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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推进乡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如何推进乡村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现代化，在乡村居住环境与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的前提下，如何保证人民群众的思维理念与前者的变迁速度同步，缩小甚至消除“文化堕距”是未来乡村现代化的重点所在。
【关键词】 乡村聚落变迁;文化堕距;社会关系
在今日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加快推进我国乡村的村庄转型与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城乡融合发展关键的一环，而且也是实现全民富裕的重要之举。“告别小村庄，住进大社区”的搬迁合并安置政策，把一个由血缘、地缘、业缘以及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改造成一个兼有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混合型安置社区 ，在此过程中，广大农民面临的问题不只局限于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这两方面，更重要的在于文化方面，在身份以及生活条件迅速转变的前提下，如何让自己的文化理念跟上时代步伐，缩减“文化堕距”才是重中之重。
1 新时代的乡村变迁现状
我国乡村长期以来处于相对封闭与落后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生产力，乡村社会在过去四十多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乡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等。但乡村的根本面貌并没有随之改变，依旧保留着传统性乡村的特征，与此同时，传统乡村也在不断地受到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的冲击，在时代变迁的步伐下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1.1 乡村聚落形态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三大改造”以后，我国各地各族乡村普遍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广大农民翻身当家做主把歌唱，人民群众真正开始拥有自己的土地，实现了几千年来的历次农民革命运动所追求的目标。然而，建国初期的改造并没有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农村的基本风貌，尤其是乡村村落的布局与分布面貌。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古代封建王朝在乡村实行的是“政权不下县”，士绅阶层在乡村占据统治地位，由此乡村的布局也显示出“中心集聚，辐射扩散”的格局，即以致仕返乡和占有大批农田的士绅阶层的大宅子为中心，以无地农民和佃户住所为外围，中间零散分布以有田农户的庄子，形成中心集聚，四周散落分布的传统村落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行土地所有权变更的基础之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民对于乡村的村落面貌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但其只是局限于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对象--地主阶级房屋的大改造，对于普通农民的宅基地并未有大的改动，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改变乡村聚落面貌。
1.2 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详细地将中国乡村社会形象地描述为“差序格局”，用将石子投入湖面所引起的圈圈涟漪扩撒作比喻，进而揭示了乡村中的人情关系社会。 我国乡村的社会关系主要有父辈与后辈子孙之间的代际关系，形成于长期共居同一地域的地缘关系，延伸于同一宗族内部的宗族关系等。
第一是代际关系的弱化。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代际关系主要是指父辈与后辈子孙之间关系，其实质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一种“接力”和“反馈”，它意味着一代人在下一代年少时生养抚育下一代，下一代在上一代老去时承担相应义务赡养上一代。
第二是地缘关系的重构化。刘家地村是一个典型的同居聚集乡村，几十年来村民外出流动很少，乡村人口较为集中，邻里关系和睦亲近，村内经常会组织一系列活动加强邻里关系。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当地与武威市、金昌市、以及蘭州等城市的联系不断加强，在“城市虹吸”效应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外出打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苏武沙羊订单牧业”的不断推广，近几年人员又逐渐回流于民勤，接受了城市文化洗礼他们对于“同乡”概念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地域聚集性，“同乡”被赋予了超越地域限制的新内涵，地缘关系的场域观念被打破，地缘关系的改变使得乡民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市场化的包容性、开放性给刘家地村社会发展创造了机会，也带来了新的地缘关系变革。
第三是宗族关系的淡化。孙指挥村、上王化村四社和复指挥村五社原本是一家 ，其中大部分社员都是同出一脉的刘姓分支，上世纪50年代因为某些原因这支刘姓一分为三，这三个村社是清末人口迁徙后同族生活的典型村落。村中年长者和村干部对宗族观念非常重视，每年都会轮流举办刘氏内部的“本家会” ，维系刘氏内部的血缘同族之情。随着乡村的“现代化”不断增强，宗族关系虽然在血缘关系下逐渐淡化，但是“尊老爱幼”和“家庭和睦”等一些优秀传统宗族文化理念仍旧为当地村民所遵从。
2 乡村变迁的思考分析
2.1 乡村聚落形态变迁的推动因素
