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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型社会”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第一阶段“末端治理”，即所谓的“先污染后治理”，仅仅是对生产和消费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的一种高成本的补救措施。第二阶段“源头与过程控制”，结果出现的是资源环境问题从愿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扩展，从单一性、分散性向整体性和复杂性演化。第三阶段“两型社会”，是对造成资源环境问题根源认识上的飞跃，是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升华，是对解决资源环境问题途径的科学把握。
关键词：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0)09－001－001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七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指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侧重强调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两型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两型社会”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也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
“两型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表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真正进入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实际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途径、模式和方向。将大大提高和促进国人现代生态文明观念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认知程度。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提高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诗人海涅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两型社会”理念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是国际社会环境保护战略演变和我国可持续发展实践进展的必然结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一、“末端治理”的局限性
现代工业化的出现，是人类与自然关系史上一次大的变革。在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基础上，大规模地改变着资源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从而也改变着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系统，扩大了人类的活动领域，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资源环境问题。即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不加任何处理地向周围环境排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在早期阶段，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有限，以及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还较强，所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不很明显。但是，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环境的自净能力削弱乃至丧失，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愈发突出。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社会的各种书刊中鼓吹经济的无限增长，使西方的“增长癖”达到了顶峰。在资源环境问题局部爆发的上世纪60、70年代，社会主流认识从没有怀疑过经济增长就是社会发展这一根本性的错误。所以，“先污染后治理”等主流观点就自然成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指导思想，“末端治理”技术和政策也就构成了这一时期环境保护活动的主体。
到20世纪80年代，当国际社会致力于“末端治理”的同时，人们吃惊地发现，尽管某些地方环境污染的剧烈程度有所减轻，但生态环境问题在国家、地区和全球范围全面爆发，严重程度也与日俱增，影响到经济增长、人体健康、社会公平与政治稳定、文明延续等社会发展的所有宏观和微观层面。总结历史和反思现实，“末端治理”的致命缺陷一目了然。
其一，“末端治理”是污染物的转移。“末端治理”是污染物在介质间的转移，对环境而言，污染物依旧存在，特别是有毒、有害物质往往转化为新的污染物，造成二次污染，形成治不胜治的恶性循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
其二，“末端治理”资源利用率低。“末端治理”的污染控制与生产过程控制没有密切结合起来，资源和能源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充分利用。任一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污染物实际上都是物料，如果不能高效利用和回收，就会导使产品的收率降低。
其三，“末端治理”的投入成本高。“末端治理”的运行费用高，建设周期长，经济效益小，企业缺乏积极性。尤其是在人们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对工业污染物的检测种类越来越多，规定控制的污染物(特别是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越来越严格，从而对污染治理与控制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为达到排放的要求，企业需要付出的治理费用将成几倍、乃至几十倍增长，由此而引致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是企业难以持续承受的。
其四，“末端治理”的技术难度大。一般“末端治理”污染的办法都是通过对污染物的生化处理来完成的，但因污染治理技术的限制，许多污染物是不能进行生物降解的。由于在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上只注意浓度控制而忽视总量控制。企业在难以达到彻底消除污染的情况下，为了达标，只能将污染物稀释排放，工业污染的隐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由此可见，“末端治理”战略仅仅是对生产和消费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的一种高成本的补救措施，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环境治理思想，既不能完全处理废弃物，又在处理废弃物的同时消耗着资源；它是传统生产链的一个延伸，对于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贡献是有限的，无法从根本上控制污染的产生以及对资源环境的破坏。
二、“源头和过程控制”的片面性
在反思“末端治理”局限性的过程中，“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思想孕育而生。初期，“源头和过程控制”是将“末端治理”延伸到工业生产源头和过程的污染预防。后来除了关注生产源头和过程外，还将污染防治延伸到产品和服务中。将“末端治理”为主的环保战略调整为以“前端预防”和“全程预防”为主的环保战略，实际就是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作为一个世界通用性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按照《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向皮书》的解释，所谓清洁生产，指的是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采取改善管理、设计和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危害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分析“源头和过程控制”的指导思想可以发现， 它所强调的是全社会对于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工业产品生产及使用全过程中污染的预防及物质的高效利用，显示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
第一，对生产全过程和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全过程进行综合污染预防和控制。以实现“废物最小量化”的“源头削减”型战略，它改变了工业污染“末端治理”的传统模式，要求从选择原料、确定工艺路线和设备。到废物利用、运行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全面体现减少乃至消除污染物产生的要求。
