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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时间是考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辉煌不仅属于过去，历史可以照亮未来。我们身边的人物，历经人世沧桑，品味酸甜苦辣，对于幸福，他（她）们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有的曾历经人世沧桑，曾饱受凄风苦雨，并在新旧时代强烈对比中感受幸福……如今，我们广大的千部群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本职工作、争创一流业绩，以饱满热情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实际行动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小河沟记载
新北京的变迁和发展
在和平家园社区和小黄庄社区一线南侧有一条划分东城区和朝阳区的分界线——青年沟路。你可曾知道在它的下面有一条“地下河”，这条河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它已经静静地向东流了数百年。曾在这一带居住了快50年的崔建立（图中左一）爱好写作、摄影、文体等活动，书法、快板书，修理等等都是一把好手。他说，小河沟仅仅只是一条防洪涝的导流渠或是沟而已。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建国后出生的人来说，它承载了孩儿时欢乐的时光，是他们迈向人生的起点。大而言之，它服务于首都的市政建设，服务于和平街地区的人民百姓，记载着新北京的变迁和发展——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查阅到了中华民国十年和民国三十八年出版的北平市郊地图上都没有标明这里有过河。他说，新中国成立时，小河沟迎来了第一次疏浚、清淤。根据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在地坛以北修建工厂机关和住宅区的同时筑路，并在路边挖明渠，防洪排涝，而和平街一带包括东城区部分的排水渠全部通向小河淘，使沟宽达到10多米，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基础设施的初级方式。1963年，我家搬入和平里66号楼，这一带的小孩子常去的地儿就是小河沟。小河沟上还架了一绿漆木桥，桥下潺潺流水，有时冰凉的工业用水、地下水从排水管道流淌而出，凉得人不敢把脚放入河里。进入上世纪70年代，和平街地区的住宅小区基本形成，人口猛增，由一队青年团员们义务劳动，清淤泥并加宽河道、青石筑堤。为了表彰青年们的辛勤劳动，小河沟正式定名为“青年沟”。这是一条充满自然气包的小河，环境迷人，放学后的小学生们与河为伴，或高举着长网追着蜻蜓，或水上嬉戏，或捞鱼虫捕蝌蚪，小河沟成了孩子们的娱乐场。到了冬季，河水结冰，我们又自己动手制作冰车，拿到冰上，双钎一插飞快地滑来滑去。天不黑下来，小孩子们是舍不得离去的。记得我上五年级时，和家住在中央乐团的同学，专门焊了约40厘米的一艘铁“军舰”，前后甲板上有炮台，炮管是用半导体天线焊上去的。我们用漆包线绕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场，制成小电机安在船舱后部，用罐头盒的铁皮剪成螺旋桨，非常漂亮的“小铁船”。星期天我们试航很成功，感到非常的高兴。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我上中学后，又开始在小河淘学滑冰。一双花样滑冰鞋几个人换着滑，然后信心十足地走向什刹海大冰场，熟练地展示我们的冰上技艺。我还记得，当年的夏天，雨水很大，各条道路、楼院里的雨水汇入小河沟，使河水暴涨，黄黄的雨水卷着浪花奔腾向东，只需一天就可以把本地区的洪涝全部排泄，很好地服务于城市，方便人们出行。1978年，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交通要畅通，道路要拓宽，小河沟又迎来了它的第三次改造。一条宽7米，深3米的水泥渠道，50厘米厚的水泥板加盖封顶。由西向东，上边就是现在的青年淘路。一条小河沟就这样被埋掉了，但它却不甘寂寞，继续默默地为首都的城市建设发挥着它的作用。几十年过去了，原先的荒地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繁华居民区，但是在老一辈人的心里留下一段历史记忆，并以它的变迁与发展演绎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
本报记者彭立昭文/摄
从老天桥走出的老艺人晚年倍感幸福
