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先生,著名作家。原名王长简,1910年生于河南杞县。1984年我去上海向这位老乡约稿。记得那是9月的一天下午,我打听到他的住址,再按着路线图找到武康路280弄35号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老的弄堂,老的房舍,猛一进屋,觉得光线相当阴暗。我去之前并没有联系,接待我的一位身材不高、文弱清瘦的老人,就是师陀先生。我为我唐突地拜访抱歉,先生倒宽厚地表示无所谓的,而且因为是家乡人来了,还很高兴。我向他介绍了刊物之后,就是闲聊了。话题东南西北,但大都是与河南有关,谈话中我能感受到先生的殷殷乡情。先生从1936年秋定居沪上,四十多年了,乡音依旧很浓,偶尔还会蹦出来几个我听不懂的杞县土话,需要他稍作解释。时间过得很快,窗外已暮色低垂,我不敢再打扰。临走时“卒章显志”:请求他写文章,先生也答应了。
　　走出弄堂,在华灯初上的大街等候公交车时,我突然想:稿件的要求,师陀先生是不是清楚?老人家那时已经是74岁的高龄了。
　　回郑州不久,就接到了师陀先生的信及文章。恰恰是原来我所担心的,文章内容与读书作文距离较远。“我的读书生活”栏目要求作家谈读书作文的经验,还要求一纸最好是用毛笔书写的题词,一个小传,外加一幅照片。先生写的只是二百字左右谈学生要尊师的“致语”(应是“寄语”)。说是题词,太长;说是文章,又太短。这可让我作了难。于是赶紧写信,一方面自责没有把要求说清,一方面请先生按要求作文,并附上我编写的《小传》,请他审正。
　　师陀先生很快就回信了。信中说:
　　
　　《小传》可以用,奉还。
　　作家致语及署名用毛笔也可以写,虽然我从离开学校后很少用毛笔写字了,勉为其难罢。
　　
　　但说到文章却是:
　　
　　唯有在学校读书的作文经验却碍难从命:首先是我离开学校已五十多年,在学校读书时如何写作文已完全忘记,非不肯关怀故乡少年小朋友;其次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使我意识到建国以后说过的谎话,我不忍再编造谎话,欺骗小朋友们了。
　　
　　实在说,这段话一开始让我颇觉意外,问题能有如此严重吗?但细读之后则感触良深。先生想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说过的谎话,而今即使一篇小文也决不含糊。说真话,是对人对己的忠诚。一个作家最优良的品质就应该是真挚和诚恳。但“文革”之后像先生这样深刻内省,并近于严酷的自我谴责的作家不多,我自然会想到另一位老人,师陀的好友巴金。巴金在《真话集》中的坦率而沉痛的自白,使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都感到心灵的震颤。
　　我尊重师陀先生的意见,建议他选自己想写的内容,凡是与读书写作有关的都可以,什么时候写好都行。这就有了他写的《听说书及其他》。
　　《听说书及其他》中记叙了师陀童年时听说书(评话)的故事。师陀说,那时在县城小学读书,“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别的同学回家,我则直奔城隍庙去听说书”。说书的是一位瘦小的老头,“他每天从傍晚说起,直到‘定更炮’放过,鼓楼上的云牌敲过,天黑下来很久,他还在用破折扇砍打劈削,用沙哑的嗓子学鲁智深大吼,破折扇是他的十八般武器”。师陀接触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从听《水浒传》《三国演义》开始的。听说书,为师陀以后走上新文学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篇短文已见“师陀风格”的浅白平实,文章刊载在1986年第六期《中学生阅读》杂志。
　　多年以后,读到历史学家唐振常的《师陀墓表》,文中写道:
　　
　　君为人淡于名利,正直刚强,疾恶如仇,遇不平事辄拍案而起,不曲学以阿世,不违心作悖言,一切发之天然,有其人是以有其文也。
　　
　　遥想当年依稀往事,唐先生这段话确是知人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