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90年考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算起，我对“现代文学”已经“研究”了28年、“教”了22年。这20多年虽然算不上久远，但对于一个刚过“天命之年”的人来说也已经是占去了大半。况且，在能够预见的未来或者说余生中，我恐怕也不会再做别的，而只能继续以此作为自己赖以生存的职业和用于娱乐人生的兴趣。这样一想，这“现代文学”俨然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成了我人生中无法摆脱也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面对这人生的重要部分，我常常心存感激。我感激对我耳提面命、扶我走上专业研究之路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谷辅林先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吴福辉先生，我也感激那些伴我一路走来、给予我悉心呵护与无私提携的众多师长与朋友，但有时我还是禁不住会想，这“现代文学”从哪里與我结缘？又如何走进了我的生命？
　　这让我回到青少年时代。由于我在1966年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的一个小村庄，所以，我有记忆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革”结束前后的鲁西农村度过的。那时的鲁西农村，物质和文化生活都十分贫乏。我记忆中的主食是地瓜干和玉米饼，仅有的文化生活是不知道多少天才有一回的盲人说书和公社电影。小学和初中是在本村和邻村上的，使用的课桌大多是用砖头磴起来的水泥板或者木板，不要说图书馆或者图书室，就是一个放课外读物的书架也没有。到了去镇上读高中，条件似乎好了一些，但由于高考的压力，我的主要精力也就都用在了背课本上。所以，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课本。当然，这些课本上的知识并非与“现代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些历史课上的政治文化事件、那些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现代文”等，都可说是与“现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内容。不过，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提到与“现代文学”的结缘，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些用尽全力来学习的课本、课文，而是课外阅读的为数不多的几本被称为“闲书”的小说。
　　我记忆中阅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苦菜花》。那是升入初中后的一个“秋假”，父母不让我下地参加秋收，而是让我代替父亲给生产队看场兼为自家放羊。一天的傍晚，夕阳西下，我背靠着场院里的石磙入迷地阅读着王官庄村民的抗日故事。其时，我既不知道什么是文学的主题，也不懂得什么叫人物形象的塑造，我只是被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所吸引。我记得，那个遭到鬼子逮捕又将鬼子带入雷区的仁义嫂，还有那个一边听命于东家王柬芝一边又与女主人偷情约会的长工王长锁，最是让我提心吊胆与放心不下。
　　我阅读的第二部小说是《林海雪原》。时间则是上初三后一个冬天的星期六的晚上，全家人都睡着了，只有我还在点着煤油灯阅读杨子荣、少剑波与小白鸽的故事。记得煤油灯好像是换了两个，睡在土炕另一头的曾祖母也不知催我睡觉催了多少次，总之，等到杨子荣智取了威虎山，公鸡已经开始打鸣。现在想起来，那一晚的挑灯夜读未免有些不可理解，因为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已经明显被拔高、神化与英雄化，情节虚构的成分也相当浓重。然而，作为一个少年，我崇拜英雄，喜欢传奇，也对少剑波与小白鸽之间的爱情抱有天生的渴望，所以，一直到今天，我都对那晚的夜读充满自豪，并因此还奠定了我固执的小说观念，即英雄传奇与浪漫爱情永远都是小说中最具魅力的因素。
　　我阅读的第三部小说是《人生》。那是1984年的春天，时间已临近高考前的预选，学习十分紧张。我忘记是从哪个同学的手里抢到了1982年第3期的《收获》，旷了一上午的课，躺在黄河大堤的阳面，一口气读完了高加林与刘巧珍的人生和爱情悲剧。读完之后，我并没有立即返回学校，而是独自一人徘徊、漫步于大堤之上。那时的我，由小说而反观自己，显然已经被高加林的人生命运所触动，心里有许多伤感与郁闷需要排泄。不过，高考的压力与紧迫并不允许我徘徊过久、思考过多，我只明白，要想避免高加林式的人生悲剧，只有努力拼搏考上大学。所以，《人生》的阅读增加了我学习的动力，我很快便投入了紧张的复习之中。
