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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告诉他，还可以再活三个星期。作为美国著名的幽默作家，他这一生都在为笑而活，面对病痛，他选择了顺其自然。谁知数月的吃喝玩乐之后，他不但没有死，还蓦然发统，原来等死这么好玩。病中著作《最后一笑》，笑出人生的辛苦与豁达。
2006年初，我在华盛顿市一家医院里，准备搭电梯前往急病治疗部，偶然看到指示牌，才知道医院还开办赡养所。赡养所是专门照顾大限将至的病人的，我走去看了一遍，印象很不错，决定住进去。先前我在乔治城大学医院切除了一条腿，万分不舍；不久，医院又说我以后都要洗肾。我心想，这实在太过分了。
进赡养所之后，电台访谈节目主持人黛安·芮姆来采访我。我向超过100万听众解释不洗肾的原因，获得听众大力支持。我对此很是高兴。
最初，我以为在赡养所顶多住上两三个星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我错了。日复一日，我坐在漂亮的起居室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多人要节制饮食，我却可以随意打电话叫麦当劳送来汉堡、奶昔。访客络绎不绝，我们坐在宽敞的起居室里闲聊往事，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我既然是主角，想谈什么就谈什么。赡养所真是个好地方。
我经常问医生、护士，什么时候我才会一觉不醒?但他们都说不准。一位医生回答：“那要由你决定。”这是医生给病人的标准答案。
大家都想令我开心，而“吃”似乎深受重视。有一天，我跟一位朋友说我梦见腌牛肉三明治，第二天就有10客腌牛肉三明治送到。到目前为止，一切似乎都称心如意。赡养所的人称我“不死者”。他们还会让“不死者”住多久是个问题，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日子。
我的宝石
这里应交代一下我进医院的经过。
2005年9月28日是我80岁大寿。当时我精神很好，在华盛顿法国大使馆内庆祝。生日会有400多人参加，我对大家说：“活到这把年纪，我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是：我到世上来做什么?将往何处去?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可以自我陶醉地回答：到世上来是要为他人带来欢笑。第二个问题却很难回答，我不知道自己的去向，别人也不知道。”
想不到这段话现在应验了。
我一直以为，肾脏不会给我带来麻烦。这器官向来默默尽忠职守，不吵不闹。几年前，我要排出一颗肾结石，这才开始注重起肾脏。那痛苦经验至今不忘，只能说排石之难，就像把直布罗陀山推过苏伊士运河般。为求舒适些，你会不惜一切，打一针止痛剂配西汀，即使倾家荡产，都心甘情愿。
我的肾结石获美联社垂青，以四段新闻稿描绘，从此名扬天下。
不知怎么的，一个人遇到困难，总会想出很多解决之道。和其他肾脏病患者一样，我首先想找个健康的肾脏移植。不过，排队等候肾脏移植的人多不胜数，往往要等上好几年。而且医生说，即使我不介意等候，也不大适合移植，因为年纪大，血压高。此外，抗排斥药物对老人家十分危险。我的媳妇塔玛拉愿意捐一个肾给我，我当然拒绝了。带着儿媳妇的肾脏生活，似乎不大对劲。
我和肾脏相处了80年，以为这两个伙伴一定不会辜负我，不料它们越来越萎靡不振，医生说不久就要洗肾。洗肾的血液透析机可以把体内有毒的副产物清除，颇像洗衣机之除污。一个星期要洗三次，每次5小时。我对肾脏不禁大恨，恨这两个家伙不念我多年爱护，恩将仇报。最后，我同意洗肾，但跟医生讲明条件：过了夏天才洗。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欢度80岁生日几个星期之后，我突然右脚剧痛，于是打电话给麦可·纽曼医生，请他登门看诊。他看看我的脚，推测动脉里可能有血栓，阻碍血液循环。由于情况紧急，他开车送我到乔治城大学医院。
医院尽力帮我消除血栓，恢复腿部血液循环，可惜不成功，右脚连部分大腿必须切除。我当然不大雀跃，可是纽曼医生说，不动手术，我会死于坏疽，过程缓慢而且痛苦，听起来并不有趣。我的肾脏这时已经完全罢工，必须立刻清洗，否则无法进行截肢手术。真是祸不单行。
