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一直在隐蔽战线工作，对党无限忠诚。当时他的工资也不多，还要缴纳党费，还要捐助一部分钱给“济难会”，用以救济死难者的家属，因此，很少能照顾到家庭。
　　他的三儿子李伦后来在回忆父亲时谈道：“1934年初，父亲在江西苏区工作的时候，用一家商号的名义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母亲写了回信，她也让我给父亲写一封信。母亲也不限制我，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刚上小学二年级，那时家里生活极度困难，我在信里就说，别的同学都有铅笔、有纸，我没有。我要有一支铅笔、一个本子多好!我父亲看到信以后，心中非常难受。父亲还让其他战友看了这封信，大家看了以后都很心酸。后来我父亲的战友还问过我，那封信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们说，当时看后都掉泪了。父辈们为了革命，顾不了家。
　　1939年底，我刚刚12岁，因在国民党统治区无法上学，父亲就分配我当勤务兵，要求我和其他公务人员同吃同住。平时的任务是打水、扫地、倒痰盂，后来又到电台当报务员。那时我年龄小，值夜班时还打瞌睡呢，没少挨批评。
　　1941年，我们全家人经过10多年的分别，终于第一次在延安团聚。”
　　李伦说：“1942年延安整风，我们兄弟姐妹几人都回到枣园看望父亲、母亲。当时，我们为了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进行争论。中央党校校长邓发正在我们家玩，听了我们的争论感到很有意思。由于争论不分上下，我们就请邓发评判是非。邓发说让我先发言。我姐姐说，他还不是党员呢!邓发说那就请‘非党人士’先发言。就这么一件事情，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在一次舞会上，毛主席和我二姐李冰跳舞时就问，你们家那个‘非党人士’在哪儿呢?后来又传到我父亲那里，他就想，家里怎么有一个‘非党人士’?他还以为我以‘非党人士’自居呢。其实，我感到很丢人。他们都是党员，我不是。我当时才16岁，不到入党年龄。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身边，批评教育我说，你是什么‘非党人士’?你是共产党的儿子！你走到哪里，哪里的组织就是你的父母。你有什么事情要找组织，要靠党，不要依靠父母，要老老实实做人，不要攀比，靠自己奋斗。不要做墙上的芦苇随风倒，不要做‘客里空’式的人物。这些话对我教育非常大，我也牢牢记在心里。”
　　（摘自《党史博览》2008.4 班永吉 李树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