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内蒙古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农牧业生产、加工的企业。它们的成立与壮大，不但为自己创造了财富，而且也给当地农牧民增加了收入，更重要的是，有的企业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其实，这种“公司＋基地”的农牧企业形式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在内蒙古地区大量出现了。本文拟通过对民国时期内蒙古河套地区出现的农牧垦殖企业的描述与分析，以期对今天的农牧企业有所启示。
一
民国时期尤其是前期，内蒙古各地在土地开垦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新事物，即新式农牧垦殖企业的出现。
农牧垦殖企业，可以说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式，它们大多数是由私人集资，主要从事垦荒和农、牧、林业等生产，一般多由家族或合伙经营。它们经营形式的基本特点是在通过雇工垦荒的基础上，开展商业性农业经营。这种经营的投资者主要是军阀、官僚、买办以及商人等。农牧垦殖公司在各地名称不一，有的称为公司，有的冠名为社，还有的名为堂、庐等等，虽然名称各异，但内容与实质基本相同。
这些农牧垦殖企业，大多分布在垦殖区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其经营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规模大小不一，大的有几百万资本和几十万亩土地（这类多为垦牧企业）；少的则仅几百元资本，自有或租赁几十亩土地，雇工几十个人或几个人（这种多是从事种殖和养殖经营企业）。概括起来，这些农牧垦殖企业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非生产的垦务组织。它们一般是由官僚、豪绅、巨贾或地方垦务机关组成，规模较大，承揽大面积官荒，转手出卖，或由公司、企业稍事整理以提高地价，边垦边卖。有的卖地后即解散，纯属土地买卖性质；第二种是自垦与出租双重业务的公司、企业。它们主要是由商人投资，承揽土地，进行一定的水利、交通等工程建设，部分由公司雇工垦殖，而大部分出租给农民，或分给股东出租。这种公司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第三种是主营园艺、果树、饲料以至牛奶、蜂蜜等的公司、企业。它们多由商人投资，规模较小，主要分布在大城市附近，并且大都是雇工从事商品生产，有较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河套地区的垦牧企业以第二种类型居多。
早在清末，清政府即将大量生熟官荒地贱价出售，鼓励民间开垦。这一时期河套地区也随之开始出现了农牧垦殖企业。到1925年的时候，在河套临河地区投资农牧业创办垦殖公司的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当时共有10家：胶东移垦社、受恩合作社、湘民合作社、仁和堂、公和堂、云信堂、居德庐、新民社、民生社等，总投资高达20余万元，其中多者八万元，少者也有五千元，承领的土地有的多达8万余亩。但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中叶，随着全国农垦公司整体趋向衰落，河套地区的农牧垦殖企业也因开支过大，入不敷出等种种原因而衰败、破产，到1934年的时候能维持现状的仅余下一二家而已。
在河套地区出现的这些农牧垦殖企业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西通垦牧公司，它成立于1914年冬，是由有“河套王”之称的大地主王同春与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地理学家张相文三人各出资若干组织成立的。下面我们就以西通垦牧公司为例，来管窥当时内蒙古地区整个垦殖企业出现与衰败之大概。
二
1914年3月，著名的地理学家张相文打算从北京出发，到西北进行考察。当时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的张謇获悉后，嘱托张氏顺便调查西北农田水利的概况，并由农商部发给旅费。张相文到达绥远后，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首次听到了王同春开发河套水利的事迹，他请范知事写了一封书信前往拜会，由此结识了时任五原县农会会长的王同春。张相文与王同春多次交谈河套地方利害，王同春所言都颇能肯綮，由此张相文与王同春“一见倾心，觉得他真是一个农村的模范人物。”
