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钟叔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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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记
  钟叔河先生家住二十楼,二十即“廿”,音与“念”同,所以钟寓得名“念楼”。念楼的客厅很大,两面墙都是书柜,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各类图书、典籍,就连窗下的矮柜也摞满了书。客厅朝南的一角是钟先生的书桌,书桌对面摆了一套简易沙发,这是钟先生会客的地方,我们与他讨论书稿、交流意见,也大多是在这里进行的。
  钟先生十分健谈,每回去念楼,总能与我们侃侃而谈,连续数小时不知疲倦。他的思维之敏捷、谈吐之流畅、逻辑之清晰,让人心生佩服。本文整理的这些对谈片段,此前未公开发表过,或许能窥一斑而知全豹,让读者朋友认识钟叔河之旧思新想。
  丛书的作者
  李:您说过您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中,最欣赏的人是郭嵩焘。您评价他是“孤独的先行者”,是不是您在他的人生和思想上找到了一些共鸣?
  钟:是的,郭嵩焘的思想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共鸣。我很尊敬郭嵩焘,当然我也不是说他一切都很好。他与晚清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大部分人一样,都是旧式士大夫;但是他的思想,他表示自己思想的勇气,是我很佩服的。
  “走向世界丛书”的许多作者,虽然和郭嵩焘不能并驾齐驱,但至少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人。比如容闳,他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完全受的是外国教育,他后来做的事,比如向曾国藩建议设江南制造局,向清廷建议派幼童留学这些等,影响甚至超过了郭嵩焘。再比如说黄遵宪、黎庶昌,他们的文学功底深厚,文章都写得不错,思想也是接近郭嵩焘的。但是这些人和郭嵩焘比还是有差距。
  李:在这一百种书里,张德彝的八部《航海述奇》是一个很占比重的内容。很显然无论从文学造诣、思想深度还是外交影响上,张德彝都远不及郭嵩焘,您认为张德彝作品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钟:我原来说过,我们不是只收我们认为先进的人,我们是广泛的收集当时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实录。但是有一条,作者必须是自己记录的亲见亲闻,写的是自己的思想,没有到外国去,也就是坐在中国写的人不收。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我们没有收入这个里面,这并不是说它没有价值,而是因为魏源他没有出去,《海国图志》不是他的所见所闻,是他根据外国人的资料编的。至于思想倾向,开放如郭嵩焘,保守如刘锡鸿,他们的作品我们统统都收了,张德彝的作品当然也是值得收的。为什么呢?他写的书的特殊价值就在于他观察得很细致,写得很详细。比如外国人吃饭,第一道吃什么菜,第二道吃什么菜,他把菜目记得很详细;比如外国小朋友做游戏时唱歌,他把他们唱的歌用汉语一句一句翻译出来。当时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外国人自己不一定会记,正如我们不会刻意去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一样。但是本国人不会记的,作为外国人的张德彝看到了,他感到新鲜就记录了下来。现在的外国人,说不定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以前餐桌上的这些讲究,说不定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首儿歌,那么这些记录,其实是有社会史价值和文化史价值的,同时还有中西交流史的价值。
  编辑这个职业
  李:您三十年前做丛书初编,那时候的编辑工作和我们现在做丛书续编有什么不同吗?
  钟: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只是那时候有的书稿是作者手写的,有些书稿是繁体直排的,就会多一道程序,要请人把书稿用简体字抄出来,再发到工厂去排。手抄难免有错,校审量当然大。工厂那时候还是用的铅排,没有电脑。现在技术发展了,编辑都用电脑,书稿的排版也用的排版软件,比过去是方便很多了。但是编辑这个工作总还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要对书稿负责,对读者负责,尽量把工作做到细致,少出差错。对于经手的稿子,有怀疑的地方,就要去查清楚。不要因为作者的水平高,就不去審核,要知道水平再高的人也有出错的时候,所以还是要审核的。当然也有编辑审核不出来的,就交给读者去审核。我从来做事都是这样的,希望你们做事也是这样的。
  李:对书稿负责,对读者负责,这是一个编辑应有的职业精神,很惭愧我现在还做得不够好,很多工作也不能做到很细致,要向您学习,对经手的书稿认真审核,尽可能地减少图书中的差错。
  钟:我还向你提一个要求,只有职业精神还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好的编辑,要对这个工作有热情、有激情。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因为我喜欢出书,我想出书,我才来做这个事。想出书,就要想方设法把书出版,而且一定要把它出好。这就需要有热情、有激情。后来在出书的过程中,在工作中,碰到过阻碍甚至是挫折,但是这没有关系,我还是要做这个书,我还是要把这个书出版出来,而且要出好。
  (访问者系岳麓书社编辑。)
  后记
  钟叔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学者、散文作家,也是历史人文领域的专家。能与这样一位大家共事四载,参与“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的编辑整理工作,我何其有幸。“走向世界丛书(初编)”是钟先生编辑的第一套丛书,“续编”则是我参与编辑的第一套丛书,可以说我是在编辑生涯的起跑线上接过了钟先生30年前递来的接力棒。
  30年前,钟先生不再担任书社总编辑。原拟推出的“走向世界丛书”100种,也不得不在出版35种时戛然而止。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憾事。这套记录了百多年前的中国人从认识世界到走向世界的历程、反映了19世纪中国由闭关自守到逐步开放的历史的丛书,如果能在当时按计划出齐,会给刚刚打开国门、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多么大的借鉴意义和深远影响!
  然而对此钟先生却相当豁达,他曾对我们说:“这个事总会有人做,我不做,别人也会做。你们来帮我做,我能看到它出来,就满足了。”
  钟叔河先生是1931年生人,今年已是88岁高龄。钟先生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让人肃然起敬。此外,他的博学多通,他在编辑理念上的超前意识,以及他对思想文化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都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出版人引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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