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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予中共与毛泽东以深刻影响,为中共防止个人崇拜敲响了警钟;吸取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惨痛教训,1956年9月中共八大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和主张。
关键词:中共八大;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防止个人崇拜
1956年对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具有非常意义的一年。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对中共和毛泽东也产生了不小的震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在提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的同时,吸取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历史教训,还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强调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虽然此后不久毛泽东即开始欣赏和提倡个人崇拜,但八大提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的思想,无论对于抑制当时党内外日趋严重的个人崇拜之风,还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为中共防止个人崇拜敲响了警钟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与会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次会议,尤其是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在西方世界披露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给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当然,对中共和毛泽东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并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批判。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影响十分恶劣。
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台以后,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应公开表明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发表文章的办法。毛泽东还谈了自己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以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一生要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所犯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
对于苏共对斯大林的批评和揭露,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于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会引起一系列严重后果。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1]
提起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给中共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根源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托”。对此,毛泽东曾多次流露出不高兴的心情,甚至在第一次出访苏联时,当着斯大林的面就表示了这种不满情绪。
在分析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原因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斯大林问题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防止个人崇拜问题上敲响了警钟。它提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用行之有效的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接受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如此比较严重地破坏法制,造成严重后果,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入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经验时,毛泽东还指出,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些思想在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和发挥。
综上所述,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均与他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制度,陷入了个人崇拜的泥潭有直接的关系。中共与毛泽东认识到了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加强与完善党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建设,防止个人崇拜的错误在中共党内重演。因而中共八大就成为建国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防止个人崇拜的良好契机。
二、中共八大和毛泽东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防止个人崇拜作出了巨大努力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八大提出了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它正确地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制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开始着手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鉴于斯大林所犯的个人崇拜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失的教训,中共八大及党的领导人为推进民主建设、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和措施:
1.中共八大和毛泽东吸取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历史教训,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为此,在大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以下重大措施:第一,会议期间,不突出领袖,不突出个人,不挂像,不照相,没有领袖接见,不进行歌功颂德;第二、公开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强调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第三,反对党内的不正之风,决定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以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第四、党中央机构上设立书记处,并设总书记一职。
2.刘少奇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以毛泽东为例,强调了坚持党的民主原则、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刘少奇指出:“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性;相反,它是使领导者能够充分正确地和最有效地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享有崇高威望,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2](P271),因而带领党和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强调了加强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
邓小平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3](P229)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还论述了领袖的作用以及如何防止神化领袖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邓小平还指出:“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
“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4](P234-235)
4.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避免个人崇拜作出了巨大努力。
在1956年前后的一个时期里,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的领导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一,设想退居二线,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准备。早在1953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的设想,提出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的主席,并提出下届人大不当国家主席,建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能连任一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一款,为毛泽东退居二线做准备。此举表明,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已有所考虑。二,增设多名副主席及总书记,为加强集体领导而努力。在党的八大之前的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根据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以及总书记的设想,很快被吸收到八大党章的修改稿里,得到八大代表的一致响应,最后写入党章。对此,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好”。[5]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表明了,要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态度。三,设立党的常任代表,加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设立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6](P54)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干什么呢?当然是民主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问题,以减少或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实际上,毛泽东在此已提出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任务。
中共八大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和设想是正确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给当时党内外日趋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泼了一盆冷水,对毛泽东开始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也是一种抑制。因此,一直到1956年底,总的来说,毛泽东还是比较谦虚民主的。
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再加上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因素,毛泽东本人很快就背离、甚至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经济上的方针政策,逐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由最初反对个人崇拜发展为欣赏、甚至提倡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作风与日俱增,并最终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从而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政治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教训極为深刻。
三、为防止突出和神化个人,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
中共八大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内容,就是从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八大期间,无论是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均未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任何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
实际上,慎用或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做法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从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中央文件和文章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干脆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都坚持这样做。
