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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把预测未来的事情留给别人去做，但他比起未来学家有一点优势。即使历史无法帮他预言未来，但至少能帮他从现在看出历史上的新东西，并可能因此而对未来稍窥门径。所以，我在这次节日对话中的发言就先从回顾过去开始。
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那句老话：“出门旅行的人回来有新鲜事说。”从前，旅行是很不寻常的事情。1935年，我的朋友，出色的法国希腊学家让-比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当时20岁，他背着帆布背包，和两个同伴一起第一次去希腊旅行。希腊的村民远远地看到这几个陌生人的身影就敲响钟声，家家争先款待他们。陌生人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是新鲜事——毕竟几乎从没有外人来过，也是村子的荣耀。今天的情况如何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900万到1000万外国人到访过希腊，这意味着假日时希腊的外国人比希腊人还多。根据官方数字，从1999年10月开始，我们的地球人口已经超过了60亿。据可靠估计，1998年国内和出国旅游的总人数超过了50亿（他们中间许多人每年旅行不止一次，这更突出了当今时代空前的人口流动）。关于人口流动只再提一个数字：今年美国的人口普查有可能确认，加利福尼亚州3400万人口中一半以上不是出生在美国，而是来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即使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不是这样，几年以后也肯定会达到这个水平。
这种人口的流动对21世纪，特别是对文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我想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很不幸，这不仅是学术界、文化的创造者以及文化的消费者面临的难题，而且也是领导人面临的一个具有争议性，甚至可以说是具有爆炸性的问题。（译者注：这个美丽国家指萨尔茨堡所在国奥地利。）领导人也同样不能幸免，但受这个问题影响的绝不仅限于上述几类人，因为随着几十亿人在各地的流动，艾滋病这类传染病和仇外情绪也蔓延开来。
人口流动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正常的国内和国际旅行，即商业旅行和休闲旅行——通勤除外；第二种是自愿或被迫移民，包括出国移民和从国外来的移民；但第三种是20世纪晚期以来的全新现象，这类流动的人员姑且称其为跨国人员。对第三类人来说，跨越国界是小事一桩，因为他们的生存并不与任何固定的地方或国家相联系。几十年前，这种跨国人士只有十几个，可能都来过萨尔茨堡，因为他们是音乐这一最国际化的艺术中的明星。今天，这样的人数以万计，在新世纪中会进而增加到几百万。相当一部分的商业旅行者也许已经属于跨国人士了。
对许多人，包括多数旅游者来说，文化体验是旅行的一个重要动机——迪士尼乐园和热带的异域风情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这个领域与我所谈的题目关系不大。尽管旅游业对全球经济来说日益重要——到世纪末，它已占总就业的12％，但从文化上看，它并未产生多少新东西。大规模旅游在欧洲早已成为常态。事实上，在20世纪末期，汹涌而来的旅游大军甚至迫使当局采取措施监督和限制进入重要文化场所和活动区的人数；今天这一做法已是司空见惯，重要的国际展览会都是这样做的。
新世纪必将带来进一步的监督和限制，哪怕只是因为旅游热点面对参观的人潮穷于应付，无论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还是滑雪场和山峰。与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相比，这种地方性的污染比较容易对付，当地人也早已习惯了大批的游客。即使我们的经济依靠游客，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和我们的实际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待不了多久就会离去。我们抱怨他们，但只是和抱怨大众社会每天的烦心事一样，如高速公路上卡车成群结队，找不到停车位，地铁太拥挤，等等。当然，也有谁也不欢迎的游客，比如英国足球的流氓球迷。而且，由于长距离短期旅行越来越容易，像伊维萨岛这样的地方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多数是年轻的）野蛮人到来。不过这也不是新事物：几世纪以来所有重要的港口城市都一直为这样的入侵准备好了“绳索大街”（译者注：“绳索大街”系德国汉堡的红灯区。）和其他供水手作乐的地方。
另一方面，至少有一种旅游业给当地人带来的不只是金钱，还有别的好处，因而得到热情鼓励，特别是在文化意义上的边远地区，且不说这样的地区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度假别墅的所在地。这造成了近几十年来文化旅游业的腾飞，而且这样的迅速增长在21世纪中一定会继续下去。今天，欧洲已经有至少1300个文化节。我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边界上有一所小房子。夏天时，从我家的房子朝不同的方向走几十千米即可到达不同文化节的举办地，有小型古典音乐节、一个重要的文学节，还有一个出名的爵士乐节，它吸引了许多国际人士——至少是英裔美国人来到这个地区。来客在这里除了别的之外，还会发现在附近的一个历史小镇上有好几家米其林星级餐厅。在新世纪中，这种模式可能会继续发展，但不会有多少出乎意料的东西。因此，旅游业在21世纪的文化效应可以忽略不计。
