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欣赏过曾感动一代教师的前苏联影片《山村女教师》，也没有观看过杨亚洲执导的影片《美丽的大脚》。6年前，只为央视“农夫山泉”广告中那位小女孩渴望的眼神和令人揪心的话语，我怀揣着一个朴素的理想，在亲朋好友的一片埋怨、惋惜声中，在不知情的人的热嘲冷讽中，离开了各方面条件都相对优越的原单位，来到了一所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山区学校。6年中，作为一名最基层的教学管理者——山区小学教导主任，我亲身感受着偏远山区小学教学管理工作的苦辣酸甜。今天，当我带着无尽的遗憾告别这个曾为之挥洒青春和汗水的角色时，我很想将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大家。
　　
　　经营着自己的园地：“痛并快乐着”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元龙先生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集大队辅导、教育教学工作（含十个子项）及“收费员”、“安全责任者”、“招生主任”、“制假员”等角色于一身。[1]作为一名山区小学教学管理者，除了承担以上角色外，我还担当了五六百名学生的学籍管理者，四个村民组的“两基”工作宣传员、调查员、统计员，学校课题研讨的策划与组织者，一所中心校和四个教学点的常规工作管理者。6年来，我苦心经营着属于自己的这一片园地，“痛并快乐着”：当看到山里孩子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了（大队辅导），我快乐；当班上学生在各方面有了一点进步时（教育教学），我快乐；当看到班上孩子都平安无恙时（安全责任者），我快乐；当看到因贫穷面临失学的孩子又回到校园时（由“收费员”变为“垫费员”），我快乐；当看到自己分管的村民组内的文盲、半文盲村民逐渐会读会算（“两基”调查员、统计员、辅导员）时，我快乐；当学校的课题研究有了点滴进展，教师们的专业水平有所提高时（课题管理者），我快乐；当学校常规工作健康有序地运转着（常规管理者），我快乐……但是，在欣慰、自足的同时，我也感到有说不出的无奈和苦涩，毕竟，这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工作既劳神又费心，让人身心严重透支啊。可是，面对本来就已经够不幸的弱势群体——山区孩子和山区教师（民转公性质的教师占主流，平均年龄45岁以上，1/3为代课人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是不负责任啊。作为学校最年轻（其实我也是30出头了）又是科班出身的管理者，我只能抱着“我不入虎口，谁入虎口”(很多工作我不做其他教师的确无法胜任）的心态尽力工作着。
　　
　　区域歧视：尊严难以承受之重
　　
　　记得在一次全镇的教师会上，我校领导及教师被安排在会场最后排的一个角落里。还有若干次，上级领导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强调，凡是落聘的教师一律往“屁”（方言，即“差的”）的学校，如我们所在的学校“撵”。也许领导们是说者无意，但我们却是听者有心啊。此时，又有谁留心我们脸上的表情呢？每年的全县会考，组织者都会将各校的成绩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作为薄弱学校，我们会因拉了大家的后腿而在听众席上如坐针毡。在上级组织的各种领导班子会上，我们都处于失语状态。五六年间，县镇直属学校的教师们“走出去”赴县市甚至省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都快厌倦了，然而“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培训从未润泽过我们，也没有哪位专家学者愿意跋山涉水来引领、点拨我们。当城镇学校的各级领导年度评优都被评过好几遍了（连续三年加一级工资），而我们却对此望眼欲穿。到上级主管部门办事，只因我们来自山里而难免会遭遇“脸难看，事难办”的尴尬。一年半载，上级领导难得翻山越岭来我校指导、督导，还有不少人会不时对山区教育管理说三道四。有哲人曾说，人生来就有被尊重的心理需要，然而，在山区学校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似总让人感觉到尊严被漠视。得到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关照，在这里只是一种奢望而已。
　　
　　理想：在两难的漩涡中挣扎
　　
　　尽管生活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但我们没有忘记肩上的责任，努力做到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作为管理者，我们带领教师用智慧和汗水辛勤地浇灌着山区教育这片贫瘠的土地：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我们设计了一套细致可行的课内外习惯养成校本方案；为了进一步夯实学生的文化基础，我们构思了一套有地方特色的走班教学教研模式；为了激发有自卑心理倾向的山区孩子的自信心，我们搭建了各种展示学生潜能的平台；为了提升教师的教育理论素养，我们千方百计营造学习氛围……为了实现我校文化品位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提升，我们不断地努力着，摸索着。然而，正如一些明眼人所说的，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山区教育发展已到了一个积重难返的境地：市场经济浪潮犹如一个“潘多拉魔盒”，“打工挣钱”、“知识无用”的思想袭击着原本淳朴的村民，尽管我们费尽口舌掏空心窝地进行劝说，仍然无法使一个个大龄孩子放慢辍学的脚步，无数“留守儿童”的诸多问题令我们伤透脑筋；村民文化素质的低下，总让我们“社会、学校、家庭”为一体的教育设想陷入一相情愿的境地；面对“初中牌子，小学底子（民转公）；鼻架老花镜，嘴衔土烟壶（年龄老化）”和临时聘用代课人员组成的教师队伍，理论学习时难免会出现谈者“昭昭”听者“昏昏”的尴尬，新课程的春风很难化开“师道尊严”、“黄荆棍下出好人”等山区教育文化积淀的坚冰，学校的课题研究举步维艰；如何让整日与“小草、泥土、牛羊”零距离接触的山里娃和以城镇生活经验系统为背景的教材进行有效的“对话”，更是成为仅有“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虽努力实践却难以逾越的坎……无数的日子，我曾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而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无数的日子，我真可谓解数使尽而步入孤独无助的窘境。有时候，我们也能理解“穷国办大教育”的苦衷，有时，我也悄悄拿自己和刘恩和、田沛发等“山区教育的愚公”相比而深感汗颜。然而，我更了解自己并不强壮的身躯是无法背负起如此沉重的担子的。
　　
　　抉择：我真想“下课”
　　
　　6年前，单纯的我怀揣理想“悲壮”地上路，试图能借助学校管理者这个“支点”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我曾幼稚地认为山区教学管理是一件“罗曼蒂克”的差事。然而，一路走来，我收获过快乐，更超负荷地付出；路途中，我以为靠青春和汗水能改变山区教育的面貌而拼命奔波，到头来却让我产生一种壮志难酬之憾，为自己的努力并没有改变学校原本薄弱面貌的而难以释怀。这也让原本心存幻想的我由感性走向理性：山区教育，仅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战争”是无济于事的，山区教育要冲出困窘的重围，唯有寄希望于一场革命——如当下举国掀起的区域均衡发展、教育公平等。我们当地有句官方语言，让人下台叫“下课”，现在的我，真想“下课”，还是做一个“无‘官’一身轻”的老百姓吧。目前，人人都在呼吁关注乡村教育，要提升“境况最差的成员”的生命质量。行文至此，但愿大家能理解和宽容我的诉求和去留，因为，我也是“境况最差的成员”中的一员啊！
　　（编后语：在和本文作者联系后，我们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