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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一场带有政治意味的寿诞，郭沫若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政治色彩颇多，但又并非局限于此，本文将此前为人所忽略的面相一一呈现出来，期待有助于理解抗战时期重庆文化生态的生动场景。其中政治与文化的因素交织在一处，呈现出丰富性与复杂性，可以见到知识文化界领袖的魅力，并非中共领导的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所可以涵括的，如何以文化味稀释了寿诞的政治味值得注意。这一活动凝聚了人心，将国统区、香港、新加坡等地文化人重新整合起来，达到了预期目的。
关键词 周恩来 郭沫若 寿诞 郁达夫 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1-0107-09
郭沫若在近代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于其生平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热衷于给名人祝寿，在很长一段时期尤其是宋代以来是中国知识人的特色，比如对于苏轼、顾炎武的纪念，到民国时代更是发展到给政治人物祝寿，不分党派与阶层，都开始给名人的诞辰与忌日举行纪念活动。郭沫若的寿辰与当时被视为国父的孙中山仅相差一天，次日即孫中山的诞辰（参见《社评：祝国父诞辰》，重庆《大公报》1941年11月12日）。冯玉祥的六十寿诞也大致相近，郭沫若为此还有祝诗。当时重庆、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多地文化界举行庆祝活动，不仅汉族知识分子发表了众多的祝愿，回族等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表达了祝贺，可谓“海内存知己，天涯共此时”，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同时事关中国现代文艺诸贤座次的排定（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对于研究中共文艺政策、文化统战与抗战时期重庆知识分子，无疑都颇为重要。
此前对这一活动的研究似乎不多，尤其是不仅仅就事论事，而是将其放在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文化运动与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进而揭示其背后的多层意蕴者，就更不多见。本文将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一、周恩来的筹划与定调
此次活动，并非出于郭沫若本意，完全由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亲自谋划布置。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得国共之间的摩擦加剧，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文化工作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7月1日，周恩来注意到，当时“重庆文化人纷纷去港，呈涣散状态。政治部张治中想挽回颓势未成功。在中苏文化协会纪念高尔基会上，文化人很受制。郭先生之文委，已成进步方面最后堡垒。国民党文化运动日趋倒退”。周恩来：《重庆文化人纷纷去港后的状况及党的工作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9页。此为周恩来致廖承志的电文，“郭先生”即郭沫若，他当时作为主任委员，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为张治中。10月上旬，周恩来拜访郭沫若、阳翰笙，表示出于统一战线与文化工作的需要，作为一场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不顾郭沫若的推辞，全力促成郭沫若寿诞的纪念活动，并责成郭沫若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副手阳翰笙亲自操持此事，还以中共南方局名义致电成都、昆明、桂林、延安、香港等地中共组织说明此次纪念的意义、内容和形式。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周恩来为此次活动特意连夜赶写了一篇文章《我要说的话》，作为《新华日报》的社论登载，称：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③④⑤⑥⑦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7年11月17日。
文中，他认为郭沫若与鲁迅尽管不是一代人，但是所做的勋业却是相似的，拈出郭沫若“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
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而且，“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的革命烈火，却决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革命的现实主义久已代替了革命的浪漫谛克主义，郭先生已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了”。③
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认为郭沫若可谓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称赞郭“正确地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响应大家要求成立郭沫若研究所的号召，呼吁“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④
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在周恩来眼中，郭沫若不仅北伐抗战时期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是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
