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于20世纪的中国艺术界，毕加索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存在，资产阶级的属性，法国共产党的红色身份，怪诞的艺术语言，不可捉摸、变化多端的画风……所有这些，使中国人陷于云里雾中。要寻找一个最理解毕加索的人，这个人非张仃莫属。
　　
　　张仃第一次接触毕加索的艺术，是1932年在北平美专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刚从东北流亡到北平不久，年仅16岁。在一位家境比较富裕的同学家里，张仃看到了毕加索的画册，一下子就被震撼了。毕加索雄强的气质、叛逆的精神、丰富的想像力和自由的表达，给苦闷中的小伙子极大的刺激，对学校保守风气本来就不满的他，现在更无心学那种脱离现实、公式化、概念化的文人画了。于是他开始画漫画，抨击时政。在美专1周年的展览会上，他公然以丈二宣纸，画了一批罗汉鬼怪之类，遭来一片嘲笑声。2年后，张仃因接近共产党地下组织，从事左翼美术联盟的筹建工作，被国民党宪兵逮捕，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以“危害民国罪”的名义被判3年半徒刑，后改送苏州反省院。在狱中，他利用狱方让他办“自新报”的机会，继续画漫画揭露社会黑暗，其中一幅作品，就是凭记忆复制的毕加索的《小丑》。后经友人营救，张仃被保释出狱。1936年，张仃漂流到南京，加入以张光宇为核心的上海进步自由漫画家阵营，期间发表了大量漫画，宣传抗日、揭露社会黑暗。
　　抗战爆发后，张仃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执教鲁艺，没想到遇到了麻烦。刚到延安时，张仃技痒，兴致勃勃地将延安文艺界的朋友画成漫画肖像，还办了个展览，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一位鲁艺领导看了这个展览大为光火，说：怎么把刘白羽同志画成一只免子？在为此而召开的批评会上，有人发难，说张仃是在“丑化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变形”等于“丑化”，用在敌人身上可以，用在同志身上绝对不允许。鲁艺美术系的领导、漫画家蔡若虹见张仃喜欢毕加索，一直嘲讽有加。他们两家的窑洞紧靠，有一次蔡若虹请客，在院子里杀鸡，当着众人面，把剁下的鸡头称做“毕加索”，声音很夸张，显然是喊给张仃听的，还宣称，毕加索的“立体派”，他一天可以画几十幅
　　1940年秋，张仃离开鲁艺，来到重庆，与老朋友张光宇等一起办杂志。一幅与张光宇、丁聪、特伟、胡考合影的老照片，记录了张仃当时的心情，5个艺术家随意而处，个个神情自如，一派潇洒。后来的“皖南事变”突发，国共合作发生破裂，文化人又一次面临抉择。张仃义无反顾地重返延安，而且是受周恩来委托带着艾青、罗烽等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到延安。
　　张仃回到了延安，但并没有回到鲁艺，而是去了风气相对开放的文协，改行搞起美术设计，完成的任务有：设计装饰作家俱乐部及其会徽；担任鲁迅研究会的美术顾问，为该研究会的出版物做装帧设计；为话剧《抓壮丁》做舞台美术设计；其中最吸引人的眼球的，要数一年一度为延安大生产运动成果所做的展示设计。记得当时有一个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在参观过一个生产成果展示会之后，发出惊叹：边区竟有如此精美别致的展示设计，这是在重庆或中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诗人艾青看到张仃为青年剧院设计搭建的牌楼，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这句话到后来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对张仃来说无异于从天而降的福音：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契机是他的好友诗人马克思·牙洛布死于德国集中营。60年后张仃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谈到毕加索，还特地提到这件事：“我从小就喜欢毕加索，但有人不喜欢，说他是资本主义，这使我心里很难受，压力很大，没想到，毕加索在二战中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当时真让我松一口气。”
　　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对张仃来说确实重要，他们的艺术因缘得以顺利延续，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张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50年代初，张仃作为新中国首席形象设计师，出国主持了一系列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其中1956年的法国之行对张仃来说最不同寻常，这是他心仪已久的毕加索旅居大半生的国家。张仃预感此次到法国有可能见到毕加索，早早准备了一份自认为最好的礼物—— 一对珍藏多年的民间门神版画。他相信，毕加索见了这对中国的民间门神版画，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