张相文从西北考察回到北京后，于当年秋冬，向张謇汇报了河套水利开发的情况以及干同春的事迹。张謇听后，既对“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有了新的认识，又喜得王同春这样的农田水利人才，当即决定致书五原县，聘请王同春为农商部水利顾问，邀请他到北京共商开发河套事宜。1914年冬，王同春父子抵达北京，住在张相文办的中国地学会。张謇、张相文与王同春三人畅谈水利并商量开发河套事宣，“终日无倦容”。不久即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三人决定共同组织成立一个开发河套农垦水利的垦殖公司，名为“西通垦牧公司”，立案于农商部。商定由王同春拨出五原县乌兰脑包地方附近土地十万八千亩（一说为五万四千亩）作公司用地，由张謇、张相文各出银2000元为经营资本，议定于1915年4月河套开冻之后开始试办。当时之所以将该垦牧公司冠以“西通”之名，既指河套，又是与张謇的家乡南通对称，与张謇在家乡创办的“海通垦牧公司”配套，同时亦与张相文“蔚西”及其考察西北有关。西通垦牧公司成立这件事在当时影响颇大，甚至连大总统袁世凯听说此事后，都曾召见过王同春，“令在西北为牧马十万匹”，结果被王同春以“年老子幼”为借口推辞了。
1915年3月，张相文在其家乡江苏泗阳县为西通垦牧公司招募了10名农工，每人发给30元路费，前往五原县试垦，当时约定土地开垦成熟后，每人分给耕地100亩。同时还邀请了张相文年逾60多岁的族叔张化鹏及其子张霖溥一同到五原县照料农工。同年4月，由南通张謇方面派往西通垦牧公司的“二生三农”——农校学生王仪可、张野愚和3名农工，也与张相文汇合。此“二生三农”数人具有丰富的农业科学知识，这无疑使得已具备土地、资金、人力等基本条件的西通垦牧公司如虎添翼。
西通垦牧公司在河套地区的日常工作与起居主要由张相文负责。公司运营初期，各项工作还进行得很顺利，但很快，学者美好的理想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在垦殖的第一年，公司就出现了种种困难。首先，河套地区本来气候干燥，农业种植全凭借着流经本地的黄河水通过兴修的干支渠来浇灌，否则没有渠水浇灌就很难下种。而西通垦牧公司的耕地距离渠道较远，必须通过专管渠道放水的水利局才能浇灌。而此时的水利局非常腐败不堪，除了交纳正常的水租外，还把西通垦牧公司视为获利之肥源，“局中委员无不额外苛索，要求纳贿，不纳贿者不给水”。结果使得西通垦牧公司根本无法应付。有一次因为贿赂数量的多少使得双方发生争执，张相文愤怒之下，甚至想率该公司的工人前去捣毁水利局，“继思此事不可为，乃止。”面对如此腐败的政治环境，张相文也无可奈何地感叹道：“五原水利局隶属绥远将军，中央权力所不达。天高皇帝远，无可如何也。”更为不利的是，此时张謇由于不满袁世凯设立筹安会劝进称帝而于这年夏天辞去农商总长的职务南返，这样西通垦牧公司顿失后援，更难以应付河套地方上各种恶势力的侵扰。再加上由于交通不便，“此时铁路仅至丰镇，尚未至绥远”，五原一带的农产品无法运出。为了适应现实的变化，加之考虑到“即能得水，专办垦殖，亦未必有利”，张相文被迫开始改变西通垦牧公司的经营策略，将主要精力由农业转向畜牧业。为此公司购买了300头牛犊、500只小羊以及若干头猪，土地垦殖则由专办改为兼办，只求自给自足。到这个时候，西通垦牧公司已经远离了当初成立公司时开发河套农垦水利的宗旨。该年秋收后，整整操劳了大半年的张相文从河套地区返回北京，留下族叔张化鹏与其子张霖溥在当地照料公司与农工过冬。
到1916年夏天，南通派来的“二生三农”一方面看到在此地安家立业无望，另一方面还因与王同春发生了矛盾，于是率先离开河套地区。同年秋天，从泗阳来的农工也因不堪生活困苦而撤离返乡，仅留张霖溥一人，率当地农工继续维持畜牧事业，西通垦牧公司可以说到此已名存实亡。此后四年多的时间里，张霖溥独力照料西通垦牧公司的畜牧事业，其间，他曾多次给张相文写信请求接济，呼吁援助。但此时河套地区的政治环境日益败坏，土匪猖獗，官兵骚扰，所畜牧的牛羊，不是被土匪抢去，就是被官兵强夺屠食，剩余的只能是东藏西匿。想招集新股，但没人愿意出资。到1920年冬，西通垦牧公司实在无法维持下去，张霖溥只得将剩下的百余头牛羊变卖返回了北京。历时6年之久的西通垦牧公司就这样以净赔4000元的结果彻底关闭了。