周除了称赞郭沫若的斗士品格外，还为郭沫若与鲁迅曾经的纠葛做解人，认为二人北伐时，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广州事件后，郭先生曾邀鲁迅先生参加创造刊物，列名发表宣言，不幸因新从日本归来的分子的反对联合，遂致合而复分，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斗争的发展。这从‘切磋’的观点上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但是，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一直影响到在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那真是不应该的了。”⑤针对有人表示“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周恩来以为，“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字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周恩来最后强调“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⑥ 这一定位，与毛泽东对于鲁迅的定位——“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有所区别的。在鲁迅去世之后，作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提出“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五十歲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地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⑦
其实郭沫若在大革命后并未疏离中共，依然“保留党籍”。赴日从事研究也是受中共指派，“成为有声誉的专家，以期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回国成为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石”。抗战回国，恢复党籍，“叫做特别党员”，受中共长江局周恩来等领导人直接领导，但是以无党派人士的名义活动。
早在1938年夏，中共中央就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作出党内决议，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界领袖，并由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此文还披露，抗战时期在武汉，郭沫若因为自己中共党员身份不能公开，不满党外人士这一身份的寂寞，想请求周恩来让其公开，为周恩来所劝阻。
除了这一文章，周恩来在纪念会上还发表了讲话，称郭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号召大家向郭沫若学习，“在反礼教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也有着他这一支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运动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③④⑥龚继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82、482、483、486页。
郭沫若的答词则援引卢梭《忏悔录》与燕昭王筑黄金台的例子，谦称“今日之会，意在鼓励青年们，使大家这样想：象郭某这样的人，也有人纪念，我们努力吧！”最后表示会竭尽全力，“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③郭沫若读完答词，曾对秘书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一句也适于表达我和恩来同志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④
在当天《新华日报》刊发的《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中，邓颖超在贺词中赞扬郭沫若“吹起号角，敲起警钟，为中国妇女大众高歌着奋斗之曲”。《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7日。周恩来专门为这一特刊题签，可见其对这一活动之重视。正式的庆祝大会之后，周恩来还专门在曾家岩五十号设私宴款待郭沫若，畅谈半日。⑥
周恩来的这一定调，无疑为新中国成立后文人座次的排定奠定了基调，此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的排序逐渐固定下来。作为中共国统区文化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后来便有了1944年4月老舍四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与1945年6月茅盾文学工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参见孙中田、王中忱：《关于茅盾文学工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给茅盾祝寿，是在老舍四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当晚提议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其中显然有中共的积极参与，重庆各界七八百人与会，《新华日报》认为，“象沙漠一样酷热的地方，能有这样一个济济一堂的愉快的集会，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象沙漠一样酷热的地方”有可能是双关语，既指火炉重庆的酷热，也暗示陪都重庆国民党的文化控制之严酷。
二、如何祝寿？
尽管这一活动是中共发起，但由于郭沫若的多重身份与影响力，为其祝寿的活动，并非仅仅是中共相关报刊的专利。1941年11月13日，由《新民报》发起，除了中共方面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中央日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扫荡报》等报纸也对此作了深入报道。
