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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8日晚，新加坡怡和轩，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日报》欢送庄希泉回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人员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李光前等各界侨贤200余人，盛况空前。受命来南洋邀请陈嘉庚回国的中共中央特使庄希泉，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接受南洋华侨献旗。庄希泉讲话时，呼吁众人“在国内向毛主席看齐，在海外向陈嘉庚先生看齐”。
庄希泉自从认识陈嘉庚以来，在陈嘉庚逝世多年之后，都是向他看齐，以他为精神标杆的，一辈子如是。他们是光耀千秋的中华侨界双星。
两位侨领惺惺相惜
庄希泉祖籍福建安溪，出生在厦门，和陈嘉庚说的都是一口纯正的闽南话。陈嘉庚17岁离开厦门，庄希泉也是十七八岁离家，所不同的，他们一个是下南洋去新加坡，一个是去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都是跟着父亲学商。
辛亥革命后，庄希泉受上海军政府委派，率南洋募饷队，前往革命基础好的南洋各埠，向华侨商界劝募股份，第一站先到新加坡。在他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启蒙老师，此时担任新加坡崇正学校校长的陈观波的穿针引线下，庄希泉来到了百万富翁俱乐部怡和轩，见到了仰慕已久、曾以巨款资助辛亥革命的新加坡商会董事长陈嘉庚。庄希泉后来回忆：“就在这次筹饷过程中，我和陈嘉庚先生因是同乡，过从更密。”
陈嘉庚是同盟会员，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贡献殊多，在庄希泉到来前，陈嘉庚已发动当地华侨为光复后成立的福建军政府汇去数十万元，帮助新政权渡过了财政难关。听了庄希泉的筹饷计划，陈嘉庚感到，让庄希泉一个个跑点，效果可能不太明显，干脆由自己出面，把新加坡华侨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请到怡和轩来，当面听庄希泉介绍情况。陈嘉庚亲自坐镇，再加上庄希泉慷慨激昂的演讲，新加坡募饷取得成功。庄希泉在返国之前加入了南洋的中国同盟会，从组织上成为一名真正的民主革命战士。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转而研究实业建国计划。建设自然离不开资金，为此设想创建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华实业银行。孙自任名誉总董，庄希泉与宋教仁、伍廷芳、陈其美、于右任等一道当选为上海组的筹备员。1913年2月初，庄希泉跟随中华实业银行筹备主任沈缦云，再次踏上赴南洋招股筹款的航程。不到3个月，即成功募股600万元，提前超额完成了海外招股的任务。认股足额，沈缦云回国，庄希泉则被留在新加坡打理后续事宜。他回国不久，国内政治变化，城头变幻大王旗，沈缦云也被袁世凯的人毒死，庄希泉决定把革命的舞台搭向海外，在南洋创业。
他选择新加坡，不仅因为新加坡是华侨爱国进步活动的中心，新加坡华人上层社会主要来自福建籍侨商，还因为那里有他结识的许多朋友，如陈楚楠、陈寿民等，更有陈嘉庚。
他后来称，当年血气方刚的自己，决心效法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这是他向陈嘉庚看齐的第一步。
已是南洋侨领的陈嘉庚，能和庄希泉成为挚友，后来成为橡胶大王、世界十大华人富商的李光前，起到了重要作用。庄希泉第三次下南洋，很快就和陈楚楠、陈观波等人合股办起了“中华国货公司”。取名为国货公司，表明了庄希泉等人办实业的宗旨，就是要专营中国货，抵制洋货，尤其是抵制已对中国存有巨大野心的日本货。
庄希泉经常往返上海、厦门和新加坡之间，进出货物，常常既当老板又兼伙计。“中华国货公司”数月间就走上了正轨，庄希泉很快就成为后来居上的华侨富商。不少华侨子弟还纷纷慕名来投奔，李光前就是其中一位。李光前是在困难之中慕名找到庄希泉帮助的。庄希泉慧眼识珠，不仅欣然同意他到中华国货公司发展，还替李光前给英殖民地的测量学校缴纳了一笔数额不菲的赔偿金。21岁的李光前担任庄希泉的英文秘书，悉心帮助庄希泉处理有关采办与交涉的事务，由此进入商界。
一年后，陈嘉庚轻车简从来到中华国货公司看庄希泉，说要求贤弟帮忙，把李光前让给他。原来陈嘉庚在一次偶然接触中，感到李光前英文了得，处事有方，乃有意请他到自己的橡胶公司做事。李光前却一口谢绝，说庄先生有恩于我，知恩图报是华人的传统，我岂能改换门庭？陈嘉庚大为赏识李光前的才华和品性，乃直接来找庄希泉挖人。庄希泉虽然舍不得，但考虑到自己的业务已上轨道，见陈嘉庚求贤若渴，乃痛快地成人之美。
李光前进入陈嘉庚的谦益公司，负責橡胶出口业务，尽心尽力辅佐陈嘉庚叩开欧美橡胶市场。这一次跳槽成为李光前商业生涯中的重要转机，从此开始在南洋商界崭露头角。因为李光前的关系，陈嘉庚与庄希泉来往更密切了。得知庄希泉筹办南洋女校，陈嘉庚积极支持，特地将长女爱礼送到南洋女校就读。几年后，陈嘉庚招李光前为东床快婿，将长女爱礼下嫁。李光前自此成为陈氏事业的继承人，后来还成为南洋后起的华人领袖。