　　那是一天的下午，中国代表团来到了毕加索的工作室，是在海边的一所别墅。当时毕加索睡完午觉，从楼上走下来，热情地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他领着代表团先参观了他的工作室。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华贵，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画家，他卖的一幅画的价钱，可以购买他一生用不完的绘画材料。可是，在这位世界著名的大画家的工作室里，除了他的作品是新的，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是不断脱落的灰迹，沙发旧得已经露出了弹簧……所有这一切，这位艺术家好像一点没意识到。他的工作室里，所有的墙上、地上都挂满、摆满了大量新作。
　　这无疑是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崇拜偶像的细致观察。代表团一行中，真正对毕加索知根知底的就数张仃，使他自然地成了拜会的中方主角。然而由于严格的外事纪律，加上翻译上的问题，宾主双方未能尽兴地交流，但其中有两个细节可圈可点：第一，张仃很想请毕加索做中国的“荣誉公民”，但此事他无权决定，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已经来不及，于是就变成请毕加索到中国来访问。对此毕加索思索了一下，说：“中国太好了，但我年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艺术上）又有一个大的变化，自己会受不了。”这个回答很见毕加索的个性，毕加索是一个少见的艺术创新狂，每一次生活环境的变化，都会引起画风的改变，然而这时的毕加索已是76高龄，不可能再像过去消化非洲艺术那样再去消化中国艺术；第二，由于代表团里一位女政工干部的阻拦，张仃为毕加索精心准备的那对门神版画未能送出，理由是门神代表封建迷信，不宜送外国友人，以免影响新中国的形象。于是，张仃就将另一份同样很好的礼物—— 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送给了毕加索。女政工干部曾要求《齐白石画集》和中国政府的礼物——景泰蓝之类合在一起送给毕加索，遭到张仃的拒绝，此举实际上有违外事纪律。这套《齐白石画集》果然对毕加索产生了不小的震撼，就在张仃一行访问毕加索之后一个月，张大千也去拜访了毕加索，毕加索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说完就拿出自己临摹的齐白石的习作向张大千请教。
　　张仃一行的拜会不失轻松愉快，因为毕加索是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人。拜会快结束的时候，毕加索把大家让进休息室，在一面大镜子前，他穿上西班牙骑士的服装，戴上面具，顿时变成另一个人，逗得客人大笑不已。毕加索说：“每个人的休息方式不同，我是西班牙人，每当工作累了的时候，就以此来自娱。”他还将刚刚出版的一本小画册送给张仃，用红、蓝两色笔，按照名片写了“张仃”两个中文字，又画上一只奋飞的和平鸽，并和张仃合影留念。
　　合影照片上，76岁的毕加索左手搂着张仃的肩膀，穿着随意，笑容亲切，目光炯炯盯着前方；张仃西装领带，身子笔挺，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这一老一少，个头相仿，亲密之状，宛如亲子。
　　对于张仃，这次拜会的意义与后果均不可小觑，受了毕加索及其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绘画刺激后，胸中涌起革新中国画的冲动。在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之余，他以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大量临摹毕加索、马蒂斯、勃拉克等人的作品。1960年，张仃带学生到云南采风，历时半年。从云南回来后，张仃根据写生稿创作了一批作品，其中有《苍山牧歌》、《洱海渔家》、《哈尼女民兵》、《集市傣女》、《油灯》等，在学院办了一个汇报展，引起强烈的反响，但也给张仃带来了麻烦，有人私下嘀咕：“张仃为什么搞变形？这不是在搞流派吗？”搞流派，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评判，意味资产阶级艺术趣味，突出个人表现，脱离党的领导。张仃鲁艺时代的同事、漫画家华君武看了这批画后，调侃地说：“这是毕加索加城隍庙。”——时过境迁，这句话现已成为一个响亮的美名，就像“印象派”、“野兽派”一样，而在当时决非如此。
　　（摘自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悦读·以笔墨斗牛的艺术家——张仃与毕加索》 作者：李兆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