我既愤怒又沮丧，勉为其难接受洗肾。其实我认为最好顺其自然一死了之，但家人都不赞成。所以，手术后我同意继续洗肾，只是洗了12次之后，还是觉得不大惬意。我说：“好了，洗肾到此为止，反正没有好转的机会，我再也不洗了!”当时我已经想到要人赡养所。
家人当然都反对这个决定。停止洗肾，我只能多活几个星期。我知道，不再跟肾脏病搏斗，会令很多人伤心，尤其是我的三个儿女。我表明不再洗肾时，他们都哭了起来。
纽曼医生说：“你要怎样就怎样吧。”
赡养所的活招牌
纽曼医生替我安排住进赡养所。这无疑是一片洞天福地，但要进去可不容易，就像申请哈佛大学入学一样。没有人告诉我赡养所是什么样的，更没有人说我的病况会好转。
2006年2月7日，我住进华盛顿家庭与社区赡养所。赡养所位在华盛顿市西北的阿普顿街上，附近交通繁忙。我常对访客说：死是很容易的，比找个停车位要容易得多。
赡养所共有14张床。病人通常在这里少则住几天，多则住两个星期，然后就上天堂。如果你病情顺利，不久即一命呜呼，医疗保险局会代为付款；但如果病情维持不变，医疗保险局未必会认账。
赡养所的宗旨是让病人安详去世，减轻死亡对病人和家属的痛苦。病人一住进来，院方就会成立小组为他和他的家属服务，小组成员包括医生、护士、项目经理、社工人员、牧师、护士助理、后事协调员，此外当然还有义工。
赡养所的客厅十分宽敞舒适，供病人和亲友相聚，有沙发、桌子、小书库、儿童游戏区、水族箱等。大玻璃窗下是个美丽的花园，花木繁茂，喷泉水声淙淙。我每天都在这客厅里看电视、读书、小睡或和朋友见面，到晚上才回卧室。赡养所病人离开卧室的很少，所以我把客厅称为“我的起居室”。
我在这起居室接见各方宾客，和他们郑重道别，后来才知道自己注定还要在世上多留一会儿。我索性在沙发上替朋友做心理治疗：他们一开始总是先谈我的事，但很快就会改谈自己的问题。我每小时只收费75美元，总觉得利用赡养所的设施赚钱不大妥当。
护士为我打理一切，包括装上和卸下义肢。有一位护士叫贾姬-林赛，每天早上都帮我洗澡穿衣，免得我坐在客厅里丢她的脸。
我问贾姬会不会和病人成为好朋友。她说：“有时会。一些病人对我推心置腹，连不告诉他人的秘密都告诉我。我发觉，大部分病人都听天由命，坦然面对死亡，倒是他们的亲属难以接受现实。”
我问她怎么能够在这岗位上工作这么久，她回答：“过去37年，我照顾过3000多位病人，有些只活了几天，有些几个星期，有些则像你这样住了几个月。我认为死亡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能够为临终病人出一点力，减轻一点他们的痛苦，我十分乐意。”
我又问：“要照顾临终病人，信奉上帝会不会 好一点?”
“会。我相信上帝要我帮助病人。”
贾姬多少补偿了我自小缺乏的母爱。家母海伦把我生下之后，马上被送进精神病院，1958年在精神病院过世。我小时住在寄养家庭，没有机会认识她；长大后，也不敢前去探望，怕她不认识我。母亲65岁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正在欧洲工作。至于家父约瑟夫，和儿女的关系有异于一般家庭。他是个“星期天爸爸”。我和姐姐都由寄养家庭收容，他只会在星期天前来看望。父亲1972年去世，享年79岁。现在，贾姬给我带来了希望、关怀、鼓励，既用心听我说往事，又把往事跟我说，多少弥补了我童年的缺憾。
赡养所的护士曾经告诉我家人，我随时会撒手归西。可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却没有一如所料长眠不起，渐渐成为赡养所的明星病人。我的肾脏居然又恢复运作，不必靠什么血液透析机。医生都大惑不解，朋友们则说这是奇迹。
此后，赡养所接待有意住进来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时，总会把我请出来，向他们夸示。我俨然成为赡养所的活招牌，十分有趣。
美丽的梦
赡养所向来乏人关注，因为许多人谈到赡养所就想到死亡，而死亡令人畏惧。我刚住进来的时候，有些亲友甚至不敢前来探望。
赡养所的医务主任马修·凯斯登鲍姆医生告诉我：“一般人不了解赡养所的医疗职务。我们不是要让病人死亡，而是尊重自然的过程，尽量满足病人需要，减轻他们的痛苦。”
当然，在赡养所，只要你不忌讳，大家都不免会谈到死亡。我发觉，和来访的人讨论对死亡的恐惧和疑问，反而会令他们畅快一点。
有一天，朋友摩根问我：“上天堂之后，如果没有钱，可不可以发愤工作，由穷转富?”