全球商业旅行者这一新类型可能更有意思些，因为它带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新世界。这类人数以十万计，已经产生了两个新的文化方向：一个是世界范围内（几乎全是英文）的日报，比如《先驱论坛报》；一个是国际酒店电视频道选择的特殊组合。这些媒体的有意思之处是它们的受众遍布全球，或至少是今天还在莫斯科，明天可能就到了墨西哥的人，所以需要全球的天气预报并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活动（《金融时报》就有每周的预告）。住过酒店的人都知道，电视节目提供全球、国家和地方新闻，还有由客人自选的娱乐节目，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文学几乎没有，其他的视觉艺术也仅作点缀，除了电影里的音乐以外，国际酒店里如果有音乐也主要是背景音乐。今天，音乐方面的典型情况是，专心聆听和制造音乐，比如听音乐会或在澡盆里引吭高歌，只占我们日常吸收的音乐的一小部分。此外，大部分人利用现代技术听音乐都几乎完全是私下的活动，不必依靠公共媒介，通过互联网听音乐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国际酒店住客的世界文化也许乏善可陈，不过，我认为它并不能预示21世纪的世界文化。一方面，美国有线新闻网证明，它的主要对象仍然是非典型的公众，是单独旅行，几乎清一色男性的商务经理。在商业、文化，甚至语言方面，这种人属于当今专门的一种美国化的全球专业人士类别。所以，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文化只代表新的世界文化的一小部分。
另一方面，媒体艺术正处于技术的中间阶段，如同亨利·福特时代的工业一样（麦当劳也是一样），它仍在标准化的时期，也就是说，由少数几个文化上趋同美国的全球性公司来确定极为有限的选择。也许是由于技术的原因，目前给我们提供的只是多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特征。这只是文化生活中非常有限的，可以说是极小的一部分。再过几年，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作用下，情况会大为改观。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不是简单地扫除地区、国家和其他的文化，而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举两个例子，厄瓜多尔的一个地方有一群印第安人擅长织造，他们靠出售纺织品设法进入了现代的全球化经济。几十年前，这些背着背包的印第安人在拉丁美洲的城市里到处可见，有时他们甚至远赴纽约。奥塔瓦洛人（Ofavaleos）很容易辨认：妇女身穿深蓝色裙子，男人披着披风，长长的头发编成辫子。
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发达了，成为厄瓜多尔最有钱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买得起现代西方消费社会提供的货品。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没有美国化；正好相反，可以说，他们把美国的影响“奥塔瓦洛化”了。青少年像加利福尼亚州他们的同龄人一样，穿牛仔裤和锐步牌运动鞋，但同时又戴他们祖祖辈辈都戴的帽子，头发也按照传统编成长辫子。女人开切诺基吉普车，却穿传统服装。在这里，全球化没有造成同化，而是带来了新的机会，至少使这个新生的印第安资产阶级得以强调传统文化中的具体因素，比如风俗和语言。
我要举的第二个这种调和的例子来自一位英国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从遥远的中国拉萨写来的报道。据布鲁玛说，这个城市到处可以听到中国和印度的流行音乐，还有游戏厅里年轻的西藏人入迷地观看的美国录像片中机关枪的“哒哒”射击声。布鲁玛是这样描述西藏的一家夜店的：
装潢看起来有点儿西藏的风格，帘幕的白地上有红、蓝、绿的条纹。歌曲有印度的，也有中国的……有的表演者身穿传统的藏族服装……录像屏幕上放映着好莱坞的影片片断，包括《泰坦尼克号》的镜头和《乱世佳人》里亚特兰大被毁的场景，另外还有可能是旅游宣传片里西藏的通常的景色：民族舞蹈、吃草的牦牛、吹号的僧侣，等等。墙上挂着《蒙娜丽莎》，旁边摆着一尊塑料制的菩萨头像。
经常有人以为全球化会使世界同化，归入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单一模式，说穿了就是西方的，或更精确地说，美国的模式。若是只看生活中由技术管理的方面，像机场、现代办公室设计和足球场，这话也许不错。但可以确定，在文化上，它会导致一个文化混同共存的多种多样的世界，甚至也许能带来一个调和的世界。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从厄瓜多尔的小镇上和拉萨的夜店里能看出未来的轮廓吗？对此可以反问，为什么不能呢？
这就涉及目前涌向世界各地的移民大潮，涉及那些抵制移民的地方，如欧盟、中国和日本，以及试图同化移民的地方，如北美和澳大利亚。富裕丰足、安定和平的地方和贫穷的地方之间差距越大，从后者向前者流动的人就越多。20世纪发生全球性大灾难之前，只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的人民听说过世界某些地方的某些国家遍地是黄金，而今天这一点全世界无人不知。移民造成的人类再分布造成了什么文化后果呢？
