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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编辑的要求是侧重于“博”还是侧重于“专”，这是长期以来出版界和编辑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有的论者比较强调编辑的“专”，主张培养“学者型编辑”，而另外一些论者则认为，编辑所承担的稿件五花八门，涉及不同学科，因此不能过分强调编辑的“专”，编辑应更强调其“博”和“杂”。由于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和出版的数字化转型，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在出版企业直接面向市场的情况下，在出版内容提供与数字出版结合越来越紧密的条件下，编辑成了无所不能的“万金油”：他们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除了固有的某一领域的“专家”、知识“杂家”、社会活动者、文化评论者等传统“身份”，编辑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营销专家、广告专家、产品“设计者”、“技术师”、“网络通”，如此等等。但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现代社会，要求编辑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会无限的知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对编辑的“博”和“专”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二
其实，关于博与专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个专业独有的问题。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教育，通过院系调整，按照社会上的行业、部门把高校专业进行对应细分，各行各业都办与自己对应的高等教育专业方向，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专”倒是“专”了，但知识结构单一，缺乏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前国家之间、企业之间越来越强调综合竞争的条件下，这种培养模式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打破这种按照行业划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大幅度压缩专业数量，另一方面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在培养专业素质的同时，强化了素质教育的理念。当前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压缩专业课程内容，扩大基础课、素质课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由“专”向“博”的转变。
三
过去讲编辑是杂家，这有一定道理，对于这一点，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曾经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因为编辑是作品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鉴赏家、第一个评论员、第一个影响决策者，而“作品”是千变万化的，即使一门科学也是很杂很杂的，编辑对象的“杂”也就决定了编辑是个“杂”家，面对各门各类的著作家，他不能不“杂”起来。编辑生来是个“杂”家，他必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国外编辑学研究者也提出“编辑不是某一狭隘领域的专业人士，而是知识渊博的多面手。”但编辑不是万金油，不是能够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也不是脚踏风火轮、手执乾坤圈和混天绫的哪吒。编辑必须在某一个方向上“专”起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样他才能对该领域的进展状况有准确的判断，对作者进行正确的选择，对作品的质量有基本的把握，对受众的需求有更清晰的认知，才能做一个称职的编辑。
我认为，一般地谈论对编辑的“博”与“专”的要求，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深入到不同的编辑岗位对编辑技能的不同要求，这样的分析才更有针对性。
四
就编辑出版领域而言，我们一般把出版分为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这三个出版领域对编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大众出版所涉及的内容是一般读者都可以看得懂的，不需要过多的专业知识，而且大众的阅读兴趣不断变化，因此从事大众出版的编辑对“博”的要求更高一些，而对“专”的要求相对较低，如果按照“专业”要求去从事大众出版物的组稿、编辑，那么就会远离读者；而专业出版则要求编辑必须是“专业”人员，不然就无法从前沿性、科学性、创新性等角度去判断稿件的质量高低，在这个出版领域反而对编辑的“博”的要求可以较低一些；对于教育出版领域，也要有较高的“专业”要求，特别是高等教育出版领域，编辑应该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才。
就编辑出版岗位而言，对于策划编辑、营销编辑等岗位，对他们知识面方面的要求要高一些，因为他们要进行市场调研、市场推广、广泛选择作者、选择稿件等，因此相对于文字编辑而言，对他们的“博”的方面的要求要高一些。而对于文字编辑，由于他们主要承担编辑加工任务，那么专业素养和专业知识对他们来说就显得尤其重要，而“博”方面的不足则可以通过检索、查阅工具书等方式适当加以弥补；而对于从事编辑管理岗位的负责人，如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等，则既要求他们是该领域的专家，更要求他们知识广博，总编辑首先必须成为“杂家”，有渊博的知识。这样他们才能从宏观上对选题方向、出版整体质量等进行把握。
五
