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驶入延安已是夜暮时分。从古城西安到陕北，一路上，已近天命或已逾天命之年的六位作家，还从来没有过这般兴奋。从小学课本上就知道，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抗日的前哨，觉得那么遥远，今天踏上这片土地却觉得这般亲近。我们是怀着虔诚的心情来拜谒革命圣地的，诗人李琦倚在车窗口，不停向远处眺望，一遍遍大声朗诵“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在这里”。
　　从进入西安始，黑龙江作家采风团一行六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从“东北军”同化为“西北军”了。何也？这里曾发生震惊中外进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成的西北军是一家人哪！我们这次西部采风，就是要融入西部，目睹和感受西部人民生活与斗争的壮丽画卷。
　　入乡随俗，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我们由已吃习惯的东北大炖菜一下子改为西北小吃，几乎顿顿要牛羊肉泡馍、臊子面、葫芦头……延安的第一顿饭，选在一家不大不小的金土地饭店，大厅灯火通明，门前车水马龙。小说家孟久成、孙少山在行车路上争论问题，各抒己见，互不让步，但在选饭店上却取得共识。他俩说，像门前停车这么多，原料肯定周转快，不积压，新鲜，在这样的饭馆吃饭放心。大概，这就是小说家用心观察生活的视觉。
　　在饭店一个窄小的单间落座，和东北饭馆一样，上茶、点菜、问酒水。不同的是，饭店的主副食和酒水，服务员全给客人详尽介绍一遍，没有一点推销的色彩，之后告诉客人，喝本地酒可以免费听陕北民歌。问酒价，答曰35元，我不禁纳闷儿，这么便宜的酒还免费赠歌，利润几何？大家以为，包装这样精美的地产酒，如赠歌，卖上百元也不为过。要了地产白酒，点了小米饭和几个本地家常菜，服务员说声请稍候，便出去安排了。菜还没上齐，歌手和乐队一班人马到了，我们点了曲目，男歌手唱了两支，女歌手唱了一支，地道的陕北民歌，声情并茂，原汁原味，我们听得如醉如痴，要求接着唱几首，按规定付费，歌手道歉道，得按时赶到下一个饭店，向我们点点头，匆忙离去。这是陕北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多么朴实诚信的延安人！
　　当晚住在杨家岭的石窟宾馆，但见一排排窑洞，门窗木格子上糊着窗户纸，屋檐下挂着黄玉米穗子和红辣椒，门前的石辗子上落满一层白霜。时值初冬，室内已给暖气，然而一层薄薄的窗纸怎能抵挡住朔风，我和衣而卧盖上棉被，依然冷得瑟瑟发抖。肯定地说，当年的条件远不如今日，可这就是一代伟人所住的谓之冬暖夏凉的窑洞，无法想象，革命前辈如何走过极其艰苦的战斗历程，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在陕北味道十足此起彼伏的“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中，参观了枣园。我们在毗邻伟人旧居的一间湿暗的屋子里停下脚步，见到一位陕北女子低着头聚精汇神地剪纸，图案纷呈，形象逼真，浑厚苍劲，我们想挑选几张“陕北风情”做纪念。女子抬起头来看了看，又低下头去，一首《蓝花花》蓦然响起，唱得棒极了，听得鼻子发酸，无不赞叹。李琦和她合影之后方知道，这是一位当地颇有名气的剪纸艺术家，名字叫李福爱，曾获全国剪纸一等奖。一张张极富情趣的陕北“窗花”，传承气贯华夏至高文明的中国文化，展现照亮神州悠悠千载的民间工艺，这该是参观旅游纪念之精品。
　　离开枣园时，头缠白毛巾身穿对襟汗衫的陕北青年放声歌唱，为参观者送行，歌声激越，久久回蕩在延安的坡坡岭岭，回荡在参观者的心中。
　　米脂、绥德、榆林，是我们既定要去的几个地方，这地名对于每个人都太熟悉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貂婵是米脂人，而“家住绥德三十里铺”这首歌让绥德家喻户晓，有意思的是，闯王李自成的家乡不在出汉子的绥德，而在出美女的米脂。最俱吸引力的莫过榆林，和我的故乡黑龙江的榆林一字不差。
