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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下中国，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均受到严重挑战，文化生态恶化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式微，表现在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的畸变。道德伦理的畸变与传统文化的式微之间有着内在关联，这种关联也孕育着这一难题的破解之道。“道统歧出”“经学遗忘”“自大与自卑的扭曲心态”是当下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三大根源，是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部曲。归正道统意味着道德教化重新有了根本解决的意向性，复兴经学蕴含着解决道德问题的前提，重开教化即重开诸经之教，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和春秋教，每一教分别解决人性的一部分问题，合起来构成中国人的道德性，意味着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意向性可能。
关键词：道德问题；归正道统；复兴经学；重开教化
当下中国的道德问题有目共睹，如何判断当下中国的道德状态是分析和解决当下中国道德问题的前提。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语言问题解决了，哲学问题基本上也就解决了。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现实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哲学问题，于是，语言问题的解决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现实问题的解决。道德问题的破解从对道德问题的语言归纳入手。从现象学直观的视域我们得出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状态显现为：困惑的道德。“困惑” 指当下恶化的道德状态，困是指道德状态到了几乎无法回转的地步，所以“惑”，是指对这种状态的不解，茫然不知所措。道德问题的真正破解源于对道德问题的深刻反思，所谓“道德的困惑”指对当下道德状态的苦思，惑是疑惑，疑惑和思考合二为一，带着疑问与不解转入反思，所以“惑”。这里的“困”相当于“不愤不悱，不启不发”的愤：反思苦思不解的样子，所以“困”。因为困，此时已经到了思想的地狱入口处，由此看到了破解道德问题的曙光。
一、道德问题的提出
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虽然是和尚头顶的虱子明摆着，但是社会上仍然有三种态度样式： 第一种知道有，但不承认有道德问题及其严重性。这是官僚主义者的官僚主义观点。第二种是不知道有，认为道德问题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暂时产物，是现代性的附延物，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好起来。这是某些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说法。第三种是知道有。这是社会上普通民众的说法。
二、道德问题的分析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现象学的方法即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即面对事实本身。当我们进入现象学视域直观当下中国的道德问题时，显现出的语词是“歧出”当下中国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是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整体上对儒家经学及其道统的歧出。儒家经学是中华文化思想与学术的主体，几千年来它基本上成功地解决了治理天下和道德教化的问题。对儒家经学及其道统的歧出也就意味着道德教化的不在场。而且，进一步，“遗忘”当下中国社会困惑的道德源于在儒家经学及其道统的歧出基础上对经学的漠视与遗忘，这种遗忘相當于海德格尔的“对存在本身的遗忘”，因为“经学”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存在本身”。而且，更进一步，“自大与自卑”一是近现代中国人对科技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力量的过度崇拜，拥有财富和力量的过程形成的自大，二是至少是在1912年以后对经学的疏远到了无知的程度，疏远与无知导致自卑。“歧出”“遗忘”“自大与自卑”是当下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三大根源，是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部曲。
三、道德问题的解决
基于道德问题的现象学分析，我们不难得出道德问题的解决之道。
首先，归正道统：孔子、孟子、董仲舒等，这是以经学义理为核心的儒家道统，归正道统意味着道德教化重新有了根本解决的意向性。
其次，复兴经学：五经创造了一个民族，也创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其蕴含着解决道德问题的前提，因此必须复兴研究五经义理的经学。
最后，重开教化：古人已经基本解决了道德问题，必须向古人学习。教即诸经之教，化即道德化育。即，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必须重开以经教化。
《礼记·经解》阐述了以经教化的内涵，“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意思是说，如果学《诗》学过了头，就会愚蠢；如果学《书》学过了头，就会狂妄；如果学《乐》学过了头，就会过分；如果学《易》学过了头，就会迷信；如果学《礼》学过了头，就会烦琐；如果学《春秋》学过了头，就会犯上作乱。于是，“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用以经教化的道德结果是如果温和柔顺、朴实忠厚而不愚蠢，那就是真正把《诗》学好了；如果通晓远古之事而不狂妄，那就是真正把《书》学好了；如果心胸广阔坦荡而不过分，那就是真正把《乐》学好了；如果清洁沉静、洞察细微而不迷信，那就是真正把《易》学好了；如果端庄恭敬而不烦琐，那就是真正把《礼》学好了；如果善于辞令和铺叙而不犯上作乱，那就是真正把《春秋》学好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道德问题在原则上的根本解决。
四、经学及其道德的以经教化的再展开
李源澄先生说：“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经为明道之书，故经学为万古不变之道，故吾以为常法释经学最为得当。”这充分表明了经学的义理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其指引下道德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所以，《庄子·天下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荀子也认为：“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汉书·艺文志》云：“《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作为道德教化与五经义理的内在关联，《白虎通义》载：“《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如此则从正面表明了当下中国道德伦理的畸变与中华传统文化式微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孕育着当下中国社会道德难题真正的意向性破解可能。
