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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语·泰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愚民说”和“民主说”两种解释，均有不足之处。它其实是孔子面对激烈纷争的政治环境下推行礼乐的力度不足以及智力分化问题，提出的针对不同人群的实施方案，表现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和无奈心情。
关键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说；民主说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58—02
对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8.9)章的解释，历来争议颇多。吴丕总结了前人的7种代表性解释；“日用说”、“下愚说”、“奴隶说”、“防民说”、“乐成说”、“事实说”与“民主说”。笔者总结众多说法，将其概称为“愚民说”和“民主说”两类，以便讨论。
两派学者对该章理解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断句。“愚民说”者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李零认为，“由之”就是用之的意思，表明孔子认为知礼与百姓无关，是典型的愚民。他们列举大量史料，如《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史记·滑稽列传》：“民可以乐成，不可于虑成”，《商君列传》：“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于乐成”，郭店楚简《尊德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这些与《论语》(8.9)句式大致相同，或许还有渊源关系。被“愚民说”者作为强有力的证据。此外，与孔子同时代人及其后学也有相似的言论。如《孙子》：“将军之事……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盂子》：“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众也。”上述史料都认为民众自身的能力低下使其很难了解高层精英的统治方式，这看不出愚民之意，反倒是统治者基于此应思考采取何种措施。
近世学者李泽厚、牛泽群、杨伯峻、余华青和南怀瑾等亦持此说，又恰逢还原孔子真面目的时代，使“愚民说”迅速发展。该说虽拥护者众多，但其缺陷是未考虑孔子的整体思想，尤其是对“民”的态度；
(一)孔子的学生来源于上层社会的很少，地位高者也就是宋桓公后代的司马耕，其他多来源于下层民众。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骨雍其父“贱人”，原宪“贫也”，公治长“身在累绁之中”等，孔子从未鄙视过他们，相反还有赞扬：“贤哉回也!”“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孔子曾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7.7)说明孔子对于下层民众没有“愚民”的态度，相反，他很愿意以教育开启他们的智慧。
(二)孔子主张“有教无类”(15.39)，对百姓要“教之”(13.9)，“不教而杀谓之虐”(20.2)，可知孔子重视对百姓的教育、教导。而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德、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
(三)《论语》每章的顺序固定，前后文有很大的连贯性。子曰：“兴于诗，亡于礼，成于乐。”而下文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8.8)钱穆指出；“上章言教化，本章(8.9)言行政，而大义相通。”因此，“愚民说”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理解片面。
“民主说”者主要是康有为和宦懋庸。康氏断句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钱穆评曰：“此明以西洋民主为太平，中国君主为升平，即朱鼎甫所讥‘用夷变夏’也。因其不可通于《论语》，而引纬书以疑之，乃蔽罪于刘歆之窜改。”康氏之断句，迎合时局而渐盛行开。宦懋庸云：“对于民，其可者使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均可备一说。”认为孔子对百姓很民主。这种断句也遭到了杨伯峻的否定：“则原文当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恐怕古人无此语法。若是古人果是此意，必用‘则’字，甚至‘使’下再用之字以重指‘民’，作‘民’可，则使(之)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涩而误解。”另外，严复、刘宝楠、盖莉都认同“民主说”。“民主”是伴随着西方政治思想进入中国而产生的词，其所具有的意义怎能用两千年前的学说阐释呢?
