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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的权力腐败不同，医疗系统腐败依靠的是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或者通过专业优势和技术能力获得行政管理权直接腐败，或者直接利用专业知识不为常人所了解这一特性间接腐败。
常人对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往往接触较少，即使接触也往往难以理解。因此，不法分子一旦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腐败，就很容易得手，也往往不易被查处，从而使得这种类型的腐败带有一定的隐蔽性。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江苏某地检察院开展医疗卫生系统专项治理活动，共查处13件13人，涉及主城区四大医院，涉案人员大都为药剂科、设备科、放射科负责人，涉案金额少的有好几万元，多的达200多万，案件触目惊心。全部集中在药品、设备、医药耗材采购环节，均属于典型的商业贿赂案件。根据办案检察官分析，这些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发案环节比较集中，大都集中在药品、设备和医用耗材环节。虽然江苏省基本药物实行全省集中采购制度，只有进入采购目录的药品才能在江苏卫生领域流通。但实际上，即使进入这个目录，也未必有医院采购，因为同一种产品可以用不同的厂家，医院用哪家不用哪家，有很大自主权。因此，药企便使出浑身解数“公关”，千方百计拉拢相关医生和科室负责人，甚至院长。一些医疗设备单机价格昂贵，不同品牌和型号的设备价格相差悬殊，给暗箱操作提供可乘之机。比如，其中一起案件中，某医院采购一台300万元的进口核磁共振机，便让代理商赚了近百万元，而代理商也向有关负责人“进贡”30万元。
二是案件关联强。医药行业相对封闭，圈子很小，往往一个医药代理人就可以串起一批医生，一旦被查，往往带出一批窝案。比如，案中的行贿人朱林，其代理的几种药，几乎涵盖当地各个大医院。在不到五年时间，他就炮制多起受贿案。而一些部门负责人与各医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老同学就是老同事。朱林就是利用这些负责人之间微妙的人际关系，甚至赃款也可以让他们相互转送。
三是行贿者主要是医药代表。很多医药代表甚至本身是医生，受高薪的诱惑，一批不安于现状的医生、药剂师、医学院校的老师开始加盟制药企业。医药代表已经从一个“公关”、代理的身份，转变为彻头彻尾的销售。给客户拿红包、算回扣，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只有搞好关系，才有业绩。回扣，是医药代表最普遍的“行贿”手段。
“那些拿了‘好处’的医生们更是可以决定这些药品的‘出药率’。”办案检察官介绍，所谓“出药率”，就是一种药品在医院同类药品中被患者使用的频率。医药代表向医生行贿的最终结果，就是在医生为患者开处方时，有选择地向患者提供自己收受贿赂的药品。比如，为了治好患者的病，可能有两种或多种治疗方案，但因为自己收了某种药品医药代表的贿赂，就会向患者推荐使用这种药。
“医药代表行贿的对象主要是各科室的主治医生和院方药品采购部门主管。”检察官分析道，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药委会，需要集中采购哪些药品，都是由各科室向药委会提供药品和医药器材名单，药委会会对这些名单定期进行评审，评审结束后，再将名单上报给医院，院方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购入名单上的药品。但公开招投标往往只是一个形式。
在医疗卫生领域，一些不法医药厂商和代理商花重金对医院主管领导行贿，使这些受贿人按照行贿人提供的药品、仪器参数设置采购标准，使得表面上的公开招标变成“明招暗定”。正如行贿人之一所说的那样：“只要科室主任、院长肯帮忙，基本上都能顺利中标。所以，中标后给他们送一定的好处费，也是‘约定俗成’的事情。”
这起医疗系统腐败案说明，医疗系统腐败的危害性丝毫不亚于一般的权力腐败，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用制度防治医疗系统腐败。
一是要减少或避免拥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和部门领导专断。就一般意义而言，专业知识和技能是正能量，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但是，如果专业知识和技能专断就容易走向腐败，且使腐败更容易、更隐蔽。在朱建泉案中，虽然其只有对医疗器械采购选择拥有建议权，但此建议权是专有的，且他人一般无法或难以提出质疑，因此这一建议权很容易形成专断，从而走向腐败。
另外，公立医疗卫生单位的所有权为国有，具有公益性，而医院的经营权、管理权是由以院长为首的管理层来代理执行的。医疗卫生机构没有像国有企业那样的董事会、监事会等决策、监督机构，医院院长、科室主任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还是“监事会主席”，财、事、人等大权独揽，监管薄弱，制约乏力。
此案中，朱建泉、宋杰等人长期担任科室的“一把手”，虽职位不高，但由于常年积累，导致权力很大；张小华虽只是个小小的合同制工人，但其长时间负责采购员的工作，在行贿人眼里其权力并不比科长小。这些医院内部虽有监督部门和监督制度，但缺乏应有的监督力度，甚至流于形式，多数只是口头表示并未真正放于工作实践中，导致科室内部形成了表面风平浪静，实为“一言堂”的局面。