16日，散发了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筹备会印发的《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刊载了活动发起的缘起、郭沫若小传，各界的贺信，以及郭沫若自编《五十简谱》，还公布了《郭沫若文化科学研究所创立纲要》《郭沫若先生文化劳作二十五年纪念学术丛书编刊则例》。《〈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资料选》“编者按”，《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2期。
“缘起”的发起人很少有中共的色彩，其中中共要人仅有周恩来，其他多为国民党要人与文化界教育界名流，而内容则概述了郭沫若从新文学运动到古社会史研究，再到抗战爆发领导文艺各部门从事文化战斗，着重强调其“廿五年来为文化战斗值勋劳，业绩辉煌，功在邦国”。《缘起》，《〈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资料选》，《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2期。这与周恩来文章的主旨与倾向显然有别，而且该文作为大会主题报告，似乎将这一试图包容各界的“缘起”悬空了。
《郭沫若文化科学研究所创立纲要》则旨在“承受郭先生之指导，进行学术研究，以求对于中国文化有所贡献”，以郭沫若为指导人，设文艺、历史、中国问题、国际问题四个由研究员组成的研究室，设立九至十五人的董事会，由专门学者及文化界经验丰富者担任，其中第一期筹集基金三十万元，后续再行筹集，研究所基金与郭沫若奖学基金联合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研究所经费由基金之利息或生产之利润支出，不足之处再行筹集。这一研究所事后似乎并无多大进展，而且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初期所拟的基金三十万元可以想见，真正落实下来很可能也是杯水车薪而已。
《郭沫若先生文化劳作二十五年纪念学术丛书编刊则例》则定位为“高级的学术性丛书，分别从中国历史的各部门，撰为专著，以绍述郭先生史学方面的业绩”，暂编一辑十册，分别为对于中国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艺、历史、地理、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的研究。
丛书方针“是纵贯的而非横断的，从历史的各阶段上来阐述史实的演变，期以史的论著，指示出中国问题的发展途径”，“为着重于问题的探讨，故各册虽系史的论著，非仅为史实的叙述，而须分析其发展的法则，指出其特征，提出问题，期以正确的论证，指示出对于中国问题的新的认识”。 这一方针无疑志在经世致用，与郭沫若本人的学术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切近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宏大叙事与现实追求，与胡适等自由派学人的学术主张可谓迥然有别。
为此，《则例》还要求各册字数以十萬至二十万字为宜，内容要包括问题的提出及证明、特征、史实的整理及分析、发展的法则及途径、学说的检讨与研究的方法。
稿件征收由纪念会推定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稿费以版税形式，作者如愿意出售版权亦可；并拟在1942年10月底之前完成，1942年年内在重庆、香港两处全部出版。《郭沫若先生文化劳作二十五年纪念学术丛书编刊则例》，《〈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资料选》，《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2期。这一《则例》带有浓烈的郭沫若色彩，但是并无具体落实，而且一年之内组织出版，实在也是极为困难之事。
重庆纪念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会场里，“托尔斯泰、歌德、高尔基……许多画像严肃地站在粉墙上”，本报采访组特写：《创作之寿——郭沫若五十生辰文化界集会庆祝》，《中央日报》1941年11月17日。“鲁迅与郭沫若的也挂在一起”。子冈：《文化界一盛会 郭沫若创作生活廿五年纪念》，重庆《大公报》1941年11月17日。入口竖立着郭沫若旧识、在华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所赠硕大无比的毛笔，碗口粗，五尺余长，郭沫若父子与如椽巨笔合影。“远远望去，仿佛在庙里撞钟用的‘木鱼’”；在笔的中央，还有荆有麟等送的一面玻璃镜，“据说是‘照妖镜’。这两件东西真如同封神榜上的法宝，来宾只要一见到就张口大笑”。并在会场左侧副官室门口的边墙上高燃寿烛。《郭沫若巨笔计长五尺有余（文化寿酒的特写）》，重庆《新民报》“晚刊”1941年11月17日。另外还高悬“以清妖氛”四个碗口粗的大字，“是一批青年人怀着崇敬和自豪的心情布置的礼物。这新颖醒目的祝贺，革命的鼓励，不仅使郭老本人深深感动，而且使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是对自己的一种鼓舞和鞭策”。⑥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以清妖氛”这一用语颇值得玩味，既可以指日本侵略者与汉奸势力，也可以指当时国民党方面对于中共及其盟友的压制。阳翰笙回忆称：“这是‘皖南事变’以后朋友们第一次兴高采烈地相聚在一起。大家是这样的兴奋和激动，感到此时此刻在愁云惨雾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自己并不孤单，并不冷寂。只要大家紧紧地靠拢在一起，就有热，就有光，就有信心，就有力量，这个力量的无比强大的。”⑥
中苏文化协会专门陈列了郭沫若的创作、翻译著作及原稿，并悬挂郭沫若自书五十年简谱，此外张悬各方致送的诗词、歌赋极多。“来宾于午间先后到会，迄三时许尚有续至者，庭院为之拥塞。”中央社：《两千余人济济一堂 文化界祝贺郭沫若》，《国民公报》1941年11月17日。
