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层干部一边抱怨形式主义，一边身不由己搞形式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該警惕，这已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只有在每一个环节都“实”字当头，才能真正杜绝用假成绩糊弄上级、用假把式糊弄群众、用假反省糊弄组织。
　　未及时接听巡查组电话，被问责处分;扶贫手册中写错两个标点符号，登上“黑榜”被全县通报;本是可以批评教育的轻微违纪，但为了“凑数”还是给予了党纪处分……近来，各地一些执纪简单化、问责粗线条甚至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的现象冒头，虽然事后相关处理均被撤销，却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问责，是为了将工作失误和不良作风及时揪出来。这不是褒奖式的“锦上添花”，而是惩戒式的“当头棒喝”，尤其需要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有什么问题就查什么问题，问题多大处罚就多重，一切要严格按规矩来。反之，倘若为了问责而问责，甚至出现“泛化问责”倾向，不仅无益于问题解决，还会让被问责干部内心有结，其他党员干部感到不公，完全无益于作风建设。
　　问责“跑偏”“脱靶”，究其根由莫不是形式主义作祟。正如有基层纪检干部在接受采访时无奈表示，他一年被要求办5个案子，但街道层面几乎查不出“大问题”，只好到处翻腾“小线索”。凡此种种，让人不禁要问：形式主义究竟有怎样的魔力，能够让那些明明反感它的人，深陷其中而无法摆脱？
　　正所谓“不怕人无我有，就怕人有我无”，形式主义之所以位列“四风之首”，很大程度就在于其暗含“不能落于人后”的压力。以问责为例，在一些地方异化成了矫枉过正。当大家都在为了轰轰烈烈的形式而加码，甚至上纲上线时，那些问题数量“不达标”的，面子似乎就有些挂不住，不得不随波逐流“搞形式”。在从众心理影响下，谁都不想因为“落单”，而成为“负面典型”。
　　形式主义还往往顶着特别大的名头，让人无法反驳，似乎提出异议就是“政治不正确”。“下班期间洗澡失联4分钟”被斥为“给脱贫攻坚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教师假期自费聚餐被批评“与作风建设要求格格不入”……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哪怕是指甲盖大小的问题，也要尽量往大里讲、往重里说，否则就显得不严格、不端正。
　　更值得警惕的是，形式主义本身还有利可图、有机可乘。细数形式主义种种表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专做那些看着漂亮、影响力大、能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在这种风气侵蚀下，搞形式成了彰显“积极作为”的一条捷径，“会干的不如会吹的”更成了一种潜规则，“干老实事，说老实话”的人反而吃亏，这无疑是恶劣的负面示范效应。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对形式主义予以批判：“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不动脑子的东西。”全面对形式主义说不，才能捍卫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