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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作家、译作家和语言学家，林语堂早已为大家所熟知，但他在教育园地上的创业精神却鲜为人提及。林语堂早年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任教。1926年5月，林语堂携眷南下，应聘厦大文科主任。他曾经在厦门鼓浪屿求学生活了7年，其初恋情人陈锦端（林语堂名著《京华烟云》中女主角姚木兰的原型）、夫人廖翠风的娘家就在鼓浪屿，其二哥林玉霖在厦大哲学系任副教授，其弟林幽任外语系讲师。9月，林语堂就任厦门大学语言学教授、文科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但7个月之后的1927年3月，林语堂离开了厦门大学，这是为何？
当时，厦门位于东南一隅，又非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名学者一般不愿来。为此，厦大采取高薪政策，规定教授月薪为400大洋（约今4.8万元），讲师可达200大洋（约今2.4万元），助教可达150大洋（约今1.8万元）。而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才300大洋，陈独秀为200大洋，李大钊为100大洋，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才8个大洋。月薪25个大洋，便可养活五口之家。
一心想把厦大文科办好的林语堂，到厦大不久就推荐、聘请了著名文学家鲁迅、国学家沈兼士、历史家顾颉刚、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等前来任教。一时间，厦大文科学者云集、人才济济，教学和学术水准处于高峰期，学生普遍反映“文科今年有生气了”、“办得有声有色的了”。
1926年10月10日，厦大国学院成立了，林语堂出任总秘书。成立仅8天，林语堂即提出了10个研究选题计划出版10部专著。其中有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六朝唐代造象汇编》，林语堂的《汉代方音考》、《七种疑年录统编》等。很快，《国学研究院季刊》创刊号也出版了，鲁迅、沈兼士、林语堂都在该刊发表了文章。此外，国学研究院还计划编印《中国图书志》，内容包括谱录、春秋、地理、曲、道家、儒家、尚书、医学、小说、金石、政书、集、法家共13类书目。其中鲁迅负责小说类。
在林语堂的努力下，厦大文科有了很大起色，国学院开局良好。
然而，不久林语堂就遇到了麻烦。
首先，校长林文庆的掣肘。林文庆，英籍华人，基督徒，西医出身。国学院之所以设立，是因为校董陈嘉庚重视国学，而对任院长的林文庆来说，只是用它来装点门面。由于林文庆对国学研究没什么兴趣，与鲁迅、林语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格格不入。因此，他总是设置重重障碍，想让国学院名存实亡。
11月20日，他借口陈嘉庚橡胶业受挫，经济困难，将国学院的办公费由5000大洋削减为400大洋，企图通过卡经费的手法扼杀国学院，并要教授们不要出版著作、刊物。事实上，他把节约下的那部分经费挪用到理科了。林语堂十分气愤，一再据理力争，要他维持原定经费。当力争无效后，他毅然提出辞去总秘书职务，以示抗议。鲁迅也对林文庆提出抗议，并表示要辞职。最后，林文庆作出妥协，林语堂收回辞职书。
其次，是理科主任兼厦大秘书刘树杞的刁难。刘树杞掌管学校财政和后勤大权，经常玩弄权术，公报私仇。他不仅阻碍林语堂办理正常的事情，还逼迫林语堂将国学院的用房退还给理科。更恶劣的是，他竟三次蓄意改动鲁迅的住房，最后一次竟要鲁迅住到理学院大厦的地窖里。对于刘树杞的种种刁难，林语堂虽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第三，林语堂引“狼”入室，导致人事倾轧。林语堂用人失策，导致国学院内耗，气氛沉闷，难以成事。他亲自举荐或同意他人举荐的前来厦大的人中，有很多是“现代评论派”的人，如顾颉刚、陈乃乾、陈万里等，一时间，“现代评论派”色彩弥漫厦大。他们原先在北京就和“语丝派”斗得要死，现在更是和“语丝派”及其盟友——鲁迅、沈兼士、孙伏园、章川岛等难以共事，甚至兴风作浪，排挤鲁迅等人。如顾颉刚（被鲁迅戏称为朱山根，因为他是红鼻子）纠集七八个党羽，在国学院拉帮结派，大占势力，攻击鲁迅是“名士派”。这样一来，“语丝派”的人感到在厦大无法立足，遑论做事，只好准备离开，另寻出路。孙伏园于10月20日请假前往广州筹备办报，沈兼士于10月27日辞职，回北京任教，鲁迅则接受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聘请，决意离开厦大。