我说：“可以，那叫做天堂之梦。”
摩根又问：“赚了钱要不要缴税?”
我说：“据我所知，天堂没有缴税这回事，否则怎么叫天堂。”
“你是说天堂没有税务机关?”
“没错，连国税局都没有。”
“天堂这么好，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说：“缴税就像下地狱。”
赡养所的一个好处是，只要你有时间，就可以体体面面和亲友告别，还可以安排自己的葬礼。我的安排简单不过：约瑟夫高勒父子殡仪馆和赡养所位于同一条街上，不必走多远；我选择火葬，因为骨灰运送比较方便；老伴安妮1994年去世，葬在玛莎葡萄园岛的公墓，我也准备葬在那里。
我会在殡仪馆过一晚，然后儿子乔尔会把我的骨灰带回华盛顿市家中，有空就送往玛莎葡萄园岛。搭飞机或开车去都可以，以少破费为原则。
我的葬礼有几点必须注明。第一，讣闻要登上《纽约时报》：不是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消息，人家不会相信你死了。第二，我不要和任何国家元首或诺贝尔奖得主死在同一天，免得他们抢了我的风头。第三，讣闻上绝对不能写“他久病之后过世”，要写“他在私人网球场大败名将阿格西之后过世”。
葬礼将在玛莎葡萄园岛举行，规模不要大，只需海军“蓝天使”特技飞行小组飞越上空，葡萄园港游艇俱乐部会员降帆志哀，以及高尔夫球场上的球员默哀一分钟。亲友可在我墓前唱《丹尼孩子》：我是犹太人，却很喜欢这首爱尔兰民谣。葬礼结束后，会有鸡尾酒奉客。
葬礼过后一个星期，要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追思会。大家歌功颂德之际，我的骨灰要撒遍地产大亨唐纳·特朗普(Donald Trump)旗下的每一幢大楼。宾客进人追思会场之前，须把手表脱下来，以免一面追思一面看手表。纸巾将大量供应。
追思会上，会有犹太教士致辞，唤起大家的情绪(我和他素昧平生，因此他无论说我什么，都不要轻信)；爱德华主教会到场宣读教皇写来的唁电；葛培理牧师则会宣读美国总统撰写的悼词。他们三人，总有一个代表真神，可以为我打开天国之门。这叫做狡兔三窟。
当然，我看来完全不像快要进天国。事实上，许多人一走进起居室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气色好极了。”
天国之门
在赡养所，就如在人生的任何场合，我们都可以一同欢笑。我的律师鲍伯·巴奈特有一回来访，我说：“希拉里·克林顿出自传，有700万美元稿酬；你只要能以同样价钱卖掉我的新书，我就洗肾好了。”
老航天员约翰·葛伦曾经来看我，国家广播公司著名主播汤姆·布洛考更多次造访，普立兹奖得主罗素·贝克、新闻界元老华特·克朗凯等也都来过。还有非洲史瓦济兰王国的王后，以及随行的10位美女。
访客之中，有些根本不值一提，有些还把门都撞毁了。他们带来礼物、玩具、羹汤、咖啡蛋糕等，我总不能把他们撵走。一位女士用Google搜寻我的资料，一一印出来送我。我的医生送来一只鬣蜥蜴标本，3岁的孙儿则送来一条大鲈鱼标本，颜色鲜艳。还有人给我送来油画、雕像等，我差点要上eBay开个账号，做点网上拍卖生意。送来的照片也很多，尤其是我的旧照片。我把那些照片贴在墙上，其中几张是女性朋友的玉照。她们都认为自己的照片应贴在最显眼的位置。
我的日子过得这么写意，令很多人都大感意外。有句话于是不胫而走：要享受人生，去华盛顿赡养所吧!
我在赡养所常玩一种游戏，灵感出自米奇·艾尔邦的《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这本书我很喜欢，常问自己最想见哪五个人。我暂定的五个人是艾娃·嘉娜、葛丽丝·凯莉、玛丽莲·梦露、丽泰·海华以及犹大。大家对我选的四个美女没什么意见，但一提到犹大，问题就出现了。他们会问：“为什么选犹大?你想对他说什么?”