陈嘉庚和李光前两人生前，曾多次对庄希泉表示谢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转折非同小可，是关系到陈、李事业成败的大事。庄希泉、陈嘉庚与李光前之间这件知人善任和以友谊为重的往事，在南洋商界传为历史美谈。
祖国在心，教育救国
陈嘉庚长期旅居海外，看到南洋各地华侨子弟大多缺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甚为忧虑，认为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新一代华侨子弟祖国观念淡薄，于是大力在南洋倡办华文学校，不惜为教育倾斥巨资。
陈嘉庚的教育救国思想，对庄希泉很有影响。他也因此成为南洋华侨女子教育之先驱。庄希泉是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来南洋创业的，实业做大了，视界开阔了，认识也提高了，觉得仅靠实业还不行，如果民智不开化、民气不提升，再好的实业也终究无济于事。就拿南洋来说，多数华侨文化水平不高，在异国谋生，深受文盲之苦。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跳跃：何不在南洋投资办教育？“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齐步走。
庄希泉和公司合伙人陈楚楠、陈观波等人，合力筹办南洋女子学校，物色来自苏州的知识女性余佩皋为校长。“新加坡南洋女学校”（今“南洋女子中学”前身）开办时，新加坡社会还是保守的，处于重男轻女的时代，学校初创时，入校学生不到百名。余佩皋却富有远见地提出办附属小学，小学部也可招收男生，此外兼办两年制的简师班（初级师范班），以培养具有初中程度的小学师资，更好地推动华侨教育的发展。学校声誉日隆，学生人数骤增。 庄希泉不仅大力支持余佩皋见识超群的主张，还提出可以从国内聘请进步教师。在南洋女校延聘的男老师中，有来自广西的陈寿民，有来自湖南长沙、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张国基（张是毛泽东的同学，曾加入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三届全国侨联主席）。男教员到女校，开了岛上所有女校的一代新风。在这些堪称惊人之举的背后，南洋女校的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陈嘉庚对庄希泉投资兴学育才之举大为赞赏。
1919年，庄希泉被正式推举为南洋女校总理（董事会主席）。不久，国内传来五四运动的消息。他马上组织南洋女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号召广大华侨声援国内爱国运动，成为海外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学校。华侨教育的蓬勃发展，华侨爱国主义意识的提高，引起了英属海峡殖民政府的注意，视之为一个不稳定的信号。1921年1月11日，庄希泉被“永远驱逐出境”。
在抗战激流和民族解放中殊途同归
1922年初春，庄希泉携妇将雏回到厦门，开始了兴学之路。学校未建，名字倒先有了，名曰厦南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厦南女学。厦南者，厦门、南洋之谓也。3月，正在新办厦门大学视察基建的陈嘉庚，特地前来看望庄希泉夫妇，支持他们把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办到厦门来，造福社会。陈嘉庚几年前把南洋的一大摊子交给胞弟陈敬贤后，原定今后在家乡专门投身教育，未料不过3年，陈敬贤就得了一场重病，无法支撑，48岁的陈嘉庚不得不第六次出洋，到新加坡主持营业。但他的教育思想和良操美德，却萦绕在庄希泉、余佩皋的心海里。庄希泉把回国后的奔走详情，以及创办厦南女学事宜，写了一份《致海外侨胞书》，寄往南洋，同时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以让侨胞全面了解实况，也可以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对为南洋侨众利益而不惜向殖民当局冒险犯禁的年轻夫妻，身在国内，却还惦记着南洋众多侨胞，情牵教育。这份情怀，自是受到南洋华侨的普遍欢迎，于是纷纷解囊相助厦南女学，还陆续把自家女儿送来就读。5月1日，厦南女学正式创办后，庄希泉任董事长，余佩皋任校长。不久改校名为“厦南女子中学”，簡称厦南女中，并附设小学。他们思想开放，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倡教育与救国、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号召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反对封建陋习和帝国主义欺压。这株植于鹭岛、浇灌着庄希泉夫妇和南洋华侨心血的深谷幽兰，一时香溢十里，远飘海外。