在一个方面，这种大规模移民可以说是新事物，因为它正好发生在人类摆脱了时间和距离限制的时代。换言之，去国离乡的移民不再像20世纪晚期之前那样去而无返，甚至一辈子都不能再回故土。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最长的旅途也是以小时计算，而不是以天计算，更不是以周或月计算；打电话这种口头联系只花几分钟，而通过电子邮件的书面通信几秒钟即可完成。因此，侨民一直与国内家人保持联系，经常回国，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过着两地生活，在原籍国和移居国同样活跃。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例子。当然，这种国际的两地生活在原则上与国内的两地生活并无二致，如一位意大利教授家住都灵，却在那不勒斯上班。但引起我兴趣的，是今天的这种生活跨越了国界、语言、文化以及阶级。这种同时生活在两个文化中的情况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它削弱了主导或统治性文化的地位，尤其是因为统治性文化由于识字的普及正在失去其对于公共书面文字的垄断。过去移民潮的第一代基本不受移居国的同化；第二代则两种文化兼有，希望最终能完全融入移居国的主导文化。这两种文化彼此互不影响。典型的例子是好莱坞。众所周知，好莱坞几乎百分之百是由中欧和东欧的犹太移民创立的。顺便说一句，他们在纽约也发展起了自己生气勃勃的高等文化——易卜生的话剧在美国首次上演是用犹太德语（Yiddish）演出的。但在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影片里，几乎完全看不到犹太人或其他移民的影子（可能唯一的例外是爱尔兰裔移民）。那些电影展示的美国人形象全部是英裔美国人，就连演员的名字也尽量全部英国化，除了专门显示异国风味的影片。反之，住在美国或从美国回国的几百万意大利人对意大利的文化也几乎没有影响。此外，移民不仅与所在国的文化没有关系，而且也隔绝于祖国的文化，因为他们永久地离开了故土，与祖国不再有现时的联系。因此，今天的侨民所谓的“远距离民族主义”情感的成因基础在许多情况中已不复存在。爱尔兰共和国争取摆脱联合王国以实现独立的斗争80年前就已结束，但爱尔兰裔美国人仍然深陷其中，继续热情支持爱尔兰共和军。来自克罗地亚、乌克兰、立陶宛的移民更是如此，因为长期以来一直不准他们与祖国有任何联系。
实际上，今天的移民生活在三个世界中：他们自己的世界、移居国的世界，另外还有全球的世界，因为现代技术和资本主义的消费及媒体社会使全球世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但移民接受国的国民，包括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所生活的世界也同样的多姿多彩。伦敦小学里的学生讲90种语言，这在大城市里已经是屡见不鲜的情形。
这种文化上的非对称性是今天所谓的多元文化问题的根源，这是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特别是在英语世界中）。多元文化意味着对所有自称为文化团体的集团都予以公开承认。这样的团体只注重自己关心的事情。英国的穆斯林只要求国家不妨碍伊斯兰教，至于英国的犹太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或佛教徒的境况，他们则全不放在心上。但英国学校的老师要关心所有这些群体，因为他们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如尼日利亚、加勒比地区、印度、孟加拉国、科索沃和越南等。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策划人也要兼顾各种不同的人群。我不想涉足关于各种不同文化的特征的讨论。所有这些文化都受英语世界文化的影响，这没有什么新鲜。新鲜的是大规模移民带去的各种文化也在影响刺激着所在国的文化，而所有的文化中都渗透了全球文化的要素。
这一点在流行音乐和舞蹈音乐中最为明显，因为这类音乐与古典音乐不同，可以自由地吸收非正统的或新鲜的因素。美国的拉美移民，主要是加勒比移民，在这方面贡献巨大。但同样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后来接受了过去的移民文化。这些电影并非针对移民的专门市场，而是面向好莱坞全体受众的。仅举一例：美化黑手党的电影自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这类电影是无法想象的（顺便说一句，以前意大利裔美国人会愤怒地把这类电影斥为污蔑）。在英国电影中，南亚移民的因素发挥了相似的作用。需要承认，至少到现在，我们谈的基本上还是以知识分子为受众的电影。
传统的高等文化中是否也能看出不同文化的结合呢？在文学，尤其是小说中，这种结合非常明显。像通常那样，较早的移民首先起步：今天北美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民族意识的美国犹太小说这一体裁［作家有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不过，有“21世纪的犹太人”之称的亚洲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体验已经开始在美国文学中出现。
显示这种不同世界的共存与混合的最好例子莫过于烹饪，每个国家的烹饪都日益向着国际化发展。据布鲁玛说，即使在遥远的中国拉萨都可以在餐馆点到比萨饼。本地烹饪仍然存在，有时是出于宗教的要求，而移民和外出度假的普及使得花样繁多的各种地方菜肴成为每天都吃得到的东西。事实上，不同地方的烹饪进行了一场世界范围的优胜劣汰的竞争，迄今为止似乎出现了两个优胜者：全球化形式的中式烹调和意大利烹调。用文化用语来说，意式浓咖啡和比萨饼（还有蒜味明虾相助）只能以雄霸一时的意大利巴洛克式歌剧来比拟。此外，现代技术和全球化生产使人们在世界各地的超级市场一年四季都能买到芒果和木瓜。由于美国的经济霸权，可口可乐、汉堡包和炸鸡风靡全球。