我想问问他和耶稣的关系。近年重见天日的《犹大福音》说他们是好朋友，是真的吗?犹大究竟是不是叛徒?
犹大是好人的证据十分薄弱，只有《犹大福音》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几百年来，研究这幅壁画的人都发觉，犹大喝酒的样子似乎郁郁寡欢。看遍达·芬奇画上的12个门徒，真是很难断定哪一个出卖耶稣。
《犹大福音》说耶稣请犹大出卖他，以便实现预言，复活升天。2000年来，犹大一直被斥为反犹太的罪人，如果他是无辜的，等到我上了天堂，希望能还他清白。我甚至可以说服达·芬奇再画一幅壁画，标题就叫《达·芬奇密码》好了。
朋友艾伯特想到另一个游戏：列出上天堂后最不希望遇见的人。他说这游戏一定很好玩，不过名单恐怕要长得多。
现在请你拿起笔，写下你不想在天堂遇见的人。根本不可能上天堂的人当然不必写，例如希特勒、开膛手杰克、美国黑帮老大艾尔·卡彭等。
从自己认识的人之中挑选较为有趣。我的名单到现在还未完备：中学那个女同学，弃我而去投入他人怀抱；购物中心那个女人，抢去我的停车位，下车时还得意洋洋；保险公司那个赔款负责人，见我的房子损毁了却不肯赔偿；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日本兵，我在太平洋地区服役时饶他不死，战后他卖了一辆本田轿车给我。这些人我都不想再见。住进赡养所将近5个月之后，我发觉自己毋须马上到天堂去。医生叫我暂回玛莎葡萄园岛居住。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预估三个星期的临终赡养，变成五个月的吃喝玩乐。
由于我引起了多方注意，全国赡养基金会把我选作“2006年度最佳病人”。
我会怀念赡养所的日子。我从来不知道等死这么好玩。我打电话给电视台和报社，问他们要不要发表更正启事，收回早先说我垂死的报道。他们都认为不必，说从来不更正“自称将死而不死”者的故事。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被我骗了。现在，我依然经常和朋友会面，但彼此不是道别，而是谈华盛顿红人队的战况。
我不知道我还会在玛莎葡萄园岛待多久。无论如何，我相信自己为很多人带来欢笑。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千万别相信你的肾脏。
(责任编辑／王克峰)
2006年初，我在华盛顿市一家医院里，准备搭电梯前往急病治疗部，偶然看到指示牌，才知道医院还开办赡养所。赡养所是专门照顾大限将至的病人的，我走去看了一遍，印象很不错，决定住进去。先前我在乔治城大学医院切除了一条腿，万分不舍；不久，医院又说我以后都要洗肾。我心想，这实在太过分了。
进赡养所之后，电台访谈节目主持人黛安·芮姆来采访我。我向超过100万听众解释不洗肾的原因，获得听众大力支持。我对此很是高兴。
最初，我以为在赡养所顶多住上两三个星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我错了。日复一日，我坐在漂亮的起居室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多人要节制饮食，我却可以随意打电话叫麦当劳送来汉堡、奶昔。访客络绎不绝，我们坐在宽敞的起居室里闲聊往事，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我既然是主角，想谈什么就谈什么。赡养所真是个好地方。
我经常问医生、护士，什么时候我才会一觉不醒?但他们都说不准。一位医生回答：“那要由你决定。”这是医生给病人的标准答案。
大家都想令我开心，而“吃”似乎深受重视。有一天，我跟一位朋友说我梦见腌牛肉三明治，第二天就有10客腌牛肉三明治送到。到目前为止，一切似乎都称心如意。赡养所的人称我“不死者”。他们还会让“不死者”住多久是个问题，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日子。
我的宝石
这里应交代一下我进医院的经过。
2005年9月28日是我80岁大寿。当时我精神很好，在华盛顿法国大使馆内庆祝。生日会有400多人参加，我对大家说：“活到这把年纪，我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是：我到世上来做什么?将往何处去?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可以自我陶醉地回答：到世上来是要为他人带来欢笑。第二个问题却很难回答，我不知道自己的去向，别人也不知道。”
