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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这只能是暂时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籍国。
在2008年4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右下角的“名人说、说名人”专栏里，摘录了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现一字不漏抄录在下面：
“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这只能是暂时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籍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改变的。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季羡林先生的新书《忆往述怀》最近出版，他在书中说。）
想对这段话发点议论，是因为这段话，内容荒诞不经，发表在主要针对留学生、海外华人、华侨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尤其不伦不类。它既见出了季羡林这位年逾9旬的老牌教授、老留学生的思想浅薄，也见出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者的思想与业务能力的局限。
正是因为要出国、已出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的官方宣传部门，才耗费巨资，在海外印刷、出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正因为有了他们，人民日报海外版，才能有一些读者，包括我在内。在季羡林看来，背离爱国主义传统的例证，就是要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且有许多人归化为“老外”。出国的人就不爱国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奥运火炬传递所到之地，异国都城映天蔽日的五星红旗说明了什么？难道是东道主国家雇人去摇旗呐喊的吗？再者，中国的留学政策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国家政策支持的好事，季羡林却视为爱国主义传统遭到背离的例证。这不是老糊涂，就是倚老卖老。
季羡林何以觉得，归化入了外国籍的华人，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入籍时，曾经将手放在心口，或是举过头顶，宣誓要放弃对原所在国的效忠，而忠于接纳他归化的新国家。季羡林想当然地这样说，是置千千万万海外华人于不诚实、不忠实、不义的处境。他们的家庭、财产、生活、人生，都在现籍国，那个国家，用宪法维持他的权利，用军队和警察保卫他的安全。他爱自己的所在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有从事有损所在国国家利益的、特殊职业的人，才能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些海外华人，爱中国，爱的是她的血脉亲情、文化传承，但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祖辈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包括侨房与侨产，是被自己的祖国无偿没收了，迄今没有完全解决这一历史旧帐；他们不会忘记，抗战时捐款、组织“机工队”回国杀敌的南洋华侨、华人，后来遭到所在国的迫害和虐杀，因为自己的祖国向他们的所在国“输出革命”；他们也没有忘记，仅仅因为有亲人在海外，就构成一桩“原罪”，留在国内的家人，很少有人逃过“里通外国”的罪名；他们更没有忘记，50年代回国的留学生，没有不受过祖国牢狱之灾的，十不遗一，不信可以屈指数数。享受尊荣的钱学森等科学家，如果不是从事急需、稀缺的核专业、掌握火箭技术而受到特别保护，也难逃“美国特务”的污名和罪嫌。
如果愤青们得知，季羡林先生是在法西斯德国拿着纳粹政府的教育津贴，接受法西斯军人（他的一位教授中断教学，被征去和盟军作战）的教导而得以留德10年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季教授没有资格谈爱国。当然，这是“文革”式的思维逻辑，为我所厌恶。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网路上泛滥着的“爱国”喧嚣中，不是充斥着将那个惹祸的青岛女留学生王千源“奸尸”、“碎尸”这类狂犬言论吗？我绝对反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但我也绝对厌恶对她的人身攻击和威胁。
季羡林先生是幸运的。虽然受到过一些冲击和不公平待遇，但毕竟没有被流放到甘肃夹边沟那样的地方去改造。如果他去了夹边沟，他的肉体恐怕早已不存，爱国之皮焉能附之？在他这段话里，他用中国知识分子领袖的口吻，寄语“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爱国没商量。
季羡林先生，您实在错得太离谱了。九旬之年，享此高寿，连国家领导人都给您送花篮，独获尊荣，您自然是爱这个国家爱得没有商量余地。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仅仅是爱国吗？或者，爱国是唯一的选项吗？如果说知识分子一定要爱国 的话，那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并且监督执政者，制订、实施利国利民的政策，而不是帮助执政者祸国殃民，比如，在粮食产量放卫星亩产10万斤的时候，农学家站出来说：“放屁！”；在“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大饥荒年头，社会学家站出来，向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公布第一手的、翔实的中国人口非自然死亡的调查报告；在大炼钢铁的时候，金属学家站出来说：“胡来！”；在“从重从快”的“严打”刑事犯罪分子运动开始时，法学家站出来说：“法律的灵魂是一以贯之。法律不是松紧带！”；当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说，八路军新四军打败了日本鬼子时，历史学家站出来说：“有违史实！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面战场，是由中国的国民革命军担任主力的。他们为此战死了200名以上的将军”。
“爱国无商量”是奴性哲学，是对北京大学“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校训的背弃。这就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弃家贫”的翻版，是“母亲打错了儿子，儿子不记恨母亲”的换而言之。爱国须思量，因为，人类历史上，有多少罪行假“爱国”之名而行！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我特别尊敬袁隆平院士。他从来不说自己爱国，但他的功德，远远地超过了“爱国”这一层次。他爱的是世界和人类，中国，自然，而且，首先，包括在内。也可以这样说，他是世界上最牛的农民，他对水稻的热爱、对能长出水稻的土地的热爱，对依赖水稻为生的人类的热爱，岂是“爱国”两字能够承载！