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可以假设也是新世纪的特点，是某些移民群体在所在国的具体影响。在座各位有人可能会想到德国的土耳其人和法国的北非人。我是英国人，我想到的是南亚人。从烹饪角度来说，自从大英帝国灭亡以后，印度就通过南亚移民征服了英国。印度餐馆（顺便指出，所有印度餐馆几乎都是孟加拉国的一个省的移民开的）的数目从几百家增加至60000~80000家——这意味着英国人已经皈依了印度烹饪。为了适应英国人的口味，甚至发明了南亚根本没有的新菜式。无论多排外的英国人都不可能不知道萨莫萨三角饺、咖喱酸奶烤鸡和咖喱肉，它们已经和炸鱼和薯条一样普及——可能更为普及，因为鱼现在成了高级菜。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美国的墨西哥菜，它的一个野蛮的变种，得州墨西哥菜，久已流行于美国西南部各州。
所以，在烹饪意义上，我们也是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中。巴别塔的诅咒使我们至今无法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文化。相反，财富的扩大和正式教育的普及可能会动摇当今英语的全球垄断地位。今天，互联网上大约90％的资料都是英文，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占互联网用户的很大部分。但当11亿中国人、5亿讲印地语的人和3.5亿
讲西班牙语的人也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哪怕用户只是英美用户的一半，那么不仅英语，就连西欧字母的垄断就都到了末日。
然而，文化不仅仅是超级市场，让我们依照自己的喜好各取所需。一方面，现代消费社会和娱乐业形成的汇合型全球文化可能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教育，这里指中学、大学和大学以后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它在技术方面以及阶级的形成中都是一个团结性的因素。在互联网上无国界的市场中，具体团体的次级文化，哪怕是最小的团体文化，都能建起自己的文化舞台和除它们自己以外没人感兴趣的媒介，比方说新纳粹变性人，或欣赏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伊斯兰教徒。然而，决定社会的财富和权力落入谁手的教育制度却不能由后现代的玩笑来确定。需要制订一套针对青年的教育纲领，对象应不仅是一国之内或一个文化圈内的青年，而是全世界的可造之才。这至少在知识文化的一个特别领域中保证了知识和文化价值观的某种普遍性，规定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的一套基本的东西。贝多芬、毕加索和蒙娜丽莎这些名字不可能从21世纪的一般性知识中消失。当然，这套基本的“一般性知识”也不会像50年前那样仅限于某个地区。参观马丘比丘、吴哥窟、伊斯法罕和印度南部的庙宇城市将同访问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一样，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至于会不会出现很多老的艺术形式——文学、绘画和音乐——创作的新的世界经典，我在这里不想谈及这个问题。
这个不断运动结合，复杂而多方面的新世界是否有希望带来我们这个排外的时代所严重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呢？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答案也许能从世界各地的足球场上找到。足球这个最全球化的运动同时又是最国家性的。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代表着“民族”、国家、“我们自己人”的是足球场上的11个年轻人，不是领导人、宪法和军队。国家足球队看起来是由本国国民组成的，但我们都知道，那些百万富翁球员一年中只有几天为国效力。他们的主业是做报酬丰厚的跨国雇佣军，几乎全部在外国踢球。一个国家的公众每天欢呼的球队是由来自不知多少国家和种族的球员组成的，换言之，他们是世界各地公认最好的球员。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有时顶多只有两三个本国的球员。就连球迷中的种族主义者也觉得这种情形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想自己的球队赢球，哪怕球队在种族上已经不再纯粹。
法国是幸福的国家。它幸福，因为它向移民开放，不在乎公民的族裔。它幸福，因为它能从非洲人和非裔加勒比人、柏柏尔人、凯尔特人、巴斯克人和东欧及伊比利亚移民的后代中选拔国家队队员。它幸福，不仅因为它赢得了世界杯，而且因为今天法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和反种族主义的主力，而是发明了并仍体现着“沙文主义”这个词的法国大众——宣布他们最好的球员、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移民的儿子齐达内（Zinedine Zidane）为“最伟大的法国人”。我承认，这基本上仍未远离各民族皆兄弟这一旧时的理想，但它与德国新纳粹的恶棍和卡林西亚州州长指约尔格·海德尔（译者注：曾是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党魁，支持纳粹，反对外来移民。）观点完全不同。如果对人的判断不靠肤色、语言、宗教这类因素，而是看他们的才能和成就，那么就有理由抱有希望。我们确实有理由抱有希望，因为历史是向着齐达内的方向，不是约尔格·海德尔的方向发展的。
