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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联合国总部，为选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这位“正球级”领导人弄得热热闹闹，不管这是联合国为了展现开放民主的姿态，还是为了挽救日渐式微的权威，这条新闻始终无法激起中国民众的兴趣，原因很简单：这9个候选人我们都不熟，更因为没有中国人！
那么，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呢？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当联合国秘书长而韩国人就可以？在政治、经济、文体等各个方面角力的中日韩东亚三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人事格局又是怎样的？
两大国际组织“一把手”均为韩国面孔
由于“地区轮换”和秘书长不能由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担任的原则，所以此次候选人中多为欧洲面孔，亦没有中国面孔。
据梳理，大家相对熟悉的六大国际组织——联合国（此处指秘书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WTO）、国际原子能机构、世卫组织（WHO）：任“一把手”的韩国面孔有两位，分别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需要指出的是，金墉为韩国裔美国人，于2012年当选世界银行行长，值得一提的是出生于首尔的金墉是学医出生，4年前选为世行掌管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要知道这个职位此前不是退休高官就是华尔街资深人士。
中國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陈须隆受访时认为，常任理事国不能担任行政长官，例如韩国这样的中等强国就更容易在国际组织任职，更容易被国际所接受。这些国家具有国家经济实力做支撑，其国际参与意识也比较强。
日本和中国方面，天野之弥和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分别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这样看来，亚洲面孔执掌六大国际组织中的四个，地位还是杠杠的。
六大国际组织中都有中国人任副职
最高长官之外，在上述六大国际组织中，据统计，有6位来自中国的高级别官员，分别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IMF副总裁朱民，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杨少林，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华敬东，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
另一边，日本在这六大国际组织担任高级别官员的人数略少于中国，有5位，分别任职于联合国、IMF、世界银行、世卫组织。
记者注意到，上述6位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高官，除了来自香港的陈冯富珍和华敬东，包括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在内的其他4位官员国外任职前均在中央部委任职。吴洪波原任中国驻德国大使，IMF副总裁朱民此前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杨少林、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则分别来自财政部、商务部和卫生部。
上述受访专家陈须隆对此表示，有些国际组织的一些职位需要国家推荐派出代表，也就是需要政府背景，但这些代表需要符合条件也要参加竞争；另一种是公开招聘。
相关人社部文件也明确指出，竞争国际职员的途径有两种：一是政府推荐；二是个人争取。
执掌国际组织仅仅和能力有关吗
说到为何国际组织职位“抢手”？国家外国专家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高翔在受访时提到，国际组织是制定国际规则、协调多边事务、分配国际资源的一个重要平台。
陈须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拿联合国来说，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上升，中国对联合国的会费随着经济发展也在增加（2015年中国会费缴存比例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国际参与度不断加深，因此在联合国的中国面孔就必然会增多的。
日本参与国际组织比较多，在联合国任职的面孔也较多，这是因为其缴纳联合国会费排名第二，按照一定原则，也要给其一些高级别职位，也就是说会费和各国任职情况也有一定关联。
除了会费，陈须隆同时认为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也是决定国际组织任职人事格局的一个因素。
“这几年据我所知中国籍人士在国际组织任职数量增长很快，包括大学生、青年人也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他们先到联合国组织机构实习、见习，未来再竞聘国际公务员，这种趋势是可喜的现象。”陈须隆分析道。
日本为何热衷参与国际组织
谈及日本，陈须隆认为，日本本身是二战战败国，想在国际上提升自己的地位，去国际组织任职是很重要的选择。另外，本身其会费缴纳比例大，又不是常任理事国，因此也便于他们任职。
在分析中，陈须隆也提到了日本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的一个做法。他讲到，日本曾吸引国际组织到日本落地，比如联合国大学。记者发现，这一招也不只是日本的独创。从2012年开始，韩国在政府层面确立了吸引国际组织的政策，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对外服务业的发展。媒体曾援引韩国《中央日报》文章分析认为，一个国际组织总部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当于3到4个跨国企业。