第二。资源重复利用，降低企业减排成本。“源头和过程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通过循环套用或重复利用，使原材料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品，把污染消灭在生产过程中。
第三，避免和减少二次污染。清洁生产采用了大量的源头削减措施，既可减少含毒成分原料的使用量，又可提高原材料的转化率，减少物料流失，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因而减少二次污染的机会。
总之，“源头和过程控制”是一种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优生产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变有毒有害的原料或产品为无毒无害，对环境和人类危害最小：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科学的改革和严格的管理，使生产过程排放的污染物达到最小量化。这样，在生产过程中就可以控制污染的来源，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问题，带来环境效益。
但是，如果资源环境问题只是一个生产和技术问题，那么“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上世纪90年代后，资源环境问题从区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扩展，从单一性、分散性向整体性和复杂性演化。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对造成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认识不全面。没有把握住问题的本质和全貌。原因找不准找不全，对策必然是片面的和无效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对资源环境问题的主流认识基本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与此相适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对策是简单分割的、技术依赖的机械还原方法。
三、“两型社会”的全面性
资源环境问题表面上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结果，进一步为人与人的环境利益及其背后的经济利益冲突所左右，是工业化发展道路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不恰当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模式与制度的产物。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当前资源环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蕴涵了传统自然观的危机。传统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统治者，自然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手段，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是傲慢与偏见。由此出现“资源无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资源无价、无偿使用”；“资源无主，谁采谁有”；“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而“两型社会”就是要走出传统自然观的误区，实现从“资源无限”到“资源有限”，从“征服自然”到“尊重自然”的转变，充分认识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和有价性。
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传统T业文明的发展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或对立，在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或对立，这是冈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动共生的。在人与人关系的对立中，包括：(1)代内人之间的对立。即不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对立。(2)代际人之间的对立。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对立。这些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或对立，实质上是由于人们只强调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权利而忽视其保护的义务，单纯考虑当前自身利益需要而忽视他人和后人发展的自私行为造成的。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一次全面的反省：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在注重代内需求的同时，更关心代际公平。因此，当代人应该克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从大局出发，放眼长远利益，打破地域界限，加强自我约束与监督。走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才能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
再次，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对资源环境所做的一切，也都同自己的经济利益有关，资源环境只不过做了利益纷争的牺牲品。经济利益之所以可以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巨大力量，是由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特点不同所致。
经济利益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而生态利益则具有间接性和长远性。当二者发生矛盾时，人们往往注重眼前的直接利益，选取经济利益而舍弃生态利益，甚至竭泽而渔。资源环境的“公共性”决定了资源环境管理的难度。亚里士多德：“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心着自己的东西，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市场机制失灵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外部经济性是指某一经济活动或某一项目所产生的效益被与该项目无关的人享有。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某一经济活动造成了经济损失而它并不承担外部成本的情况。而政府是资源环境管理的重要主体，，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促进资源环境的有效利用，保证生态安全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
同时，经济利益还具有相对独立性，而生态利益则具有公共性。这就使得一些人只想获取自身的最大经济效益，而不想承担治理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形成被眼前利益扭曲的利益观。殊不知，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必将损害到每个主体的切身利益。因此，生态利益的公共性决定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企业或个人的共同责任。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是一个大的利益共同体，作为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义务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从上可知，资源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是自然的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也是文化观念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
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决不能仅停留在“末端治理”和“源头与过程控制”等简单分割性的和技术依赖性的措施和做法上，必须创新人类社会发展观和文化价值取向，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协调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改革政治决策的机制和方向，革新传统的技术体系，并将这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变革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发展观框架下，也就是需要一场人类资源环境革命。其结果就是要建设“两型社会”，这是“两型社会”产生的认识基础。