庄希泉除了办学，还参加筹组国民党福建临时党部、筹备厦门外交协会等活动，领导厦门反日斗争，由此受到日本势力的跟踪。日本驻厦领事馆以庄父曾入日据时期的台湾籍为由，将他也视为日本臣民，而予以拘押，并押上开往台湾的船只。庄希泉在被强押进舱那刻，不顾武装宪警的阻拦，挣扎着面向前来送行的师生和群众，高声疾呼：各位同胞，我庄希泉和大家一样，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日本臣民！我们要坚决与帝国主义丑恶势力斗争到底！”在台北监狱，庄希泉和蒋渭水等人结为至友，继续与日本斗争。
1927年春，庄希泉以赴日本处理生意为由，在专人陪同（实为监视）下，坐上了一艘由台北经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当轮船驶进上海港加煤时，庄希泉以上厕所为名，客气地请两个同船监视的日本人帮助照看行李什物。而后快速冲下甲板，只身跳船上岸，潜入市区。两个监视者下船追截时，庄希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天后，上海《新闻报》上引人注目地刊登了一则署名庄海涵的启事，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声明“我是中国人，并非日本籍民”。报纸声明栏之下，还印上了一枚取名“庄一中”的印章。这个名字此后也就成了庄希泉的别名，新中国成立后，在干部登记表的“曾用名”一栏，他总要填上“庄一中”。
庄希泉虎口逃生后，特地办理中国国籍以及登报声明这一行动，既抗议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非法行径，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同时也暗示，只有一个中国，决不承认将台湾划为他国。这枚珍贵印章至今仍完好地保存。
庄希泉会同妻子回到福建后，分别担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不久，蒋介石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夫妻俩乃于1928年春节同时登报宣布退出国民党，站在了拥共反蒋立场上。1930年，庄希泉接受同乡挚友王雨亭发自菲律宾的电报，带着堂弟庄惠泉，一同前往菲律宾，在海外华侨中开展反蒋抗日工作。
庄希泉在菲律宾经营影片的事业渐见成效后，又将经营范围扩展到香港、缅甸等地。在经营电影的同时，庄希泉没有放下上海的办学工作，经常仆仆风尘往来于菲港沪三地之间。
抗战中，庄希泉虽然与陈嘉庚没直接见面，但通过媒体陆续了解到他的行状，也坚信他的爱国人格，因此也就时时向他看齐。全面抗战爆发后，庄希泉在上海经营影片，曾与人合计炸日本旗舰的计划。上海“八一三”抗战期间，庄希泉组织募捐了大批的食品、衣物和医药，并及时运送到抗日将士的阵地。儿子庄炎林在上海参加童子军抗日战时服务团。上海沦陷后，庄希泉转至香港，参加主持闽台抗日救亡同志会和福建同乡会工作，一方面筹集经费，救济难民，一方面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组织华侨回国参战。庄希泉曾向香港分局负责人之一连贯提出入党申请，连贯说：“我们党早就注意你了！你这些年革命很坚决，所做的工作也很有成效，完全够入党的条件。但你现在是社会知名人士，又擅长经商，留在党外对我们更有好处。一来你可继续扩大社会影响，在外围帮助建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二来还可在经济上帮助革命。”庄希泉愉快地接受党的安排，为抗日救亡大事奔忙不止。
随着国内抗日战争的胜利，新加坡也很快光复。1945年10月6日，华侨抗日领袖陈嘉庚由印度尼西亚乘飞机抵达新加坡。消息传到国内，重庆十团体发起“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庄希泉也应邀与会。会上，毛泽东送来手书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恰如其分地对陈嘉庚作了概括性评价。
庄希泉作为中共中央特使面邀陈嘉庚回国
1948年底，庄希泉刚从新加坡到香港，就接到接替连贯负责联络华侨、开展统战工作的中共香港分局工委书记饶彰风传达的特殊使命。原来，中共中央邀请陈嘉庚北上参政，决定派一位党内和陈嘉庚均信得过的人作特使，专程前往新加坡面邀。经香港地下党组织推荐，周恩来决定派庄希泉为中央特使。 庄希泉直飞新加坡，很快就在怡和轩见到了陈嘉庚，转达了中共中央的盛意。其时，陈嘉庚已年届76，虽然为了国家前途命运他可以像廉颇那样不惜奋力一搏，但要让他接受荣誉和勋章，以他谦逊的性格，和确实存在的诸多不便（如年事已高，不熟悉政治，不通国语），有所犹豫自是可以理解。庄希泉深知陈嘉庚的脾性，不急不慢地说：“嘉庚先生过虑了，你多年来苦心奋斗，所为者何？无非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安康。今新政府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嘉庚先生之功劳。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但其交往生活依然，嘉庚先生又何以之为难处？