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那句老话：“出门旅行的人回来有新鲜事说。”从前，旅行是很不寻常的事情。1935年，我的朋友，出色的法国希腊学家让-比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当时20岁，他背着帆布背包，和两个同伴一起第一次去希腊旅行。希腊的村民远远地看到这几个陌生人的身影就敲响钟声，家家争先款待他们。陌生人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是新鲜事——毕竟几乎从没有外人来过，也是村子的荣耀。今天的情况如何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900万到1000万外国人到访过希腊，这意味着假日时希腊的外国人比希腊人还多。根据官方数字，从1999年10月开始，我们的地球人口已经超过了60亿。据可靠估计，1998年国内和出国旅游的总人数超过了50亿（他们中间许多人每年旅行不止一次，这更突出了当今时代空前的人口流动）。关于人口流动只再提一个数字：今年美国的人口普查有可能确认，加利福尼亚州3400万人口中一半以上不是出生在美国，而是来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即使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不是这样，几年以后也肯定会达到这个水平。
这种人口的流动对21世纪，特别是对文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我想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很不幸，这不仅是学术界、文化的创造者以及文化的消费者面临的难题，而且也是领导人面临的一个具有争议性，甚至可以说是具有爆炸性的问题。（译者注：这个美丽国家指萨尔茨堡所在国奥地利。）领导人也同样不能幸免，但受这个问题影响的绝不仅限于上述几类人，因为随着几十亿人在各地的流动，艾滋病这类传染病和仇外情绪也蔓延开来。
人口流动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正常的国内和国际旅行，即商业旅行和休闲旅行——通勤除外；第二种是自愿或被迫移民，包括出国移民和从国外来的移民；但第三种是20世纪晚期以来的全新现象，这类流动的人员姑且称其为跨国人员。对第三类人来说，跨越国界是小事一桩，因为他们的生存并不与任何固定的地方或国家相联系。几十年前，这种跨国人士只有十几个，可能都来过萨尔茨堡，因为他们是音乐这一最国际化的艺术中的明星。今天，这样的人数以万计，在新世纪中会进而增加到几百万。相当一部分的商业旅行者也许已经属于跨国人士了。
对许多人，包括多数旅游者来说，文化体验是旅行的一个重要动机——迪士尼乐园和热带的异域风情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这个领域与我所谈的题目关系不大。尽管旅游业对全球经济来说日益重要——到世纪末，它已占总就业的12％，但从文化上看，它并未产生多少新东西。大规模旅游在欧洲早已成为常态。事实上，在20世纪末期，汹涌而来的旅游大军甚至迫使当局采取措施监督和限制进入重要文化场所和活动区的人数；今天这一做法已是司空见惯，重要的国际展览会都是这样做的。
新世纪必将带来进一步的监督和限制，哪怕只是因为旅游热点面对参观的人潮穷于应付，无论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还是滑雪场和山峰。与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相比，这种地方性的污染比较容易对付，当地人也早已习惯了大批的游客。即使我们的经济依靠游客，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和我们的实际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待不了多久就会离去。我们抱怨他们，但只是和抱怨大众社会每天的烦心事一样，如高速公路上卡车成群结队，找不到停车位，地铁太拥挤，等等。当然，也有谁也不欢迎的游客，比如英国足球的流氓球迷。而且，由于长距离短期旅行越来越容易，像伊维萨岛这样的地方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多数是年轻的）野蛮人到来。不过这也不是新事物：几世纪以来所有重要的港口城市都一直为这样的入侵准备好了“绳索大街”（译者注：“绳索大街”系德国汉堡的红灯区。）和其他供水手作乐的地方。
另一方面，至少有一种旅游业给当地人带来的不只是金钱，还有别的好处，因而得到热情鼓励，特别是在文化意义上的边远地区，且不说这样的地区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度假别墅的所在地。这造成了近几十年来文化旅游业的腾飞，而且这样的迅速增长在21世纪中一定会继续下去。今天，欧洲已经有至少1300个文化节。我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边界上有一所小房子。夏天时，从我家的房子朝不同的方向走几十千米即可到达不同文化节的举办地，有小型古典音乐节、一个重要的文学节，还有一个出名的爵士乐节，它吸引了许多国际人士——至少是英裔美国人来到这个地区。来客在这里除了别的之外，还会发现在附近的一个历史小镇上有好几家米其林星级餐厅。在新世纪中，这种模式可能会继续发展，但不会有多少出乎意料的东西。因此，旅游业在21世纪的文化效应可以忽略不计。