那么,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本人为什么不让提毛泽东思想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怕引起重大误解。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12月19日,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指出:“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7](P387)怕有人误解,什么人误解?恐怕主要是怕国外兄弟党误解,特别是怕苏联共产党误解。因为,当时各国共产党都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即使是苏联,无论是斯大林在世时,还是逝世后,都没有提出什么斯大林主义,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估计国外兄弟党、特别是苏共会提出异议的。因此,为了搞好与兄弟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团结,在八大上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恰当的。
第二,苏共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指出,毛泽东之所以不让提毛泽东思想,与苏共和斯大林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很大关系。在中共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后,苏共始终拒绝接受这个提法,因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在苏联的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中央文件或毛泽东文章中出现“毛泽东思想”字样的,他们在发表时一律删掉。考虑到苏共的这个态度,而中国革命和建设又离不开苏共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从与苏共搞好团结的大局出发,不仅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字样,甚至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也只字未提“毛泽东思想”。可以说,在整个50年代,中共中央几乎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一词,而毛泽东本人也不断删掉中央文件或文章中的“毛泽东思想”一词。直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论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第三,出于谦虚谨慎。据胡乔木回忆说,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萌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想法。比如,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并列起来,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胡乔木指出:这个想法是毛泽东删去“毛泽东思想”字样,并在相当长时间里不赞成恢复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说明,毛泽东的确是出于谦虚而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的。
第四,防止个人崇拜,避免重犯苏共神化个人的错误。由于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由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个人高度集权领导体制所形成的个人崇拜风气的影响,尽管中共和毛泽东十分警惕,个人崇拜现象仍难免在新中国出现,诸如在中央的一些文献和文件中,在文学创作和文艺作品中故意夸大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铸铜像,发致敬电等,不一而足。所以,鉴于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惨痛教训,作为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带头反对和抵制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对毛泽东来说是责无旁贷。此时不提毛泽东思想,也就是为了不突出自己,防止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在自己身上重演。
第五,不提毛泽东思想,并不影响毛泽东的威望和地位。“文革”初期,在回答身边工作人员所提的“七大报告提出毛泽东思想,八大报告为什么不提”时,刘少奇解释说:“八大报告中写不写毛泽东思想,在讨论(下转第20页)(上接第16页)时意见也不统一。不主张写的人占多数,他们认为毛主席曾多次从宣传文章中删去这个提法,看来毛主席并不主张到处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还不熟悉(需要大力宣传)。七大至八大,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写进报告也不会影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8] (P570-571)
事实确实如此,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领袖地位。而且,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等,使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和地位空前地提高了。
综上所述,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原因,除了怕引起苏共等兄弟党的误解外,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汲取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惨痛教训,避免突出个人,防止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共党内重演。
总之,吸取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教训,中共八大和毛泽东强调要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并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令人痛惜的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然意识到制度问题对于避免个人崇拜,保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但卻未能利用八大的良好契机,在会后身体力行地带领全党去建立和实施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最终自觉不自觉地滑入了个人崇拜的泥潭,以致铸成大错,酿成个人晚年的悲剧,教训极为惨痛。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八大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视民主为党的生命,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和各项制度建设,使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Z],1956年11月5日.
[2]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Z],1956年9月3日.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文集(第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叶永烈.刘少奇与毛泽东[M],西安,远方出版社,2003.
关键词:中共八大;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防止个人崇拜
1956年对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具有非常意义的一年。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对中共和毛泽东也产生了不小的震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在提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的同时,吸取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历史教训,还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强调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虽然此后不久毛泽东即开始欣赏和提倡个人崇拜,但八大提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的思想,无论对于抑制当时党内外日趋严重的个人崇拜之风,还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为中共防止个人崇拜敲响了警钟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与会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次会议,尤其是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在西方世界披露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给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当然,对中共和毛泽东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并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批判。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影响十分恶劣。
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台以后,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应公开表明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发表文章的办法。毛泽东还谈了自己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以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一生要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所犯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
对于苏共对斯大林的批评和揭露,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于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会引起一系列严重后果。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1]
提起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给中共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根源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托”。对此,毛泽东曾多次流露出不高兴的心情,甚至在第一次出访苏联时,当着斯大林的面就表示了这种不满情绪。
在分析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原因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斯大林问题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防止个人崇拜问题上敲响了警钟。它提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用行之有效的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接受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如此比较严重地破坏法制,造成严重后果,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入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经验时,毛泽东还指出,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些思想在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和发挥。
综上所述,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均与他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制度,陷入了个人崇拜的泥潭有直接的关系。中共与毛泽东认识到了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加强与完善党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建设,防止个人崇拜的错误在中共党内重演。因而中共八大就成为建国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防止个人崇拜的良好契机。
二、中共八大和毛泽东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防止个人崇拜作出了巨大努力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八大提出了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它正确地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制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开始着手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鉴于斯大林所犯的个人崇拜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失的教训,中共八大及党的领导人为推进民主建设、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和措施:
1.中共八大和毛泽东吸取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历史教训,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为此,在大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以下重大措施:第一,会议期间,不突出领袖,不突出个人,不挂像,不照相,没有领袖接见,不进行歌功颂德;第二、公开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强调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第三,反对党内的不正之风,决定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以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第四、党中央机构上设立书记处,并设总书记一职。