由于鲁迅的离开，引发了厦大的一次学潮。
鲁迅在厦大期间，开设了《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课程，每周4节课，慕名而来的学生、年轻教师以及记者们，把教室挤得爆满，场面蔚然壮观。学生们说：“听鲁迅先生的课，很有趣，唯恐时间过得太快！”青年学生把鲁迅当成人生导师。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学生成立了两个文艺团体——“泱泱社”和“鼓浪社”，筹办了《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鲁迅亲自为他们审稿，并给予亲切地指导，集美楼经常传出鲁迅与青年们亲切交谈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此外，鲁迅还给国学院的研究生做专题演讲，指导他们学习，批改他们的论文和作业。
鲁迅的付出，赢得了厦大学生的信任和拥戴。
当鲁迅于1926年12月3日向厦门大学方递交了正式辞职书后，厦大学生自治会感到十分震惊，并在1927年1月20日派代表竭诚挽留鲁迅，甚至有好几个厦大学生跟着鲁迅转学到中山大学。当他们知道鲁迅离意已决，便认为是学校容不下鲁迅，尤其是刘树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十分愤怒。厦大学生立刻组织罢课风潮委员会，于1月7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发动罢课罢考，张贴打倒刘树杞和要求改革的标语。一时间，学潮汹涌，并一直蔓延到鲁迅离校之后。
在学潮的冲击下，刘树杞不得不辞职，跑去武汉大学任校长了。于是，学潮矛头对准了校长林文庆。学生会向省政府控告他腐败渎职，要求取消校长制，改为像中山大学那样的委员制。林文庆也狼狈地跑到南洋躲避，并向陈嘉庚报告了学潮情况。
林语堂也很纠结。他预感到林文庆一定会到陈嘉庚那里投诉自己。因为这次学潮是由于鲁迅辞职引起的，而鲁迅是他举荐来的，所以这次学潮的罪魁祸首是他林语堂，至少他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
林语堂觉得自己应该为学潮负责，他必须离开厦大了。正在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再三来函邀请他去任职，既然有这样的机遇，他便在1927年3月辞职离开厦大，前往武汉了。
当时，厦门位于东南一隅，又非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名学者一般不愿来。为此，厦大采取高薪政策，规定教授月薪为400大洋（约今4.8万元），讲师可达200大洋（约今2.4万元），助教可达150大洋（约今1.8万元）。而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才300大洋，陈独秀为200大洋，李大钊为100大洋，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才8个大洋。月薪25个大洋，便可养活五口之家。
一心想把厦大文科办好的林语堂，到厦大不久就推荐、聘请了著名文学家鲁迅、国学家沈兼士、历史家顾颉刚、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等前来任教。一时间，厦大文科学者云集、人才济济，教学和学术水准处于高峰期，学生普遍反映“文科今年有生气了”、“办得有声有色的了”。
1926年10月10日，厦大国学院成立了，林语堂出任总秘书。成立仅8天，林语堂即提出了10个研究选题计划出版10部专著。其中有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六朝唐代造象汇编》，林语堂的《汉代方音考》、《七种疑年录统编》等。很快，《国学研究院季刊》创刊号也出版了，鲁迅、沈兼士、林语堂都在该刊发表了文章。此外，国学研究院还计划编印《中国图书志》，内容包括谱录、春秋、地理、曲、道家、儒家、尚书、医学、小说、金石、政书、集、法家共13类书目。其中鲁迅负责小说类。
在林语堂的努力下，厦大文科有了很大起色，国学院开局良好。
然而，不久林语堂就遇到了麻烦。