全球商业旅行者这一新类型可能更有意思些，因为它带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新世界。这类人数以十万计，已经产生了两个新的文化方向：一个是世界范围内（几乎全是英文）的日报，比如《先驱论坛报》；一个是国际酒店电视频道选择的特殊组合。这些媒体的有意思之处是它们的受众遍布全球，或至少是今天还在莫斯科，明天可能就到了墨西哥的人，所以需要全球的天气预报并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活动（《金融时报》就有每周的预告）。住过酒店的人都知道，电视节目提供全球、国家和地方新闻，还有由客人自选的娱乐节目，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文学几乎没有，其他的视觉艺术也仅作点缀，除了电影里的音乐以外，国际酒店里如果有音乐也主要是背景音乐。今天，音乐方面的典型情况是，专心聆听和制造音乐，比如听音乐会或在澡盆里引吭高歌，只占我们日常吸收的音乐的一小部分。此外，大部分人利用现代技术听音乐都几乎完全是私下的活动，不必依靠公共媒介，通过互联网听音乐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国际酒店住客的世界文化也许乏善可陈，不过，我认为它并不能预示21世纪的世界文化。一方面，美国有线新闻网证明，它的主要对象仍然是非典型的公众，是单独旅行，几乎清一色男性的商务经理。在商业、文化，甚至语言方面，这种人属于当今专门的一种美国化的全球专业人士类别。所以，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文化只代表新的世界文化的一小部分。
另一方面，媒体艺术正处于技术的中间阶段，如同亨利·福特时代的工业一样（麦当劳也是一样），它仍在标准化的时期，也就是说，由少数几个文化上趋同美国的全球性公司来确定极为有限的选择。也许是由于技术的原因，目前给我们提供的只是多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特征。这只是文化生活中非常有限的，可以说是极小的一部分。再过几年，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作用下，情况会大为改观。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不是简单地扫除地区、国家和其他的文化，而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举两个例子，厄瓜多尔的一个地方有一群印第安人擅长织造，他们靠出售纺织品设法进入了现代的全球化经济。几十年前，这些背着背包的印第安人在拉丁美洲的城市里到处可见，有时他们甚至远赴纽约。奥塔瓦洛人（Ofavaleos）很容易辨认：妇女身穿深蓝色裙子，男人披着披风，长长的头发编成辫子。
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发达了，成为厄瓜多尔最有钱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买得起现代西方消费社会提供的货品。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没有美国化；正好相反，可以说，他们把美国的影响“奥塔瓦洛化”了。青少年像加利福尼亚州他们的同龄人一样，穿牛仔裤和锐步牌运动鞋，但同时又戴他们祖祖辈辈都戴的帽子，头发也按照传统编成长辫子。女人开切诺基吉普车，却穿传统服装。在这里，全球化没有造成同化，而是带来了新的机会，至少使这个新生的印第安资产阶级得以强调传统文化中的具体因素，比如风俗和语言。
我要举的第二个这种调和的例子来自一位英国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从遥远的中国拉萨写来的报道。据布鲁玛说，这个城市到处可以听到中国和印度的流行音乐，还有游戏厅里年轻的西藏人入迷地观看的美国录像片中机关枪的“哒哒”射击声。布鲁玛是这样描述西藏的一家夜店的：
装潢看起来有点儿西藏的风格，帘幕的白地上有红、蓝、绿的条纹。歌曲有印度的，也有中国的……有的表演者身穿传统的藏族服装……录像屏幕上放映着好莱坞的影片片断，包括《泰坦尼克号》的镜头和《乱世佳人》里亚特兰大被毁的场景，另外还有可能是旅游宣传片里西藏的通常的景色：民族舞蹈、吃草的牦牛、吹号的僧侣，等等。墙上挂着《蒙娜丽莎》，旁边摆着一尊塑料制的菩萨头像。
经常有人以为全球化会使世界同化，归入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单一模式，说穿了就是西方的，或更精确地说，美国的模式。若是只看生活中由技术管理的方面，像机场、现代办公室设计和足球场，这话也许不错。但可以确定，在文化上，它会导致一个文化混同共存的多种多样的世界，甚至也许能带来一个调和的世界。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从厄瓜多尔的小镇上和拉萨的夜店里能看出未来的轮廓吗？对此可以反问，为什么不能呢？
这就涉及目前涌向世界各地的移民大潮，涉及那些抵制移民的地方，如欧盟、中国和日本，以及试图同化移民的地方，如北美和澳大利亚。富裕丰足、安定和平的地方和贫穷的地方之间差距越大，从后者向前者流动的人就越多。20世纪发生全球性大灾难之前，只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的人民听说过世界某些地方的某些国家遍地是黄金，而今天这一点全世界无人不知。移民造成的人类再分布造成了什么文化后果呢？