“过去我是个穷卖艺的，被人瞧不起，是谁解放了咱们？是共产党，咱们千万别忘了共产党给了咱们政治上的解放……”这是80多岁的金业勤老艺术家的心里话。当年逛天桥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小老黑儿”的，当年他带着两个妹妹表演在自行车上站着、躺着、钻来钻去以及仨人摞起来拿大顶等车技，在天桥非常招人，其创作演出的骑车过桌、5人造型、3截站举顶、脚上起倒立等技巧和表演风格至今让人回味无穷。下图中的骑车者就是当年他在天桥卖艺的场景。解放后，他曾先后参加第三至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在1957年第六届联欢节上，获车技演出金奖（如左上图）……说起天桥的生活，老人满含泪水，几次摘下了老花眼镜。
“在老天桥卖艺的那6年，我天天在天桥露天演出，受凌辱、受压迫、受欺负、受歧视，在饥寒困苦线上挣扎生活。您想，我在那儿卖艺，带着两个妹妹（左下图），我又年轻，靠卖艺挣钱太不容易了。在旧社会卖艺的12年，我这个身子骨挺棒的小伙子在自己的国度里任凭帝国主义、反动军警、地痞流氓的凌辱、压迫和打骂，过着受歧视，受剥削的苦难生活，我是多么渴望能看到光明啊！能翻身解放啊！解放了，真的是一切都变了。刚解放时，虽然我还在天桥卖艺，但每天明显感到我们街坊四邻、老百姓的脸上一改长年累月的愁眉苦脸了……当时，中央文化部正招考一批艺人，我考试去了，考场设在东四头条考的是延安来的很多著名的艺术家，考官级别很高，有罗瑞卿、廖承志、田汉、李伯钊等人。经过三天的考试，我竟成了一名艺术工作者了。到了1950年的夏天，文化局领导通知我；‘文化部要成立一个国家的杂技团，推荐你和树旺等人去考试，并且还有出国任务。’我一听心里特别高兴！临走前马三立先生还拉着我的手说，‘业勤，这回得好好干。到了北京之后好好听党的话，好好工作，任劳任怨……’这话正说到我心眼儿里头。1950年10月20日那天，会考入选的杂技艺人们被接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大家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来了。大家一激动，情不自禁地咧着嘴开心地笑着，有的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还派人给大家送来了毛巾和香皂。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太感动了，在旧社会，我们这些穷艺人被人瞧不起，遭人歧视，现在解放了，在旧社会长期受压迫，一下这么大的翻身，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了。”这位从老天桥走出来艺人为了中国的杂技事业奉献了一生。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依然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老当益壮，老有所为…… 本报记者彭立昭文/摄
回家之路的变迁
杨瑞芝，1946年生于北京市顺义县古城村。1967年11月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牡丹江师范学校大专中文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从哈尔滨调入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工作，现退休。在杨瑞芝的记忆里，回家的经历最为难忘——
1968年，我第一次回京探亲，从黑龙江虎林坐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好不容易到了北京站。我的老家在北京东郊顺义县，那时，我的家还不通公共汽车，我又不好麻烦年迈的爸爸跑几十里地接我，只好先在姑姑家暂住一夜，第二天再回自己的家。因为公共汽车只开到北苑，剩下的几十里路只能步行。好在亲戚家有一辆自行车，我便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探亲都赶在农闲时期，此时正值北京的冬天。赶上没有大风的时候，骑几十里地自行车对我来说不算回事，如赶上刮大风，顶风骑几十里地，到家累得腿都直了。有时遇上上坡，根本骑不动，只能下车推着走。那时，家乡的路全是土路，本来就不宽的路面，还有大车轧出的两道沟，骑车只能在一道很窄的较为平整的面上。一下雨，满地泥泞，自行车瓦圈内塞满了泥，别说骑了，推都推不动，人只好扛着自行车走。因为交通不便，所以人们很少出门，直到1972年，因我姐姐生小孩在北京住院，我的妈妈才有机会去北京。到了1978年，回家的路依然如故，我回京探亲还是选择骑自行车回家，只不过车后架上，又多了一个小人。从北京的立水桥开始，就不再是柏油马路了，是用砂石铺的路。路面坑坑凹凹，我带着儿子，尽量挑平整的路面骑，但有时根本躲不过，自行车在这种路面上行走，人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次硬是从货架上把他颠到了地上。想回家，盼回家，可这回家的路真是让人望而生畏。1991年，我调回了北京，在三环路上有了自己的家，从那时开始，北京的路越修越多，路的质量越来越好。还没等我完成骑自行车绕三环观光一周的愿望，四环又修好了。等五环修完时，我的老家也鸟枪换炮，村里修了水泥路，家家盖起了新房，羊肠小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柏油马路。再回家时，我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现在，我的家乡变化很大，文人笔下的袅袅炊烟不见了，人们都用煤气灶做饭。出行骑摩托或开私家车，有两路公共汽车从我的家乡通过，人们上北京办事游玩非常方便。现在地铁15号线也离我家不远，各个村之间还有小公共汽车沟通，真是四通八达。村里饭店、超市、农贸市场俱全，农民们也兴外出旅游，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生活越来越好，路是越走越宽阔。