嘉庚先生虽然七十有六，但何来老态，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说，何况嘉庚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因是多年朋友，陈嘉庚也不加隐讳：“我北上敬贺不打紧，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庄希泉说：“这不要紧，你尽管回去，事先发表个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殖民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致采取不理智的做法。你先回去，我暂时留下，帮你打理一些事，你可放心走。”听庄希泉这么一说，陈嘉庚顾虑尽消，接受邀请回国。
庄希泉马上电告正在香港等候消息的饶彰风。饶彰风随后迅速向中央作了汇报。为表诚意，不久，中共中央即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陈嘉庚和庄希泉商议一番后，致电毛泽东，表示“回国敬贺”。继陈嘉庚安全回到祖国后，11月25日晚，庄希泉携南洋华侨赠送的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锦旗，乘飞机回国赴任。他在香港停留一段时间后，前往广州，与正在此考察的陈嘉庚见面。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侨委委员的陈嘉庚，一反过去不苟言笑的常态，第一句话就是：“希泉老弟，中国得救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从此以后，中国再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了，海外侨胞也可以抬起头来了！”
开国之初，庄希泉担任副主任的中侨委，在安置归侨、维护华侨权益、组织华侨参与祖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诸多成绩。但作为政府机构，中侨委也有某些工作不便开展，由是，庄希泉和陈嘉庚、何香凝等侨界人士商量，認为有必要组建一个民间性质的全国华侨社团。
1956年6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陈嘉庚为筹委会主任委员，庄希泉为副主任委员。经3个多月的筹备，10月5日至12日，第一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在全国侨联，庄希泉与陈嘉庚接触颇为密切，并共同倡办华侨博物院。1959年，陈嘉庚去广西考察侨情，庄希泉专门陪同，兼做翻译。此时陈嘉庚已癌症侵身。1961年春，他常常昏昏沉沉，来北京治疗期间，庄希泉经常前去探望。陈嘉庚的记忆已严重丧失，甚至神志不清，唯独台湾回归一事，耿耿于怀，让庄希泉万分感动。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8岁。庄希泉参加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他和中侨委及全国侨联领导为陈嘉庚轮流守灵。此后，庄希泉代理全国侨联主席。原本就一心一意爱侨护侨的庄希泉，如今位居要津，在先贤精神的烛照和滋润下，更是日思夜想、魂牵梦萦散居在海外各地的1300多万侨胞，凡是海外华侨归来，他总要想方设法出面接见，把四海风云揽入心中，努力将爱国统一战线扩大到海外有华侨居住的地方。
1978年3月，九旬高龄的庄希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2月，当选为全国侨联主席。这两次当选，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2年9月，庄希泉出席中共十二大不久，为党描绘的美好前景而振奋，心潮澎湃，又想到了他的政治归宿，乃于12月18日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因他是侨界有影响的人物，又是国家领导人，他的入党申请送中共中央审批。不过两个星期，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庄希泉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无需预备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还批示，庄希泉同志的入党宣誓要在年前举行，并由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这样，庄希泉以95岁的耄耋高龄入党，成为中共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党员。1982年12月30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管侨界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廖承志，代表中央宣布接收庄希泉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并作他的入党监誓人。