纵观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历史，大致经历了“末端治理”、“源头与过程控制”以及“两型社会”三个战略阶段。这一历史进步过程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三大认识成果：一是对造成资源环境问题根源认识上的飞跃；二是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升华；三是对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途径的科学把握。
关键词：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0)09－001－001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七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指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侧重强调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两型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两型社会”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也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
“两型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表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真正进入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实际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途径、模式和方向。将大大提高和促进国人现代生态文明观念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认知程度。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提高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诗人海涅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两型社会”理念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是国际社会环境保护战略演变和我国可持续发展实践进展的必然结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一、“末端治理”的局限性
现代工业化的出现，是人类与自然关系史上一次大的变革。在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基础上，大规模地改变着资源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从而也改变着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系统，扩大了人类的活动领域，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资源环境问题。即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不加任何处理地向周围环境排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在早期阶段，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有限，以及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还较强，所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不很明显。但是，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环境的自净能力削弱乃至丧失，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愈发突出。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社会的各种书刊中鼓吹经济的无限增长，使西方的“增长癖”达到了顶峰。在资源环境问题局部爆发的上世纪60、70年代，社会主流认识从没有怀疑过经济增长就是社会发展这一根本性的错误。所以，“先污染后治理”等主流观点就自然成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指导思想，“末端治理”技术和政策也就构成了这一时期环境保护活动的主体。
到20世纪80年代，当国际社会致力于“末端治理”的同时，人们吃惊地发现，尽管某些地方环境污染的剧烈程度有所减轻，但生态环境问题在国家、地区和全球范围全面爆发，严重程度也与日俱增，影响到经济增长、人体健康、社会公平与政治稳定、文明延续等社会发展的所有宏观和微观层面。总结历史和反思现实，“末端治理”的致命缺陷一目了然。
其一，“末端治理”是污染物的转移。“末端治理”是污染物在介质间的转移，对环境而言，污染物依旧存在，特别是有毒、有害物质往往转化为新的污染物，造成二次污染，形成治不胜治的恶性循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
其二，“末端治理”资源利用率低。“末端治理”的污染控制与生产过程控制没有密切结合起来，资源和能源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充分利用。任一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污染物实际上都是物料，如果不能高效利用和回收，就会导使产品的收率降低。
其三，“末端治理”的投入成本高。“末端治理”的运行费用高，建设周期长，经济效益小，企业缺乏积极性。尤其是在人们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对工业污染物的检测种类越来越多，规定控制的污染物(特别是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越来越严格，从而对污染治理与控制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为达到排放的要求，企业需要付出的治理费用将成几倍、乃至几十倍增长，由此而引致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是企业难以持续承受的。
其四，“末端治理”的技术难度大。一般“末端治理”污染的办法都是通过对污染物的生化处理来完成的，但因污染治理技术的限制，许多污染物是不能进行生物降解的。由于在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上只注意浓度控制而忽视总量控制。企业在难以达到彻底消除污染的情况下，为了达标，只能将污染物稀释排放，工业污染的隐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由此可见，“末端治理”战略仅仅是对生产和消费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的一种高成本的补救措施，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环境治理思想，既不能完全处理废弃物，又在处理废弃物的同时消耗着资源；它是传统生产链的一个延伸，对于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贡献是有限的，无法从根本上控制污染的产生以及对资源环境的破坏。
二、“源头和过程控制”的片面性
在反思“末端治理”局限性的过程中，“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思想孕育而生。初期，“源头和过程控制”是将“末端治理”延伸到工业生产源头和过程的污染预防。后来除了关注生产源头和过程外，还将污染防治延伸到产品和服务中。将“末端治理”为主的环保战略调整为以“前端预防”和“全程预防”为主的环保战略，实际就是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作为一个世界通用性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按照《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向皮书》的解释，所谓清洁生产，指的是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采取改善管理、设计和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危害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分析“源头和过程控制”的指导思想可以发现， 它所强调的是全社会对于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工业产品生产及使用全过程中污染的预防及物质的高效利用，显示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
第一，对生产全过程和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全过程进行综合污染预防和控制。以实现“废物最小量化”的“源头削减”型战略，它改变了工业污染“末端治理”的传统模式，要求从选择原料、确定工艺路线和设备。到废物利用、运行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全面体现减少乃至消除污染物产生的要求。
第二。资源重复利用，降低企业减排成本。“源头和过程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通过循环套用或重复利用，使原材料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品，把污染消灭在生产过程中。