本报记者 邢大军
小花园舞场见证我们的幸福与快乐
在和平街十一区里有一座小花园，如今这里是一个舞场。居住在此的一位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身边的摄影师”的杨长生，谈及它几十年的变迁和发展，倍感幸福和自豪——
这个舞场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那是在1988年年底，小花园这地方比较荒芜，有十几名爱好交谊舞的退休老同志自行平整了200多平方米土地，他们自带小型录音机放音乐，组织学跳交谊舞。到了1990年初，由老舞友再次平整扩大了场地，参加者已达加多人，建立了“健康长寿、老有所乐”的舞场宗旨。到了1994年，每天来此跳舞的人员已增至240人，舞场面积扩大到700平方米，四周安装了铁栅栏，并增加了坐凳等……如今这个小花园舞场越来越受到百姓的喜欢，它已经成了中老人的乐园和健身场所。
本报记者 彭立昭
80岁的我从平房搬进了楼房
80岁的董秀芬老人说，自己从窝棚、平房、临建、筒子楼到搬进了宽敞的高层住宅小区，最感幸福——
解放前我随爸爸从河北老家到了北京，爸爸做生意、妈妈从农妇转变成家庭妇女，其实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那时讲究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妈妈除了照顾孩子、伺候爸爸什么不会由什么都不用会，因为家里的大事小事爸爸都安排好了。我的青年时期和很多北京女孩比要幸福得多，因为爸爸当时是民族资本家，房子自然是不缺的，只是搬了很多次家，印象中最深的是在东城区三里河附近的一个独门小院，住着我们一家8口人，过年过节家里的男孩就用水把院子里的瓷砖地擦干净，这样的好日子一直到我结婚后，丈夫也买了自己的房子，那是个标准的四合院，所以我基本没有为房子问题发过愁。尽管“文革”时，我们一家被赶到一间10几平方米的小房居住，我也不觉得拥挤，因为一家人挤在一起，尽管拮据却温馨，如今觉得房子大小似乎和幸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我家的房子宽敞起来，我和两个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住在三间房子里，一家人和睦相处、互相关照是我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2000年，我得了一次大病，脑梗，当时家里的孩子们都在上班、上学，幸好邻居及时发现，让我平躺在沙发上，给女儿打了电话，又叫了120救护车，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我们一直住在小院里，本来以为一直这样下去，其实小院住着挺惬意，接地气、热闹，最早还有邻居养鸽子，可是后来这些邻居陆续受惠国家的政策，搬进了楼房，小院里只住着我们一家几口，老邻居不在了显得有些冷清，最关键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去洗手间是件麻烦的事，得走出大门到另一条街道才有厕所，对于老人、孩子平时有不方便的地。2009年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北京危旧房改造、拆迁工作的进行，我这个80岁的老太太也住进了大楼房。一套房子80多平米，有阳台、有卫生间还有厨房，看见宽敞的客厅、明亮的卧室，我心里很高兴。房子装修、家具挑选是女儿、外孙子一手操办的，我早已不为家里的事操心。听人家说老人搬家不好，我看不是这样的，外孙子结婚有了房子住，外孙女搞对象不为房子发愁，我这个姥姥心里也很安稳，如今身体依然健康，依然和孩子们同住，白天他们都到我的房子里，晚上各回各家睡，只有闺女陪我，楼上楼下很方便，跟以前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要说变化现在我是四世同堂，今年我的曾外孙来到了我家，我这个太姥姥高兴，为了能够看到曾孙子的健康成长，我也要健康地活着。
本报记者 董岩文/图
在百年好合儿孙绕膝中感受幸福