1988年5月14日，庄希泉走完了一个世纪的奋斗人生之路，在北京医院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100岁。此前，他留给祖国和海内外同胞最后的话是：“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祖国统一……希望诸君努力啊……”
（作者系文史学者）
庄希泉自从认识陈嘉庚以来，在陈嘉庚逝世多年之后，都是向他看齐，以他为精神标杆的，一辈子如是。他们是光耀千秋的中华侨界双星。
两位侨领惺惺相惜
庄希泉祖籍福建安溪，出生在厦门，和陈嘉庚说的都是一口纯正的闽南话。陈嘉庚17岁离开厦门，庄希泉也是十七八岁离家，所不同的，他们一个是下南洋去新加坡，一个是去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都是跟着父亲学商。
辛亥革命后，庄希泉受上海军政府委派，率南洋募饷队，前往革命基础好的南洋各埠，向华侨商界劝募股份，第一站先到新加坡。在他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启蒙老师，此时担任新加坡崇正学校校长的陈观波的穿针引线下，庄希泉来到了百万富翁俱乐部怡和轩，见到了仰慕已久、曾以巨款资助辛亥革命的新加坡商会董事长陈嘉庚。庄希泉后来回忆：“就在这次筹饷过程中，我和陈嘉庚先生因是同乡，过从更密。”
陈嘉庚是同盟会员，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贡献殊多，在庄希泉到来前，陈嘉庚已发动当地华侨为光复后成立的福建军政府汇去数十万元，帮助新政权渡过了财政难关。听了庄希泉的筹饷计划，陈嘉庚感到，让庄希泉一个个跑点，效果可能不太明显，干脆由自己出面，把新加坡华侨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请到怡和轩来，当面听庄希泉介绍情况。陈嘉庚亲自坐镇，再加上庄希泉慷慨激昂的演讲，新加坡募饷取得成功。庄希泉在返国之前加入了南洋的中国同盟会，从组织上成为一名真正的民主革命战士。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转而研究实业建国计划。建设自然离不开资金，为此设想创建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华实业银行。孙自任名誉总董，庄希泉与宋教仁、伍廷芳、陈其美、于右任等一道当选为上海组的筹备员。1913年2月初，庄希泉跟随中华实业银行筹备主任沈缦云，再次踏上赴南洋招股筹款的航程。不到3个月，即成功募股600万元，提前超额完成了海外招股的任务。认股足额，沈缦云回国，庄希泉则被留在新加坡打理后续事宜。他回国不久，国内政治变化，城头变幻大王旗，沈缦云也被袁世凯的人毒死，庄希泉决定把革命的舞台搭向海外，在南洋创业。
他选择新加坡，不仅因为新加坡是华侨爱国进步活动的中心，新加坡华人上层社会主要来自福建籍侨商，还因为那里有他结识的许多朋友，如陈楚楠、陈寿民等，更有陈嘉庚。
他后来称，当年血气方刚的自己，决心效法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这是他向陈嘉庚看齐的第一步。
已是南洋侨领的陈嘉庚，能和庄希泉成为挚友，后来成为橡胶大王、世界十大华人富商的李光前，起到了重要作用。庄希泉第三次下南洋，很快就和陈楚楠、陈观波等人合股办起了“中华国货公司”。取名为国货公司，表明了庄希泉等人办实业的宗旨，就是要专营中国货，抵制洋货，尤其是抵制已对中国存有巨大野心的日本货。
庄希泉经常往返上海、厦门和新加坡之间，进出货物，常常既当老板又兼伙计。“中华国货公司”数月间就走上了正轨，庄希泉很快就成为后来居上的华侨富商。不少华侨子弟还纷纷慕名来投奔，李光前就是其中一位。李光前是在困难之中慕名找到庄希泉帮助的。庄希泉慧眼识珠，不仅欣然同意他到中华国货公司发展，还替李光前给英殖民地的测量学校缴纳了一笔数额不菲的赔偿金。21岁的李光前担任庄希泉的英文秘书，悉心帮助庄希泉处理有关采办与交涉的事务，由此进入商界。
一年后，陈嘉庚轻车简从来到中华国货公司看庄希泉，说要求贤弟帮忙，把李光前让给他。原来陈嘉庚在一次偶然接触中，感到李光前英文了得，处事有方，乃有意请他到自己的橡胶公司做事。李光前却一口谢绝，说庄先生有恩于我，知恩图报是华人的传统，我岂能改换门庭？陈嘉庚大为赏识李光前的才华和品性，乃直接来找庄希泉挖人。庄希泉虽然舍不得，但考虑到自己的业务已上轨道，见陈嘉庚求贤若渴，乃痛快地成人之美。
李光前进入陈嘉庚的谦益公司，负責橡胶出口业务，尽心尽力辅佐陈嘉庚叩开欧美橡胶市场。这一次跳槽成为李光前商业生涯中的重要转机，从此开始在南洋商界崭露头角。因为李光前的关系，陈嘉庚与庄希泉来往更密切了。得知庄希泉筹办南洋女校，陈嘉庚积极支持，特地将长女爱礼送到南洋女校就读。几年后，陈嘉庚招李光前为东床快婿，将长女爱礼下嫁。李光前自此成为陈氏事业的继承人，后来还成为南洋后起的华人领袖。
陈嘉庚和李光前两人生前，曾多次对庄希泉表示谢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转折非同小可，是关系到陈、李事业成败的大事。庄希泉、陈嘉庚与李光前之间这件知人善任和以友谊为重的往事，在南洋商界传为历史美谈。
祖国在心，教育救国