在一个方面，这种大规模移民可以说是新事物，因为它正好发生在人类摆脱了时间和距离限制的时代。换言之，去国离乡的移民不再像20世纪晚期之前那样去而无返，甚至一辈子都不能再回故土。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最长的旅途也是以小时计算，而不是以天计算，更不是以周或月计算；打电话这种口头联系只花几分钟，而通过电子邮件的书面通信几秒钟即可完成。因此，侨民一直与国内家人保持联系，经常回国，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过着两地生活，在原籍国和移居国同样活跃。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例子。当然，这种国际的两地生活在原则上与国内的两地生活并无二致，如一位意大利教授家住都灵，却在那不勒斯上班。但引起我兴趣的，是今天的这种生活跨越了国界、语言、文化以及阶级。这种同时生活在两个文化中的情况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它削弱了主导或统治性文化的地位，尤其是因为统治性文化由于识字的普及正在失去其对于公共书面文字的垄断。过去移民潮的第一代基本不受移居国的同化；第二代则两种文化兼有，希望最终能完全融入移居国的主导文化。这两种文化彼此互不影响。典型的例子是好莱坞。众所周知，好莱坞几乎百分之百是由中欧和东欧的犹太移民创立的。顺便说一句，他们在纽约也发展起了自己生气勃勃的高等文化——易卜生的话剧在美国首次上演是用犹太德语（Yiddish）演出的。但在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影片里，几乎完全看不到犹太人或其他移民的影子（可能唯一的例外是爱尔兰裔移民）。那些电影展示的美国人形象全部是英裔美国人，就连演员的名字也尽量全部英国化，除了专门显示异国风味的影片。反之，住在美国或从美国回国的几百万意大利人对意大利的文化也几乎没有影响。此外，移民不仅与所在国的文化没有关系，而且也隔绝于祖国的文化，因为他们永久地离开了故土，与祖国不再有现时的联系。因此，今天的侨民所谓的“远距离民族主义”情感的成因基础在许多情况中已不复存在。爱尔兰共和国争取摆脱联合王国以实现独立的斗争80年前就已结束，但爱尔兰裔美国人仍然深陷其中，继续热情支持爱尔兰共和军。来自克罗地亚、乌克兰、立陶宛的移民更是如此，因为长期以来一直不准他们与祖国有任何联系。
实际上，今天的移民生活在三个世界中：他们自己的世界、移居国的世界，另外还有全球的世界，因为现代技术和资本主义的消费及媒体社会使全球世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但移民接受国的国民，包括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所生活的世界也同样的多姿多彩。伦敦小学里的学生讲90种语言，这在大城市里已经是屡见不鲜的情形。
这种文化上的非对称性是今天所谓的多元文化问题的根源，这是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特别是在英语世界中）。多元文化意味着对所有自称为文化团体的集团都予以公开承认。这样的团体只注重自己关心的事情。英国的穆斯林只要求国家不妨碍伊斯兰教，至于英国的犹太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或佛教徒的境况，他们则全不放在心上。但英国学校的老师要关心所有这些群体，因为他们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如尼日利亚、加勒比地区、印度、孟加拉国、科索沃和越南等。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策划人也要兼顾各种不同的人群。我不想涉足关于各种不同文化的特征的讨论。所有这些文化都受英语世界文化的影响，这没有什么新鲜。新鲜的是大规模移民带去的各种文化也在影响刺激着所在国的文化，而所有的文化中都渗透了全球文化的要素。
这一点在流行音乐和舞蹈音乐中最为明显，因为这类音乐与古典音乐不同，可以自由地吸收非正统的或新鲜的因素。美国的拉美移民，主要是加勒比移民，在这方面贡献巨大。但同样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后来接受了过去的移民文化。这些电影并非针对移民的专门市场，而是面向好莱坞全体受众的。仅举一例：美化黑手党的电影自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这类电影是无法想象的（顺便说一句，以前意大利裔美国人会愤怒地把这类电影斥为污蔑）。在英国电影中，南亚移民的因素发挥了相似的作用。需要承认，至少到现在，我们谈的基本上还是以知识分子为受众的电影。
传统的高等文化中是否也能看出不同文化的结合呢？在文学，尤其是小说中，这种结合非常明显。像通常那样，较早的移民首先起步：今天北美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民族意识的美国犹太小说这一体裁［作家有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不过，有“21世纪的犹太人”之称的亚洲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体验已经开始在美国文学中出现。
显示这种不同世界的共存与混合的最好例子莫过于烹饪，每个国家的烹饪都日益向着国际化发展。据布鲁玛说，即使在遥远的中国拉萨都可以在餐馆点到比萨饼。本地烹饪仍然存在，有时是出于宗教的要求，而移民和外出度假的普及使得花样繁多的各种地方菜肴成为每天都吃得到的东西。事实上，不同地方的烹饪进行了一场世界范围的优胜劣汰的竞争，迄今为止似乎出现了两个优胜者：全球化形式的中式烹调和意大利烹调。用文化用语来说，意式浓咖啡和比萨饼（还有蒜味明虾相助）只能以雄霸一时的意大利巴洛克式歌剧来比拟。此外，现代技术和全球化生产使人们在世界各地的超级市场一年四季都能买到芒果和木瓜。由于美国的经济霸权，可口可乐、汉堡包和炸鸡风靡全球。