当坐到一起，两人头上的银发相映成趣时，两个成语马上冲到记者脑海。很多人参加亲朋婚礼时，会象征性地写上这两个成语：自头偕老、百年好合。这对幸福的老人——马喜乐夫妇也应验了这句话——在百年好合儿孙绕膝中感受幸福。他们养育了好几个孩子，如今儿女们都勤奋地忘我地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老人的孙子孙女，也都长大成材了。老人说，纵使再好的地理及气候条件，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如果子女们不齐心协力尽孝，就不可能有这些令人骄傲的幸福大家庭。他们跟记者、跟儿孙们念叨最多的，就是政府给每位老人每月的补贴都花不完。老人表示，“现在的政策好！对老人的各种照顾非常多，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彭立昭文/摄
时代变迁给了我更多的机遇
黄新树老师是笔者相知甚深的忘年交，年逾古稀的黄老师堪称一位杂家，干过多少行当，恐怕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我随便列了列，就已很可观中学教师、大学讲师、编剧、记者、戏曲家、策划家、艺术总监等等。
提起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退休生活，黄老师打趣道：“就是瞎折腾。我从事教育、文艺、戏剧等工作40多年，年轻时有过很多浪漫执著的理想和抱负，却又时时冒着几分傻气，照新凤霞老师对我的评价，‘你应当归属到野生动物里’，或许是说我倔强性子与常人不尽相同吧，自此，我便欣然领命，身上愈发迸发出些许的野性和激情，更加倔强地行事了。”
谈起自己几十年生活以及个人境遇的变迁，黄新树感慨尤多，“我还是很幸运的，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大好时光，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时代变迁给了我更多的机遇，原本的‘小鱼小虾’也做了些跳龙门、扛大旗的事。”1968年至1970年，黄新树在凤凰附近的海淀区五七干校6连参加劳动，“这个连是基建连，成员基本上都是各中学的教师，我当时在六一中学。几十年后故地重游，我们一砖一瓦盖起的宿舍还在，只是被当成了库房，摸着那卵石墙、风化的青砖，我仿佛触摸到一段沧桑的历史，耳畔依稀传来读书声、劳动号子……”
如今早已退休的他，依然日日笔耕为乐，“各种文化活动、演出，也掺和了不少。而且几十年后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竟然发现，原来我还见证过不少的第一次，我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第一届艺术节，美国摇滚乐团的第一次访华，会集诗书画印诸大家以及美术、制瓷等大师、精英的“97回归壶”策划和创烧活动等等，都活跃着黄舒树的身影。“抚今追昔，我深深感到，时代的确在向前跃进着，除却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人的精神面貌也有了一个飞跃，我们国家有了一种人气的聚拢，有了一种人格魅力的健康取向，有了社会正义之声！中国一定大有作为！”
本报记者张琳（夯石）
小河沟记载
新北京的变迁和发展
在和平家园社区和小黄庄社区一线南侧有一条划分东城区和朝阳区的分界线——青年沟路。你可曾知道在它的下面有一条“地下河”，这条河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它已经静静地向东流了数百年。曾在这一带居住了快50年的崔建立（图中左一）爱好写作、摄影、文体等活动，书法、快板书，修理等等都是一把好手。他说，小河沟仅仅只是一条防洪涝的导流渠或是沟而已。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建国后出生的人来说，它承载了孩儿时欢乐的时光，是他们迈向人生的起点。大而言之，它服务于首都的市政建设，服务于和平街地区的人民百姓，记载着新北京的变迁和发展——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查阅到了中华民国十年和民国三十八年出版的北平市郊地图上都没有标明这里有过河。他说，新中国成立时，小河沟迎来了第一次疏浚、清淤。根据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在地坛以北修建工厂机关和住宅区的同时筑路，并在路边挖明渠，防洪排涝，而和平街一带包括东城区部分的排水渠全部通向小河淘，使沟宽达到10多米，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基础设施的初级方式。1963年，我家搬入和平里66号楼，这一带的小孩子常去的地儿就是小河沟。小河沟上还架了一绿漆木桥，桥下潺潺流水，有时冰凉的工业用水、地下水从排水管道流淌而出，凉得人不敢把脚放入河里。进入上世纪70年代，和平街地区的住宅小区基本形成，人口猛增，由一队青年团员们义务劳动，清淤泥并加宽河道、青石筑堤。为了表彰青年们的辛勤劳动，小河沟正式定名为“青年沟”。这是一条充满自然气包的小河，环境迷人，放学后的小学生们与河为伴，或高举着长网追着蜻蜓，或水上嬉戏，或捞鱼虫捕蝌蚪，小河沟成了孩子们的娱乐场。到了冬季，河水结冰，我们又自己动手制作冰车，拿到冰上，双钎一插飞快地滑来滑去。