西通垦牧公司的失败，给张相文等人深刻的教训，“益信但凭理想构造之决不能成实业”。同时张相文等人试办西通垦牧公司的失败，也深刻揭露了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河套政治统治和水利管理的混乱状况。
纵观西通垦牧公司的兴衰历程，其失败的原因，正如张相文所说的，一是吏治的腐败；二是军队的强取；三是土匪的骚扰。再加上该公司在河套地区的生活又非常艰苦。据张相文所说，当时五原地区地广人稀，物产极少，即使是青菜豆腐，欲求一饱，也不可得。常常为了买一斤豆腐、几根白菜，也要走到20里以外才能买到。这些都是西通垦牧公司失败的原因，但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本身的局限性，因为这种农牧垦殖企业，是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条件下开展农业经营的。所谓先天不足，就是说，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已失去自由发展机会的情况下产生的。所谓后天失调，就是说，它是在世界经济危机袭击下，中国农产品市场价格低落和反动政府繁重的赋税压迫下苟存下来的。因此，在利润率极低而地租率极高的情况下，它的失败就无法避免了。
但是，尽管西通垦牧公司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仍给河套地区一定时期内的农牧业带来了一些新气象。虽然学术界对民国时期的农牧垦殖公司性质的评价，历来争论不一，有的强调它是封建性的，有的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像西通垦牧公司这类的农牧垦殖企业，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把股份集资制度引入了农牧业，它们所有土地已不同于地主土地所有制。同时，它们尽管是极小部分地引进新式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但在垦荒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上仍有所贡献。更何况西通垦牧公司的兴盛与衰亡，也给日后的农牧垦殖企业的运营以及开发西北积累了一些经验，正如张相文在西通垦牧公司失败后所呼吁的那样，“以后欲开垦西北，而不先澄清吏治，惩贪污，禁苞苴，及约束军队，皆可视作纸上谈兵，欺人之举也”，“此事可为现今大声疾呼开发西北者之殷鉴也。”这些振聋发聩的警诫之语在使我们为当时农牧垦殖企业的遭遇感叹惋惜的同时，不禁也为今天农牧公司的蓬勃发展而欣慰不已。
一
民国时期尤其是前期，内蒙古各地在土地开垦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新事物，即新式农牧垦殖企业的出现。
农牧垦殖企业，可以说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式，它们大多数是由私人集资，主要从事垦荒和农、牧、林业等生产，一般多由家族或合伙经营。它们经营形式的基本特点是在通过雇工垦荒的基础上，开展商业性农业经营。这种经营的投资者主要是军阀、官僚、买办以及商人等。农牧垦殖公司在各地名称不一，有的称为公司，有的冠名为社，还有的名为堂、庐等等，虽然名称各异，但内容与实质基本相同。
这些农牧垦殖企业，大多分布在垦殖区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其经营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规模大小不一，大的有几百万资本和几十万亩土地（这类多为垦牧企业）；少的则仅几百元资本，自有或租赁几十亩土地，雇工几十个人或几个人（这种多是从事种殖和养殖经营企业）。概括起来，这些农牧垦殖企业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非生产的垦务组织。它们一般是由官僚、豪绅、巨贾或地方垦务机关组成，规模较大，承揽大面积官荒，转手出卖，或由公司、企业稍事整理以提高地价，边垦边卖。有的卖地后即解散，纯属土地买卖性质；第二种是自垦与出租双重业务的公司、企业。它们主要是由商人投资，承揽土地，进行一定的水利、交通等工程建设，部分由公司雇工垦殖，而大部分出租给农民，或分给股东出租。这种公司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第三种是主营园艺、果树、饲料以至牛奶、蜂蜜等的公司、企业。它们多由商人投资，规模较小，主要分布在大城市附近，并且大都是雇工从事商品生产，有较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河套地区的垦牧企业以第二种类型居多。