大会主席冯玉祥对郭沫若的革命精神、忠心为国与永远和青年人在一起的赤子之心再三致意。老舍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报告，宣布成立郭沫若文化科学研究所，设立郭沫若文学奖金，刊行郭沫若全集和选集等，“我们只有拿工作来纪念他，才有实际意义”。黄炎培发表演讲，认为“作诗文有三要点：（一）虽代表思想界，勿忽视自然界；（二）立于今日，兼须吸收过去文章精华；（三）生于中国，兼须吸收世界文章精华。末勉沫若为民众作文务发挥中华民族特殊精神”。“黄炎培日记1941年11月16日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180～181页。黄炎培的演讲在《新华日报》报道中笼统带过，其实从其所讲三点，似乎对郭沫若的文章事业颇有保留，至少没有刻意表彰的意思。
大会后面还安排了陈天国朗诵郭沫若诗两首与孩子剧团合唱。中央社：《两千余人济济一堂 文化界祝贺郭沫若》，《国民公报》1941年11月17日。来宾发言之时，“寿星老人始终默默地静坐着，右手支在前额，样子象是在沉思”。本报采访组特写：《创作之寿——郭沫若五十生辰文化界集会庆祝》，《中央日报》1941年11月17日。
当晚，周恩来、董必武、老舍等人士共计六七十人在天官府聚餐，还有余兴节目助兴，老舍唱京剧，另一人则说笑话。龚继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中），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数日后，老舍专文称誉郭沫若不仅把热情写在纸上，而且“手指所指，目之所视，都能使被指的被视的感到温暖”，“是一团火，文字，言语，行动，都有热力”。老舍：《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廿五年纪念会感言》，《时事新报》1941年11月21日。重庆的纪念活动，仅仅是其中的主场，与此同时，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多地也声气相求。
延安文化界于11月16日下午在文化俱乐部集会，到会者有凯丰、丁玲、周扬、艾思奇、肖三等十余人，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致信祝贺，与会者阐述了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和在民族主义革命事业上的努力。肖三表示“郭先生是一个天才的先进的热情的诗人，中国有这样的诗人，实为文坛之光荣”。决定以庆祝会名义给郭氏致贺。吕骥已将郭氏长诗《凤凰涅槃》谱成大合唱，由鲁迅艺术学院学生练习，拟月底进行首演。《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延安文化界集会庆祝》，《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8日。
郭沫若创造社时代的挚友成仿吾对郭氏取得的多方面成就表示赞许，“在他开始文艺活动的当时，他已经用民族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精神激荡了不少青年们的心；后来更加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抗战爆发，当时他从敌人的罗网里逃出来，回到祖国参加了神圣的抗战，更加鼓舞了文化界团结抗战的热潮”，并“希望沫若今后更加倍奋斗，继续前进，希望他今后对于我们中国的人民大众有更大与更多的贡献”。成仿吾：《祝沫若五十寿辰》，《解放日报》1941年12月3日。
是年10月，在港文化界发起《为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及五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征稿启事》，旨在“集中文化力量，加强和扩大我们文化抗战的效果”。《为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及五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征稿启事》，《华商报》1941年10月20日。11月16日下午在温莎餐室举行郭沫若寿辰纪念会，开会前由筹备会赠送每人一册《沫若先生自撰五十年简谱》，与会者对郭氏的贡献肃然起敬。马鉴、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宋之的等九十余人与会，马鉴主持会议，认为郭氏“喜新而不弃旧”“对于时代认识十分清楚”，称赞郭沫若根底渊深、成绩灿烂，比之泰戈尔、屠格涅夫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单是对中国文艺界有极大的贡献，即对全世界亦有很大的贡献”。随后有杜国庠报告纪念会筹备经过，进行茶叙，进用寿饼。柳亚子讲演，对郭沫若的道德文章再三致意，“高呼郭沫若万岁，中华民国万岁”。邹韬奋、茅盾、胡风等亦纷纷致辞。陆丹林戏称郭沫若抗战后抛妻别子归国，是“英雄气长，儿女情短”，惹得哄堂大笑。 香港《大公报》“文艺综合版”设立郭氏纪念专号，其中乔木《一个真实的人》，起首就写道：“如果说鲁迅先生拨开了中国青年一代的眼睛，坚定了他们底意志的话，那么，郭沫若先生就是激扬了这一代的灵魂，解脱了他们的枷锁。”徐封：《香港通讯》，《时事新报》1941年11月28日；文芝：《热烈欣欢——港文化界祝郭沫若寿》，《新华日报》1941年11月26日。茅盾专门在《华商报》撰文为郭氏祝寿，赞扬郭氏从参与新文艺鼓吹个性解放，到坚决地为民族社会幸福献身，为此勇于投身政治活动，“他这二十五年的经历，正好比‘凤凰涅槃’，他所走过的路，正代表了近廿五年中国前进的知识分子所渡过的向真理的‘天路历程’”。大力表彰郭氏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仍然是今天这个新史学发展的泉源和指标！”还对郭氏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如何与消除误解、团结合作做了勾勒。茅盾：《为祖国珍重！——祝郭沫若先生五十生辰》，《华商报》1941年11月16日。
