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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第三次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很热闹。他在楼上睡午觉，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3人围坐在楼下客厅八仙桌旁，陪他的夫人高君曼打麻将。刚打了两圈，前门突然传来敲门声。这有点反常，因为当时的上海人一般习惯从后门出入。包惠僧刚一打开门，几个“白相人”（方言，无业游民）就闯了进来，声称要见陈先生。包惠僧机警地说不在家，高君曼也随声附和。但这几个人马上改口，又说要买《新青年》。包惠僧告诉他们这里不卖，大自鸣钟下有卖的。说话间，这几个人跨进门，指着房间里的《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吗？也许是楼下的争吵声惊扰了陈独秀，他竟然穿着拖鞋下楼了。
大家觉得情形不妙，想从后门走，到门口一看有人把守，只好回来了。不一会儿，来了两辆汽车，把他们几个人押到了法租界巡捕房。
这已经是陈独秀第三次被捕入狱了。1913年在安徽芜湖，他第一次被捕。1919年在北京，他第二次被捕。这次被捕同样闹得满城风雨，各方营救行动随即展开。孙中山、马林、李达、张太雷、胡适、蔡元培等人纷纷呼吁释放陈独秀。10月5日上午9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钱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到堂辩护，并买了铺保，请求展期再审。最后，法官认为高君曼是家庭妇女予以释放，其他人仍押回监狱。10月6日，褚辅成、张继交了银圆，将陈独秀保释。5天后，包惠僧等人也被保释出去。
陈独秀这次被捕，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关。尽管他和马林在上海仅有两次简短会晤，但还是被租界巡捕房的密探发现了，秘密跟踪。
10月26日，由于营救得力和查无实据，法庭结案：判处“罚金一百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这前前后后的22天，陈独秀实际在狱中只待了两天。
本来，作风强硬的陈独秀刚回到上海时，对马林有关中国革命要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主张十分不满，曾经拍案斥责翻译张太雷，认为“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这回，马林和陈独秀算是“共了一次患难”。出狱后，他们和谐地谈了两次，共同认为：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至此，两人前嫌尽释。
清水塘的红色印记
长沙旧城东北郊外的协操坪，早年间是清代“协”（相当于旅）级军队操练的地方。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这里逐渐成了一片小丛林。1921年10月10日，秋高气爽，这里来了3个“散步”的年轻人，只见他们走走停停、边走边说，有时候还停下脚步沉思。这3个人正是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他们决定成立中共湖南支部，把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工人队伍、领导工人运动和培训干部作为支部当前的主要任务。这天恰好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毛泽东称这天为“三十节”，以此作为中共湖南支部成立的纪念日。
为了解决辦公场所的问题，易礼容以每月7.2元的租金，租下长沙洋货商人陶树清在清水塘22号修建的一幢两进三开间、砖木结构的宅院。这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江南民居特色的居所，后面有座小山，前面有片菜地，两片相连的池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故名“清水塘”。这里地处偏僻，周边多为菜田，有一条小路直通小吴门，交通方便又不大引人注意，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好地方。为了掩人耳目，毛泽东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的身份，偕夫人杨开慧搬到此处。清水塘22号也就成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办公地。
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任支部书记，何叔衡、易礼容任支部委员，开始从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岳云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以及长沙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长沙粤汉铁路的行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到1922年5月，已建立了湖南支部、安源支部、省立第一师范支部和衡阳三师党小组、岳阳铁路工人党小组，共有毛泽民、杨开慧、夏曦、郭亮、夏明翰等30多名党员。
如今，在长沙市八一路538号长沙市博物馆院内，绿树掩映、古朴静谧的“清水塘22号”风范犹存。作为长沙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这里将继续发挥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马关条约》攫取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对宝岛台湾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的不断抗争。
1921年10月17日，由林献堂、蒋渭水等发起的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私立静修女校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林子瑾为议长。台湾文化协会的宗旨是改革台湾社会、灌输民族思想、唤醒民族意识，以摆脱殖民统治，进入文化抗日新阶段。为此，协会在各地设立阅览室，陈列台湾和大陆各地报纸杂志;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演讲;组织文化剧团演出，激起民众批评和斗争意识，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认同。协会会员众多，是台湾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化政治组织，实际上成为推动全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这些活动威胁了日本殖民者的统治利益。1922年，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日本《治安警察法》适用台湾，利用遍布全台各地的警察，控制台湾人民民族思想的传播，还以此为据，不允许台湾文化协会从事政治活动。1923年，日本驻台总督府以触犯《治安警察法》为名，拘留蒋渭水、蔡培火等社会运动知名人士，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治警事件”。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到台湾岛，台胞一片哀恸。但日本第10任驻台总督伊泽多喜男，设法刁难、限制孙中山追悼会的召开，禁止朗读悼词、禁唱悼歌、不准演说。