这种形势之下，部门领导或者手上有权的人一旦起了贪欲之心，便会伸手捞钱，从而陷入犯罪的泥潭。这种缺乏监督的权力，在一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极易成为腐败的源头。
因此，要完善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特别是对容易诱发腐败的部位和环节，权力要适当分解，变个人说了算为集体决策，避免个人专权，使掌握权力的人懂得，只有正确行使权力的职责，没有滥用权力的条件。要在掌管人、财、物的岗位上，建立有效防范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约束机制，使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既能依法行使好权力，又能真正使其成为被监督的对象。切实实行办事公开制度，增加决策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正确履行职责，防止权力的滥用。
二是提高整个运转过程的透明度。作为一个管理过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使用往往只出现在某一环节，因此要形成对专业知识和技能使用的制约机制，不仅要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供环节下工夫，而且要在整个管理过程的建设上下工夫，提高整个运转过程的透明度，才能限制包括专业人员在内的各类人员的权力。朱建泉等人的腐败出现在医院的医疗耗材采购过程中，他们的建议权只是医疗耗材采购中的一个环节，防止类似腐败行为的根本之策是着眼于完善整个采购机制，既注重发挥专业人员的优势，也注意发挥医院其他相关人员的作用，建立起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监督有力的采购制度。
另外，医药代表也在兴风作浪，这起医疗系统腐败窝案与医药代表脱不了干系。可以说，医药代表成了高价药品和医疗腐败的代名词，在当今社会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宠坏了医院，腐蚀了医务人员，扰乱了药品市场，推高了药品价格，伤害了百姓利益。由于药企过多、过滥，导致医药市场产生恶性竞争，加之市场不规范、流通不畅、有关部门管控不力等原因，促使医药代表“变质”，成为不择手段卖高价药的“代表”。医药代表成了横在药企与医院之间的一堵多余的“废墙”。鉴于此，国家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即基本药物由国家招标，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在价格上，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在供应上，确保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用药，使异化的医药代表模式逐渐失去他们生存的土壤。
常人对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往往接触较少，即使接触也往往难以理解。因此，不法分子一旦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腐败，就很容易得手，也往往不易被查处，从而使得这种类型的腐败带有一定的隐蔽性。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江苏某地检察院开展医疗卫生系统专项治理活动，共查处13件13人，涉及主城区四大医院，涉案人员大都为药剂科、设备科、放射科负责人，涉案金额少的有好几万元，多的达200多万，案件触目惊心。全部集中在药品、设备、医药耗材采购环节，均属于典型的商业贿赂案件。根据办案检察官分析，这些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发案环节比较集中，大都集中在药品、设备和医用耗材环节。虽然江苏省基本药物实行全省集中采购制度，只有进入采购目录的药品才能在江苏卫生领域流通。但实际上，即使进入这个目录，也未必有医院采购，因为同一种产品可以用不同的厂家，医院用哪家不用哪家，有很大自主权。因此，药企便使出浑身解数“公关”，千方百计拉拢相关医生和科室负责人，甚至院长。一些医疗设备单机价格昂贵，不同品牌和型号的设备价格相差悬殊，给暗箱操作提供可乘之机。比如，其中一起案件中，某医院采购一台300万元的进口核磁共振机，便让代理商赚了近百万元，而代理商也向有关负责人“进贡”30万元。
二是案件关联强。医药行业相对封闭，圈子很小，往往一个医药代理人就可以串起一批医生，一旦被查，往往带出一批窝案。比如，案中的行贿人朱林，其代理的几种药，几乎涵盖当地各个大医院。在不到五年时间，他就炮制多起受贿案。而一些部门负责人与各医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老同学就是老同事。朱林就是利用这些负责人之间微妙的人际关系，甚至赃款也可以让他们相互转送。
三是行贿者主要是医药代表。很多医药代表甚至本身是医生，受高薪的诱惑，一批不安于现状的医生、药剂师、医学院校的老师开始加盟制药企业。医药代表已经从一个“公关”、代理的身份，转变为彻头彻尾的销售。给客户拿红包、算回扣，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只有搞好关系，才有业绩。回扣，是医药代表最普遍的“行贿”手段。
“那些拿了‘好处’的医生们更是可以决定这些药品的‘出药率’。”办案检察官介绍，所谓“出药率”，就是一种药品在医院同类药品中被患者使用的频率。医药代表向医生行贿的最终结果，就是在医生为患者开处方时，有选择地向患者提供自己收受贿赂的药品。比如，为了治好患者的病，可能有两种或多种治疗方案，但因为自己收了某种药品医药代表的贿赂，就会向患者推荐使用这种药。
