与戈公振持同一立场，他们承认“外报”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只是按“中体西用”的流行解释，以中文报刊为体，西文报刊为用。柳亚子主持上海通志馆，学者称《中国杂志》这样的英文杂志为“客人的杂志”：“除去自己人办的本国文字及外国文字杂志外，在上海还有外人办的外字杂志。以前还有外人办的华文杂志，如《协和报》等。其中《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创始于一八五○年，是上海的第一个杂志。”他们的定义是按报刊投资人的国籍来决定的，“自己人”（华人）办的，无论“本国文字及外国文字”，都是主报；“外人”办的，无论是中文、西文，都是“客报”。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对比现象是，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的时候，他们来上海办《时务报》，不但承认西人报纸的先驱作用，也并不在意林乐知、李提摩太的美、英国籍。他们在北京自办《万国公报》，就是模仿上海的传教士《万国公报》（Global Review）。这其中的原因，就是那一代人还没有真正形成强烈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观念。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在五十年代被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强化，外籍外侨人士创办的任何事业，只要不是依附于某种进步组织，必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五十年代以后，受民族主义观念影响的新闻出版研究著作，对于“外人”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能不讲就不讲，可以少提就少提。在近期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九九二，三卷本）中，没有发现有关于《中国杂志》的内容。在结论性的评价中，说：“整体而言，外报是外国殖民主义者的舆论工具，为外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总目标服务，这一点，是应该肯定毋庸置疑的。但是外报的品类复杂，表现各异，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即使同一类报刊，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也常有所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在这样的折中主义的处理下，我们搞不清楚“外刊”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同时对于《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以及《中国杂志》等有巨大影响的西文报刊的内情就知道得越来越少。
即使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把一份在中国出版的杂志，归结为“外国刊物”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问：如果《中国杂志》不是一份中国杂志，难道它是一份英国的，或者美国的杂志吗？《中国杂志》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报系没有联系，是一份独立刊物。学者们研究英国或者美国文化的时候，不会把《中国杂志》纳入自己的历史，除非这段历史与上海和中国有关。《中国杂志》的编者、作者们的工作经历、成长道路都在中国，如福开森；有的还是出生在中国，如苏柯仁。按上海公共租界的居民居住管理条例，他们就是“上海人”，为什么不承认？有人会说：上海是个殖民地，他们是殖民者，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办的杂志，怎么可能为中国人说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儒家态度，以及第三国际的“殖民地理论”，搞混了问题。这一类的中外之争其实很简单：首先，按照正常的法律定义，上海不是殖民地，也不是半殖民地，清朝、民国政府拥有主权。其次，上海租界里施行的社区自治制度体系，比《大清律例》更适应现代社会。如果出现主权压制民权的情况，应该加以修改的是主权，而不是租界的治权。第三，既然在沪、在华的外人事业，如果合乎中国的现代事业发展，为什么要加以拒绝、抵制和不承认？
《中国杂志》是一项独立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创办者一开始就把自己与十九世纪的殖民运动做了切割，并对大英帝国鲁莽的通商政策加以反省。苏柯仁在《中国杂志》（一九二三年三月）第二期的开篇文章《中国需要什么》（What China Needs）中说：“世界上大约再也没有像中国这样人口密集，文明领先，且有这么多的自然资源有待开发的国家了。”苏柯仁认为，中国光有世界领先的农业是不够的，还应该发展现代化，学习西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化，他做了一个认真的强调，即富国强兵，不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科学美术”才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份杂志本是应该全然不谈政治，但是我们在这里指出的一点或许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即中国现在热衷采纳的，正是西方国家最不靠谱的—利炮、坚船、军用飞机、军事通讯系统、军号、制服，总之，所有那些属于军事进攻的东西。西方文化中的艺术、音乐、文学、科学研究、为民谋善的工业、经济发展，那些可以真正用来构建一个伟大民族的东西，只是被半信半疑地接受。”