　　我阅读的第四部小说是《子夜》，时间则在高考后等待发榜的漫长日子里。那时，我百无聊赖，整天拉个草席子在二老爷爷（即我曾祖父的弟弟）的院子里乘凉睡觉。有一天，我在他家盖满灰尘的木箱子里翻出了一本破书，它没有名字，前后都缺页少码。我读得也很懒散，有点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的样子。大约一个月，读了这样一本书，故事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上大学后重新阅读才恍然大悟，知道它的名字叫《子夜》。
　　除去课本、课文，我青少年时期阅读的作品实在有限。为此，直到今天，我也常常为我们这一代来自落后农村的学人感到羞愧、可怜与悲哀。然而，我又应该庆幸，正是这些有限的阅读将我引向文学，并因此还奠定了我学习“现代文学”的“集体无意识”。
　　与许多学子一样，我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才知道“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一般来说，“现代文学”是中文系的主要专业课程之一，它经常被安排在大学的第一学期或者第一学年。由于是进校后的第一门专业课，它往往又会最早引起学生们的喜爱。然而，我的喜爱“现代文学”倒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位治学十分严谨、讲课激情澎湃的极具诗人气质的老师。他，便是名字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只有一字之差的朱光灿先生。关于朱光灿先生，我的老师，也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的李新宇先生曾有专文记述。他说：
　　给我们上课时，朱先生53岁，已经是满头银发，但激情澎湃，声音洪亮。腰板总是挺得笔直，衣服总是一尘不染，走路不疾不徐，即使打雷也不会乱步。
　　李新宇老师不仅把朱光灿先生视为曲阜师大中文系教师中少有的“美男子”，而且还把朱先生看作是曲阜师大在80年代具有“铮铮铁骨和独立头脑”的教授之一。他认为朱先生的“为人”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一是认真；二是天真。认真一丝不苟，就像您从来未曾乱过的头发。……天真犹如婴儿，先生本质是诗人，容易激动，疾恶如仇，赤子之心酱缸难污。（李新宇：《送朱光灿先生西去》，载《曲阜师大报》1998年3月1日）
　　正是这样的一位老师给我上了一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课。我无法不受影响，也不能不热爱“现代文学”。于是，在朱先生的引导与感染下，我如痴似迷地阅读起“现代文学”来。一年的时间，零碎的现代作家作品及有关研究论著不说，系统读过的“全集”或“文集”就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人的。这些现代作家的“全集”或“文集”中有许多难懂的文本，如鲁迅早期的几篇科学论文、郭沫若的历史著作与茅盾的翻译文论等，当时虽然读不明白，但也生吞活剥地啃了一遍。这样的阅读让我十分受益，之后的20多年，尽管我读了硕士又读博士，一个作家讲了一遍又一遍，但有些作品再也没有重新读过。而之所以还敢在课堂上大放厥词，就是全凭着当年的那点印象。在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朱光灿先生，是他把我引入了“现代文学”的殿堂。
　　我对“现代文学”的阅读虽然有朱先生的影响，但起意“研究”却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富仁先生。王富仁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他在博士毕业后来到曲阜师大讲学。具体的时间我已经忘记，讲了什么也已经模糊，但曲阜师大西联教室前那块写着“第一位文学博士”与“鲁迅研究”字样的海报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听讲座后不久又了解到王富仁先生是聊城老乡，曾在聊城四中教书，我在感到亲切和自豪的同时，也就默默做起了报考鲁迅研究方向研究生的梦想。之后的两年多时间，我系统阅读鲁迅全集，摘抄鲁迅名言名句，搜集鲁迅研究资料，联系招收鲁迅研究方向研究生的单演义与王景山先生，始终在为考“鲁研”做着准备。这样，一直到1988年研究生考试报名前，我才因当年全国的招生单位中只招收一名鲁迅研究方向的应届毕业生而临时改考了母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这一年，我考研失败，名落孙山。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聊城的一所中学教书，虽然有继续考“鲁研”的理想，但冲出中学、急于求成的想法又使我不得不放弃。两年后，我考回了母校，跟着谷辅林先生研究郭沫若与林语堂，在徐文斗先生的指导下撰写有关老舍的论文。而对于鲁迅，虽然也听过魏绍馨先生的鲁迅研究专题课，但再也没有了“研究“的热情，直至今天，除了当年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写的《伤逝》外，一篇有关鲁迅的研究文章也没有写出过。
　　回头想想，真是让人感慨万千！人生有时确实是很神奇，遇上谁与错过谁，似乎往往都是冥冥之中的天定。 我与“现代文学”的结缘，也无非就是这样几本书与几个人。
　　（作者系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