2.1.1 政策调整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一样，我国乡村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国家政策调整的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三大改造”一直到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中国乡村在进半个世纪的变迁史中，国家政策的调整极大地推动了乡村聚落形态的从“中心集聚，辐射扩散”到“条状、块状聚集分布”再到当下的高度集聚的小康社区或者是搬迁安置社区。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整所带来了潜在影响，不可避免地推动了乡村聚落形态的变迁。
2.1.2市场经济的冲击
中国乡村社会在封建王朝时期始终保持着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这一点在北方尤其多见，例如民勤县在清朝时，除了县治冶所在地以外其他的乡村都以农业为主，村民的居住地多四散于大地主与士绅阶层豪宅的周围，同时又在空间上靠近自家的田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境内的村落形成了一个又个相对单一和较封闭地小型社会。而当商品经济的冲击力从城市扩展到乡村时，原本依附于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心集聚，辐射扩散”型村落和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状、块状集聚”型乡村聚落形态，必然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力而发生变化。既然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那么与之相对应地上层建筑也必定会随之改变。 2.2 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的原因
相对于乡村聚落形态变迁的直白可见性、短暂性和阶段性，乡村社会关系变迁则具有隐蔽性、持续性和渐进性。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所提出的“文化堕距”理论不失可以借鉴于分析当下中国乡村变迁中的内部差异性。 “文化堕距”理论认为，一个地域或地区在其社会发生变迁时，往往首先开始变化的是处于物质层面的变迁，随后才是规章制度等密切相关的上层建筑，最后才是包含文化在内的其他社会层面的变迁。
2.2.1 乡村人口不断流失隔断了代际关系的传承
代际关系形成并得以顺利传承的一个先提条件就是代际之间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父与子，子与孙之间的交流与传承不断。然而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代际关系不断承受着乡村空心化与人口潮汐流动背后的现代思维的冲击与压迫。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一样，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的普遍，不仅使得得乡村聚落形态的变迁成为乡村振兴要解决的第一步难题，其所形成的空心化现象也从两方面推动着代理关系的变迁，一方面乡村人口结构的改变使得老年人与青壮年之间的赡养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徒有其名”，尤其是精神层面上名存实亡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于民勤县各个乡村;另一方面，青壮年与下一代之间的代际关系的维系越发倾向于“零碎”，年关将近的回乡团聚与日常山海相隔的现状对比，使得很多下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对于父母的感情远不如对于爷爷奶奶的感情深厚，然而“跨代”关系中双方相互负有的责任义务终究不同于正常代际之间的抚养与赡养关系。
2.2.2 城市化与城镇化不断挤压乡村地缘关系的生存空间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城不断加快，城市扩张的脚步虽然这几年趋于收缓，但就地城镇化和“撤村定居”的推进依旧不断挤压着地域关系的空间，地域关系存在的乡土空间不断转变为居民楼或幸福小康社区这种现代化居住社区，原有的地缘关系必然紧随着而改变。以上文提到的刘家地村为例，原本四散分为6块的条状居住村落，在镇政府推动社区建设以后，全村人依照抽签全体搬迁上楼。原来互相熟识的邻里关系在上楼后不断打折扣甚至有的直接不再存在。原来分散于一块块居民点上的地缘关系在空间场域转换后不得不随之向城市化的经济利益关系转变。也就是“久闻其声，终不见人”或者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关系，尤其存在于不同楼寓和不同单元之间的下一代身上，原本传统意义上的小地缘关系几无可见。民勤县东城工业区原本是苏武镇上泉村的居住地，后规划为工业区，传统地域空间不断入住来自全县甚至是全市的陌生人群，传统地缘关系在空间转变的情况下，逐渐由小型的“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会” 转变，其地域范围的空间重组迅速性与心理建构缓慢性必然将长期存在。
3 总结
当下，我国乡村正经历着百年之大变局，乡村在社会发展、村落分布形态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各方面都处于不断发展变迁的阶段。一方面，乡村社会生产力不断持续发展，“订单农业”、“特色农业”等现代化农业的推广应用，极大地丰富满足了乡村的物质需求，为乡村持续推进现代化打下了较为充足地物质基础，进而推动乡村社会稳步走向现代化的“后市民社会”，而且已经在乡村聚落和社会关系变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变迁不是简单地发展经济、搬迁安置、移风易俗就可以完成的计划，它是一个持续地、动态地社会发展过程，在其不断向现代化社区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地问题，因为各方面变迁速率有先有后，其自然就会出现不协调的现象，甚至是一些直接对立地矛盾。特别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文化堕距”现象，相比较而言，在乡村生活条件和其他物质需求方面逐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存在于人民脑海之中的文化思维等的变迁，远远不能与物质条件方面的变化相匹配，这种变迁的滞后性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在“后市民社会”的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重印.
[3]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张成果.“半熟人社会”的乡村治理及其法治化研究[D].扬州大学，2017.