对此，苏柯仁回到了他的英国人身份，主动承担责任，自我批评说：“我们不能批评中国人，他们被误导了，这是欧洲和中国初次接触时那种族对抗的后果。我们来见他们的时候，就伴着闹哄哄的军号声、哒哒哒的来福枪声，给他们留下了军事强权的印象。”苏柯仁与这种被误导了的“西方文化”切割，提出：“中国需要的，那种最能确保她进入世界光荣民族之林的，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就是她的民众在一场广阔运动中的大觉醒。”苏柯仁把“科学美术”和“坚船利炮”、“西方文化”和“殖民主义”做了切割以后，我们就不应把《中国杂志》作为一份“外国侵略”的刊物来看待，除非你一定要用第三国际“殖民地理论”，或者更新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来做套套。 一九四一年《中国杂志》被日军强行取缔之后，中国学者在七十多年中很少提及它，更不要说肯定它对中国近代科学文化事业的贡献，不言而喻的理由就是它的“殖民地色彩”。我是在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份珍贵文献的时候，受托研究这份杂志，才读到了《中国杂志》。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中文学术界，一直都还没有把《中国杂志》当作一份中国杂志。“二战”以后亚、非、拉地区独立运动兴起，国家意识高涨。在民族主义的潮流中，如何评价“殖民地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西方殖民运动，其强度远远高于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度支那各国，其方法也是最为简单。欧美学者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东方学者批评“殖民运动”，都没有中国学者这样的简单明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殖民运动的理解，是用苏维埃的方式，是把它推到“帝国主义”的级别来处理，更加激烈。在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的情况下，批判方式极为简单，一切“外”、“洋”字头的东西，都以“殖民地”的帽子加以拒斥，包括对待英语本身。别的不说，《中国杂志》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件以后，彻底地转变成一份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报道、呼吁、呐喊的时事杂志，最后被日军查封。外侨、外刊和中国人民并肩抗战的事实，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解释逻辑，它们（包括《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等）为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文化事业做过的贡献，也就只字不提。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中国学者应有的态度，而是心理学家讲的那种没有自信心的自尊，即所谓“虚骄”，反而是鲁迅批评的那种“失掉了自信力”的“状元和宰相的文章”。
关于《中国杂志》的身份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它是一份中国杂志。《中国杂志》用英语撰写和出版，它的读者有很多却是中国人。在没有《中国杂志》读者统计的情况下，我们用一九三五年《字林西报》数据来说明。当年，《字林西报》的读者比例：英国人39%，中国人26%，美国人25%，其他10%。三十年代，英文在中国读书人中间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越往后来越普及，很多英文刊物赖他们以生存。无论怎样称呼，“高等华人”、“西崽”、“买办”、“洋奴”……这批新派知识分子在华人社会上影响很大，是中国社会的重要部分，这毋庸置疑。日益扩大的中国读者群，必定会影响到《中国杂志》的编辑方针，以及他们的政治认同的立场。我们看到，“八一三”抗战过后，上海租界已经陷入日军占领中的“孤岛”，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号的《中国杂志》坚持出版，在书评栏目介绍董显光（Hollington K. Tong， 1887-1971）的新书《蒋介石传》（Chiang Kia-Shek， Soldier and Statesmen）。董显光是蒋介石的老师，担任上海英文《大陆报》（China Press）的总经理和总编辑，该报是华人拥有，华人编辑、华人阅读，它在“华人中的发行量，比上海其他英文报纸的总发行量还多84%”。《中国杂志》的立场，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完全一致。本期的插页，还刊登了德国记者艾格纳（Jullus Eigner）拍摄的京剧名角程砚秋、梅兰芳的剧照，这当然是华人票友的喜好。