桂林作为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人集聚地，于15日下午举行了“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暨创作廿五周年纪念茶会”，五百人与会，由田汉主席，称郭氏是中国文化的垦荒者，是抗战文艺战线上的英勇战士。熊佛西指出五四时代之启蒙运动，“胡适之白话文提倡，仅为一躯壳而已，其有灵魂则自郭沫若先生始。郭先生文章感情奔放，充满革命意识，尤应为吾人学习”。宋云彬认为，大革命时期“颇有少数借研究历史为招牌，实行欺骗”，郭氏才是切实研究，于文艺与学术皆有重大贡献。又决定19日晚在桂林剧院举行大庆祝会，将与庆祝冯玉祥六十寿辰合并举行云云。《郭沫若五十寿辰——桂林文化界举行庆祝茶会》，《广西日报》1941年11月16日。熊氏的看法与穆木天、周扬相似，穆木天在给郭沫若祝寿的《在风暴中微笑罢》（《诗创作》第6期）一文中指出，“‘五四’诗歌，由胡适开始，而由沫若完成；这是我过去论沫若诗歌时的结论；这个结论，我始终认为不错”。周扬则认为白话诗的第一个尝试者当然是胡适，但郭沫若后来居上，“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那常用‘暴躁凌厉之气’来概说的‘五四’战斗的精神”，“简直是卓然独步”。参见周扬：《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19日晚，桂林剧院八百多来宾参与冯玉祥盛会，首先由新中国剧社合唱队延长田汉作词姚牧作曲的为郭氏祝寿之歌《南山之什》，然后由李濟深致辞，然后由冯玉祥、郭沫若的代表致谢词，随后开始游艺活动，朗诵冯玉祥与郭沫若的诗歌，并演出话剧《英雄的插曲》，描写郭氏离日后之日本家庭情形，并放映《胜利进行曲》。《文化界热烈庆祝 李主任亲临主持》，《新华日报》1941年11月2日。
远在南洋的新加坡，继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许地山追悼会后，《星洲日报》编辑、郭沫若挚友郁达夫于15日举行了郭沫若五旬大庆的聚餐会，新加坡文化界二百余人与会。响应者有《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与《总汇报》主编胡浪漫，以及爱华音乐社、郭氏汾阳公会。其中郭氏汾阳公会以同宗的族谊来纪念郭沫若这位同宗，颇有特色。筹备会决定，除了游艺、聚餐，最后要募一点作为沫若奖学金的寿礼。郁达夫曾强调要重视“华侨社会中文化人的被冷视”。聚餐会以售卖聚餐劵的形式举行，售出近二百张。聚餐后，大家通过一个贺电，发往重庆，最后是“先生永生，民族永生”。游艺活动则有四五百人参加。《新加坡通讯：星洲文化界庆祝郭沫若寿辰》，《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1日。
郁达夫对于这场聚餐会顺利举行后面专门撰文致谢，因为聚餐所用啤酒、契税与烟支都是由公司赞助；游艺活动也得到了不少华商的支持。他认为庆祝活动最重要的是“为了助成郭氏奖金基金的集成，想为郭氏筹一点寿礼寄去中国”。由此，他“还觉得有两件事情，是很好的预兆。第一，是中国的文化，不管敌寇在如何的想加以摧残，但往后只会发扬光大。因为中国的文化人，大抵是爱护祖国，爱护祖国的文化的。第二，是南洋的文化人，大家都在趋于团结的一途，小我的固持，帮派的畛域，在文化界，并不存发生破坏团结的力量”。郁达夫：《郭诞过后》，《星洲日报》1941年11月20日，又载曾健戎编：《郭沫若在重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2～213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为郭沫若创造社时期挚友，成仿吾与郁达夫，由于一个身处延安投身革命，一个则作为文化人远在南洋，二人祝寿的文字风格已经有了不小的区别，成仿吾的文字风格相对来说较为干瘪，有些刻板甚至格式化，口号性的东西较多；而郁达夫的文字依然很清新，与创造社时期风格并无较大变化。
三、超越党派之争：纪念活动的文化因素
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尽管中共方面将这一场活动当做了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但郭沫若的非中共友人，恐怕大多并不知情，他们发自内心地为郭氏祝贺。相关纪念文章陆续刊载了半年之久。参见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在重庆纪念会的前日，郭沫若多位友人发起，重庆文艺诗歌界就举行座谈会研究郭沫若的诗歌，由陈纪莹主持，常任侠、马宗融、柳倩等相继作报告并朗诵郭氏诗歌，认为郭氏“系革命的文学家，其诗篇中充满对光明的赞颂，对社会丑恶的忿怒，对青年的同情，对自然的热爱，其热情奔放之所至”，尤以五四运动时期为烈，“尤多讴歌民主自由思想之流露，纪念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实应以先生为里程碑，努力效法先生，勉为民族诗人”。《文艺界座谈会纪念郭沫若创作廿五年》，《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时任蒋介石核心幕僚的陈布雷，在上海时期与郭沫若有旧，特意致函呈以贺诗。
沫若先生大鉴：
《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
关键词 周恩来 郭沫若 寿诞 郁达夫 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1-0107-09
郭沫若在近代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于其生平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热衷于给名人祝寿，在很长一段时期尤其是宋代以来是中国知识人的特色，比如对于苏轼、顾炎武的纪念，到民国时代更是发展到给政治人物祝寿，不分党派与阶层，都开始给名人的诞辰与忌日举行纪念活动。郭沫若的寿辰与当时被视为国父的孙中山仅相差一天，次日即孫中山的诞辰（参见《社评：祝国父诞辰》，重庆《大公报》1941年11月12日）。冯玉祥的六十寿诞也大致相近，郭沫若为此还有祝诗。当时重庆、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多地文化界举行庆祝活动，不仅汉族知识分子发表了众多的祝愿，回族等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表达了祝贺，可谓“海内存知己，天涯共此时”，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同时事关中国现代文艺诸贤座次的排定（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对于研究中共文艺政策、文化统战与抗战时期重庆知识分子，无疑都颇为重要。
此前对这一活动的研究似乎不多，尤其是不仅仅就事论事，而是将其放在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文化运动与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进而揭示其背后的多层意蕴者，就更不多见。本文将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一、周恩来的筹划与定调