[5]王挺，任泽玉.“后乡土社会”下的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以陕西省韩城市党家村为例[J].乡村科技，2019.
【关键词】 乡村聚落变迁;文化堕距;社会关系
在今日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加快推进我国乡村的村庄转型与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城乡融合发展关键的一环，而且也是实现全民富裕的重要之举。“告别小村庄，住进大社区”的搬迁合并安置政策，把一个由血缘、地缘、业缘以及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改造成一个兼有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混合型安置社区 ，在此过程中，广大农民面临的问题不只局限于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这两方面，更重要的在于文化方面，在身份以及生活条件迅速转变的前提下，如何让自己的文化理念跟上时代步伐，缩减“文化堕距”才是重中之重。
1 新时代的乡村变迁现状
我国乡村长期以来处于相对封闭与落后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生产力，乡村社会在过去四十多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乡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等。但乡村的根本面貌并没有随之改变，依旧保留着传统性乡村的特征，与此同时，传统乡村也在不断地受到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的冲击，在时代变迁的步伐下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1.1 乡村聚落形态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三大改造”以后，我国各地各族乡村普遍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广大农民翻身当家做主把歌唱，人民群众真正开始拥有自己的土地，实现了几千年来的历次农民革命运动所追求的目标。然而，建国初期的改造并没有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农村的基本风貌，尤其是乡村村落的布局与分布面貌。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古代封建王朝在乡村实行的是“政权不下县”，士绅阶层在乡村占据统治地位，由此乡村的布局也显示出“中心集聚，辐射扩散”的格局，即以致仕返乡和占有大批农田的士绅阶层的大宅子为中心，以无地农民和佃户住所为外围，中间零散分布以有田农户的庄子，形成中心集聚，四周散落分布的传统村落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行土地所有权变更的基础之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民对于乡村的村落面貌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但其只是局限于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对象--地主阶级房屋的大改造，对于普通农民的宅基地并未有大的改动，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改变乡村聚落面貌。
1.2 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详细地将中国乡村社会形象地描述为“差序格局”，用将石子投入湖面所引起的圈圈涟漪扩撒作比喻，进而揭示了乡村中的人情关系社会。 我国乡村的社会关系主要有父辈与后辈子孙之间的代际关系，形成于长期共居同一地域的地缘关系，延伸于同一宗族内部的宗族关系等。
第一是代际关系的弱化。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代际关系主要是指父辈与后辈子孙之间关系，其实质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一种“接力”和“反馈”，它意味着一代人在下一代年少时生养抚育下一代，下一代在上一代老去时承担相应义务赡养上一代。
第二是地缘关系的重构化。刘家地村是一个典型的同居聚集乡村，几十年来村民外出流动很少，乡村人口较为集中，邻里关系和睦亲近，村内经常会组织一系列活动加强邻里关系。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当地与武威市、金昌市、以及蘭州等城市的联系不断加强，在“城市虹吸”效应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外出打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苏武沙羊订单牧业”的不断推广，近几年人员又逐渐回流于民勤，接受了城市文化洗礼他们对于“同乡”概念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地域聚集性，“同乡”被赋予了超越地域限制的新内涵，地缘关系的场域观念被打破，地缘关系的改变使得乡民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市场化的包容性、开放性给刘家地村社会发展创造了机会，也带来了新的地缘关系变革。
第三是宗族关系的淡化。孙指挥村、上王化村四社和复指挥村五社原本是一家 ，其中大部分社员都是同出一脉的刘姓分支，上世纪50年代因为某些原因这支刘姓一分为三，这三个村社是清末人口迁徙后同族生活的典型村落。村中年长者和村干部对宗族观念非常重视，每年都会轮流举办刘氏内部的“本家会” ，维系刘氏内部的血缘同族之情。随着乡村的“现代化”不断增强，宗族关系虽然在血缘关系下逐渐淡化，但是“尊老爱幼”和“家庭和睦”等一些优秀传统宗族文化理念仍旧为当地村民所遵从。
2 乡村变迁的思考分析
2.1 乡村聚落形态变迁的推动因素
2.1.1 政策调整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一样，我国乡村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国家政策调整的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三大改造”一直到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中国乡村在进半个世纪的变迁史中，国家政策的调整极大地推动了乡村聚落形态的从“中心集聚，辐射扩散”到“条状、块状聚集分布”再到当下的高度集聚的小康社区或者是搬迁安置社区。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整所带来了潜在影响，不可避免地推动了乡村聚落形态的变迁。