陈嘉庚长期旅居海外，看到南洋各地华侨子弟大多缺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甚为忧虑，认为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新一代华侨子弟祖国观念淡薄，于是大力在南洋倡办华文学校，不惜为教育倾斥巨资。
陈嘉庚的教育救国思想，对庄希泉很有影响。他也因此成为南洋华侨女子教育之先驱。庄希泉是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来南洋创业的，实业做大了，视界开阔了，认识也提高了，觉得仅靠实业还不行，如果民智不开化、民气不提升，再好的实业也终究无济于事。就拿南洋来说，多数华侨文化水平不高，在异国谋生，深受文盲之苦。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跳跃：何不在南洋投资办教育？“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齐步走。
庄希泉和公司合伙人陈楚楠、陈观波等人，合力筹办南洋女子学校，物色来自苏州的知识女性余佩皋为校长。“新加坡南洋女学校”（今“南洋女子中学”前身）开办时，新加坡社会还是保守的，处于重男轻女的时代，学校初创时，入校学生不到百名。余佩皋却富有远见地提出办附属小学，小学部也可招收男生，此外兼办两年制的简师班（初级师范班），以培养具有初中程度的小学师资，更好地推动华侨教育的发展。学校声誉日隆，学生人数骤增。 庄希泉不仅大力支持余佩皋见识超群的主张，还提出可以从国内聘请进步教师。在南洋女校延聘的男老师中，有来自广西的陈寿民，有来自湖南长沙、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张国基（张是毛泽东的同学，曾加入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三届全国侨联主席）。男教员到女校，开了岛上所有女校的一代新风。在这些堪称惊人之举的背后，南洋女校的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陈嘉庚对庄希泉投资兴学育才之举大为赞赏。
1919年，庄希泉被正式推举为南洋女校总理（董事会主席）。不久，国内传来五四运动的消息。他马上组织南洋女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号召广大华侨声援国内爱国运动，成为海外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学校。华侨教育的蓬勃发展，华侨爱国主义意识的提高，引起了英属海峡殖民政府的注意，视之为一个不稳定的信号。1921年1月11日，庄希泉被“永远驱逐出境”。
在抗战激流和民族解放中殊途同归
1922年初春，庄希泉携妇将雏回到厦门，开始了兴学之路。学校未建，名字倒先有了，名曰厦南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厦南女学。厦南者，厦门、南洋之谓也。3月，正在新办厦门大学视察基建的陈嘉庚，特地前来看望庄希泉夫妇，支持他们把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办到厦门来，造福社会。陈嘉庚几年前把南洋的一大摊子交给胞弟陈敬贤后，原定今后在家乡专门投身教育，未料不过3年，陈敬贤就得了一场重病，无法支撑，48岁的陈嘉庚不得不第六次出洋，到新加坡主持营业。但他的教育思想和良操美德，却萦绕在庄希泉、余佩皋的心海里。庄希泉把回国后的奔走详情，以及创办厦南女学事宜，写了一份《致海外侨胞书》，寄往南洋，同时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以让侨胞全面了解实况，也可以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对为南洋侨众利益而不惜向殖民当局冒险犯禁的年轻夫妻，身在国内，却还惦记着南洋众多侨胞，情牵教育。这份情怀，自是受到南洋华侨的普遍欢迎，于是纷纷解囊相助厦南女学，还陆续把自家女儿送来就读。5月1日，厦南女学正式创办后，庄希泉任董事长，余佩皋任校长。不久改校名为“厦南女子中学”，簡称厦南女中，并附设小学。他们思想开放，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倡教育与救国、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号召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反对封建陋习和帝国主义欺压。这株植于鹭岛、浇灌着庄希泉夫妇和南洋华侨心血的深谷幽兰，一时香溢十里，远飘海外。
庄希泉除了办学，还参加筹组国民党福建临时党部、筹备厦门外交协会等活动，领导厦门反日斗争，由此受到日本势力的跟踪。日本驻厦领事馆以庄父曾入日据时期的台湾籍为由，将他也视为日本臣民，而予以拘押，并押上开往台湾的船只。庄希泉在被强押进舱那刻，不顾武装宪警的阻拦，挣扎着面向前来送行的师生和群众，高声疾呼：各位同胞，我庄希泉和大家一样，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日本臣民！我们要坚决与帝国主义丑恶势力斗争到底！”在台北监狱，庄希泉和蒋渭水等人结为至友，继续与日本斗争。