不唯如此，我们说《中国杂志》是一份中国杂志，还有更充分的理由，即它的编者和作者都有较强的中国（或者中国文化）的经历与认同。分析它的创刊号作者群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份杂志固然是由中外籍贯的英文作者主持的，但这些人和中国（或者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出生在山西太原，他的父亲苏道味（Arthur Sowerby， 1857-1934）一八八一年来华，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山西传教二十九年。一九一一年以后，苏道味与中国社会的密切关系，曾担任袁世凯的家庭英文教师。苏柯仁幼年在山东芝罘内地会学堂读书，回英国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先后就读于现代中学（Modern School）、巴斯技术学校（Bath Art and Technical School）和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苏柯仁于一九○五年回到中国，在晋西地区从事自然研究，也曾在英国伦敦会在天津的学校任教一年半。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他以队员和向导的身份，加入了英国贝德福德伯爵东亚探险队（Duke of Bedford’s Exploration of Eastern Asia），为大英博物馆采集东亚动物标本。探险队在晋、陕地区的考察中发现了一种跳鼠，以他的名字命名，苏柯仁也成为国际生物学界的知名人物。一九○八至一九○九年间，美国探险家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1877-1956）来华北考察，苏柯仁又加入了他的探险队，以后又长期担任美国国家博物馆动物标本采集专家，收集标本。一九一七年，中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苏柯仁回国服务，工作是在英军中国劳工队中担任领队和翻译。一九二一年，苏柯仁回到中国。英国、中国，都是苏柯仁的国，他的跨国界生活，具有双重的民族认同。这样的跨国经历，与一个华人基督徒，或者某位中国留学生的经验相似，在十九世纪以后的中国越来越普遍。就与中国缙绅社会的关系而言，苏家懂中文，通方言，知门庭，可能比一般华人涉入得更深。就苏柯仁职业论，他是一个中国的博物学家。我们不能因为种族、肤色、信仰和籍贯的差异，就把他拒斥出“华夏”，这也是起码的“政治正确”吧？
通观《中国杂志》的华人、华裔作者名单，大部分是在上海和通商口岸地区的教会大学、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学者，许多有留学背景，或从海外来到大陆。伍连德、洪深、辜鸿铭、袁同礼、唐绍仪、江文汉、黎照寰、俞大、竺可桢等人属之，他们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具有全局影响力。这类学者用英文写作，不假翻译就在国际学术圈。二十年代的中华民国学术界，在新式大学里成长起一批现代学者。他们掌握英语，更容易进入现代学术之门。但是，现代学术并不只是掌握外语，更重要的是在学术内容上创新和更新，在科学界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杂志》为了发掘中华学术资源，无论是在传统文化（“汉学”）的领域，还是在经验研究（“科学”）的领域，都鼓励和采纳更有价值的学术。《中国杂志》虽然兼有知识普及的功能，但很少刊登国外现成科研成果的介绍。《中国杂志》是立足中国的原创性研究，基本上只刊登有关中国的生物、地理、国学、国艺、历史、文学、政治、社会的研究。“在华言华”，显然是《中国杂志》编辑的一项策略，它使得一批华人学者更容易作为作者，参与到刊物中来。
三十年代上海华人学者，基本上与戈公振持同一立场，他们承认“外报”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只是按“中体西用”的流行解释，以中文报刊为体，西文报刊为用。柳亚子主持上海通志馆，学者称《中国杂志》这样的英文杂志为“客人的杂志”：“除去自己人办的本国文字及外国文字杂志外，在上海还有外人办的外字杂志。以前还有外人办的华文杂志，如《协和报》等。其中《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创始于一八五○年，是上海的第一个杂志。”他们的定义是按报刊投资人的国籍来决定的，“自己人”（华人）办的，无论“本国文字及外国文字”，都是主报；“外人”办的，无论是中文、西文，都是“客报”。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对比现象是，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的时候，他们来上海办《时务报》，不但承认西人报纸的先驱作用，也并不在意林乐知、李提摩太的美、英国籍。他们在北京自办《万国公报》，就是模仿上海的传教士《万国公报》（Global Review）。这其中的原因，就是那一代人还没有真正形成强烈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观念。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在五十年代被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强化，外籍外侨人士创办的任何事业，只要不是依附于某种进步组织，必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五十年代以后，受民族主义观念影响的新闻出版研究著作，对于“外人”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能不讲就不讲，可以少提就少提。在近期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九九二，三卷本）中，没有发现有关于《中国杂志》的内容。在结论性的评价中，说：“整体而言，外报是外国殖民主义者的舆论工具，为外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总目标服务，这一点，是应该肯定毋庸置疑的。但是外报的品类复杂，表现各异，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即使同一类报刊，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也常有所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在这样的折中主义的处理下，我们搞不清楚“外刊”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同时对于《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以及《中国杂志》等有巨大影响的西文报刊的内情就知道得越来越少。
