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农业“绿色革命”带来农田生态破坏、物种消失、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体健康等诸多问题,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食物需求转变是中国“第三次农业革命”发生的前提.中产阶层壮大、老龄社会深化及其共同促成的主流生活方式变化,是中国“第三次农业革命”发生和转变的社会基础.以有机、生态农业为前驱的“第三次农业革命”与农业“绿色革命”及之前的农业革命,在目标、方向及性质上有着基本差异.“第三次农业革命”也形成了区别于农业“绿色革命”的人与人的连接方式及相应的食物消费方式,从而在“人类世”这一新的地质
【机 构】
：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厦门361005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农业“绿色革命”带来农田生态破坏、物种消失、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体健康等诸多问题,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食物需求转变是中国“第三次农业革命”发生的前提.中产阶层壮大、老龄社会深化及其共同促成的主流生活方式变化,是中国“第三次农业革命”发生和转变的社会基础.以有机、生态农业为前驱的“第三次农业革命”与农业“绿色革命”及之前的农业革命,在目标、方向及性质上有着基本差异.“第三次农业革命”也形成了区别于农业“绿色革命”的人与人的连接方式及相应的食物消费方式,从而在“人类世”这一新的地质年代里于自然、社会两个层面上,重新修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第三次农业革命”已在中国发生,只有解决食物公平问题,“第三次农业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
其他文献
中国当前正处于后脱贫时期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农村全留守家庭是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视域下,通过以皖北F镇L村为实例的调查发现,就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导致边缘化贫困日益显现,传统乡土信任的断裂造成囚徒式贫困逐渐突出,有关部门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忽视导致无为式贫困形势严峻.基于此,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不但要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还应该在基层党组织
认罪认罚案件与非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生成机制存在本质不同,生成机制的差异使得两类案件的量刑建议在性质、效力、调整机制层面具有内生性差异.目前中国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生成机制为检察机关单方主导下的量刑协商模式,符合控辩协商机制的基本要素,但也存在控辩信息不对称和资源不对等的潜在风险,应当逐步向控辩双方平等协商模式过渡.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得以生成的内在逻辑在于认罪认罚被追诉人的具体量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允许控辩双方协商,且参与协商的双方主体均存在权力(利)妥协和放弃的空间.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生成需具备意思要件
文章认为在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讨论上,采用“厚概念(thick concept)”,即从文明/文化及其历史甚或“心理”等来谈论民族国家作为共同体,容易陷入“混乱”.文章建议先面对“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及其相关实践做法,即从\"浅概念(thin concept)的角度处理与民族国家有关的核心问题.文章认为,从浅而实的角度理解民族国家及其事项,能够以有共度性的视角处理与其他国家相冲抵的问题,例如领土、法治和人权等.相反,若强调文化认同则导致无法在一般民族国家都要处理的问题上寻得对话的共同轨道.
人类学界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世界互联日益增强的几十年来,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对文化的识辨应该采取多视角的方式.本文首先在全球化的视野里对文化的层次作一概要性的陈述;继而将认同作为剖析对象,以理解为何民族国家在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建构上要有文化之诉求?不同的文化层次在那些方面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持续互为因果?而对现代民族国家如何整理多样性的讨论则构成本文第三部分.本文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共同体在如何在网状互联的今日世界独善其身,持续寻求其民族/国族认同(quest fo
20世纪60年代生态民族学成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在民族学界得以确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实践,深化了文化与生态关系的研究,提出生态民族学向生境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这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态民族学创建过程的讨论和学术视野的拓展奠定了基础,提升了对其学术价值与时代使命的认知.一个学科的建立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学人不懈的努力.这对当下建构民族学中国话语或者民族学中国流派,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人类依存的生态系统关键是要稳定,稳定的生态系统就是人类理想的生态环境,这是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结果,也是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耦合历程的反映.高质量而稳定的生态系统是在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协同演化中而实现的.人类在稳定的生态系统中认识自然、应对自如,并在认识与应对自然中获取人类的生命物质.在此基础上,民族学若能成功地引进并创新利用协同演化论,以此作为讨论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关系的理论工具,有助于推进生态修复、生态灾变救治,国家的生态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为全球与地方交织共生的疫情防控提出新要求,也为客观审视族群防疫地方性知识与实践提供了新视野.以四川凉山彝族民间社会新冠疫情应对为思考点,从历时与共时视角审视该族群疫病应对的地方性知识及实践.研究发现基于“拟人论医学体系”,彝族形成了神、鬼、自然的疫病起源观,并以“仪式抗疫”为核心,构建起毕摩、民众、社区三重防疫体系.彝族防疫地方性知识与实践的文化资本特性体现为,其对族群与社区共同体健康的维系及其构筑的防疫集体意识.研究提出,从“作为文化体系”视角审视族群防疫地方性知识及实践,在
全面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西南边疆地区之建设是否取得成效,关乎国家命运走向.在此背景下,杨成志一方面在理论上展开探索,认为民族与边疆不可分离,指出综合借鉴德国、意大利、苏联和美国的民族政策,强调以“大中华民族”为核心的民族研究对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针对西南边疆建设的重点,他围绕边疆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制定了科学详细的学科建设规划,为边疆建设输送不同类型的人才.这充分展现了其理论探索的建设性、学科规划的前瞻性与体用相济的借鉴性.
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概念和常用术语,通过比较文化空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表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概念和地位的演变,分析文化人类学概念上的时空活态属性和本真及整体性方面的特征,针对表述和解读上的问题,提出应对现有表述和分类进行清晰化,重新确立文化空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特殊性和重要地位,以避免非遗保护的缺失.
古民居遗产的激活不仅是传统建筑的现代保存,更是建筑背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本质就是文化特质与时代发展相协同的“遗产自觉”表现.以“文化自觉”理论为基础,以古民居遗产的活态保护和文化再生为研究对象,通过云贵地域上典型案例的深度分析,对遗产感知、遗产认同和遗产再生三个阶段的“遗产自觉”理念进行了实践解读,提出社区居民才是遗产激活和创新中的强大力量,采取政策引导激发社区居民的遗产感知和认同,借助全球文化市场的引领,强化民众对遗产的动态保存,实现文化遗产再生.建立居民遗产自治与政府遗产管理相统一的新思维,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