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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剧烈进行的时期往往是腐败高发多发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也往往是腐败高发多发时期。文章从讨论现代化的涵义入手，探讨了现代化与腐败的关联性，以及我国在体制转轨时期如何遏制腐败现象过程中的制度探索。
关键词:现代化 腐败 体制转轨时期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30-02
一、什么是现代化
20世纪，现代化大潮席卷全球，人类新文明走向辉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不仅家喻户晓，而且成为奋斗目标。特别是5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理论的传播，现代化成为一个大众化词语。
一般来讲，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发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现代化是有阶段的，它包括第一次现代化（经典现代化）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以及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和变化。
二、现代化与腐败的关联性
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最剧烈进行时期往往是腐败最为盛行时期。我们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发现美国学者亨廷顿总结的这一现象。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曾有过腐败程度升高的经历。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是因为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孕育着诱发腐败的因素。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加剧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接受现代价值准则并用来评价既定的行为模式时，许多传统的行为方式会被裁定为腐败行为。腐败概念的流行表明现代化导致的公私利益区分的概念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二是现代化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具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力图产生影响的尝试造成了腐化的产生。新富集团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穷人则用选票换取金钱。三是政府权威的扩张和受政府管理活动的增多也增加了腐败的可能性。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也往往是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匈牙利等许多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腐败猖獗的肆虐。
这是因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诱发腐败的因素。首先，体制转轨在造就一个新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公职人员阶层的收入增长较慢，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自我补偿的冲动。其次，市场化改革为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计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差价为掌握政府资源配置权的经济管理部门官员运用权力发家致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最后，政府改革滞后导致政府管理不善，进一步助长了腐败的泛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与新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现象。
三、我国在体制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
首先，腐败现象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滋长蔓延的发展势头。涉足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无论在层级和数量上均呈上升趋势；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但腐败案件增长势头有增无减；被称之为“不正之风”的行业性、部门性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和用公款进行奢侈性消费与挥霍浪费的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对外开放以来，受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一些道德堕落、生活腐化的干部数量在增加。
其次，日益猖獗的腐败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危害也愈来愈突出。从经济上说，因各种腐败行为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犯罪的盛行而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量惊人而且呈直线上升趋势。从政治上说，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导致“以钱买官，以官赚钱”的腐败行为恶性循环，一些地方司法腐败和行政执法上的腐败，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精神伤害和身体伤害，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的伤害都是无法估量和难以弥补的。从现实来看，腐败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往往会扭曲正在实施中的各项改革，败坏改革的声誉，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及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努力。从长远来看，腐败的猖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打击了人们爱国报国的积极性，加剧了人才的流失。腐败的盛行必将危及社会的稳定。
最后，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人民群众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的关注程度都愈来愈高。日益猖獗的腐败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视，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抓紧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旨在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制度建设的一些重大举措也相继出台，中国正在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反腐败路子。
四、如何遏制腐败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剧烈进行以及体制的转轨与腐败的高发多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述诱发腐败的因素只是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意味着腐败的高发多发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和体制转换时期腐败的高发时期只要采取得力措施，腐败的程度是完全可以降低下来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人民行动党执政前，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腐败的猖獗与该党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格格不入的，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赖于一个廉洁的、高效的政府的大力推动。因此，清除腐败现象，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成为首要任务。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1）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减少腐败动机；（2）厉行法治依法行政，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3）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三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五、我国遏制腐败的制度探索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始终对反腐败斗争抓得很紧，但腐败现象仍然保持发展和蔓延的势头，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的反腐败工作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一个教训是，反腐败斗争往往是在某种或某些类型的腐败形成一定的气候之后才去设法扑灭它，而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做好事先的制度防范工作。改革易于产生腐败，是因为改革和体制转换的过程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果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就对这些措施可能诱发的腐败机会进行认真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反腐败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个教训是，反腐败不能治标不治本。每一种类型腐败的兴起都同特定的制度安排及其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找到诱发腐败的制度上的源头，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达到治本的效果。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党和政府在科学总结以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实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从1997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在实行制度创新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方面相继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这其中包括：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公检法工商四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抓紧建立有形建筑市场；试行或推行政务公开，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于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腐败制度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旧的腐败形式消失了，新的腐败形式又会出现，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工作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在转型期的中国情况尤为如此。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在转型期的中国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它将长期伴随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
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3.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1
5.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尉健行谈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嘹望》新闻周刊，1998（18）