早在清末，清政府即将大量生熟官荒地贱价出售，鼓励民间开垦。这一时期河套地区也随之开始出现了农牧垦殖企业。到1925年的时候，在河套临河地区投资农牧业创办垦殖公司的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当时共有10家：胶东移垦社、受恩合作社、湘民合作社、仁和堂、公和堂、云信堂、居德庐、新民社、民生社等，总投资高达20余万元，其中多者八万元，少者也有五千元，承领的土地有的多达8万余亩。但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中叶，随着全国农垦公司整体趋向衰落，河套地区的农牧垦殖企业也因开支过大，入不敷出等种种原因而衰败、破产，到1934年的时候能维持现状的仅余下一二家而已。
在河套地区出现的这些农牧垦殖企业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西通垦牧公司，它成立于1914年冬，是由有“河套王”之称的大地主王同春与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地理学家张相文三人各出资若干组织成立的。下面我们就以西通垦牧公司为例，来管窥当时内蒙古地区整个垦殖企业出现与衰败之大概。
二
1914年3月，著名的地理学家张相文打算从北京出发，到西北进行考察。当时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的张謇获悉后，嘱托张氏顺便调查西北农田水利的概况，并由农商部发给旅费。张相文到达绥远后，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首次听到了王同春开发河套水利的事迹，他请范知事写了一封书信前往拜会，由此结识了时任五原县农会会长的王同春。张相文与王同春多次交谈河套地方利害，王同春所言都颇能肯綮，由此张相文与王同春“一见倾心，觉得他真是一个农村的模范人物。”
张相文从西北考察回到北京后，于当年秋冬，向张謇汇报了河套水利开发的情况以及干同春的事迹。张謇听后，既对“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有了新的认识，又喜得王同春这样的农田水利人才，当即决定致书五原县，聘请王同春为农商部水利顾问，邀请他到北京共商开发河套事宜。1914年冬，王同春父子抵达北京，住在张相文办的中国地学会。张謇、张相文与王同春三人畅谈水利并商量开发河套事宣，“终日无倦容”。不久即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三人决定共同组织成立一个开发河套农垦水利的垦殖公司，名为“西通垦牧公司”，立案于农商部。商定由王同春拨出五原县乌兰脑包地方附近土地十万八千亩（一说为五万四千亩）作公司用地，由张謇、张相文各出银2000元为经营资本，议定于1915年4月河套开冻之后开始试办。当时之所以将该垦牧公司冠以“西通”之名，既指河套，又是与张謇的家乡南通对称，与张謇在家乡创办的“海通垦牧公司”配套，同时亦与张相文“蔚西”及其考察西北有关。西通垦牧公司成立这件事在当时影响颇大，甚至连大总统袁世凯听说此事后，都曾召见过王同春，“令在西北为牧马十万匹”，结果被王同春以“年老子幼”为借口推辞了。
1915年3月，张相文在其家乡江苏泗阳县为西通垦牧公司招募了10名农工，每人发给30元路费，前往五原县试垦，当时约定土地开垦成熟后，每人分给耕地100亩。同时还邀请了张相文年逾60多岁的族叔张化鹏及其子张霖溥一同到五原县照料农工。同年4月，由南通张謇方面派往西通垦牧公司的“二生三农”——农校学生王仪可、张野愚和3名农工，也与张相文汇合。此“二生三农”数人具有丰富的农业科学知识，这无疑使得已具备土地、资金、人力等基本条件的西通垦牧公司如虎添翼。