出版专业教育是面向产业的应用型教育，因此，出版教育的培养方向、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法等必须适应出版产业发展的需要。我认为，出版专业的本科教育主要侧重于“杂”和“博”的教育，它所培养的人才主要面向大众媒体以及策划编辑特别是营销编辑岗位。但也不能把出版专业变成万金油，什么内容都学，而必须学有专攻，侧重于某一个方面，不能面面俱到。对此，吴启迪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她认为“目前，以本科为主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还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特别是编辑出版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要求专业人才除具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之外，还需要具备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理论，在‘专’和‘精’的基础上，还要做到‘杂’和‘博”。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本科生在4年的时间里把出版学的各种理论和出版的各个环节都精通，可以重点侧重于某一个专业方向，如出版管理、出版传播、出版营销、多媒体出版、数字与网络出版技术等。国外这方面有很好的先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学就侧重于多媒体出版，开设了新媒体透视、多媒体导论、新媒体图像设计、新媒体印刷术、新媒体图像制作、图像成像原理多媒体出版、跨媒体出版、新媒体编程导论、新媒体选择、新媒体编程、印刷原理、印刷媒介融合、数据分析教程等课程；而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则侧重于印刷技术与管理，开设数字出版概论、出版物管理、出版物评估、平面媒体传播概论、数字画面制作与设计、图像转换教程、制版技术概论、数字印刷导论、平版印刷技术、凸版印刷技术、数字传播革新、视觉传播管理、口头传播、多媒体技术、电子商务等课程。
六
对于专业出版领域以及教育出版领域，则应该强化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从其他专业选择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编辑进行招生，在专业硕士学习阶段更多地培养他们的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市场营销与企业管理知识、数字内容集成知识，特别是要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包括把握出版方针政策的能力、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信息捕捉和选择能力、外语沟通能力、运用数字技术集成内容的能力等，出版专业硕士不应该从编辑出版专业招收，不然不仅学习内容重复，而且不符合开办这个专业的初衷。这里的“出版专业硕士”其实更应该是“出版综合硕士”，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出版向企业转制和向数字出版转型的要求，才能适应出版产业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要求，也才能培养出适合出版产业发展要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陈原，陈原出版文集[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518
[2][美]B.S.布鲁克斯·编辑的艺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
[3]宋木文，亲历出版30年(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84
对编辑的要求是侧重于“博”还是侧重于“专”，这是长期以来出版界和编辑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有的论者比较强调编辑的“专”，主张培养“学者型编辑”，而另外一些论者则认为，编辑所承担的稿件五花八门，涉及不同学科，因此不能过分强调编辑的“专”，编辑应更强调其“博”和“杂”。由于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和出版的数字化转型，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在出版企业直接面向市场的情况下，在出版内容提供与数字出版结合越来越紧密的条件下，编辑成了无所不能的“万金油”：他们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除了固有的某一领域的“专家”、知识“杂家”、社会活动者、文化评论者等传统“身份”，编辑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营销专家、广告专家、产品“设计者”、“技术师”、“网络通”，如此等等。但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现代社会，要求编辑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会无限的知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对编辑的“博”和“专”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二
其实，关于博与专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个专业独有的问题。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教育，通过院系调整，按照社会上的行业、部门把高校专业进行对应细分，各行各业都办与自己对应的高等教育专业方向，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专”倒是“专”了，但知识结构单一，缺乏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前国家之间、企业之间越来越强调综合竞争的条件下，这种培养模式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打破这种按照行业划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大幅度压缩专业数量，另一方面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在培养专业素质的同时，强化了素质教育的理念。当前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压缩专业课程内容，扩大基础课、素质课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由“专”向“博”的转变。
三