（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山西太谷 030800）
（责编：若佳）
关键词:现代化 腐败 体制转轨时期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30-02
一、什么是现代化
20世纪，现代化大潮席卷全球，人类新文明走向辉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不仅家喻户晓，而且成为奋斗目标。特别是5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理论的传播，现代化成为一个大众化词语。
一般来讲，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发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现代化是有阶段的，它包括第一次现代化（经典现代化）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以及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和变化。
二、现代化与腐败的关联性
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最剧烈进行时期往往是腐败最为盛行时期。我们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发现美国学者亨廷顿总结的这一现象。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曾有过腐败程度升高的经历。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是因为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孕育着诱发腐败的因素。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加剧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接受现代价值准则并用来评价既定的行为模式时，许多传统的行为方式会被裁定为腐败行为。腐败概念的流行表明现代化导致的公私利益区分的概念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二是现代化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具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力图产生影响的尝试造成了腐化的产生。新富集团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穷人则用选票换取金钱。三是政府权威的扩张和受政府管理活动的增多也增加了腐败的可能性。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也往往是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匈牙利等许多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腐败猖獗的肆虐。
这是因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诱发腐败的因素。首先，体制转轨在造就一个新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公职人员阶层的收入增长较慢，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自我补偿的冲动。其次，市场化改革为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计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差价为掌握政府资源配置权的经济管理部门官员运用权力发家致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最后，政府改革滞后导致政府管理不善，进一步助长了腐败的泛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与新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现象。
三、我国在体制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
首先，腐败现象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滋长蔓延的发展势头。涉足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无论在层级和数量上均呈上升趋势；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但腐败案件增长势头有增无减；被称之为“不正之风”的行业性、部门性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和用公款进行奢侈性消费与挥霍浪费的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对外开放以来，受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一些道德堕落、生活腐化的干部数量在增加。
其次，日益猖獗的腐败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危害也愈来愈突出。从经济上说，因各种腐败行为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犯罪的盛行而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量惊人而且呈直线上升趋势。从政治上说，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导致“以钱买官，以官赚钱”的腐败行为恶性循环，一些地方司法腐败和行政执法上的腐败，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精神伤害和身体伤害，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的伤害都是无法估量和难以弥补的。从现实来看，腐败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往往会扭曲正在实施中的各项改革，败坏改革的声誉，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及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努力。从长远来看，腐败的猖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打击了人们爱国报国的积极性，加剧了人才的流失。腐败的盛行必将危及社会的稳定。
最后，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人民群众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的关注程度都愈来愈高。日益猖獗的腐败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视，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抓紧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旨在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制度建设的一些重大举措也相继出台，中国正在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反腐败路子。
四、如何遏制腐败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剧烈进行以及体制的转轨与腐败的高发多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述诱发腐败的因素只是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意味着腐败的高发多发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和体制转换时期腐败的高发时期只要采取得力措施，腐败的程度是完全可以降低下来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人民行动党执政前，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腐败的猖獗与该党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格格不入的，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赖于一个廉洁的、高效的政府的大力推动。因此，清除腐败现象，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成为首要任务。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1）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减少腐败动机；（2）厉行法治依法行政，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3）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三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五、我国遏制腐败的制度探索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始终对反腐败斗争抓得很紧，但腐败现象仍然保持发展和蔓延的势头，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的反腐败工作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一个教训是，反腐败斗争往往是在某种或某些类型的腐败形成一定的气候之后才去设法扑灭它，而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做好事先的制度防范工作。改革易于产生腐败，是因为改革和体制转换的过程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果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就对这些措施可能诱发的腐败机会进行认真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反腐败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个教训是，反腐败不能治标不治本。每一种类型腐败的兴起都同特定的制度安排及其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找到诱发腐败的制度上的源头，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达到治本的效果。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党和政府在科学总结以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实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从1997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在实行制度创新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方面相继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这其中包括：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公检法工商四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抓紧建立有形建筑市场；试行或推行政务公开，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于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腐败制度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旧的腐败形式消失了，新的腐败形式又会出现，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工作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在转型期的中国情况尤为如此。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在转型期的中国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它将长期伴随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
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3.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1
5.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尉健行谈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嘹望》新闻周刊，1998（18）
（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山西太谷 030800）
（责编：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