天不黑下来，小孩子们是舍不得离去的。记得我上五年级时，和家住在中央乐团的同学，专门焊了约40厘米的一艘铁“军舰”，前后甲板上有炮台，炮管是用半导体天线焊上去的。我们用漆包线绕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场，制成小电机安在船舱后部，用罐头盒的铁皮剪成螺旋桨，非常漂亮的“小铁船”。星期天我们试航很成功，感到非常的高兴。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我上中学后，又开始在小河淘学滑冰。一双花样滑冰鞋几个人换着滑，然后信心十足地走向什刹海大冰场，熟练地展示我们的冰上技艺。我还记得，当年的夏天，雨水很大，各条道路、楼院里的雨水汇入小河沟，使河水暴涨，黄黄的雨水卷着浪花奔腾向东，只需一天就可以把本地区的洪涝全部排泄，很好地服务于城市，方便人们出行。1978年，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交通要畅通，道路要拓宽，小河沟又迎来了它的第三次改造。一条宽7米，深3米的水泥渠道，50厘米厚的水泥板加盖封顶。由西向东，上边就是现在的青年淘路。一条小河沟就这样被埋掉了，但它却不甘寂寞，继续默默地为首都的城市建设发挥着它的作用。几十年过去了，原先的荒地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繁华居民区，但是在老一辈人的心里留下一段历史记忆，并以它的变迁与发展演绎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
本报记者彭立昭文/摄
从老天桥走出的老艺人晚年倍感幸福
“过去我是个穷卖艺的，被人瞧不起，是谁解放了咱们？是共产党，咱们千万别忘了共产党给了咱们政治上的解放……”这是80多岁的金业勤老艺术家的心里话。当年逛天桥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小老黑儿”的，当年他带着两个妹妹表演在自行车上站着、躺着、钻来钻去以及仨人摞起来拿大顶等车技，在天桥非常招人，其创作演出的骑车过桌、5人造型、3截站举顶、脚上起倒立等技巧和表演风格至今让人回味无穷。下图中的骑车者就是当年他在天桥卖艺的场景。解放后，他曾先后参加第三至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在1957年第六届联欢节上，获车技演出金奖（如左上图）……说起天桥的生活，老人满含泪水，几次摘下了老花眼镜。
“在老天桥卖艺的那6年，我天天在天桥露天演出，受凌辱、受压迫、受欺负、受歧视，在饥寒困苦线上挣扎生活。您想，我在那儿卖艺，带着两个妹妹（左下图），我又年轻，靠卖艺挣钱太不容易了。在旧社会卖艺的12年，我这个身子骨挺棒的小伙子在自己的国度里任凭帝国主义、反动军警、地痞流氓的凌辱、压迫和打骂，过着受歧视，受剥削的苦难生活，我是多么渴望能看到光明啊！能翻身解放啊！解放了，真的是一切都变了。刚解放时，虽然我还在天桥卖艺，但每天明显感到我们街坊四邻、老百姓的脸上一改长年累月的愁眉苦脸了……当时，中央文化部正招考一批艺人，我考试去了，考场设在东四头条考的是延安来的很多著名的艺术家，考官级别很高，有罗瑞卿、廖承志、田汉、李伯钊等人。经过三天的考试，我竟成了一名艺术工作者了。到了1950年的夏天，文化局领导通知我；‘文化部要成立一个国家的杂技团，推荐你和树旺等人去考试，并且还有出国任务。’我一听心里特别高兴！临走前马三立先生还拉着我的手说，‘业勤，这回得好好干。到了北京之后好好听党的话，好好工作，任劳任怨……’这话正说到我心眼儿里头。1950年10月20日那天，会考入选的杂技艺人们被接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大家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来了。大家一激动，情不自禁地咧着嘴开心地笑着，有的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还派人给大家送来了毛巾和香皂。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太感动了，在旧社会，我们这些穷艺人被人瞧不起，遭人歧视，现在解放了，在旧社会长期受压迫，一下这么大的翻身，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了。”这位从老天桥走出来艺人为了中国的杂技事业奉献了一生。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依然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老当益壮，老有所为…… 本报记者彭立昭文/摄
回家之路的变迁
杨瑞芝，1946年生于北京市顺义县古城村。1967年11月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牡丹江师范学校大专中文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从哈尔滨调入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工作，现退休。在杨瑞芝的记忆里，回家的经历最为难忘——