此次活动，并非出于郭沫若本意，完全由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亲自谋划布置。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得国共之间的摩擦加剧，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文化工作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7月1日，周恩来注意到，当时“重庆文化人纷纷去港，呈涣散状态。政治部张治中想挽回颓势未成功。在中苏文化协会纪念高尔基会上，文化人很受制。郭先生之文委，已成进步方面最后堡垒。国民党文化运动日趋倒退”。周恩来：《重庆文化人纷纷去港后的状况及党的工作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9页。此为周恩来致廖承志的电文，“郭先生”即郭沫若，他当时作为主任委员，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为张治中。10月上旬，周恩来拜访郭沫若、阳翰笙，表示出于统一战线与文化工作的需要，作为一场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不顾郭沫若的推辞，全力促成郭沫若寿诞的纪念活动，并责成郭沫若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副手阳翰笙亲自操持此事，还以中共南方局名义致电成都、昆明、桂林、延安、香港等地中共组织说明此次纪念的意义、内容和形式。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周恩来为此次活动特意连夜赶写了一篇文章《我要说的话》，作为《新华日报》的社论登载，称：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③④⑤⑥⑦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7年11月17日。
文中，他认为郭沫若与鲁迅尽管不是一代人，但是所做的勋业却是相似的，拈出郭沫若“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
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而且，“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的革命烈火，却决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革命的现实主义久已代替了革命的浪漫谛克主义，郭先生已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了”。③
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认为郭沫若可谓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称赞郭“正确地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响应大家要求成立郭沫若研究所的号召，呼吁“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④
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在周恩来眼中，郭沫若不仅北伐抗战时期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是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
周除了称赞郭沫若的斗士品格外，还为郭沫若与鲁迅曾经的纠葛做解人，认为二人北伐时，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广州事件后，郭先生曾邀鲁迅先生参加创造刊物，列名发表宣言，不幸因新从日本归来的分子的反对联合，遂致合而复分，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斗争的发展。这从‘切磋’的观点上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但是，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一直影响到在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那真是不应该的了。”⑤针对有人表示“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周恩来以为，“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字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周恩来最后强调“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⑥ 这一定位，与毛泽东对于鲁迅的定位——“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有所区别的。在鲁迅去世之后，作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提出“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五十歲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地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⑦
其实郭沫若在大革命后并未疏离中共，依然“保留党籍”。赴日从事研究也是受中共指派，“成为有声誉的专家，以期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回国成为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石”。抗战回国，恢复党籍，“叫做特别党员”，受中共长江局周恩来等领导人直接领导，但是以无党派人士的名义活动。
早在1938年夏，中共中央就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作出党内决议，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界领袖，并由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此文还披露，抗战时期在武汉，郭沫若因为自己中共党员身份不能公开，不满党外人士这一身份的寂寞，想请求周恩来让其公开，为周恩来所劝阻。
