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新经济形势下中国交响乐及乐团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深入探讨，并寻求未来发展的新思路。会议选举出第四届理事及理事长，第三届理事长郭珊和其他理事全票通过连任。
　　
　　缺钱不是一、两天
　　
　　


　　如果说“缺钱”对西方交响乐团来说是经济萧条的必然后果，那中国的交响乐团则大部分一直处于“缺钱”状态。长期以来交响乐团必须依靠政府的资助生存，因此全球经济萧条给中国乐团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除了澳门政府全资赞助的澳门乐团、拥有1亿港币年度财政预算的香港管弦乐团，国内交响乐团除了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如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以及近来崛起的的深圳交响乐团和青岛交响乐团等之外，其他的大部分地方甚至国家级乐团都捉襟见肘。仅以中国交响乐团为例，年度财政拨款为620万元，北京交响乐团为700万元。国交团长关峡及北交音乐总监谭利华都表示，作为庞大的事业单位和拥有近百名演奏员的交响乐团，拨款用来发工资和退休金几乎便已穷尽。
　　在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所属的43支乐团中，挂牌的地方乐团脱离于当地的歌舞剧院，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政和运营空间，但是通常年度预算并不宽裕。而不挂牌的乐团依旧从属于当地歌舞剧院，生存状况亦不容乐观。青海省民族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副团长郭晓亮表示，当地乐手之间有一句顺口溜：“三块四块排练费，五块六块午餐费，一块两块演出费”。而西藏爱乐乐团团长边巴则认为偏远地区演奏员的待遇甚至比不上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这对于从小练习音乐并为之投入毕生精力的艺术家和音乐家的自尊和自信都是极大挑战。
　　
　　票房能卖两、三成
　　
　　昆明市民族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李平昌的一番话激起了管理者们对票房的担忧。他说道：“我们的乐团是昆明各大表演机构演出中惟一能卖票的。”赠票和关系票一直是各大乐团演出票房收入“杀手”。各乐团团长纷纷表示自己的常规演出若能卖到两、三成便已是幸事。“一场与赞助单位共同主办的音乐会，最后的票房分成是1000元对半开”，江苏交响乐团团长吕军哭笑不得地抱怨。来自台湾的亚洲文化推展联盟主席许博允表示即使在台湾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票房售票六成便已算相当不错。但与会代表一直认为交响乐听众在逐年增加，而且相较于欧洲的白发听众，在中国有日渐兴起的年轻一代愿意购票进入音乐厅欣赏古典音乐。若听众拓展没有起色，票房销售微乎其微，产业化也是一纸空文。
　　
　　吸引赞助没政策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商业赞助和个人捐助，对高雅艺术投入最多，而在中国却一直冷冷清清，这源于国内立法对赞助商没有优惠政策。根据相关资料显示，2003年美国对艺术、文化和人文类的捐款达到122亿美元左右，其中个人捐赠约占一半，基金会三成，公司两成。这种差异反映了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传统，也源于公共税收法规。美国法律有明确的税惠政策鼓励向艺术事业捐赠。只要纳税捐赠方向免税的非营利性文艺机构提供捐赠援助，便可减少纳税额。根据不同情况，每向非营利性机构捐赠1美元，便可减少28美分到40美分的税。而中国到现在为止尚无类似立法，且中国的艺术机构和艺术活动多为国有。基金会制度也是汶川地震后刚刚建立，而且多用于慈善，几乎没有文化方面的作为。
　　企业、个人无法从赞助古典音乐中得到切实利益，也使得中国本土企业赞助艺术难上加难。云南是中国烟草大省，拥有“红塔集团”等烟草税收大户。而作为云南惟一一支职业交响乐团，昆明市交响乐团理应得到这些烟草大户的慷慨捐赠。然而李平昌表示，由于没有领导声援，由他们递交的赞助方案往往压在成堆的赞助申请中被企业忽略。单场音乐会确实得到过烟草大厂的慷慨捐赠，但是长期和固定赞助模式一直苦于无法落实。
　　
　　互相帮忙最实际
　　
　　深圳交响乐团副团长聂冰和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团长屠虹捷提出在交响乐团联盟内部实行资源共享，得到了与会团长的热情响应。资源共享表现为共享指挥家、独奏家和歌唱家、外国专家等人力资源，共享当代作品和联合委约新作品等知识产权，共享由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搭建的信息互换和资讯沟通的平台。谭利华和李心草等指挥家纷纷表示在档期空隙愿意义务赴边远地区训练乐团指挥演出。而以关峡和叶小纲为代表的作曲家则乐意将自己的作品无偿提供给国内各大乐团演出。在邀请国外专家方面，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统筹安排，邀请海外的一流演奏家、歌唱家和指挥家到国内训练乐团。这种成本分摊的资源共享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乐团演奏水平和艺术水准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也是当下最为切实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