通过分析，可知“愚民说”者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硬伤，未整体把握孔子的思想；“民主说”者过于拔高孔子的思想，反映出传统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政治思想冲击时的盲目顺从。
要正确理解该章，要充分认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民众情况。子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6.2)认为当时社会秩序崩溃，天下“无道”。王孙满也说“周德……衰”，周德是礼乐的载体，而礼乐文化缺乏强有力的執行者和监督者，周王室已无力为之。诸侯国也公室衰微，鲁国“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晋国“公室悝卑”、“政在大夫”；鲁之“三桓”；晋之韩、赵、魏、知、范、中行六家；齐之国、高、崔、庆、田；郑之“七穆”等相互斗争，还有普遍的僭越行为，这一切使传统的礼乐文化遭到破坏，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
谈到民智，正如孔子言“唯上智和下愚不易”(17.3)，人的智力有不同，这是先天性的，但并不是说因此就不去教导、学习，孔子就主张“诲人不倦”去教导人。同时认为，民众是会受到教育和统治者的影响的：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2.20)
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8.2)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3.4)
因为有上面的这两种情况，孔子仍在不断地努力着，力图通过自己的教学和弟子的从政或者榜样作用潜移默化地教育智力较下的民众。在这，我们看不出孔子的愚民和民主思想，只是要求社会和个人对西周礼乐文明的保留和学习，对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14)的孔子，怎能说知礼明耻是愚民?怎有比传播学习西周礼乐文化更有意义的事?努力过程的艰辛万苦，是孔子不可预料或者说是面对困难的胆怯，因此苦闷地说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的烦恼让孔子思想前后有一点差异，这给后代的学者造成的困扰也不少。
孔子所考虑的是“若在上者每事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即论教化，诗与礼仪，仍在使之。由知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可以说这是孔子的折中方法，是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正如李泽厚引刘开语：“盘庚迁殷，民皆不欲，盘庚决定行之，诰谕再三，而民始勉强以从其后。子产治郑，都鄙有章，郑民始怨而德之。故使人行其事，可也；而欲明其事，则势不能。”可以看出，民众居于下层，无法从统治阶层的角度思考问题，统治者要注意以礼乐潜移默化地教化他们，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却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
本文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恰当的，其释义应为：对于百姓，可以让他们按要求去做，因为知识量的原因，他们或许无法明白这样做的原因，但统治者不可也没必要让他们明白。正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6.21)但是统治者要采取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来教民以礼乐，以渐渐地开启明智。
因此说，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贴上“愚民”或“民主”的标签，而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结合《论语》整篇的文意去理解、去阐释。
关键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说；民主说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58—02
对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8.9)章的解释，历来争议颇多。吴丕总结了前人的7种代表性解释；“日用说”、“下愚说”、“奴隶说”、“防民说”、“乐成说”、“事实说”与“民主说”。笔者总结众多说法，将其概称为“愚民说”和“民主说”两类，以便讨论。
两派学者对该章理解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断句。“愚民说”者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李零认为，“由之”就是用之的意思，表明孔子认为知礼与百姓无关，是典型的愚民。他们列举大量史料，如《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史记·滑稽列传》：“民可以乐成，不可于虑成”，《商君列传》：“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于乐成”，郭店楚简《尊德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这些与《论语》(8.9)句式大致相同，或许还有渊源关系。被“愚民说”者作为强有力的证据。此外，与孔子同时代人及其后学也有相似的言论。如《孙子》：“将军之事……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盂子》：“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众也。”上述史料都认为民众自身的能力低下使其很难了解高层精英的统治方式，这看不出愚民之意，反倒是统治者基于此应思考采取何种措施。
近世学者李泽厚、牛泽群、杨伯峻、余华青和南怀瑾等亦持此说，又恰逢还原孔子真面目的时代，使“愚民说”迅速发展。该说虽拥护者众多，但其缺陷是未考虑孔子的整体思想，尤其是对“民”的态度；