“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90多岁的老人，学富五车，却说出如此矫情、煽情、虚情的话，大概可算“老而不尊”了吧！
在2008年4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右下角的“名人说、说名人”专栏里，摘录了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现一字不漏抄录在下面：
“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这只能是暂时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籍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改变的。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季羡林先生的新书《忆往述怀》最近出版，他在书中说。）
想对这段话发点议论，是因为这段话，内容荒诞不经，发表在主要针对留学生、海外华人、华侨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尤其不伦不类。它既见出了季羡林这位年逾9旬的老牌教授、老留学生的思想浅薄，也见出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者的思想与业务能力的局限。
正是因为要出国、已出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的官方宣传部门，才耗费巨资，在海外印刷、出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正因为有了他们，人民日报海外版，才能有一些读者，包括我在内。在季羡林看来，背离爱国主义传统的例证，就是要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且有许多人归化为“老外”。出国的人就不爱国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奥运火炬传递所到之地，异国都城映天蔽日的五星红旗说明了什么？难道是东道主国家雇人去摇旗呐喊的吗？再者，中国的留学政策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国家政策支持的好事，季羡林却视为爱国主义传统遭到背离的例证。这不是老糊涂，就是倚老卖老。
季羡林何以觉得，归化入了外国籍的华人，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入籍时，曾经将手放在心口，或是举过头顶，宣誓要放弃对原所在国的效忠，而忠于接纳他归化的新国家。季羡林想当然地这样说，是置千千万万海外华人于不诚实、不忠实、不义的处境。他们的家庭、财产、生活、人生，都在现籍国，那个国家，用宪法维持他的权利，用军队和警察保卫他的安全。他爱自己的所在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有从事有损所在国国家利益的、特殊职业的人，才能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些海外华人，爱中国，爱的是她的血脉亲情、文化传承，但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祖辈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包括侨房与侨产，是被自己的祖国无偿没收了，迄今没有完全解决这一历史旧帐；他们不会忘记，抗战时捐款、组织“机工队”回国杀敌的南洋华侨、华人，后来遭到所在国的迫害和虐杀，因为自己的祖国向他们的所在国“输出革命”；他们也没有忘记，仅仅因为有亲人在海外，就构成一桩“原罪”，留在国内的家人，很少有人逃过“里通外国”的罪名；他们更没有忘记，50年代回国的留学生，没有不受过祖国牢狱之灾的，十不遗一，不信可以屈指数数。享受尊荣的钱学森等科学家，如果不是从事急需、稀缺的核专业、掌握火箭技术而受到特别保护，也难逃“美国特务”的污名和罪嫌。
如果愤青们得知，季羡林先生是在法西斯德国拿着纳粹政府的教育津贴，接受法西斯军人（他的一位教授中断教学，被征去和盟军作战）的教导而得以留德10年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季教授没有资格谈爱国。当然，这是“文革”式的思维逻辑，为我所厌恶。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网路上泛滥着的“爱国”喧嚣中，不是充斥着将那个惹祸的青岛女留学生王千源“奸尸”、“碎尸”这类狂犬言论吗？我绝对反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但我也绝对厌恶对她的人身攻击和威胁。
季羡林先生是幸运的。虽然受到过一些冲击和不公平待遇，但毕竟没有被流放到甘肃夹边沟那样的地方去改造。如果他去了夹边沟，他的肉体恐怕早已不存，爱国之皮焉能附之？在他这段话里，他用中国知识分子领袖的口吻，寄语“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爱国没商量。
季羡林先生，您实在错得太离谱了。九旬之年，享此高寿，连国家领导人都给您送花篮，独获尊荣，您自然是爱这个国家爱得没有商量余地。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仅仅是爱国吗？或者，爱国是唯一的选项吗？如果说知识分子一定要爱国 的话，那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并且监督执政者，制订、实施利国利民的政策，而不是帮助执政者祸国殃民，比如，在粮食产量放卫星亩产10万斤的时候，农学家站出来说：“放屁！”；在“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大饥荒年头，社会学家站出来，向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公布第一手的、翔实的中国人口非自然死亡的调查报告；在大炼钢铁的时候，金属学家站出来说：“胡来！”；在“从重从快”的“严打”刑事犯罪分子运动开始时，法学家站出来说：“法律的灵魂是一以贯之。法律不是松紧带！”；当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说，八路军新四军打败了日本鬼子时，历史学家站出来说：“有违史实！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面战场，是由中国的国民革命军担任主力的。他们为此战死了200名以上的将军”。
“爱国无商量”是奴性哲学，是对北京大学“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校训的背弃。这就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弃家贫”的翻版，是“母亲打错了儿子，儿子不记恨母亲”的换而言之。爱国须思量，因为，人类历史上，有多少罪行假“爱国”之名而行！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我特别尊敬袁隆平院士。他从来不说自己爱国，但他的功德，远远地超过了“爱国”这一层次。他爱的是世界和人类，中国，自然，而且，首先，包括在内。也可以这样说，他是世界上最牛的农民，他对水稻的热爱、对能长出水稻的土地的热爱，对依赖水稻为生的人类的热爱，岂是“爱国”两字能够承载！
“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90多岁的老人，学富五车，却说出如此矫情、煽情、虚情的话，大概可算“老而不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