2.刘少奇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以毛泽东为例,强调了坚持党的民主原则、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刘少奇指出:“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性;相反,它是使领导者能够充分正确地和最有效地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享有崇高威望,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2](P271),因而带领党和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强调了加强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
邓小平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3](P229)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还论述了领袖的作用以及如何防止神化领袖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邓小平还指出:“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
“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4](P234-235)
4.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避免个人崇拜作出了巨大努力。
在1956年前后的一个时期里,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的领导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一,设想退居二线,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准备。早在1953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的设想,提出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的主席,并提出下届人大不当国家主席,建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能连任一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一款,为毛泽东退居二线做准备。此举表明,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已有所考虑。二,增设多名副主席及总书记,为加强集体领导而努力。在党的八大之前的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根据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以及总书记的设想,很快被吸收到八大党章的修改稿里,得到八大代表的一致响应,最后写入党章。对此,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好”。[5]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表明了,要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态度。三,设立党的常任代表,加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设立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6](P54)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干什么呢?当然是民主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问题,以减少或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实际上,毛泽东在此已提出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任务。
中共八大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和设想是正确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给当时党内外日趋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泼了一盆冷水,对毛泽东开始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也是一种抑制。因此,一直到1956年底,总的来说,毛泽东还是比较谦虚民主的。
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再加上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因素,毛泽东本人很快就背离、甚至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经济上的方针政策,逐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由最初反对个人崇拜发展为欣赏、甚至提倡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作风与日俱增,并最终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从而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政治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教训極为深刻。
三、为防止突出和神化个人,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
中共八大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内容,就是从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八大期间,无论是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均未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任何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
实际上,慎用或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做法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从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中央文件和文章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干脆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都坚持这样做。
那么,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本人为什么不让提毛泽东思想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怕引起重大误解。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12月19日,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指出:“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7](P387)怕有人误解,什么人误解?恐怕主要是怕国外兄弟党误解,特别是怕苏联共产党误解。因为,当时各国共产党都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即使是苏联,无论是斯大林在世时,还是逝世后,都没有提出什么斯大林主义,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估计国外兄弟党、特别是苏共会提出异议的。因此,为了搞好与兄弟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团结,在八大上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恰当的。
第二,苏共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指出,毛泽东之所以不让提毛泽东思想,与苏共和斯大林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很大关系。在中共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后,苏共始终拒绝接受这个提法,因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在苏联的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中央文件或毛泽东文章中出现“毛泽东思想”字样的,他们在发表时一律删掉。考虑到苏共的这个态度,而中国革命和建设又离不开苏共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从与苏共搞好团结的大局出发,不仅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字样,甚至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也只字未提“毛泽东思想”。可以说,在整个50年代,中共中央几乎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一词,而毛泽东本人也不断删掉中央文件或文章中的“毛泽东思想”一词。直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论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第三,出于谦虚谨慎。据胡乔木回忆说,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萌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想法。比如,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并列起来,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胡乔木指出:这个想法是毛泽东删去“毛泽东思想”字样,并在相当长时间里不赞成恢复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说明,毛泽东的确是出于谦虚而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的。
第四,防止个人崇拜,避免重犯苏共神化个人的错误。由于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由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个人高度集权领导体制所形成的个人崇拜风气的影响,尽管中共和毛泽东十分警惕,个人崇拜现象仍难免在新中国出现,诸如在中央的一些文献和文件中,在文学创作和文艺作品中故意夸大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铸铜像,发致敬电等,不一而足。所以,鉴于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惨痛教训,作为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带头反对和抵制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对毛泽东来说是责无旁贷。此时不提毛泽东思想,也就是为了不突出自己,防止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在自己身上重演。
第五,不提毛泽东思想,并不影响毛泽东的威望和地位。“文革”初期,在回答身边工作人员所提的“七大报告提出毛泽东思想,八大报告为什么不提”时,刘少奇解释说:“八大报告中写不写毛泽东思想,在讨论(下转第20页)(上接第16页)时意见也不统一。不主张写的人占多数,他们认为毛主席曾多次从宣传文章中删去这个提法,看来毛主席并不主张到处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还不熟悉(需要大力宣传)。七大至八大,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写进报告也不会影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8] (P570-571)
事实确实如此,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领袖地位。而且,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等,使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和地位空前地提高了。
综上所述,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原因,除了怕引起苏共等兄弟党的误解外,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汲取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惨痛教训,避免突出个人,防止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共党内重演。
总之,吸取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教训,中共八大和毛泽东强调要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并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令人痛惜的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然意识到制度问题对于避免个人崇拜,保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但卻未能利用八大的良好契机,在会后身体力行地带领全党去建立和实施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最终自觉不自觉地滑入了个人崇拜的泥潭,以致铸成大错,酿成个人晚年的悲剧,教训极为惨痛。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八大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视民主为党的生命,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和各项制度建设,使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Z],1956年11月5日.
[2]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Z],1956年9月3日.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文集(第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叶永烈.刘少奇与毛泽东[M],西安,远方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