参考文献：
[1]李源澄.经学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荀 况.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关键词：道德问题；归正道统；复兴经学；重开教化
当下中国的道德问题有目共睹，如何判断当下中国的道德状态是分析和解决当下中国道德问题的前提。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语言问题解决了，哲学问题基本上也就解决了。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现实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哲学问题，于是，语言问题的解决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现实问题的解决。道德问题的破解从对道德问题的语言归纳入手。从现象学直观的视域我们得出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状态显现为：困惑的道德。“困惑” 指当下恶化的道德状态，困是指道德状态到了几乎无法回转的地步，所以“惑”，是指对这种状态的不解，茫然不知所措。道德问题的真正破解源于对道德问题的深刻反思，所谓“道德的困惑”指对当下道德状态的苦思，惑是疑惑，疑惑和思考合二为一，带着疑问与不解转入反思，所以“惑”。这里的“困”相当于“不愤不悱，不启不发”的愤：反思苦思不解的样子，所以“困”。因为困，此时已经到了思想的地狱入口处，由此看到了破解道德问题的曙光。
一、道德问题的提出
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虽然是和尚头顶的虱子明摆着，但是社会上仍然有三种态度样式： 第一种知道有，但不承认有道德问题及其严重性。这是官僚主义者的官僚主义观点。第二种是不知道有，认为道德问题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暂时产物，是现代性的附延物，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好起来。这是某些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说法。第三种是知道有。这是社会上普通民众的说法。
二、道德问题的分析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现象学的方法即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即面对事实本身。当我们进入现象学视域直观当下中国的道德问题时，显现出的语词是“歧出”当下中国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是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整体上对儒家经学及其道统的歧出。儒家经学是中华文化思想与学术的主体，几千年来它基本上成功地解决了治理天下和道德教化的问题。对儒家经学及其道统的歧出也就意味着道德教化的不在场。而且，进一步，“遗忘”当下中国社会困惑的道德源于在儒家经学及其道统的歧出基础上对经学的漠视与遗忘，这种遗忘相當于海德格尔的“对存在本身的遗忘”，因为“经学”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存在本身”。而且，更进一步，“自大与自卑”一是近现代中国人对科技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力量的过度崇拜，拥有财富和力量的过程形成的自大，二是至少是在1912年以后对经学的疏远到了无知的程度，疏远与无知导致自卑。“歧出”“遗忘”“自大与自卑”是当下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三大根源，是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部曲。
三、道德问题的解决
基于道德问题的现象学分析，我们不难得出道德问题的解决之道。
首先，归正道统：孔子、孟子、董仲舒等，这是以经学义理为核心的儒家道统，归正道统意味着道德教化重新有了根本解决的意向性。
其次，复兴经学：五经创造了一个民族，也创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其蕴含着解决道德问题的前提，因此必须复兴研究五经义理的经学。
最后，重开教化：古人已经基本解决了道德问题，必须向古人学习。教即诸经之教，化即道德化育。即，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必须重开以经教化。
《礼记·经解》阐述了以经教化的内涵，“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意思是说，如果学《诗》学过了头，就会愚蠢；如果学《书》学过了头，就会狂妄；如果学《乐》学过了头，就会过分；如果学《易》学过了头，就会迷信；如果学《礼》学过了头，就会烦琐；如果学《春秋》学过了头，就会犯上作乱。于是，“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用以经教化的道德结果是如果温和柔顺、朴实忠厚而不愚蠢，那就是真正把《诗》学好了；如果通晓远古之事而不狂妄，那就是真正把《书》学好了；如果心胸广阔坦荡而不过分，那就是真正把《乐》学好了；如果清洁沉静、洞察细微而不迷信，那就是真正把《易》学好了；如果端庄恭敬而不烦琐，那就是真正把《礼》学好了；如果善于辞令和铺叙而不犯上作乱，那就是真正把《春秋》学好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道德问题在原则上的根本解决。
四、经学及其道德的以经教化的再展开
李源澄先生说：“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经为明道之书，故经学为万古不变之道，故吾以为常法释经学最为得当。”这充分表明了经学的义理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其指引下道德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所以，《庄子·天下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荀子也认为：“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汉书·艺文志》云：“《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作为道德教化与五经义理的内在关联，《白虎通义》载：“《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如此则从正面表明了当下中国道德伦理的畸变与中华传统文化式微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孕育着当下中国社会道德难题真正的意向性破解可能。
参考文献：
[1]李源澄.经学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荀 况.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