1927年春，庄希泉以赴日本处理生意为由，在专人陪同（实为监视）下，坐上了一艘由台北经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当轮船驶进上海港加煤时，庄希泉以上厕所为名，客气地请两个同船监视的日本人帮助照看行李什物。而后快速冲下甲板，只身跳船上岸，潜入市区。两个监视者下船追截时，庄希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天后，上海《新闻报》上引人注目地刊登了一则署名庄海涵的启事，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声明“我是中国人，并非日本籍民”。报纸声明栏之下，还印上了一枚取名“庄一中”的印章。这个名字此后也就成了庄希泉的别名，新中国成立后，在干部登记表的“曾用名”一栏，他总要填上“庄一中”。
庄希泉虎口逃生后，特地办理中国国籍以及登报声明这一行动，既抗议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非法行径，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同时也暗示，只有一个中国，决不承认将台湾划为他国。这枚珍贵印章至今仍完好地保存。
庄希泉会同妻子回到福建后，分别担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不久，蒋介石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夫妻俩乃于1928年春节同时登报宣布退出国民党，站在了拥共反蒋立场上。1930年，庄希泉接受同乡挚友王雨亭发自菲律宾的电报，带着堂弟庄惠泉，一同前往菲律宾，在海外华侨中开展反蒋抗日工作。
庄希泉在菲律宾经营影片的事业渐见成效后，又将经营范围扩展到香港、缅甸等地。在经营电影的同时，庄希泉没有放下上海的办学工作，经常仆仆风尘往来于菲港沪三地之间。
抗战中，庄希泉虽然与陈嘉庚没直接见面，但通过媒体陆续了解到他的行状，也坚信他的爱国人格，因此也就时时向他看齐。全面抗战爆发后，庄希泉在上海经营影片，曾与人合计炸日本旗舰的计划。上海“八一三”抗战期间，庄希泉组织募捐了大批的食品、衣物和医药，并及时运送到抗日将士的阵地。儿子庄炎林在上海参加童子军抗日战时服务团。上海沦陷后，庄希泉转至香港，参加主持闽台抗日救亡同志会和福建同乡会工作，一方面筹集经费，救济难民，一方面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组织华侨回国参战。庄希泉曾向香港分局负责人之一连贯提出入党申请，连贯说：“我们党早就注意你了！你这些年革命很坚决，所做的工作也很有成效，完全够入党的条件。但你现在是社会知名人士，又擅长经商，留在党外对我们更有好处。一来你可继续扩大社会影响，在外围帮助建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二来还可在经济上帮助革命。”庄希泉愉快地接受党的安排，为抗日救亡大事奔忙不止。
随着国内抗日战争的胜利，新加坡也很快光复。1945年10月6日，华侨抗日领袖陈嘉庚由印度尼西亚乘飞机抵达新加坡。消息传到国内，重庆十团体发起“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庄希泉也应邀与会。会上，毛泽东送来手书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恰如其分地对陈嘉庚作了概括性评价。
庄希泉作为中共中央特使面邀陈嘉庚回国
1948年底，庄希泉刚从新加坡到香港，就接到接替连贯负责联络华侨、开展统战工作的中共香港分局工委书记饶彰风传达的特殊使命。原来，中共中央邀请陈嘉庚北上参政，决定派一位党内和陈嘉庚均信得过的人作特使，专程前往新加坡面邀。经香港地下党组织推荐，周恩来决定派庄希泉为中央特使。 庄希泉直飞新加坡，很快就在怡和轩见到了陈嘉庚，转达了中共中央的盛意。其时，陈嘉庚已年届76，虽然为了国家前途命运他可以像廉颇那样不惜奋力一搏，但要让他接受荣誉和勋章，以他谦逊的性格，和确实存在的诸多不便（如年事已高，不熟悉政治，不通国语），有所犹豫自是可以理解。庄希泉深知陈嘉庚的脾性，不急不慢地说：“嘉庚先生过虑了，你多年来苦心奋斗，所为者何？无非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安康。今新政府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嘉庚先生之功劳。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但其交往生活依然，嘉庚先生又何以之为难处？嘉庚先生虽然七十有六，但何来老态，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说，何况嘉庚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因是多年朋友，陈嘉庚也不加隐讳：“我北上敬贺不打紧，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庄希泉说：“这不要紧，你尽管回去，事先发表个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殖民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致采取不理智的做法。你先回去，我暂时留下，帮你打理一些事，你可放心走。”听庄希泉这么一说，陈嘉庚顾虑尽消，接受邀请回国。