第三，避免和减少二次污染。清洁生产采用了大量的源头削减措施，既可减少含毒成分原料的使用量，又可提高原材料的转化率，减少物料流失，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因而减少二次污染的机会。
总之，“源头和过程控制”是一种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优生产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变有毒有害的原料或产品为无毒无害，对环境和人类危害最小：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科学的改革和严格的管理，使生产过程排放的污染物达到最小量化。这样，在生产过程中就可以控制污染的来源，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问题，带来环境效益。
但是，如果资源环境问题只是一个生产和技术问题，那么“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上世纪90年代后，资源环境问题从区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扩展，从单一性、分散性向整体性和复杂性演化。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对造成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认识不全面。没有把握住问题的本质和全貌。原因找不准找不全，对策必然是片面的和无效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对资源环境问题的主流认识基本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与此相适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对策是简单分割的、技术依赖的机械还原方法。
三、“两型社会”的全面性
资源环境问题表面上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结果，进一步为人与人的环境利益及其背后的经济利益冲突所左右，是工业化发展道路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不恰当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模式与制度的产物。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当前资源环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蕴涵了传统自然观的危机。传统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统治者，自然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手段，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是傲慢与偏见。由此出现“资源无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资源无价、无偿使用”；“资源无主，谁采谁有”；“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而“两型社会”就是要走出传统自然观的误区，实现从“资源无限”到“资源有限”，从“征服自然”到“尊重自然”的转变，充分认识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和有价性。
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传统T业文明的发展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或对立，在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或对立，这是冈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动共生的。在人与人关系的对立中，包括：(1)代内人之间的对立。即不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对立。(2)代际人之间的对立。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对立。这些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或对立，实质上是由于人们只强调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权利而忽视其保护的义务，单纯考虑当前自身利益需要而忽视他人和后人发展的自私行为造成的。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一次全面的反省：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在注重代内需求的同时，更关心代际公平。因此，当代人应该克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从大局出发，放眼长远利益，打破地域界限，加强自我约束与监督。走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才能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
再次，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对资源环境所做的一切，也都同自己的经济利益有关，资源环境只不过做了利益纷争的牺牲品。经济利益之所以可以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巨大力量，是由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特点不同所致。
经济利益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而生态利益则具有间接性和长远性。当二者发生矛盾时，人们往往注重眼前的直接利益，选取经济利益而舍弃生态利益，甚至竭泽而渔。资源环境的“公共性”决定了资源环境管理的难度。亚里士多德：“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心着自己的东西，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市场机制失灵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外部经济性是指某一经济活动或某一项目所产生的效益被与该项目无关的人享有。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某一经济活动造成了经济损失而它并不承担外部成本的情况。而政府是资源环境管理的重要主体，，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促进资源环境的有效利用，保证生态安全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
同时，经济利益还具有相对独立性，而生态利益则具有公共性。这就使得一些人只想获取自身的最大经济效益，而不想承担治理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形成被眼前利益扭曲的利益观。殊不知，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必将损害到每个主体的切身利益。因此，生态利益的公共性决定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企业或个人的共同责任。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是一个大的利益共同体，作为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义务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从上可知，资源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是自然的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也是文化观念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
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决不能仅停留在“末端治理”和“源头与过程控制”等简单分割性的和技术依赖性的措施和做法上，必须创新人类社会发展观和文化价值取向，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协调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改革政治决策的机制和方向，革新传统的技术体系，并将这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变革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发展观框架下，也就是需要一场人类资源环境革命。其结果就是要建设“两型社会”，这是“两型社会”产生的认识基础。
纵观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历史，大致经历了“末端治理”、“源头与过程控制”以及“两型社会”三个战略阶段。这一历史进步过程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三大认识成果：一是对造成资源环境问题根源认识上的飞跃；二是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升华；三是对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途径的科学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