联合国秘书处里的中国职员有多少
高级别官员只是庞大的联合国职员中的极少一部分，从相关学术论文、媒体报道、政府部门资料中找到了一些碎片化的数据，多少可以了解一下中日韩三国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整体情况。
拿韩国来说，《人民日报》今年4月一篇报道披露，根据韩国外交部统计资料，现在有530多名韩国人在50多个国际机构任职，其中高级别工作人员近30人，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韩国人有120名。
日本方面，目前并未找到最新数据。供职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王玲，在去年年底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据日本外务省调查，2000年至2013年，国际组织中的日本职员人数保持增长趋势，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日籍职员（专业职位以上）有764名。需要说明一下，国际组织职员也有级别上的分类，具体分为专业及以上级别人员（干部）和一般事务类（如保安、秘书）。前者又分为业务人员（P）、司级人员（D）、高级官员（ASG，USG）。其中USG（指副秘书长）级别最高。也就是说，这764名职员属于中级以上的职员，一般事务人员的梳理并未计算在内。
和日本相似，中国方面也没有相应的最新数据。人社部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我国国际职员总数1100人，其中担任国际组织副职以上的中国国际职员共12位（如联合国副秘书长吴洪波）。
绝对数据只是一方面，国家外国专家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高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前我国在重要国际组织里面的任职人员比较少，职级比较低，这与我们的大国地位和综合国力是不相称的。上述现象在联合国秘书处也有体现，人社部网站资料显示，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理想幅度是119-161人。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现有占地域分配员额的国际职员为71人（不包括语言服务类人员及其他非经常预算下的职位），属于代表性不足的38个会员国之一。
在联合国任职待遇如何
至于大家关心的问题——国际公务员的待遇，在上述文件中可以了解到，其中专业及以上级别人员工资待遇的原则是按照诺贝尔梅耶原则，而比照对象则为美国联邦公务员一般职系（注：参与这一体系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有23个，不包括世界银行和IMF）。
上述文件援引的是联合国2012年数据，USG（指副秘书长）级中的最高档工资达18.93万美元（约100万元人民币）。这的确是份不错的待遇！
（黄鹤荐自《时代人物》）
那么，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呢？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当联合国秘书长而韩国人就可以？在政治、经济、文体等各个方面角力的中日韩东亚三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人事格局又是怎样的？
两大国际组织“一把手”均为韩国面孔
由于“地区轮换”和秘书长不能由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担任的原则，所以此次候选人中多为欧洲面孔，亦没有中国面孔。
据梳理，大家相对熟悉的六大国际组织——联合国（此处指秘书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WTO）、国际原子能机构、世卫组织（WHO）：任“一把手”的韩国面孔有两位，分别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需要指出的是，金墉为韩国裔美国人，于2012年当选世界银行行长，值得一提的是出生于首尔的金墉是学医出生，4年前选为世行掌管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要知道这个职位此前不是退休高官就是华尔街资深人士。
中國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陈须隆受访时认为，常任理事国不能担任行政长官，例如韩国这样的中等强国就更容易在国际组织任职，更容易被国际所接受。这些国家具有国家经济实力做支撑，其国际参与意识也比较强。
日本和中国方面，天野之弥和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分别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这样看来，亚洲面孔执掌六大国际组织中的四个，地位还是杠杠的。
六大国际组织中都有中国人任副职
最高长官之外，在上述六大国际组织中，据统计，有6位来自中国的高级别官员，分别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IMF副总裁朱民，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杨少林，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华敬东，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
另一边，日本在这六大国际组织担任高级别官员的人数略少于中国，有5位，分别任职于联合国、IMF、世界银行、世卫组织。