庄希泉马上电告正在香港等候消息的饶彰风。饶彰风随后迅速向中央作了汇报。为表诚意，不久，中共中央即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陈嘉庚和庄希泉商议一番后，致电毛泽东，表示“回国敬贺”。继陈嘉庚安全回到祖国后，11月25日晚，庄希泉携南洋华侨赠送的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锦旗，乘飞机回国赴任。他在香港停留一段时间后，前往广州，与正在此考察的陈嘉庚见面。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侨委委员的陈嘉庚，一反过去不苟言笑的常态，第一句话就是：“希泉老弟，中国得救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从此以后，中国再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了，海外侨胞也可以抬起头来了！”
开国之初，庄希泉担任副主任的中侨委，在安置归侨、维护华侨权益、组织华侨参与祖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诸多成绩。但作为政府机构，中侨委也有某些工作不便开展，由是，庄希泉和陈嘉庚、何香凝等侨界人士商量，認为有必要组建一个民间性质的全国华侨社团。
1956年6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陈嘉庚为筹委会主任委员，庄希泉为副主任委员。经3个多月的筹备，10月5日至12日，第一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在全国侨联，庄希泉与陈嘉庚接触颇为密切，并共同倡办华侨博物院。1959年，陈嘉庚去广西考察侨情，庄希泉专门陪同，兼做翻译。此时陈嘉庚已癌症侵身。1961年春，他常常昏昏沉沉，来北京治疗期间，庄希泉经常前去探望。陈嘉庚的记忆已严重丧失，甚至神志不清，唯独台湾回归一事，耿耿于怀，让庄希泉万分感动。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8岁。庄希泉参加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他和中侨委及全国侨联领导为陈嘉庚轮流守灵。此后，庄希泉代理全国侨联主席。原本就一心一意爱侨护侨的庄希泉，如今位居要津，在先贤精神的烛照和滋润下，更是日思夜想、魂牵梦萦散居在海外各地的1300多万侨胞，凡是海外华侨归来，他总要想方设法出面接见，把四海风云揽入心中，努力将爱国统一战线扩大到海外有华侨居住的地方。
1978年3月，九旬高龄的庄希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2月，当选为全国侨联主席。这两次当选，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2年9月，庄希泉出席中共十二大不久，为党描绘的美好前景而振奋，心潮澎湃，又想到了他的政治归宿，乃于12月18日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因他是侨界有影响的人物，又是国家领导人，他的入党申请送中共中央审批。不过两个星期，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庄希泉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无需预备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还批示，庄希泉同志的入党宣誓要在年前举行，并由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这样，庄希泉以95岁的耄耋高龄入党，成为中共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党员。1982年12月30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管侨界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廖承志，代表中央宣布接收庄希泉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并作他的入党监誓人。
1988年5月14日，庄希泉走完了一个世纪的奋斗人生之路，在北京医院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100岁。此前，他留给祖国和海内外同胞最后的话是：“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祖国统一……希望诸君努力啊……”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