首先，校长林文庆的掣肘。林文庆，英籍华人，基督徒，西医出身。国学院之所以设立，是因为校董陈嘉庚重视国学，而对任院长的林文庆来说，只是用它来装点门面。由于林文庆对国学研究没什么兴趣，与鲁迅、林语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格格不入。因此，他总是设置重重障碍，想让国学院名存实亡。
11月20日，他借口陈嘉庚橡胶业受挫，经济困难，将国学院的办公费由5000大洋削减为400大洋，企图通过卡经费的手法扼杀国学院，并要教授们不要出版著作、刊物。事实上，他把节约下的那部分经费挪用到理科了。林语堂十分气愤，一再据理力争，要他维持原定经费。当力争无效后，他毅然提出辞去总秘书职务，以示抗议。鲁迅也对林文庆提出抗议，并表示要辞职。最后，林文庆作出妥协，林语堂收回辞职书。
其次，是理科主任兼厦大秘书刘树杞的刁难。刘树杞掌管学校财政和后勤大权，经常玩弄权术，公报私仇。他不仅阻碍林语堂办理正常的事情，还逼迫林语堂将国学院的用房退还给理科。更恶劣的是，他竟三次蓄意改动鲁迅的住房，最后一次竟要鲁迅住到理学院大厦的地窖里。对于刘树杞的种种刁难，林语堂虽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第三，林语堂引“狼”入室，导致人事倾轧。林语堂用人失策，导致国学院内耗，气氛沉闷，难以成事。他亲自举荐或同意他人举荐的前来厦大的人中，有很多是“现代评论派”的人，如顾颉刚、陈乃乾、陈万里等，一时间，“现代评论派”色彩弥漫厦大。他们原先在北京就和“语丝派”斗得要死，现在更是和“语丝派”及其盟友——鲁迅、沈兼士、孙伏园、章川岛等难以共事，甚至兴风作浪，排挤鲁迅等人。如顾颉刚（被鲁迅戏称为朱山根，因为他是红鼻子）纠集七八个党羽，在国学院拉帮结派，大占势力，攻击鲁迅是“名士派”。这样一来，“语丝派”的人感到在厦大无法立足，遑论做事，只好准备离开，另寻出路。孙伏园于10月20日请假前往广州筹备办报，沈兼士于10月27日辞职，回北京任教，鲁迅则接受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聘请，决意离开厦大。
由于鲁迅的离开，引发了厦大的一次学潮。
鲁迅在厦大期间，开设了《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课程，每周4节课，慕名而来的学生、年轻教师以及记者们，把教室挤得爆满，场面蔚然壮观。学生们说：“听鲁迅先生的课，很有趣，唯恐时间过得太快！”青年学生把鲁迅当成人生导师。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学生成立了两个文艺团体——“泱泱社”和“鼓浪社”，筹办了《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鲁迅亲自为他们审稿，并给予亲切地指导，集美楼经常传出鲁迅与青年们亲切交谈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此外，鲁迅还给国学院的研究生做专题演讲，指导他们学习，批改他们的论文和作业。
鲁迅的付出，赢得了厦大学生的信任和拥戴。
当鲁迅于1926年12月3日向厦门大学方递交了正式辞职书后，厦大学生自治会感到十分震惊，并在1927年1月20日派代表竭诚挽留鲁迅，甚至有好几个厦大学生跟着鲁迅转学到中山大学。当他们知道鲁迅离意已决，便认为是学校容不下鲁迅，尤其是刘树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十分愤怒。厦大学生立刻组织罢课风潮委员会，于1月7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发动罢课罢考，张贴打倒刘树杞和要求改革的标语。一时间，学潮汹涌，并一直蔓延到鲁迅离校之后。
在学潮的冲击下，刘树杞不得不辞职，跑去武汉大学任校长了。于是，学潮矛头对准了校长林文庆。学生会向省政府控告他腐败渎职，要求取消校长制，改为像中山大学那样的委员制。林文庆也狼狈地跑到南洋躲避，并向陈嘉庚报告了学潮情况。
林语堂也很纠结。他预感到林文庆一定会到陈嘉庚那里投诉自己。因为这次学潮是由于鲁迅辞职引起的，而鲁迅是他举荐来的，所以这次学潮的罪魁祸首是他林语堂，至少他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
林语堂觉得自己应该为学潮负责，他必须离开厦大了。正在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再三来函邀请他去任职，既然有这样的机遇，他便在1927年3月辞职离开厦大，前往武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