　　走遍大半个陕北，尽是荒山秃岭、黄土高坡，土地瘠薄，延河干涸，那放牧的羊群，山沟沟里的果园和晾晒在屋顶院中的红枣，只能是偌大黄土高原的点缀。落后的经济像石块一样沉重地压在心头，耳畔无时不听到开发西部的呼唤。
　　榆林让我激动，榆林让我看到希望。这里的名胜古迹保存得相当完好且特色鲜明，城市建设不比东北任何一个中等城市逊色。此行之前，我在哈尔滨一家商厦买了一件羝羊牌棉裤，做工相当精细，到陕北一看是榆林产的，似这样的商品，还有古城牌皮鞋，能打入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大商场，不能不让我倍感欣慰。因为这里也有品牌，我们连夜到皮革市场转了转，每人选购了一件羊毛皮背心。
　　在榆林的几日，一位当地的小伙子为我们导游。车上，我们要他唱首陕北民歌，小伙子略加思索，十分深情地唱起《泪蛋蛋滚落在沙蒿蒿林》。“羊肚子儿手巾儿三道道蓝/咱们见了面的容易拉话话儿难/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话话儿招一招手……”我们一下子惊呆了，从来没听过这首陕北民歌。导游的小伙子说，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是西北人，他在中央电视台即兴演唱这支歌，倾倒一大片观众。在一个小商店，我们买到了有这首歌的盒式带，一路播放。在赴壶口瀑布翻越吕梁山的盘山路上，那凄美酸楚令人心碎的歌声，浓烈地感染了所有人的情绪，让人忘记了四周是悬崖峭壁，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就连愿意和司机搭话的诗人戴宁萱也沉默了，司机将车开得不能再慢，聆听着这支歌。美的意境，美的旋律，给人以高尚的冲动，给人以善良的激情。
　　一行六人依依惜别深深眷恋的陕北。人回到哈尔滨，心依然留在那片黄土地。西部采风，没有一位作家以为这是如人所说的艰苦之旅。直到进入隆冬，我才想起住在榆林金龙宾馆时，忘记退长途电话押金了。我试着给这家宾馆打去电话，前厅部经理董娟受理此事，让我把押金收据寄过去。待将100元押金邮出，主动打来电话，我说了一句谢谢，对方不好意思道，给你添了麻烦，应当谢你！这是继金土地饭店之后又一个陕北窗口单位的形象。
　　在省作协新年联欢会上，为了表达作家采风团对西部的感谢与思念，我唱了几句“羊肚子儿手巾儿三道道蓝”，居然响起掌声。掌声肯定不是因为我唱得好，而是如在座的孟久成先生感慨的那样，我们没有白去一趟陕北。
　　串洋门儿
　　对于一些人来说，飘洋过海出国，似是寻常之事，我却视为蜀道般艰难。然而，这次去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有如到远亲家串了一趟门儿。 　　深秋时节，我偕辽宁十位作家经绥芬河出境。只消几十分钟的车程，便踏上异国他乡。停车边检，上来一位一脸稚气的俄罗斯边防军，在查验游客护照时，发现有一位同胞在车上拍照，他打着手势，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拍照者听不懂，边防军用汉语喊了一声“李哥”，“李哥”走了过来，告诉拍照者车上不能拍照，把胶卷曝光。原来这个李哥是开这台大客车的中方司机，多年来和俄方边防军已成了好朋友。
　　我们一行十一人换乘一辆俄方面包车。开车的是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司机，他把车子擦得干干净净。中方导游告诉我们，司机在车门口放一个套着塑料袋子的垃圾桶，请诸位保持车内清洁。老司机戴着白色线手套，把我们的行李依次摆放得整整齐齐。汽车行驶了两个小时，停在一个小镇暂短休息，大家纷纷下车，有的去厕所，有的吸烟，有的在路边小店喝咖啡，但见司机拿起笤帚，不声不响地打扫车内卫生。望着老司机细高挑微微驼背的身影，想到我们不经意在车上顺手扔掉的食品包装袋，心里隐隐有一点歉疚。
　　此行的住地，是紧靠海边的阿木尔饭店。窗含碧水，门泊舰船，游人如织，海鸥低翔。下榻这家饭店的几乎全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大吵百嚷，旁若无人。俄罗斯的服务人员，个个神情淡漠，不冷不热。老大哥的友好热情哪里去了？我心里不禁打了一个问号。也难怪，前些年，我们的假货把人家害惨了，我去黑河对岸的布市一日游，就曾背着一大包假阿迪达斯运动服，换回人见人羡的银狐领大衣、望远镜……不能怪人家不愿意搭理你，过在我们矣！