过去讲编辑是杂家，这有一定道理，对于这一点，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曾经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因为编辑是作品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鉴赏家、第一个评论员、第一个影响决策者，而“作品”是千变万化的，即使一门科学也是很杂很杂的，编辑对象的“杂”也就决定了编辑是个“杂”家，面对各门各类的著作家，他不能不“杂”起来。编辑生来是个“杂”家，他必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国外编辑学研究者也提出“编辑不是某一狭隘领域的专业人士，而是知识渊博的多面手。”但编辑不是万金油，不是能够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也不是脚踏风火轮、手执乾坤圈和混天绫的哪吒。编辑必须在某一个方向上“专”起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样他才能对该领域的进展状况有准确的判断，对作者进行正确的选择，对作品的质量有基本的把握，对受众的需求有更清晰的认知，才能做一个称职的编辑。
我认为，一般地谈论对编辑的“博”与“专”的要求，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深入到不同的编辑岗位对编辑技能的不同要求，这样的分析才更有针对性。
四
就编辑出版领域而言，我们一般把出版分为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这三个出版领域对编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大众出版所涉及的内容是一般读者都可以看得懂的，不需要过多的专业知识，而且大众的阅读兴趣不断变化，因此从事大众出版的编辑对“博”的要求更高一些，而对“专”的要求相对较低，如果按照“专业”要求去从事大众出版物的组稿、编辑，那么就会远离读者；而专业出版则要求编辑必须是“专业”人员，不然就无法从前沿性、科学性、创新性等角度去判断稿件的质量高低，在这个出版领域反而对编辑的“博”的要求可以较低一些；对于教育出版领域，也要有较高的“专业”要求，特别是高等教育出版领域，编辑应该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才。
就编辑出版岗位而言，对于策划编辑、营销编辑等岗位，对他们知识面方面的要求要高一些，因为他们要进行市场调研、市场推广、广泛选择作者、选择稿件等，因此相对于文字编辑而言，对他们的“博”的方面的要求要高一些。而对于文字编辑，由于他们主要承担编辑加工任务，那么专业素养和专业知识对他们来说就显得尤其重要，而“博”方面的不足则可以通过检索、查阅工具书等方式适当加以弥补；而对于从事编辑管理岗位的负责人，如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等，则既要求他们是该领域的专家，更要求他们知识广博，总编辑首先必须成为“杂家”，有渊博的知识。这样他们才能从宏观上对选题方向、出版整体质量等进行把握。
五
出版专业教育是面向产业的应用型教育，因此，出版教育的培养方向、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法等必须适应出版产业发展的需要。我认为，出版专业的本科教育主要侧重于“杂”和“博”的教育，它所培养的人才主要面向大众媒体以及策划编辑特别是营销编辑岗位。但也不能把出版专业变成万金油，什么内容都学，而必须学有专攻，侧重于某一个方面，不能面面俱到。对此，吴启迪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她认为“目前，以本科为主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还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特别是编辑出版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要求专业人才除具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之外，还需要具备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理论，在‘专’和‘精’的基础上，还要做到‘杂’和‘博”。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本科生在4年的时间里把出版学的各种理论和出版的各个环节都精通，可以重点侧重于某一个专业方向，如出版管理、出版传播、出版营销、多媒体出版、数字与网络出版技术等。国外这方面有很好的先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学就侧重于多媒体出版，开设了新媒体透视、多媒体导论、新媒体图像设计、新媒体印刷术、新媒体图像制作、图像成像原理多媒体出版、跨媒体出版、新媒体编程导论、新媒体选择、新媒体编程、印刷原理、印刷媒介融合、数据分析教程等课程；而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则侧重于印刷技术与管理，开设数字出版概论、出版物管理、出版物评估、平面媒体传播概论、数字画面制作与设计、图像转换教程、制版技术概论、数字印刷导论、平版印刷技术、凸版印刷技术、数字传播革新、视觉传播管理、口头传播、多媒体技术、电子商务等课程。
六
对于专业出版领域以及教育出版领域，则应该强化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从其他专业选择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编辑进行招生，在专业硕士学习阶段更多地培养他们的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市场营销与企业管理知识、数字内容集成知识，特别是要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包括把握出版方针政策的能力、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信息捕捉和选择能力、外语沟通能力、运用数字技术集成内容的能力等，出版专业硕士不应该从编辑出版专业招收，不然不仅学习内容重复，而且不符合开办这个专业的初衷。这里的“出版专业硕士”其实更应该是“出版综合硕士”，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出版向企业转制和向数字出版转型的要求，才能适应出版产业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要求，也才能培养出适合出版产业发展要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陈原，陈原出版文集[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518
[2][美]B.S.布鲁克斯·编辑的艺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
[3]宋木文，亲历出版30年(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