想不到这段话现在应验了。
我一直以为，肾脏不会给我带来麻烦。这器官向来默默尽忠职守，不吵不闹。几年前，我要排出一颗肾结石，这才开始注重起肾脏。那痛苦经验至今不忘，只能说排石之难，就像把直布罗陀山推过苏伊士运河般。为求舒适些，你会不惜一切，打一针止痛剂配西汀，即使倾家荡产，都心甘情愿。
我的肾结石获美联社垂青，以四段新闻稿描绘，从此名扬天下。
不知怎么的，一个人遇到困难，总会想出很多解决之道。和其他肾脏病患者一样，我首先想找个健康的肾脏移植。不过，排队等候肾脏移植的人多不胜数，往往要等上好几年。而且医生说，即使我不介意等候，也不大适合移植，因为年纪大，血压高。此外，抗排斥药物对老人家十分危险。我的媳妇塔玛拉愿意捐一个肾给我，我当然拒绝了。带着儿媳妇的肾脏生活，似乎不大对劲。
我和肾脏相处了80年，以为这两个伙伴一定不会辜负我，不料它们越来越萎靡不振，医生说不久就要洗肾。洗肾的血液透析机可以把体内有毒的副产物清除，颇像洗衣机之除污。一个星期要洗三次，每次5小时。我对肾脏不禁大恨，恨这两个家伙不念我多年爱护，恩将仇报。最后，我同意洗肾，但跟医生讲明条件：过了夏天才洗。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欢度80岁生日几个星期之后，我突然右脚剧痛，于是打电话给麦可·纽曼医生，请他登门看诊。他看看我的脚，推测动脉里可能有血栓，阻碍血液循环。由于情况紧急，他开车送我到乔治城大学医院。
医院尽力帮我消除血栓，恢复腿部血液循环，可惜不成功，右脚连部分大腿必须切除。我当然不大雀跃，可是纽曼医生说，不动手术，我会死于坏疽，过程缓慢而且痛苦，听起来并不有趣。我的肾脏这时已经完全罢工，必须立刻清洗，否则无法进行截肢手术。真是祸不单行。
我既愤怒又沮丧，勉为其难接受洗肾。其实我认为最好顺其自然一死了之，但家人都不赞成。所以，手术后我同意继续洗肾，只是洗了12次之后，还是觉得不大惬意。我说：“好了，洗肾到此为止，反正没有好转的机会，我再也不洗了!”当时我已经想到要人赡养所。
家人当然都反对这个决定。停止洗肾，我只能多活几个星期。我知道，不再跟肾脏病搏斗，会令很多人伤心，尤其是我的三个儿女。我表明不再洗肾时，他们都哭了起来。
纽曼医生说：“你要怎样就怎样吧。”
赡养所的活招牌
纽曼医生替我安排住进赡养所。这无疑是一片洞天福地，但要进去可不容易，就像申请哈佛大学入学一样。没有人告诉我赡养所是什么样的，更没有人说我的病况会好转。
2006年2月7日，我住进华盛顿家庭与社区赡养所。赡养所位在华盛顿市西北的阿普顿街上，附近交通繁忙。我常对访客说：死是很容易的，比找个停车位要容易得多。
赡养所共有14张床。病人通常在这里少则住几天，多则住两个星期，然后就上天堂。如果你病情顺利，不久即一命呜呼，医疗保险局会代为付款；但如果病情维持不变，医疗保险局未必会认账。
赡养所的宗旨是让病人安详去世，减轻死亡对病人和家属的痛苦。病人一住进来，院方就会成立小组为他和他的家属服务，小组成员包括医生、护士、项目经理、社工人员、牧师、护士助理、后事协调员，此外当然还有义工。
赡养所的客厅十分宽敞舒适，供病人和亲友相聚，有沙发、桌子、小书库、儿童游戏区、水族箱等。大玻璃窗下是个美丽的花园，花木繁茂，喷泉水声淙淙。我每天都在这客厅里看电视、读书、小睡或和朋友见面，到晚上才回卧室。赡养所病人离开卧室的很少，所以我把客厅称为“我的起居室”。
我在这起居室接见各方宾客，和他们郑重道别，后来才知道自己注定还要在世上多留一会儿。我索性在沙发上替朋友做心理治疗：他们一开始总是先谈我的事，但很快就会改谈自己的问题。我每小时只收费75美元，总觉得利用赡养所的设施赚钱不大妥当。
护士为我打理一切，包括装上和卸下义肢。有一位护士叫贾姬-林赛，每天早上都帮我洗澡穿衣，免得我坐在客厅里丢她的脸。
我问贾姬会不会和病人成为好朋友。她说：“有时会。一些病人对我推心置腹，连不告诉他人的秘密都告诉我。我发觉，大部分病人都听天由命，坦然面对死亡，倒是他们的亲属难以接受现实。”
我问她怎么能够在这岗位上工作这么久，她回答：“过去37年，我照顾过3000多位病人，有些只活了几天，有些几个星期，有些则像你这样住了几个月。我认为死亡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能够为临终病人出一点力，减轻一点他们的痛苦，我十分乐意。”
我又问：“要照顾临终病人，信奉上帝会不会 好一点?”