　　第二天，按照日程安排，换上俄方导游。导游是个可爱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白白的肤色，大大的眼睛。他早早地来到面包车上，用不十分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我叫丹尼斯，你们说的老毛子。”大家哄堂大笑，“我在哈工大学习了七个月，哈尔滨哈拉绍！”他知道我们来自中国的东北，表示了一番友好之情。吃过早饭，我们由餐厅开车去客房，接一位不吃早餐的同行，大家在车上等了好一会儿，才见这位同行走出房门。不知是这位同行留着长发，还是不遵守时间的缘故，小导游说了一句“我不喜欢这个人”！大家面面相觑，颇觉丢了中国人的面子。一路上，我们称小导游是电视广告里的丹碧丝，他只是一笑了之，也不介意。
　　几天来，我们先后参观游览了历史博物馆、东正教堂、太平洋舰队、西伯利亚大铁路终端等景点，而印象最深的当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贸市场。
　　这个市场名为二道河市场，坐落在远东省政府东侧的大广场。广场上的青铜塑像精美绝伦，可谓市场的一大景观。市场上的摊床与国内无异，但摆放得相当整齐，地上几乎没有垃圾杂物，就连边走边吃东西的乞丐，脖子上也套着一个塑料袋，不随便乱扔垃圾。市场上听不到叫卖声，更听不到呼嗷喊叫声，交易在平静中进行。令我惊叹的是，这里明码标价，不讨价不还价，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语言障碍没关系，摊主把价格打在醒目的计算器上，不买也没关系，不厌不烦，礼貌待客，让人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老大哥。
　　当我们同这座城市依依惜别，顿生感慨。友好也罢，冷漠也罢，都将永远留在记忆之中。我忽然觉得，大家同导游丹尼斯合影道别之后，应当给这个年轻人一点小费，可是谁也没有这样做，而在俄罗斯一个小火车站候车，滞留的三个多小时里，先后见到三位同胞因随地便溺而被罚款。仔细想来，心里颇不是滋味。
　　登上返程的火车，凭窗眺望，绥芬河、海参崴山岭相连，无论针叶树还是阔叶树，树种皆相同，然而景象却全然不同，一边是树木稀疏，一边是林木茂盛，难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非也。山林差距之大，差在保护矣！
　　火车以世界上最慢的速度行驶，行驶在枫林烧红的山涛之上，行驶在海参崴至绥芬河的林浪之间，我的心如缓缓的车轮，在一个叫海参崴的城市忘返流连。
　　凤尾丝兰正开时
　　大凡同学聚会，总要有一位热心的张罗者。我们北大中文系70级同学，毕业后四次相聚，总离不开一个人，她就是我们同一届的原北大纪委书记王丽梅同学。为这次聚会，她至少打来三次电话，发来两次邮件和信函，真诚期待着北大的同学们回来，看看博雅塔，游游未名湖，叙叙同窗情。我很感动，欣然赴京。
　　九月，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我脱去秋装，周身仍觉暖融融的。这不完全是季节的缘故，心情使然。我驱车来到北大南校门，几乎辨认不出母校周边的模样。当年，大门斜对面啤酒九分钱、面条一角二分钱的那个海淀饭馆，依稀看得见它的背影，远去了，我们改善伙食的小饭馆，还有那个修理自行车的小凉棚——走进从南大门入学时的那条路，我才找到了母校的感觉，花草树木和青砖红瓦的老楼是那么熟稔，顿时唤起70年代美好的青春记忆。近乡情更怯的我，不知聚會报到的北大新图书馆怎么走，一路打听，心里暗暗好笑，颇有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意味。
　　聚会是在北大新图书馆北侧厅举行的。屈指算来，我们这一届同学，年龄最小者已逾花甲，长者近耄耋之年。同学们想说又不想说的一句话是，这恐怕是最后的晚餐了！向来不苟言笑的原中文系副系主任卢永璘打趣道，论年龄，60后官大官小都一样，70后钱多钱少都一样，80后有病没病都一样，90后活着死了都一样。众皆大笑。
