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人看书，只是为了“混眼睛”，也就是古人所谓“遮眼”或“触眼取快”，遇到疑难字句，往往不求甚解，甚至连字典辞典也难得去查，干脆直接跳开不管。你若引经据典，作出善意的批评，他反笑你是书呆子。禅家称这种不肯放过一字的读者是“寻文取证人”，认为“寻文取证者益滞”，反倒会更加不通。真是岂有此理！我觉得学者就是寻文取证人，凡事都要求出甚解，作出合乎情理的诠释，才对得起书，对得起书的作者。人家一字一字辛苦写出，累月经年，方成一书，等到了你手上，你却连读懂它的努力都没有，怎么行？“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才是一个学者该有的态度。
　　凡事皆知的，则为“博物君子”“博物之士”或“达观博物之客”。他们把所知之物记录下来，便成就了一部部博物专著，譬如张华《博物志》、李石《續博物志》等。博物志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诗经》和《山海经》。它们虽不专为辨认名物而创作，但当你读了以后，于文学享受之外，还能多识于鸟兽、草木、器物之名。现在流行的名物写作，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博物志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最近出版的《志怪于常：山海经博物漫笔》一书，也是名物写作的成果之一，其作者刘朝飞正是标准的寻文取证人。2015年以后，他一边校勘《山海经笺疏》，一边梳理《山海经》内的各类物事，锱铢积累地写成了《志怪于常：山海经博物漫笔》（以下简称《漫笔》），皇皇十万余言。
　　在刘朝飞看来，“博物”之学与“名物”之学是略有区别的。名物之学是儒家明诏大号提倡的，博物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一些“怪力乱神”来呈现的，而这恰巧是《论语》里的那个孔子所不语的。比如齐桓公，在《管子》中遇见了登山神“俞儿”，在《庄子》中遇见了泽神“委蛇”，他的身边就总有高人给出解释：此乃即将成就霸业的前兆。这是博物，趋于想象。又比如《诗经》之《关雎》篇，涉及动物“雎鸠”、植物“荇菜”、器物“琴、瑟、钟、鼓”，则是名物，比较真实。而《山海经》的情况就没那么简单了，既有着虚幻的博物内容，也掺杂着切实的名物内容。
　　近年来，日本的“妖怪学”“妖怪文化”盛行，其审美有时会相对狰狞、阴暗，且已逐渐波及了中国的《山海经》研究和相关图书的风格，刘朝飞坦言“很不喜欢”。他在《漫笔》中举例说：从日本将“妖怪”定义为“人类的知识无法解明的奇怪现象或奇怪的物体”这个维度上来讲，“《山海经》确实是一部妖怪书。比如长得像狸猫，一只眼睛三条尾巴的讙兽，就被他们当作妖怪的典型，但它既不兆凶咎，又非炼化而成，所以我不会将之视作妖怪。”这就是他跟那些受妖怪文化影响的朋友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也是《漫笔》与众不同的出发点。诚如明代学者朱长春在《管子榷》一书中所论：《山海经》“简而穆，志怪于夷”。《山海经》的平实之处并不在少数，而这些平实的地方正是最值得开发，且亟须开发的。于是，刘朝飞有了《漫笔》之作。
　　《山海经》由于时代上的古老，行文比较简穆，并无日系妖怪文学式的夸张、玄幻，对动物的描述有着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例如，《南山经》云：“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讲得奇奇怪怪的，结果指的是穿山甲。倘若我们模仿这种语言来描述身边常见的动物，照样会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清人汪曰桢《湖雅》载：“时适多蚊，因仿《山海经》说之云：‘虫身而长喙，鸟翼而豹脚。’……设依此为图，必身如大蛹，有长喙，背上有二鸟翼，腹下有四豹脚，成一非虫非禽非兽之形，谁复知为蚊者。”因此，我们亦可反向推论，《山海经》中有些所谓怪物，或许就是现实存在的生物。我们之所以视为“怪”，乃是迷惑于描述的奇诡。换言之，一旦破译了《山海经》的语言密码，就能“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把鲁迅眼中的“巫书”《山海经》还原成最古老的《博物志》。
　　治学与写书是刘朝飞的业余爱好，他的正式工作是地球物理勘探，俗称“打钻”。《漫笔》各篇正如打钻，选点小而开掘深，旁涉多而趣味广，还原了颇多精彩的文史细节，完全可以视为《山海经博物志》。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