“会。我相信上帝要我帮助病人。”
贾姬多少补偿了我自小缺乏的母爱。家母海伦把我生下之后，马上被送进精神病院，1958年在精神病院过世。我小时住在寄养家庭，没有机会认识她；长大后，也不敢前去探望，怕她不认识我。母亲65岁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正在欧洲工作。至于家父约瑟夫，和儿女的关系有异于一般家庭。他是个“星期天爸爸”。我和姐姐都由寄养家庭收容，他只会在星期天前来看望。父亲1972年去世，享年79岁。现在，贾姬给我带来了希望、关怀、鼓励，既用心听我说往事，又把往事跟我说，多少弥补了我童年的缺憾。
赡养所的护士曾经告诉我家人，我随时会撒手归西。可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却没有一如所料长眠不起，渐渐成为赡养所的明星病人。我的肾脏居然又恢复运作，不必靠什么血液透析机。医生都大惑不解，朋友们则说这是奇迹。
此后，赡养所接待有意住进来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时，总会把我请出来，向他们夸示。我俨然成为赡养所的活招牌，十分有趣。
美丽的梦
赡养所向来乏人关注，因为许多人谈到赡养所就想到死亡，而死亡令人畏惧。我刚住进来的时候，有些亲友甚至不敢前来探望。
赡养所的医务主任马修·凯斯登鲍姆医生告诉我：“一般人不了解赡养所的医疗职务。我们不是要让病人死亡，而是尊重自然的过程，尽量满足病人需要，减轻他们的痛苦。”
当然，在赡养所，只要你不忌讳，大家都不免会谈到死亡。我发觉，和来访的人讨论对死亡的恐惧和疑问，反而会令他们畅快一点。
有一天，朋友摩根问我：“上天堂之后，如果没有钱，可不可以发愤工作，由穷转富?”
我说：“可以，那叫做天堂之梦。”
摩根又问：“赚了钱要不要缴税?”
我说：“据我所知，天堂没有缴税这回事，否则怎么叫天堂。”
“你是说天堂没有税务机关?”
“没错，连国税局都没有。”
“天堂这么好，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说：“缴税就像下地狱。”
赡养所的一个好处是，只要你有时间，就可以体体面面和亲友告别，还可以安排自己的葬礼。我的安排简单不过：约瑟夫高勒父子殡仪馆和赡养所位于同一条街上，不必走多远；我选择火葬，因为骨灰运送比较方便；老伴安妮1994年去世，葬在玛莎葡萄园岛的公墓，我也准备葬在那里。
我会在殡仪馆过一晚，然后儿子乔尔会把我的骨灰带回华盛顿市家中，有空就送往玛莎葡萄园岛。搭飞机或开车去都可以，以少破费为原则。
我的葬礼有几点必须注明。第一，讣闻要登上《纽约时报》：不是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消息，人家不会相信你死了。第二，我不要和任何国家元首或诺贝尔奖得主死在同一天，免得他们抢了我的风头。第三，讣闻上绝对不能写“他久病之后过世”，要写“他在私人网球场大败名将阿格西之后过世”。
葬礼将在玛莎葡萄园岛举行，规模不要大，只需海军“蓝天使”特技飞行小组飞越上空，葡萄园港游艇俱乐部会员降帆志哀，以及高尔夫球场上的球员默哀一分钟。亲友可在我墓前唱《丹尼孩子》：我是犹太人，却很喜欢这首爱尔兰民谣。葬礼结束后，会有鸡尾酒奉客。
葬礼过后一个星期，要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追思会。大家歌功颂德之际，我的骨灰要撒遍地产大亨唐纳·特朗普(Donald Trump)旗下的每一幢大楼。宾客进人追思会场之前，须把手表脱下来，以免一面追思一面看手表。纸巾将大量供应。
追思会上，会有犹太教士致辞，唤起大家的情绪(我和他素昧平生，因此他无论说我什么，都不要轻信)；爱德华主教会到场宣读教皇写来的唁电；葛培理牧师则会宣读美国总统撰写的悼词。他们三人，总有一个代表真神，可以为我打开天国之门。这叫做狡兔三窟。
当然，我看来完全不像快要进天国。事实上，许多人一走进起居室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气色好极了。”