即使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把一份在中国出版的杂志，归结为“外国刊物”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问：如果《中国杂志》不是一份中国杂志，难道它是一份英国的，或者美国的杂志吗？《中国杂志》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报系没有联系，是一份独立刊物。学者们研究英国或者美国文化的时候，不会把《中国杂志》纳入自己的历史，除非这段历史与上海和中国有关。《中国杂志》的编者、作者们的工作经历、成长道路都在中国，如福开森；有的还是出生在中国，如苏柯仁。按上海公共租界的居民居住管理条例，他们就是“上海人”，为什么不承认？有人会说：上海是个殖民地，他们是殖民者，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办的杂志，怎么可能为中国人说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儒家态度，以及第三国际的“殖民地理论”，搞混了问题。这一类的中外之争其实很简单：首先，按照正常的法律定义，上海不是殖民地，也不是半殖民地，清朝、民国政府拥有主权。其次，上海租界里施行的社区自治制度体系，比《大清律例》更适应现代社会。如果出现主权压制民权的情况，应该加以修改的是主权，而不是租界的治权。第三，既然在沪、在华的外人事业，如果合乎中国的现代事业发展，为什么要加以拒绝、抵制和不承认？
《中国杂志》是一项独立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创办者一开始就把自己与十九世纪的殖民运动做了切割，并对大英帝国鲁莽的通商政策加以反省。苏柯仁在《中国杂志》（一九二三年三月）第二期的开篇文章《中国需要什么》（What China Needs）中说：“世界上大约再也没有像中国这样人口密集，文明领先，且有这么多的自然资源有待开发的国家了。”苏柯仁认为，中国光有世界领先的农业是不够的，还应该发展现代化，学习西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化，他做了一个认真的强调，即富国强兵，不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科学美术”才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份杂志本是应该全然不谈政治，但是我们在这里指出的一点或许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即中国现在热衷采纳的，正是西方国家最不靠谱的—利炮、坚船、军用飞机、军事通讯系统、军号、制服，总之，所有那些属于军事进攻的东西。西方文化中的艺术、音乐、文学、科学研究、为民谋善的工业、经济发展，那些可以真正用来构建一个伟大民族的东西，只是被半信半疑地接受。”对此，苏柯仁回到了他的英国人身份，主动承担责任，自我批评说：“我们不能批评中国人，他们被误导了，这是欧洲和中国初次接触时那种族对抗的后果。我们来见他们的时候，就伴着闹哄哄的军号声、哒哒哒的来福枪声，给他们留下了军事强权的印象。”苏柯仁与这种被误导了的“西方文化”切割，提出：“中国需要的，那种最能确保她进入世界光荣民族之林的，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就是她的民众在一场广阔运动中的大觉醒。”苏柯仁把“科学美术”和“坚船利炮”、“西方文化”和“殖民主义”做了切割以后，我们就不应把《中国杂志》作为一份“外国侵略”的刊物来看待，除非你一定要用第三国际“殖民地理论”，或者更新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来做套套。 一九四一年《中国杂志》被日军强行取缔之后，中国学者在七十多年中很少提及它，更不要说肯定它对中国近代科学文化事业的贡献，不言而喻的理由就是它的“殖民地色彩”。我是在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份珍贵文献的时候，受托研究这份杂志，才读到了《中国杂志》。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中文学术界，一直都还没有把《中国杂志》当作一份中国杂志。“二战”以后亚、非、拉地区独立运动兴起，国家意识高涨。在民族主义的潮流中，如何评价“殖民地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西方殖民运动，其强度远远高于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度支那各国，其方法也是最为简单。欧美学者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东方学者批评“殖民运动”，都没有中国学者这样的简单明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殖民运动的理解，是用苏维埃的方式，是把它推到“帝国主义”的级别来处理，更加激烈。在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的情况下，批判方式极为简单，一切“外”、“洋”字头的东西，都以“殖民地”的帽子加以拒斥，包括对待英语本身。别的不说，《中国杂志》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件以后，彻底地转变成一份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报道、呼吁、呐喊的时事杂志，最后被日军查封。外侨、外刊和中国人民并肩抗战的事实，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解释逻辑，它们（包括《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等）为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文化事业做过的贡献，也就只字不提。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中国学者应有的态度，而是心理学家讲的那种没有自信心的自尊，即所谓“虚骄”，反而是鲁迅批评的那种“失掉了自信力”的“状元和宰相的文章”。