　　按照惯例，师生相见，老师们先要即席讲话。到会的严家炎、马振方、谢冕、费振刚、段宝林、闽开德等十几位老先生，皆是中文系当年教我们的师长，慈眉善目，白发苍苍。诸位老师对我们这届同学，除称谓同学外，都称我们为老朋友、老战友。这令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想起开门办学的东方红炼油厂，潮白河畔前栗园大队的乡村土炕……曾记得，北大江西分校的同学意外出了车祸，陈贻焮老师面对鄱阳湖放声大哭；曾记得，年逾花甲的吴祖湘、林庚先生，徒步几十里蜿蜒山路，和同学们一道去燕山脚下的农村社员家采访；曾记得，严家炎老师被错误批斗期间，负责看管他的陈学良同学，将二层床的下铺让出来，自己执意搬到上铺去住；在下乡的日子里，严家炎、马振方老师在老乡家昏黄的灯光下，面对面教我们写小说……记不住度过的一个个日日夜夜，却忘不了所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此时，同学们深切怀念刚刚过世的一位老师——吴小如先生。吴先生是天津人，父亲吴玉如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受其父的影响，小如先生写得一手好字，60年代，北大写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就是出自先生之笔，千言蝇头小楷，竟未写错一个字。吴先生对国粹京剧的研究，可谓无人匹敌，他收藏大量京剧老唱片，有几张几近绝版。先生逝世时，国务院三任总理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等皆送了花圈，对其景仰，不言而喻。
　　同学们聚集一堂，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回忆枝蔓丛丛，开怀吟诗作赋。原黑龙江省招生办主任王明志同学，提及中文系学弟、名教授孔庆东，当年在哈尔滨高考的趣闻轶事，令同学们开心不已；王同学的身旁，著作等身的生态文学作家徐刚，谈笑风生，此公上学时和我同住一个宿舍，同学们叫他外号毫不介意，欣然答应；而我们文学专业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邱福兴同学，静默不语，其500万字的军事文化研究巨著，令师生们感叹不已；原上海市宝山区委书记于根生同学，读书时家境艰难，中文系老师多有资助，讲到师恩如山，几次哽咽落泪；我们的班长、原公安部经侦局长胡安福同学，平静而意味深长道，北大不在于建校年代多么久远，亦不在于世界排名几何，最为重要的，当是这所大学培养的学生，对国家有多大贡献！一个个精彩的发言，点燃了同学们的满怀激情。此刻，时有同学从国内或海外发来短信，送来真诚的祝福。蓦然回首，不是吗，每个人不在于官当多大，飞得多高，而在于我们系的每一个同学，无一例外，都平安着陆。
　　有聚就有散，聚散总关情。依依惜别之时，有一位同学迟迟不肯上车离开，他坚持送走所有的老师和同学，此人就是原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同学。老师和同学们陆续走了，他这才悄然上了车。
　　离开母校之前，同学们不能不看看中文系新址。中文系已由北大五院搬迁到未名湖畔的人文学苑。依然是仿古建筑，宽敞而现代，依然像五院那样优雅而充满书香之气。拱形屋檐下，中国语言文学系，七个大字熠熠生辉。庭院里砖石铺地，花树含笑，绿草如茵。在院中，同学们惊异地发现，一大丛常绿花木，叶剑形，莲座状，圆锥花序，花团锦簇，紧紧相拥。我想起陶渊明的“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一边和诸同学在花前合影，一边考证此花的学名。无疑，这应是兰花中的一种。李白有诗云：“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面对此情此景，我信口诌了两句打油诗，淡雅清白无媚骨，脚踏沃土有馨香。我这是对此兰花的由衷赞美，亦是对特殊也不特殊的我们这届同学的写照。
　　回到住处，我的手机响起，是原北京出版集团资深编辑刘胜旗同学发来的短信。他告诉我，经查资料，此花学名凤尾丝兰，别名千手兰。我拟构思写一篇返校的散文，正不知用什么题目为好，于是乎，我敲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凤尾丝兰正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