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下半年，我从乡下来到泰安，在“上河桥”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房子紧邻夜市，每天晚上都到夜市去散会儿步。在夜市中间，通常会遇到一位“拾荒”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披头散发、摇头晃脑，引起了我持久的兴趣和关注。2018年的夏天，我终于将他写进了一篇小说里，这篇小说就叫做《仁慈的河》，后来发表在《朔方》。从这篇小说开始，仿佛突然开了“窍”，我兜转、徘徊了十几年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的小说写作真正开始了。
　　《仁慈的河》之外，从2018年夏到2019年末，总共写了七个短篇小说，我把它们归为一辑，以其中一篇小说的名字总其名曰：《刑天失干戚》。《显微睛》就是这七篇小说之一，另外五篇分别为：《张居易》《哲学家和诗人》《褐色友谊》《草履人》《大谋划》。
　　一般来讲，“创作谈”总是会缩小作品的外延和内涵。但人们需要“创作谈”，一方面是给自己对作品的解读提供一个坐标;另一方面，是对写作者产生了兴趣和探究的欲望。我的文学观念是倾向于“作品呈现，作者隐身”的，我的经历也很难为作品的解读提供什么有力的支撑。如果有，那通常带有“预言”的性质——某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仿佛走进了某一篇旧作中。不瞒读者说，这种“偶遇”其实是让我相当恼火的！因为我作品中大多都是深陷困境的小人物，这种难以逆料的“重合”，导致我的生活一再走着下坡路。由于《显微睛》的重新打開，最近我真是很为自己日渐朦胧的视线担忧。
　　自供来说吧，《显微睛》起源于对“眼睛”，或曰“视力”的持续思考。我从高中时代开始近视，度数逐年增加，但从不想戴眼镜。也因此被人贴上了“傲慢无礼”“从不主动招呼别人”的标签。自然，我非常喜欢被人贴标签，通过这种简单粗暴的分类法，我被排除出一个个社交圈子之外，成功“隐身”。
　　“近视”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屏障。但《显微睛》里的主人公，却因此几乎陷入绝境，因为他的近视，绝非视力下降之“普通近视”，而是视力增强之“特殊近视”。也就是和“显微镜”一般，可以洞幽烛微、体察万物……由于尺度过小，这种“洞察”并没有给他的现实生活提供帮助，反倒变得困扰。
　　千万不要把一个写作者的妄想当真！但我要声明的是，“显微睛”绝非妄想，在未来医学史上，必当有其一席之地。大概现在就有，只是无人为其命名。我的母亲就曾经为一种罕见的极类似“白内障”的眼病四处奔波，到后来却被一位富有经验的老大夫告知并非白内障，根本无需治疗。
　　至于主人公最后的命运走向，看上去很难像我的母亲那般幸运，最后到底怎样，那就非我所能测知了。我写作最恨象征、隐喻，但我的作品，又仿佛无处不在象征和隐喻，重读时发现这一点，真是让人万分沮丧！
　　写作其实最需要耐心。只有一个好的想法并不足以支撑起一篇真正的小说，说到底，每个场面、每一句话、每个细节……是否经得起反复阅读，才是对一个写作者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