1968年，我第一次回京探亲，从黑龙江虎林坐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好不容易到了北京站。我的老家在北京东郊顺义县，那时，我的家还不通公共汽车，我又不好麻烦年迈的爸爸跑几十里地接我，只好先在姑姑家暂住一夜，第二天再回自己的家。因为公共汽车只开到北苑，剩下的几十里路只能步行。好在亲戚家有一辆自行车，我便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探亲都赶在农闲时期，此时正值北京的冬天。赶上没有大风的时候，骑几十里地自行车对我来说不算回事，如赶上刮大风，顶风骑几十里地，到家累得腿都直了。有时遇上上坡，根本骑不动，只能下车推着走。那时，家乡的路全是土路，本来就不宽的路面，还有大车轧出的两道沟，骑车只能在一道很窄的较为平整的面上。一下雨，满地泥泞，自行车瓦圈内塞满了泥，别说骑了，推都推不动，人只好扛着自行车走。因为交通不便，所以人们很少出门，直到1972年，因我姐姐生小孩在北京住院，我的妈妈才有机会去北京。到了1978年，回家的路依然如故，我回京探亲还是选择骑自行车回家，只不过车后架上，又多了一个小人。从北京的立水桥开始，就不再是柏油马路了，是用砂石铺的路。路面坑坑凹凹，我带着儿子，尽量挑平整的路面骑，但有时根本躲不过，自行车在这种路面上行走，人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次硬是从货架上把他颠到了地上。想回家，盼回家，可这回家的路真是让人望而生畏。1991年，我调回了北京，在三环路上有了自己的家，从那时开始，北京的路越修越多，路的质量越来越好。还没等我完成骑自行车绕三环观光一周的愿望，四环又修好了。等五环修完时，我的老家也鸟枪换炮，村里修了水泥路，家家盖起了新房，羊肠小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柏油马路。再回家时，我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现在，我的家乡变化很大，文人笔下的袅袅炊烟不见了，人们都用煤气灶做饭。出行骑摩托或开私家车，有两路公共汽车从我的家乡通过，人们上北京办事游玩非常方便。现在地铁15号线也离我家不远，各个村之间还有小公共汽车沟通，真是四通八达。村里饭店、超市、农贸市场俱全，农民们也兴外出旅游，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生活越来越好，路是越走越宽阔。
本报记者 邢大军
小花园舞场见证我们的幸福与快乐
在和平街十一区里有一座小花园，如今这里是一个舞场。居住在此的一位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身边的摄影师”的杨长生，谈及它几十年的变迁和发展，倍感幸福和自豪——
这个舞场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那是在1988年年底，小花园这地方比较荒芜，有十几名爱好交谊舞的退休老同志自行平整了200多平方米土地，他们自带小型录音机放音乐，组织学跳交谊舞。到了1990年初，由老舞友再次平整扩大了场地，参加者已达加多人，建立了“健康长寿、老有所乐”的舞场宗旨。到了1994年，每天来此跳舞的人员已增至240人，舞场面积扩大到700平方米，四周安装了铁栅栏，并增加了坐凳等……如今这个小花园舞场越来越受到百姓的喜欢，它已经成了中老人的乐园和健身场所。
本报记者 彭立昭
80岁的我从平房搬进了楼房
80岁的董秀芬老人说，自己从窝棚、平房、临建、筒子楼到搬进了宽敞的高层住宅小区，最感幸福——
解放前我随爸爸从河北老家到了北京，爸爸做生意、妈妈从农妇转变成家庭妇女，其实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那时讲究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妈妈除了照顾孩子、伺候爸爸什么不会由什么都不用会，因为家里的大事小事爸爸都安排好了。我的青年时期和很多北京女孩比要幸福得多，因为爸爸当时是民族资本家，房子自然是不缺的，只是搬了很多次家，印象中最深的是在东城区三里河附近的一个独门小院，住着我们一家8口人，过年过节家里的男孩就用水把院子里的瓷砖地擦干净，这样的好日子一直到我结婚后，丈夫也买了自己的房子，那是个标准的四合院，所以我基本没有为房子问题发过愁。