2.1.2市场经济的冲击
中国乡村社会在封建王朝时期始终保持着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这一点在北方尤其多见，例如民勤县在清朝时，除了县治冶所在地以外其他的乡村都以农业为主，村民的居住地多四散于大地主与士绅阶层豪宅的周围，同时又在空间上靠近自家的田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境内的村落形成了一个又个相对单一和较封闭地小型社会。而当商品经济的冲击力从城市扩展到乡村时，原本依附于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心集聚，辐射扩散”型村落和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状、块状集聚”型乡村聚落形态，必然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力而发生变化。既然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那么与之相对应地上层建筑也必定会随之改变。 2.2 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的原因
相对于乡村聚落形态变迁的直白可见性、短暂性和阶段性，乡村社会关系变迁则具有隐蔽性、持续性和渐进性。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所提出的“文化堕距”理论不失可以借鉴于分析当下中国乡村变迁中的内部差异性。 “文化堕距”理论认为，一个地域或地区在其社会发生变迁时，往往首先开始变化的是处于物质层面的变迁，随后才是规章制度等密切相关的上层建筑，最后才是包含文化在内的其他社会层面的变迁。
2.2.1 乡村人口不断流失隔断了代际关系的传承
代际关系形成并得以顺利传承的一个先提条件就是代际之间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父与子，子与孙之间的交流与传承不断。然而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代际关系不断承受着乡村空心化与人口潮汐流动背后的现代思维的冲击与压迫。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一样，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的普遍，不仅使得得乡村聚落形态的变迁成为乡村振兴要解决的第一步难题，其所形成的空心化现象也从两方面推动着代理关系的变迁，一方面乡村人口结构的改变使得老年人与青壮年之间的赡养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徒有其名”，尤其是精神层面上名存实亡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于民勤县各个乡村;另一方面，青壮年与下一代之间的代际关系的维系越发倾向于“零碎”，年关将近的回乡团聚与日常山海相隔的现状对比，使得很多下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对于父母的感情远不如对于爷爷奶奶的感情深厚，然而“跨代”关系中双方相互负有的责任义务终究不同于正常代际之间的抚养与赡养关系。
2.2.2 城市化与城镇化不断挤压乡村地缘关系的生存空间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城不断加快，城市扩张的脚步虽然这几年趋于收缓，但就地城镇化和“撤村定居”的推进依旧不断挤压着地域关系的空间，地域关系存在的乡土空间不断转变为居民楼或幸福小康社区这种现代化居住社区，原有的地缘关系必然紧随着而改变。以上文提到的刘家地村为例，原本四散分为6块的条状居住村落，在镇政府推动社区建设以后，全村人依照抽签全体搬迁上楼。原来互相熟识的邻里关系在上楼后不断打折扣甚至有的直接不再存在。原来分散于一块块居民点上的地缘关系在空间场域转换后不得不随之向城市化的经济利益关系转变。也就是“久闻其声，终不见人”或者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关系，尤其存在于不同楼寓和不同单元之间的下一代身上，原本传统意义上的小地缘关系几无可见。民勤县东城工业区原本是苏武镇上泉村的居住地，后规划为工业区，传统地域空间不断入住来自全县甚至是全市的陌生人群，传统地缘关系在空间转变的情况下，逐渐由小型的“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会” 转变，其地域范围的空间重组迅速性与心理建构缓慢性必然将长期存在。
3 总结
当下，我国乡村正经历着百年之大变局，乡村在社会发展、村落分布形态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各方面都处于不断发展变迁的阶段。一方面，乡村社会生产力不断持续发展，“订单农业”、“特色农业”等现代化农业的推广应用，极大地丰富满足了乡村的物质需求，为乡村持续推进现代化打下了较为充足地物质基础，进而推动乡村社会稳步走向现代化的“后市民社会”，而且已经在乡村聚落和社会关系变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变迁不是简单地发展经济、搬迁安置、移风易俗就可以完成的计划，它是一个持续地、动态地社会发展过程，在其不断向现代化社区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地问题，因为各方面变迁速率有先有后，其自然就会出现不协调的现象，甚至是一些直接对立地矛盾。特别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文化堕距”现象，相比较而言，在乡村生活条件和其他物质需求方面逐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存在于人民脑海之中的文化思维等的变迁，远远不能与物质条件方面的变化相匹配，这种变迁的滞后性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在“后市民社会”的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重印.
[3]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张成果.“半熟人社会”的乡村治理及其法治化研究[D].扬州大学，2017.
[5]王挺，任泽玉.“后乡土社会”下的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以陕西省韩城市党家村为例[J].乡村科技，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