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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的制造成本和明显的比较优势，助力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下谱写了“中国故事”。但如今，印度、越南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便宜，欧美的科技比中国更发达。在外需萎缩、经济下行的环境下，怎样寻找中国经济的突围之道？
外需萎缩
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但偏偏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更大。
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增长的原因，要先理解全球格局。
打个比方，从前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有10万元资本，300人。穷国有10元资本，3000人。前者类比欧美和日本，后者类比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体中间由一道蓝墙隔开，穷国没资本，经济进步缓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拉大。
后来，改革开放把那道蓝墙打通了，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001万，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增加了10块钱，但是却多了3000人来抢，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的麻烦是，劳动者从300人变为3300人，劳动者的竞争也加强了。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两极分化严重。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制造业蓝领工人、中下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超过了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中国的产品相对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现在的全球格局，发达国家GDP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中国在提高。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升到现在的8000美元，深圳更是达到25000美元。反观美国，从1978年的13500美元升到现在，也才5万美元。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得大家优势趋同了。
如今，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开始发生作用了，比如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制造紧张的国际局势。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但偏偏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更大。
成本优势减弱
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的产品，成本低要价就低。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变化。
让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但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有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先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需要组织，而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而有了体制改革，才有后面环环相扣的故事。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2002年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后来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主要是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现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没有什么大帽子，但小绳索挺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就大了。高速增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摩擦的力量就凸显出来了。
突围：体制改革 创新
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就必须降低体制成本，同时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
那么，如何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和创新。
想赢得竞争，要么成本比对手低，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产品。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地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就必须降低体制成本。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所以，中国要继续改革突围。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即使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因为，人均GDP从200美元到8000美元，再到几万美元，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
如果一家企业的人工费居高不下，而它却还一直生产低附加值的商品，那它的投入产出比一定高不起来。
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另一個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引进新产品，改变现有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立它们的研发中心，它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而中国，也必须如此。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摘自《商界》2017年第3期）
外需萎缩
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但偏偏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更大。
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增长的原因，要先理解全球格局。
打个比方，从前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有10万元资本，300人。穷国有10元资本，3000人。前者类比欧美和日本，后者类比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体中间由一道蓝墙隔开，穷国没资本，经济进步缓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拉大。
后来，改革开放把那道蓝墙打通了，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001万，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增加了10块钱，但是却多了3000人来抢，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的麻烦是，劳动者从300人变为3300人，劳动者的竞争也加强了。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两极分化严重。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制造业蓝领工人、中下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超过了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中国的产品相对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现在的全球格局，发达国家GDP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中国在提高。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升到现在的8000美元，深圳更是达到25000美元。反观美国，从1978年的13500美元升到现在，也才5万美元。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得大家优势趋同了。
如今，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开始发生作用了，比如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制造紧张的国际局势。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但偏偏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更大。
成本优势减弱
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的产品，成本低要价就低。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变化。
让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但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有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先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需要组织，而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而有了体制改革，才有后面环环相扣的故事。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2002年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后来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主要是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现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没有什么大帽子，但小绳索挺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就大了。高速增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摩擦的力量就凸显出来了。
突围：体制改革 创新
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就必须降低体制成本，同时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
那么，如何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和创新。
想赢得竞争，要么成本比对手低，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产品。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地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就必须降低体制成本。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所以，中国要继续改革突围。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即使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因为，人均GDP从200美元到8000美元，再到几万美元，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
如果一家企业的人工费居高不下，而它却还一直生产低附加值的商品，那它的投入产出比一定高不起来。
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另一個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引进新产品，改变现有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立它们的研发中心，它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而中国，也必须如此。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摘自《商界》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