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53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二年，远涉重洋而来的葡萄牙人通过各种手段，获准在澳门居住滞留。正是从那时起，这些来自西欧的葡萄牙人，就在远东的这片土地上逐渐扎下根来。经过4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他们在当地生活、成长，并和当地乃至东南亚人通婚，逐渐演化出了一个特殊的族群——澳门土生葡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土生葡人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澳门开埠史，是这座东方海港几个世纪以来，多种文明相互交流融合最直观的现象。甚至有学者认为，是“中国、欧洲，以及整个东南亚沿海一带长期以来的互相接触和影响经过一个沉淀过程得出来的产物”。而葡萄牙学者安娜·玛利亚·阿马罗则认为，这些土生葡人“有着其独特的人类生物和文化特征……是一个新的群体，是多种血统混杂的产物”。因此，她不无深意地给这个族群起了一个名字，并以这个名字作为自己专著的书名：《大地之子》（FilhosdaTerra）。在她看来，这些土生葡人就是东西方大陆交汇融合而产下的“大地之子”。

东西混血

　　正如阿马罗指出的那样，澳门土生葡人是在历史长河中伴随着葡萄牙海外扩张的过程而逐渐产生的。15到16世纪，葡萄牙开始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每年都有大批人远赴西非和远东，但限于航海技术，光是海上远航就充满各种危险，更别提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路程是伴随着血与火的殖民冒险。可想而知，这种航海行动并不适合女性。当时葡萄牙官方甚至还颁布了禁令，严禁女性偷偷登船。实际上，就算没有官方禁令，男人们也不敢将妻女带上船，将她们置于漫长且充满危险的海外征途中。
　　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海外扩张给葡萄牙人口带来巨大压力。为了维持众多的殖民据点和贸易线，葡萄牙不得不每年派出大批青壮年男性出海。据统计，从1500年到1580年间，葡萄牙向外输出了28万青壮年男性，这对于国小民寡的葡萄牙几乎已达极限。即便如此，在从西非到远东长达万里的漫长航线上，葡萄牙人在每个据点要塞也不过能维持一支数百人的军队，兵力严重不足。
　　人力严重紧缺的现实迫使葡萄牙人不得不采取措施。派遣欧维士“发现”中国的果阿公爵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为了解决海外军人的配偶问题，首先出台政策，鼓励手下士兵和当地人通婚，甚至还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比如分配土地。在他看來，鼓励通婚一方面可以解决这些背井离乡士兵的婚姻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培育出具有葡人血统的男性后裔，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联姻方式，葡萄牙人还能和当地土著建立良好关系，从而巩固殖民统治。
　　正是在这几种心态的共同作用下，在海外扩张时期，葡萄牙人就已不可避免地生下了大量混血儿。而且随着殖民扩张，这些混血后裔在成年后也会踏上战船，再次奔赴大洋中的下一个据点。实际上，从1501年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建立据点，到1553年来到澳门，建立正式的长久居留点，其间有足足半个世纪之久，足以保证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葡人混血后裔成年。因此，当澳门开埠之初，前来定居的葡萄牙人既不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出生的，也不是葡华混血，而大都是葡萄牙在印度、东南亚等殖民据点里所成长起来的“殖二代”。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塞曾指出：“如果在葡属印度各居住点的情况一样，在澳门的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来自王国的男子，而其余部分则由被称为‘已婚男子’的欧亚血统的人所组成。”另一位历史学者文德泉蒙席更是明确指出：“第一代澳门土生人是由500名葡萄牙人与500名印度和马来亚妇女通婚而来。”

葡华通婚

　　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随着澳门开埠，葡萄牙人在当地的势力也逐渐增强。可想而知，此时很可能已出现了葡萄牙人——无论其是否“殖二代”——和华人通婚的案例，但根据一些史料来看，这些葡华通婚的案例尚不具普遍性，主要是发生在葡人和改宗基督教的华人女性之间。此外，葡人虽然信仰天主教，但很快也沾染上纳妾的风俗，而这些妾则大多具有中国血统。
　　然而，进入17世纪后，这种局面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随着新教崛起，欧洲一些新教国家开始挑战原有殖民体系，频频派出舰队，对葡萄牙这些老牌殖民国家展开挑战。1601年，荷兰舰队出现在澳门附近，很快就被葡萄牙人驱逐。1622年，荷兰人又组织了一支拥有十六七艘舰只及1300名士兵的舰队卷土重来，虽被葡萄牙人奋力击败，但荷兰人锲而不舍，最终于1641年攻占了马六甲，切断了澳门和葡萄牙本土的联络，使得澳门成为一片孤悬海外的飞地。正是在这种困境下，澳门葡萄牙人不得不改弦更张，开始和本地居民通婚。另一方面，此时也正是明清易代之际，入清后，十三行等广东华商的崛起，也促使居澳葡人借助华人的力量改变困境，从而改变了多年来华葡族群之间不相往来的局面。
　　从18世纪起，澳门葡人和华人联姻成为常见现象，标志着华人血统以正规婚姻的形式进入澳门葡人社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标志着澳门土生葡人的正式形成。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澳门“（葡人）女儿一般优先嫁给欧洲人，儿子则娶欧亚混血女子为妻，财富较少的人则娶中国姑娘为妻，而不要那些没有嫁妆的欧亚混血姑娘，因为中国姑娘的美德为人称道”。
　　不仅是葡裔迎娶华人女子为妻，甚至就是华人男性被葡裔招为女婿也蔚然成风。清初学者，“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游览澳门，就发现这里的“（葡人）得一唐人（即华人）为婿，举澳相贺”，和今天的风俗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所谓“举澳相贺”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当时由于荷兰人的封锁，澳门传统贸易路线被切断，如果能得到“唐人”做女婿，就意味着能打通和中国贸易的渠道，对经济陷入衰退的澳门来说，奔走相贺也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不管基于什么理由，从这些资料中都可以看出，当时葡华通婚已成为平常之事。只是这些“跨国婚姻”依然有着风俗禁忌，首当其冲的就是宗教问题：联姻的华人必须接受洗礼改信天主教。由于明清两代对华人改信“洋教”多有猜忌，所以客观上也给葡华通婚造成了一些障碍。不过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葡华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到了19世纪中，澳门葡裔已逐渐从17至18世纪的与印度、马来、中国等地族裔多元化通婚，转变为以和华人女子通婚为主流，而“在同华人通婚的情况下，一般是同在葡萄牙家庭中的收养（华人）孤女成亲”。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获得“永居管理澳门”之权，而澳门土生葡人也有了新的发展。从葡萄牙本土来到澳门的官吏或高级军官，主要和一些澳门传统土生葡人家族的女子结婚，而另一些较为底层的来澳葡萄牙人，如士兵，就会和一些社会底层的华人女子通婚。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不少葡萄牙军人和俗称“琵琶仔”的歌女，以及从内地而来的舞娘通婚，直到1975年后葡萄牙军队撤出澳门后，这种葡萄牙军人和华人女子通婚的情况才告一段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抵达澳门，他们和同时期移居澳门的移民通婚，这些移民除了有来自内地的华人外，不乏菲律宾、泰国移民。最终，这些族裔相互通婚的后裔形成了今天澳门独特的土生葡人族群。