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可以假设也是新世纪的特点，是某些移民群体在所在国的具体影响。在座各位有人可能会想到德国的土耳其人和法国的北非人。我是英国人，我想到的是南亚人。从烹饪角度来说，自从大英帝国灭亡以后，印度就通过南亚移民征服了英国。印度餐馆（顺便指出，所有印度餐馆几乎都是孟加拉国的一个省的移民开的）的数目从几百家增加至60000~80000家——这意味着英国人已经皈依了印度烹饪。为了适应英国人的口味，甚至发明了南亚根本没有的新菜式。无论多排外的英国人都不可能不知道萨莫萨三角饺、咖喱酸奶烤鸡和咖喱肉，它们已经和炸鱼和薯条一样普及——可能更为普及，因为鱼现在成了高级菜。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美国的墨西哥菜，它的一个野蛮的变种，得州墨西哥菜，久已流行于美国西南部各州。
所以，在烹饪意义上，我们也是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中。巴别塔的诅咒使我们至今无法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文化。相反，财富的扩大和正式教育的普及可能会动摇当今英语的全球垄断地位。今天，互联网上大约90％的资料都是英文，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占互联网用户的很大部分。但当11亿中国人、5亿讲印地语的人和3.5亿
讲西班牙语的人也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哪怕用户只是英美用户的一半，那么不仅英语，就连西欧字母的垄断就都到了末日。
然而，文化不仅仅是超级市场，让我们依照自己的喜好各取所需。一方面，现代消费社会和娱乐业形成的汇合型全球文化可能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教育，这里指中学、大学和大学以后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它在技术方面以及阶级的形成中都是一个团结性的因素。在互联网上无国界的市场中，具体团体的次级文化，哪怕是最小的团体文化，都能建起自己的文化舞台和除它们自己以外没人感兴趣的媒介，比方说新纳粹变性人，或欣赏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伊斯兰教徒。然而，决定社会的财富和权力落入谁手的教育制度却不能由后现代的玩笑来确定。需要制订一套针对青年的教育纲领，对象应不仅是一国之内或一个文化圈内的青年，而是全世界的可造之才。这至少在知识文化的一个特别领域中保证了知识和文化价值观的某种普遍性，规定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的一套基本的东西。贝多芬、毕加索和蒙娜丽莎这些名字不可能从21世纪的一般性知识中消失。当然，这套基本的“一般性知识”也不会像50年前那样仅限于某个地区。参观马丘比丘、吴哥窟、伊斯法罕和印度南部的庙宇城市将同访问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一样，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至于会不会出现很多老的艺术形式——文学、绘画和音乐——创作的新的世界经典，我在这里不想谈及这个问题。
这个不断运动结合，复杂而多方面的新世界是否有希望带来我们这个排外的时代所严重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呢？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答案也许能从世界各地的足球场上找到。足球这个最全球化的运动同时又是最国家性的。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代表着“民族”、国家、“我们自己人”的是足球场上的11个年轻人，不是领导人、宪法和军队。国家足球队看起来是由本国国民组成的，但我们都知道，那些百万富翁球员一年中只有几天为国效力。他们的主业是做报酬丰厚的跨国雇佣军，几乎全部在外国踢球。一个国家的公众每天欢呼的球队是由来自不知多少国家和种族的球员组成的，换言之，他们是世界各地公认最好的球员。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有时顶多只有两三个本国的球员。就连球迷中的种族主义者也觉得这种情形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想自己的球队赢球，哪怕球队在种族上已经不再纯粹。
法国是幸福的国家。它幸福，因为它向移民开放，不在乎公民的族裔。它幸福，因为它能从非洲人和非裔加勒比人、柏柏尔人、凯尔特人、巴斯克人和东欧及伊比利亚移民的后代中选拔国家队队员。它幸福，不仅因为它赢得了世界杯，而且因为今天法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和反种族主义的主力，而是发明了并仍体现着“沙文主义”这个词的法国大众——宣布他们最好的球员、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移民的儿子齐达内（Zinedine Zidane）为“最伟大的法国人”。我承认，这基本上仍未远离各民族皆兄弟这一旧时的理想，但它与德国新纳粹的恶棍和卡林西亚州州长指约尔格·海德尔（译者注：曾是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党魁，支持纳粹，反对外来移民。）观点完全不同。如果对人的判断不靠肤色、语言、宗教这类因素，而是看他们的才能和成就，那么就有理由抱有希望。我们确实有理由抱有希望，因为历史是向着齐达内的方向，不是约尔格·海德尔的方向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