记者注意到，上述6位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高官，除了来自香港的陈冯富珍和华敬东，包括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在内的其他4位官员国外任职前均在中央部委任职。吴洪波原任中国驻德国大使，IMF副总裁朱民此前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杨少林、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则分别来自财政部、商务部和卫生部。
上述受访专家陈须隆对此表示，有些国际组织的一些职位需要国家推荐派出代表，也就是需要政府背景，但这些代表需要符合条件也要参加竞争；另一种是公开招聘。
相关人社部文件也明确指出，竞争国际职员的途径有两种：一是政府推荐；二是个人争取。
执掌国际组织仅仅和能力有关吗
说到为何国际组织职位“抢手”？国家外国专家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高翔在受访时提到，国际组织是制定国际规则、协调多边事务、分配国际资源的一个重要平台。
陈须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拿联合国来说，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上升，中国对联合国的会费随着经济发展也在增加（2015年中国会费缴存比例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国际参与度不断加深，因此在联合国的中国面孔就必然会增多的。
日本参与国际组织比较多，在联合国任职的面孔也较多，这是因为其缴纳联合国会费排名第二，按照一定原则，也要给其一些高级别职位，也就是说会费和各国任职情况也有一定关联。
除了会费，陈须隆同时认为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也是决定国际组织任职人事格局的一个因素。
“这几年据我所知中国籍人士在国际组织任职数量增长很快，包括大学生、青年人也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他们先到联合国组织机构实习、见习，未来再竞聘国际公务员，这种趋势是可喜的现象。”陈须隆分析道。
日本为何热衷参与国际组织
谈及日本，陈须隆认为，日本本身是二战战败国，想在国际上提升自己的地位，去国际组织任职是很重要的选择。另外，本身其会费缴纳比例大，又不是常任理事国，因此也便于他们任职。
在分析中，陈须隆也提到了日本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的一个做法。他讲到，日本曾吸引国际组织到日本落地，比如联合国大学。记者发现，这一招也不只是日本的独创。从2012年开始，韩国在政府层面确立了吸引国际组织的政策，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对外服务业的发展。媒体曾援引韩国《中央日报》文章分析认为，一个国际组织总部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当于3到4个跨国企业。
联合国秘书处里的中国职员有多少
高级别官员只是庞大的联合国职员中的极少一部分，从相关学术论文、媒体报道、政府部门资料中找到了一些碎片化的数据，多少可以了解一下中日韩三国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整体情况。
拿韩国来说，《人民日报》今年4月一篇报道披露，根据韩国外交部统计资料，现在有530多名韩国人在50多个国际机构任职，其中高级别工作人员近30人，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韩国人有120名。
日本方面，目前并未找到最新数据。供职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王玲，在去年年底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据日本外务省调查，2000年至2013年，国际组织中的日本职员人数保持增长趋势，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日籍职员（专业职位以上）有764名。需要说明一下，国际组织职员也有级别上的分类，具体分为专业及以上级别人员（干部）和一般事务类（如保安、秘书）。前者又分为业务人员（P）、司级人员（D）、高级官员（ASG，USG）。其中USG（指副秘书长）级别最高。也就是说，这764名职员属于中级以上的职员，一般事务人员的梳理并未计算在内。
和日本相似，中国方面也没有相应的最新数据。人社部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我国国际职员总数1100人，其中担任国际组织副职以上的中国国际职员共12位（如联合国副秘书长吴洪波）。
绝对数据只是一方面，国家外国专家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高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前我国在重要国际组织里面的任职人员比较少，职级比较低，这与我们的大国地位和综合国力是不相称的。上述现象在联合国秘书处也有体现，人社部网站资料显示，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理想幅度是119-161人。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现有占地域分配员额的国际职员为71人（不包括语言服务类人员及其他非经常预算下的职位），属于代表性不足的38个会员国之一。
在联合国任职待遇如何
至于大家关心的问题——国际公务员的待遇，在上述文件中可以了解到，其中专业及以上级别人员工资待遇的原则是按照诺贝尔梅耶原则，而比照对象则为美国联邦公务员一般职系（注：参与这一体系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有23个，不包括世界银行和IMF）。
上述文件援引的是联合国2012年数据，USG（指副秘书长）级中的最高档工资达18.93万美元（约100万元人民币）。这的确是份不错的待遇！
（黄鹤荐自《时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