尽管“文革”时，我们一家被赶到一间10几平方米的小房居住，我也不觉得拥挤，因为一家人挤在一起，尽管拮据却温馨，如今觉得房子大小似乎和幸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我家的房子宽敞起来，我和两个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住在三间房子里，一家人和睦相处、互相关照是我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2000年，我得了一次大病，脑梗，当时家里的孩子们都在上班、上学，幸好邻居及时发现，让我平躺在沙发上，给女儿打了电话，又叫了120救护车，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我们一直住在小院里，本来以为一直这样下去，其实小院住着挺惬意，接地气、热闹，最早还有邻居养鸽子，可是后来这些邻居陆续受惠国家的政策，搬进了楼房，小院里只住着我们一家几口，老邻居不在了显得有些冷清，最关键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去洗手间是件麻烦的事，得走出大门到另一条街道才有厕所，对于老人、孩子平时有不方便的地。2009年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北京危旧房改造、拆迁工作的进行，我这个80岁的老太太也住进了大楼房。一套房子80多平米，有阳台、有卫生间还有厨房，看见宽敞的客厅、明亮的卧室，我心里很高兴。房子装修、家具挑选是女儿、外孙子一手操办的，我早已不为家里的事操心。听人家说老人搬家不好，我看不是这样的，外孙子结婚有了房子住，外孙女搞对象不为房子发愁，我这个姥姥心里也很安稳，如今身体依然健康，依然和孩子们同住，白天他们都到我的房子里，晚上各回各家睡，只有闺女陪我，楼上楼下很方便，跟以前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要说变化现在我是四世同堂，今年我的曾外孙来到了我家，我这个太姥姥高兴，为了能够看到曾孙子的健康成长，我也要健康地活着。
本报记者 董岩文/图
在百年好合儿孙绕膝中感受幸福
当坐到一起，两人头上的银发相映成趣时，两个成语马上冲到记者脑海。很多人参加亲朋婚礼时，会象征性地写上这两个成语：自头偕老、百年好合。这对幸福的老人——马喜乐夫妇也应验了这句话——在百年好合儿孙绕膝中感受幸福。他们养育了好几个孩子，如今儿女们都勤奋地忘我地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老人的孙子孙女，也都长大成材了。老人说，纵使再好的地理及气候条件，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如果子女们不齐心协力尽孝，就不可能有这些令人骄傲的幸福大家庭。他们跟记者、跟儿孙们念叨最多的，就是政府给每位老人每月的补贴都花不完。老人表示，“现在的政策好！对老人的各种照顾非常多，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彭立昭文/摄
时代变迁给了我更多的机遇
黄新树老师是笔者相知甚深的忘年交，年逾古稀的黄老师堪称一位杂家，干过多少行当，恐怕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我随便列了列，就已很可观中学教师、大学讲师、编剧、记者、戏曲家、策划家、艺术总监等等。
提起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退休生活，黄老师打趣道：“就是瞎折腾。我从事教育、文艺、戏剧等工作40多年，年轻时有过很多浪漫执著的理想和抱负，却又时时冒着几分傻气，照新凤霞老师对我的评价，‘你应当归属到野生动物里’，或许是说我倔强性子与常人不尽相同吧，自此，我便欣然领命，身上愈发迸发出些许的野性和激情，更加倔强地行事了。”
谈起自己几十年生活以及个人境遇的变迁，黄新树感慨尤多，“我还是很幸运的，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大好时光，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时代变迁给了我更多的机遇，原本的‘小鱼小虾’也做了些跳龙门、扛大旗的事。”1968年至1970年，黄新树在凤凰附近的海淀区五七干校6连参加劳动，“这个连是基建连，成员基本上都是各中学的教师，我当时在六一中学。几十年后故地重游，我们一砖一瓦盖起的宿舍还在，只是被当成了库房，摸着那卵石墙、风化的青砖，我仿佛触摸到一段沧桑的历史，耳畔依稀传来读书声、劳动号子……”
如今早已退休的他，依然日日笔耕为乐，“各种文化活动、演出，也掺和了不少。而且几十年后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竟然发现，原来我还见证过不少的第一次，我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第一届艺术节，美国摇滚乐团的第一次访华，会集诗书画印诸大家以及美术、制瓷等大师、精英的“97回归壶”策划和创烧活动等等，都活跃着黄舒树的身影。“抚今追昔，我深深感到，时代的确在向前跃进着，除却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人的精神面貌也有了一个飞跃，我们国家有了一种人气的聚拢，有了一种人格魅力的健康取向，有了社会正义之声！中国一定大有作为！”
本报记者张琳（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