“医药代表行贿的对象主要是各科室的主治医生和院方药品采购部门主管。”检察官分析道，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药委会，需要集中采购哪些药品，都是由各科室向药委会提供药品和医药器材名单，药委会会对这些名单定期进行评审，评审结束后，再将名单上报给医院，院方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购入名单上的药品。但公开招投标往往只是一个形式。
在医疗卫生领域，一些不法医药厂商和代理商花重金对医院主管领导行贿，使这些受贿人按照行贿人提供的药品、仪器参数设置采购标准，使得表面上的公开招标变成“明招暗定”。正如行贿人之一所说的那样：“只要科室主任、院长肯帮忙，基本上都能顺利中标。所以，中标后给他们送一定的好处费，也是‘约定俗成’的事情。”
这起医疗系统腐败案说明，医疗系统腐败的危害性丝毫不亚于一般的权力腐败，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用制度防治医疗系统腐败。
一是要减少或避免拥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和部门领导专断。就一般意义而言，专业知识和技能是正能量，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但是，如果专业知识和技能专断就容易走向腐败，且使腐败更容易、更隐蔽。在朱建泉案中，虽然其只有对医疗器械采购选择拥有建议权，但此建议权是专有的，且他人一般无法或难以提出质疑，因此这一建议权很容易形成专断，从而走向腐败。
另外，公立医疗卫生单位的所有权为国有，具有公益性，而医院的经营权、管理权是由以院长为首的管理层来代理执行的。医疗卫生机构没有像国有企业那样的董事会、监事会等决策、监督机构，医院院长、科室主任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还是“监事会主席”，财、事、人等大权独揽，监管薄弱，制约乏力。
此案中，朱建泉、宋杰等人长期担任科室的“一把手”，虽职位不高，但由于常年积累，导致权力很大；张小华虽只是个小小的合同制工人，但其长时间负责采购员的工作，在行贿人眼里其权力并不比科长小。这些医院内部虽有监督部门和监督制度，但缺乏应有的监督力度，甚至流于形式，多数只是口头表示并未真正放于工作实践中，导致科室内部形成了表面风平浪静，实为“一言堂”的局面。
这种形势之下，部门领导或者手上有权的人一旦起了贪欲之心，便会伸手捞钱，从而陷入犯罪的泥潭。这种缺乏监督的权力，在一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极易成为腐败的源头。
因此，要完善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特别是对容易诱发腐败的部位和环节，权力要适当分解，变个人说了算为集体决策，避免个人专权，使掌握权力的人懂得，只有正确行使权力的职责，没有滥用权力的条件。要在掌管人、财、物的岗位上，建立有效防范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约束机制，使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既能依法行使好权力，又能真正使其成为被监督的对象。切实实行办事公开制度，增加决策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正确履行职责，防止权力的滥用。
二是提高整个运转过程的透明度。作为一个管理过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使用往往只出现在某一环节，因此要形成对专业知识和技能使用的制约机制，不仅要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供环节下工夫，而且要在整个管理过程的建设上下工夫，提高整个运转过程的透明度，才能限制包括专业人员在内的各类人员的权力。朱建泉等人的腐败出现在医院的医疗耗材采购过程中，他们的建议权只是医疗耗材采购中的一个环节，防止类似腐败行为的根本之策是着眼于完善整个采购机制，既注重发挥专业人员的优势，也注意发挥医院其他相关人员的作用，建立起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监督有力的采购制度。
另外，医药代表也在兴风作浪，这起医疗系统腐败窝案与医药代表脱不了干系。可以说，医药代表成了高价药品和医疗腐败的代名词，在当今社会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宠坏了医院，腐蚀了医务人员，扰乱了药品市场，推高了药品价格，伤害了百姓利益。由于药企过多、过滥，导致医药市场产生恶性竞争，加之市场不规范、流通不畅、有关部门管控不力等原因，促使医药代表“变质”，成为不择手段卖高价药的“代表”。医药代表成了横在药企与医院之间的一堵多余的“废墙”。鉴于此，国家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即基本药物由国家招标，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在价格上，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在供应上，确保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用药，使异化的医药代表模式逐渐失去他们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