天国之门
在赡养所，就如在人生的任何场合，我们都可以一同欢笑。我的律师鲍伯·巴奈特有一回来访，我说：“希拉里·克林顿出自传，有700万美元稿酬；你只要能以同样价钱卖掉我的新书，我就洗肾好了。”
老航天员约翰·葛伦曾经来看我，国家广播公司著名主播汤姆·布洛考更多次造访，普立兹奖得主罗素·贝克、新闻界元老华特·克朗凯等也都来过。还有非洲史瓦济兰王国的王后，以及随行的10位美女。
访客之中，有些根本不值一提，有些还把门都撞毁了。他们带来礼物、玩具、羹汤、咖啡蛋糕等，我总不能把他们撵走。一位女士用Google搜寻我的资料，一一印出来送我。我的医生送来一只鬣蜥蜴标本，3岁的孙儿则送来一条大鲈鱼标本，颜色鲜艳。还有人给我送来油画、雕像等，我差点要上eBay开个账号，做点网上拍卖生意。送来的照片也很多，尤其是我的旧照片。我把那些照片贴在墙上，其中几张是女性朋友的玉照。她们都认为自己的照片应贴在最显眼的位置。
我的日子过得这么写意，令很多人都大感意外。有句话于是不胫而走：要享受人生，去华盛顿赡养所吧!
我在赡养所常玩一种游戏，灵感出自米奇·艾尔邦的《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这本书我很喜欢，常问自己最想见哪五个人。我暂定的五个人是艾娃·嘉娜、葛丽丝·凯莉、玛丽莲·梦露、丽泰·海华以及犹大。大家对我选的四个美女没什么意见，但一提到犹大，问题就出现了。他们会问：“为什么选犹大?你想对他说什么?”
我想问问他和耶稣的关系。近年重见天日的《犹大福音》说他们是好朋友，是真的吗?犹大究竟是不是叛徒?
犹大是好人的证据十分薄弱，只有《犹大福音》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几百年来，研究这幅壁画的人都发觉，犹大喝酒的样子似乎郁郁寡欢。看遍达·芬奇画上的12个门徒，真是很难断定哪一个出卖耶稣。
《犹大福音》说耶稣请犹大出卖他，以便实现预言，复活升天。2000年来，犹大一直被斥为反犹太的罪人，如果他是无辜的，等到我上了天堂，希望能还他清白。我甚至可以说服达·芬奇再画一幅壁画，标题就叫《达·芬奇密码》好了。
朋友艾伯特想到另一个游戏：列出上天堂后最不希望遇见的人。他说这游戏一定很好玩，不过名单恐怕要长得多。
现在请你拿起笔，写下你不想在天堂遇见的人。根本不可能上天堂的人当然不必写，例如希特勒、开膛手杰克、美国黑帮老大艾尔·卡彭等。
从自己认识的人之中挑选较为有趣。我的名单到现在还未完备：中学那个女同学，弃我而去投入他人怀抱；购物中心那个女人，抢去我的停车位，下车时还得意洋洋；保险公司那个赔款负责人，见我的房子损毁了却不肯赔偿；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日本兵，我在太平洋地区服役时饶他不死，战后他卖了一辆本田轿车给我。这些人我都不想再见。住进赡养所将近5个月之后，我发觉自己毋须马上到天堂去。医生叫我暂回玛莎葡萄园岛居住。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预估三个星期的临终赡养，变成五个月的吃喝玩乐。
由于我引起了多方注意，全国赡养基金会把我选作“2006年度最佳病人”。
我会怀念赡养所的日子。我从来不知道等死这么好玩。我打电话给电视台和报社，问他们要不要发表更正启事，收回早先说我垂死的报道。他们都认为不必，说从来不更正“自称将死而不死”者的故事。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被我骗了。现在，我依然经常和朋友会面，但彼此不是道别，而是谈华盛顿红人队的战况。
我不知道我还会在玛莎葡萄园岛待多久。无论如何，我相信自己为很多人带来欢笑。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千万别相信你的肾脏。
(责任编辑／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