西通垦牧公司在河套地区的日常工作与起居主要由张相文负责。公司运营初期，各项工作还进行得很顺利，但很快，学者美好的理想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在垦殖的第一年，公司就出现了种种困难。首先，河套地区本来气候干燥，农业种植全凭借着流经本地的黄河水通过兴修的干支渠来浇灌，否则没有渠水浇灌就很难下种。而西通垦牧公司的耕地距离渠道较远，必须通过专管渠道放水的水利局才能浇灌。而此时的水利局非常腐败不堪，除了交纳正常的水租外，还把西通垦牧公司视为获利之肥源，“局中委员无不额外苛索，要求纳贿，不纳贿者不给水”。结果使得西通垦牧公司根本无法应付。有一次因为贿赂数量的多少使得双方发生争执，张相文愤怒之下，甚至想率该公司的工人前去捣毁水利局，“继思此事不可为，乃止。”面对如此腐败的政治环境，张相文也无可奈何地感叹道：“五原水利局隶属绥远将军，中央权力所不达。天高皇帝远，无可如何也。”更为不利的是，此时张謇由于不满袁世凯设立筹安会劝进称帝而于这年夏天辞去农商总长的职务南返，这样西通垦牧公司顿失后援，更难以应付河套地方上各种恶势力的侵扰。再加上由于交通不便，“此时铁路仅至丰镇，尚未至绥远”，五原一带的农产品无法运出。为了适应现实的变化，加之考虑到“即能得水，专办垦殖，亦未必有利”，张相文被迫开始改变西通垦牧公司的经营策略，将主要精力由农业转向畜牧业。为此公司购买了300头牛犊、500只小羊以及若干头猪，土地垦殖则由专办改为兼办，只求自给自足。到这个时候，西通垦牧公司已经远离了当初成立公司时开发河套农垦水利的宗旨。该年秋收后，整整操劳了大半年的张相文从河套地区返回北京，留下族叔张化鹏与其子张霖溥在当地照料公司与农工过冬。
到1916年夏天，南通派来的“二生三农”一方面看到在此地安家立业无望，另一方面还因与王同春发生了矛盾，于是率先离开河套地区。同年秋天，从泗阳来的农工也因不堪生活困苦而撤离返乡，仅留张霖溥一人，率当地农工继续维持畜牧事业，西通垦牧公司可以说到此已名存实亡。此后四年多的时间里，张霖溥独力照料西通垦牧公司的畜牧事业，其间，他曾多次给张相文写信请求接济，呼吁援助。但此时河套地区的政治环境日益败坏，土匪猖獗，官兵骚扰，所畜牧的牛羊，不是被土匪抢去，就是被官兵强夺屠食，剩余的只能是东藏西匿。想招集新股，但没人愿意出资。到1920年冬，西通垦牧公司实在无法维持下去，张霖溥只得将剩下的百余头牛羊变卖返回了北京。历时6年之久的西通垦牧公司就这样以净赔4000元的结果彻底关闭了。
西通垦牧公司的失败，给张相文等人深刻的教训，“益信但凭理想构造之决不能成实业”。同时张相文等人试办西通垦牧公司的失败，也深刻揭露了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河套政治统治和水利管理的混乱状况。
纵观西通垦牧公司的兴衰历程，其失败的原因，正如张相文所说的，一是吏治的腐败；二是军队的强取；三是土匪的骚扰。再加上该公司在河套地区的生活又非常艰苦。据张相文所说，当时五原地区地广人稀，物产极少，即使是青菜豆腐，欲求一饱，也不可得。常常为了买一斤豆腐、几根白菜，也要走到20里以外才能买到。这些都是西通垦牧公司失败的原因，但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本身的局限性，因为这种农牧垦殖企业，是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条件下开展农业经营的。所谓先天不足，就是说，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已失去自由发展机会的情况下产生的。所谓后天失调，就是说，它是在世界经济危机袭击下，中国农产品市场价格低落和反动政府繁重的赋税压迫下苟存下来的。因此，在利润率极低而地租率极高的情况下，它的失败就无法避免了。
但是，尽管西通垦牧公司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仍给河套地区一定时期内的农牧业带来了一些新气象。虽然学术界对民国时期的农牧垦殖公司性质的评价，历来争论不一，有的强调它是封建性的，有的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像西通垦牧公司这类的农牧垦殖企业，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把股份集资制度引入了农牧业，它们所有土地已不同于地主土地所有制。同时，它们尽管是极小部分地引进新式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但在垦荒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上仍有所贡献。更何况西通垦牧公司的兴盛与衰亡，也给日后的农牧垦殖企业的运营以及开发西北积累了一些经验，正如张相文在西通垦牧公司失败后所呼吁的那样，“以后欲开垦西北，而不先澄清吏治，惩贪污，禁苞苴，及约束军队，皆可视作纸上谈兵，欺人之举也”，“此事可为现今大声疾呼开发西北者之殷鉴也。”这些振聋发聩的警诫之语在使我们为当时农牧垦殖企业的遭遇感叹惋惜的同时，不禁也为今天农牧公司的蓬勃发展而欣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