(一)孔子的学生来源于上层社会的很少，地位高者也就是宋桓公后代的司马耕，其他多来源于下层民众。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骨雍其父“贱人”，原宪“贫也”，公治长“身在累绁之中”等，孔子从未鄙视过他们，相反还有赞扬：“贤哉回也!”“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孔子曾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7.7)说明孔子对于下层民众没有“愚民”的态度，相反，他很愿意以教育开启他们的智慧。
(二)孔子主张“有教无类”(15.39)，对百姓要“教之”(13.9)，“不教而杀谓之虐”(20.2)，可知孔子重视对百姓的教育、教导。而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德、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
(三)《论语》每章的顺序固定，前后文有很大的连贯性。子曰：“兴于诗，亡于礼，成于乐。”而下文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8.8)钱穆指出；“上章言教化，本章(8.9)言行政，而大义相通。”因此，“愚民说”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理解片面。
“民主说”者主要是康有为和宦懋庸。康氏断句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钱穆评曰：“此明以西洋民主为太平，中国君主为升平，即朱鼎甫所讥‘用夷变夏’也。因其不可通于《论语》，而引纬书以疑之，乃蔽罪于刘歆之窜改。”康氏之断句，迎合时局而渐盛行开。宦懋庸云：“对于民，其可者使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均可备一说。”认为孔子对百姓很民主。这种断句也遭到了杨伯峻的否定：“则原文当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恐怕古人无此语法。若是古人果是此意，必用‘则’字，甚至‘使’下再用之字以重指‘民’，作‘民’可，则使(之)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涩而误解。”另外，严复、刘宝楠、盖莉都认同“民主说”。“民主”是伴随着西方政治思想进入中国而产生的词，其所具有的意义怎能用两千年前的学说阐释呢?
通过分析，可知“愚民说”者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硬伤，未整体把握孔子的思想；“民主说”者过于拔高孔子的思想，反映出传统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政治思想冲击时的盲目顺从。
要正确理解该章，要充分认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民众情况。子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6.2)认为当时社会秩序崩溃，天下“无道”。王孙满也说“周德……衰”，周德是礼乐的载体，而礼乐文化缺乏强有力的執行者和监督者，周王室已无力为之。诸侯国也公室衰微，鲁国“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晋国“公室悝卑”、“政在大夫”；鲁之“三桓”；晋之韩、赵、魏、知、范、中行六家；齐之国、高、崔、庆、田；郑之“七穆”等相互斗争，还有普遍的僭越行为，这一切使传统的礼乐文化遭到破坏，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
谈到民智，正如孔子言“唯上智和下愚不易”(17.3)，人的智力有不同，这是先天性的，但并不是说因此就不去教导、学习，孔子就主张“诲人不倦”去教导人。同时认为，民众是会受到教育和统治者的影响的：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2.20)
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8.2)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3.4)
因为有上面的这两种情况，孔子仍在不断地努力着，力图通过自己的教学和弟子的从政或者榜样作用潜移默化地教育智力较下的民众。在这，我们看不出孔子的愚民和民主思想，只是要求社会和个人对西周礼乐文明的保留和学习，对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14)的孔子，怎能说知礼明耻是愚民?怎有比传播学习西周礼乐文化更有意义的事?努力过程的艰辛万苦，是孔子不可预料或者说是面对困难的胆怯，因此苦闷地说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的烦恼让孔子思想前后有一点差异，这给后代的学者造成的困扰也不少。
孔子所考虑的是“若在上者每事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即论教化，诗与礼仪，仍在使之。由知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可以说这是孔子的折中方法，是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正如李泽厚引刘开语：“盘庚迁殷，民皆不欲，盘庚决定行之，诰谕再三，而民始勉强以从其后。子产治郑，都鄙有章，郑民始怨而德之。故使人行其事，可也；而欲明其事，则势不能。”可以看出，民众居于下层，无法从统治阶层的角度思考问题，统治者要注意以礼乐潜移默化地教化他们，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却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
本文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恰当的，其释义应为：对于百姓，可以让他们按要求去做，因为知识量的原因，他们或许无法明白这样做的原因，但统治者不可也没必要让他们明白。正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6.21)但是统治者要采取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来教民以礼乐，以渐渐地开启明智。
因此说，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贴上“愚民”或“民主”的标签，而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结合《论语》整篇的文意去理解、去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