“既进教堂，也上庙宇”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澳门形成了特有的土生葡人族群。在殖民时代，这些土生葡人家族多与葡萄牙人通婚，尤其重视与从葡萄牙本土来的官员通婚。一方面，他们借此来认同自己的欧洲身份;另一方面则以此保证他们在殖民环境下获得一定特权。因此，在过去，土生葡人作为通晓中（粤）葡语言，同时拥有良好教育水平以及本地化背景的族群，常常在葡澳统治下出任公务员、律师、建筑师、医生或企业高管等职务，社会地位普遍较高。与此同时，澳门土生葡人的多民族、多文化混血背景，也让他们拥有了獨特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种相当具有特色的土生葡人文化。
　　澳门土生葡人文化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多元融合。比如婚礼，不少专家学者观察到，在土生葡人中流行一种独特的“双重婚礼”，就是一方面保持西方天主教婚礼的仪式，同时又会按照中国传统婚礼仪式再举办一场婚仪。在上世纪70年代，一场典型的土生葡人婚姻甚至会举行好几场，首先是举行一场传统的天主教婚礼，之后是一场中式婚礼，包括哭嫁、敬茶的传统套路。新人早上去教堂，下去就在茶楼招待来宾吃茶，晚上还要在中式酒楼大摆酒宴，才能让所有宾客满意。
　　在这些土生葡人中，华人女子嫁给葡萄牙裔固然要皈依天主教，不仅要洗礼，还会取一个葡萄牙语的教名，但她们依然会把一些传统中国民间信仰带去，使得后来的土生葡人在信奉天主教的同时，也有不少人信妈祖和观音，甚至在不少土生葡人家中，还摆设有祭拜赵公元帅和关帝神龛，就连土生葡人出身的诗人李安乐也曾写诗说澳门土生葡人：既进教堂，也上庙宇;既向圣母祈祷，又念阿弥佗佛。”
　　土生葡人文化中的融合与包容不仅仅是宗教信仰，还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土生葡人当中，流传着一种叫做“肥茶”的点心。这原本是一种女性修道院中流传的午后点心，土生葡人妇女从修女那里学会了做法，甚至写成家族食谱世代相传。而细细考究这些点心的食谱，人们就会发现其中不仅融合了葡萄牙和中华风味，还融合了东南亚、印度的材料和制作手法，比如用糯米、椰肉末、糖和牛奶做成的“巴基糖”;用香薯、椰肉末和鸡骨做成的薯仔饼;用面粉、鸡蛋、糖和椰子做成的“耶稣枕头”;用椰子水做成的蛋奶甜品“吉时布甸”，以及用12个蛋黄、4个蛋白、鲜牛奶，加溶化的冰糖混合而成“塞里卡里奥”，几乎混合了整个葡萄牙新航路上所有的风情口味。
　　除了饮食，土生葡人的服饰语言也是如此。据阿马罗研究，昔日土生葡人妇女多穿着一种叫做“萨拉瑟巴襦”的服装，这种服装来自果阿，深受印度、马来西亚妇女服饰的影响，而土生葡人男子的服饰一般都是随父亲作欧式打扮。如今，澳门土生葡人依然一般是欧式装束，妇女们则喜欢穿刺绣丝绸服装，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不仅如此，在澳门土生葡人中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葡萄牙“澳门土语”，其中使用一些现代葡萄牙语中已不再使用的词汇以及一些东亚词汇。
　　经过400多年的沧桑，澳门土生葡人人数已经不多。据统计，今天澳门的土生葡人大约还有1万多人，约占澳门总人口的2%。不过对于这些土生葡人来说，他们却和华人一样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根在澳门，是澳门永远的“大地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