关于《中国杂志》的身份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它是一份中国杂志。《中国杂志》用英语撰写和出版，它的读者有很多却是中国人。在没有《中国杂志》读者统计的情况下，我们用一九三五年《字林西报》数据来说明。当年，《字林西报》的读者比例：英国人39%，中国人26%，美国人25%，其他10%。三十年代，英文在中国读书人中间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越往后来越普及，很多英文刊物赖他们以生存。无论怎样称呼，“高等华人”、“西崽”、“买办”、“洋奴”……这批新派知识分子在华人社会上影响很大，是中国社会的重要部分，这毋庸置疑。日益扩大的中国读者群，必定会影响到《中国杂志》的编辑方针，以及他们的政治认同的立场。我们看到，“八一三”抗战过后，上海租界已经陷入日军占领中的“孤岛”，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号的《中国杂志》坚持出版，在书评栏目介绍董显光（Hollington K. Tong， 1887-1971）的新书《蒋介石传》（Chiang Kia-Shek， Soldier and Statesmen）。董显光是蒋介石的老师，担任上海英文《大陆报》（China Press）的总经理和总编辑，该报是华人拥有，华人编辑、华人阅读，它在“华人中的发行量，比上海其他英文报纸的总发行量还多84%”。《中国杂志》的立场，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完全一致。本期的插页，还刊登了德国记者艾格纳（Jullus Eigner）拍摄的京剧名角程砚秋、梅兰芳的剧照，这当然是华人票友的喜好。
不唯如此，我们说《中国杂志》是一份中国杂志，还有更充分的理由，即它的编者和作者都有较强的中国（或者中国文化）的经历与认同。分析它的创刊号作者群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份杂志固然是由中外籍贯的英文作者主持的，但这些人和中国（或者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出生在山西太原，他的父亲苏道味（Arthur Sowerby， 1857-1934）一八八一年来华，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山西传教二十九年。一九一一年以后，苏道味与中国社会的密切关系，曾担任袁世凯的家庭英文教师。苏柯仁幼年在山东芝罘内地会学堂读书，回英国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先后就读于现代中学（Modern School）、巴斯技术学校（Bath Art and Technical School）和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苏柯仁于一九○五年回到中国，在晋西地区从事自然研究，也曾在英国伦敦会在天津的学校任教一年半。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他以队员和向导的身份，加入了英国贝德福德伯爵东亚探险队（Duke of Bedford’s Exploration of Eastern Asia），为大英博物馆采集东亚动物标本。探险队在晋、陕地区的考察中发现了一种跳鼠，以他的名字命名，苏柯仁也成为国际生物学界的知名人物。一九○八至一九○九年间，美国探险家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1877-1956）来华北考察，苏柯仁又加入了他的探险队，以后又长期担任美国国家博物馆动物标本采集专家，收集标本。一九一七年，中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苏柯仁回国服务，工作是在英军中国劳工队中担任领队和翻译。一九二一年，苏柯仁回到中国。英国、中国，都是苏柯仁的国，他的跨国界生活，具有双重的民族认同。这样的跨国经历，与一个华人基督徒，或者某位中国留学生的经验相似，在十九世纪以后的中国越来越普遍。就与中国缙绅社会的关系而言，苏家懂中文，通方言，知门庭，可能比一般华人涉入得更深。就苏柯仁职业论，他是一个中国的博物学家。我们不能因为种族、肤色、信仰和籍贯的差异，就把他拒斥出“华夏”，这也是起码的“政治正确”吧？
通观《中国杂志》的华人、华裔作者名单，大部分是在上海和通商口岸地区的教会大学、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学者，许多有留学背景，或从海外来到大陆。伍连德、洪深、辜鸿铭、袁同礼、唐绍仪、江文汉、黎照寰、俞大、竺可桢等人属之，他们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具有全局影响力。这类学者用英文写作，不假翻译就在国际学术圈。二十年代的中华民国学术界，在新式大学里成长起一批现代学者。他们掌握英语，更容易进入现代学术之门。但是，现代学术并不只是掌握外语，更重要的是在学术内容上创新和更新，在科学界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杂志》为了发掘中华学术资源，无论是在传统文化（“汉学”）的领域，还是在经验研究（“科学”）的领域，都鼓励和采纳更有价值的学术。《中国杂志》虽然兼有知识普及的功能，但很少刊登国外现成科研成果的介绍。《中国杂志》是立足中国的原创性研究，基本上只刊登有关中国的生物、地理、国学、国艺、历史、文学、政治、社会的研究。“在华言华”，显然是《中国杂志》编辑的一项策略，它使得一批华人学者更容易作为作者，参与到刊物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