1931年，日本殖民者强行取缔了台湾文化协会。虽然台湾文化协会开展活动仅10年的时间，但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1921年10月4日下午，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很热闹。他在楼上睡午觉，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3人围坐在楼下客厅八仙桌旁，陪他的夫人高君曼打麻将。刚打了两圈，前门突然传来敲门声。这有点反常，因为当时的上海人一般习惯从后门出入。包惠僧刚一打开门，几个“白相人”（方言，无业游民）就闯了进来，声称要见陈先生。包惠僧机警地说不在家，高君曼也随声附和。但这几个人马上改口，又说要买《新青年》。包惠僧告诉他们这里不卖，大自鸣钟下有卖的。说话间，这几个人跨进门，指着房间里的《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吗？也许是楼下的争吵声惊扰了陈独秀，他竟然穿着拖鞋下楼了。
大家觉得情形不妙，想从后门走，到门口一看有人把守，只好回来了。不一会儿，来了两辆汽车，把他们几个人押到了法租界巡捕房。
这已经是陈独秀第三次被捕入狱了。1913年在安徽芜湖，他第一次被捕。1919年在北京，他第二次被捕。这次被捕同样闹得满城风雨，各方营救行动随即展开。孙中山、马林、李达、张太雷、胡适、蔡元培等人纷纷呼吁释放陈独秀。10月5日上午9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钱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到堂辩护，并买了铺保，请求展期再审。最后，法官认为高君曼是家庭妇女予以释放，其他人仍押回监狱。10月6日，褚辅成、张继交了银圆，将陈独秀保释。5天后，包惠僧等人也被保释出去。
陈独秀这次被捕，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关。尽管他和马林在上海仅有两次简短会晤，但还是被租界巡捕房的密探发现了，秘密跟踪。
10月26日，由于营救得力和查无实据，法庭结案：判处“罚金一百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这前前后后的22天，陈独秀实际在狱中只待了两天。
本来，作风强硬的陈独秀刚回到上海时，对马林有关中国革命要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主张十分不满，曾经拍案斥责翻译张太雷，认为“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这回，马林和陈独秀算是“共了一次患难”。出狱后，他们和谐地谈了两次，共同认为：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至此，两人前嫌尽释。
清水塘的红色印记
长沙旧城东北郊外的协操坪，早年间是清代“协”（相当于旅）级军队操练的地方。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这里逐渐成了一片小丛林。1921年10月10日，秋高气爽，这里来了3个“散步”的年轻人，只见他们走走停停、边走边说，有时候还停下脚步沉思。这3个人正是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他们决定成立中共湖南支部，把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工人队伍、领导工人运动和培训干部作为支部当前的主要任务。这天恰好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毛泽东称这天为“三十节”，以此作为中共湖南支部成立的纪念日。
为了解决辦公场所的问题，易礼容以每月7.2元的租金，租下长沙洋货商人陶树清在清水塘22号修建的一幢两进三开间、砖木结构的宅院。这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江南民居特色的居所，后面有座小山，前面有片菜地，两片相连的池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故名“清水塘”。这里地处偏僻，周边多为菜田，有一条小路直通小吴门，交通方便又不大引人注意，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好地方。为了掩人耳目，毛泽东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的身份，偕夫人杨开慧搬到此处。清水塘22号也就成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办公地。
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任支部书记，何叔衡、易礼容任支部委员，开始从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岳云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以及长沙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长沙粤汉铁路的行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到1922年5月，已建立了湖南支部、安源支部、省立第一师范支部和衡阳三师党小组、岳阳铁路工人党小组，共有毛泽民、杨开慧、夏曦、郭亮、夏明翰等30多名党员。
如今，在长沙市八一路538号长沙市博物馆院内，绿树掩映、古朴静谧的“清水塘22号”风范犹存。作为长沙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这里将继续发挥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马关条约》攫取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对宝岛台湾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的不断抗争。
1921年10月17日，由林献堂、蒋渭水等发起的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私立静修女校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林子瑾为议长。台湾文化协会的宗旨是改革台湾社会、灌输民族思想、唤醒民族意识，以摆脱殖民统治，进入文化抗日新阶段。为此，协会在各地设立阅览室，陈列台湾和大陆各地报纸杂志;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演讲;组织文化剧团演出，激起民众批评和斗争意识，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认同。协会会员众多，是台湾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化政治组织，实际上成为推动全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这些活动威胁了日本殖民者的统治利益。1922年，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日本《治安警察法》适用台湾，利用遍布全台各地的警察，控制台湾人民民族思想的传播，还以此为据，不允许台湾文化协会从事政治活动。1923年，日本驻台总督府以触犯《治安警察法》为名，拘留蒋渭水、蔡培火等社会运动知名人士，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治警事件”。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到台湾岛，台胞一片哀恸。但日本第10任驻台总督伊泽多喜男，设法刁难、限制孙中山追悼会的召开，禁止朗读悼词、禁唱悼歌、不准演说。
1931年，日本殖民者强行取缔了台湾文化协会。虽然台湾文化协会开展活动仅10年的时间，但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