除了这一文章，周恩来在纪念会上还发表了讲话，称郭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号召大家向郭沫若学习，“在反礼教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也有着他这一支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运动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③④⑥龚继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82、482、483、486页。
郭沫若的答词则援引卢梭《忏悔录》与燕昭王筑黄金台的例子，谦称“今日之会，意在鼓励青年们，使大家这样想：象郭某这样的人，也有人纪念，我们努力吧！”最后表示会竭尽全力，“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③郭沫若读完答词，曾对秘书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一句也适于表达我和恩来同志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④
在当天《新华日报》刊发的《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中，邓颖超在贺词中赞扬郭沫若“吹起号角，敲起警钟，为中国妇女大众高歌着奋斗之曲”。《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7日。周恩来专门为这一特刊题签，可见其对这一活动之重视。正式的庆祝大会之后，周恩来还专门在曾家岩五十号设私宴款待郭沫若，畅谈半日。⑥
周恩来的这一定调，无疑为新中国成立后文人座次的排定奠定了基调，此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的排序逐渐固定下来。作为中共国统区文化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后来便有了1944年4月老舍四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与1945年6月茅盾文学工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参见孙中田、王中忱：《关于茅盾文学工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给茅盾祝寿，是在老舍四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当晚提议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其中显然有中共的积极参与，重庆各界七八百人与会，《新华日报》认为，“象沙漠一样酷热的地方，能有这样一个济济一堂的愉快的集会，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象沙漠一样酷热的地方”有可能是双关语，既指火炉重庆的酷热，也暗示陪都重庆国民党的文化控制之严酷。
二、如何祝寿？
尽管这一活动是中共发起，但由于郭沫若的多重身份与影响力，为其祝寿的活动，并非仅仅是中共相关报刊的专利。1941年11月13日，由《新民报》发起，除了中共方面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中央日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扫荡报》等报纸也对此作了深入报道。
16日，散发了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筹备会印发的《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刊载了活动发起的缘起、郭沫若小传，各界的贺信，以及郭沫若自编《五十简谱》，还公布了《郭沫若文化科学研究所创立纲要》《郭沫若先生文化劳作二十五年纪念学术丛书编刊则例》。《〈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资料选》“编者按”，《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2期。
“缘起”的发起人很少有中共的色彩，其中中共要人仅有周恩来，其他多为国民党要人与文化界教育界名流，而内容则概述了郭沫若从新文学运动到古社会史研究，再到抗战爆发领导文艺各部门从事文化战斗，着重强调其“廿五年来为文化战斗值勋劳，业绩辉煌，功在邦国”。《缘起》，《〈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资料选》，《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2期。这与周恩来文章的主旨与倾向显然有别，而且该文作为大会主题报告，似乎将这一试图包容各界的“缘起”悬空了。
《郭沫若文化科学研究所创立纲要》则旨在“承受郭先生之指导，进行学术研究，以求对于中国文化有所贡献”，以郭沫若为指导人，设文艺、历史、中国问题、国际问题四个由研究员组成的研究室，设立九至十五人的董事会，由专门学者及文化界经验丰富者担任，其中第一期筹集基金三十万元，后续再行筹集，研究所基金与郭沫若奖学基金联合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研究所经费由基金之利息或生产之利润支出，不足之处再行筹集。这一研究所事后似乎并无多大进展，而且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初期所拟的基金三十万元可以想见，真正落实下来很可能也是杯水车薪而已。
《郭沫若先生文化劳作二十五年纪念学术丛书编刊则例》则定位为“高级的学术性丛书，分别从中国历史的各部门，撰为专著，以绍述郭先生史学方面的业绩”，暂编一辑十册，分别为对于中国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艺、历史、地理、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的研究。
丛书方针“是纵贯的而非横断的，从历史的各阶段上来阐述史实的演变，期以史的论著，指示出中国问题的发展途径”，“为着重于问题的探讨，故各册虽系史的论著，非仅为史实的叙述，而须分析其发展的法则，指出其特征，提出问题，期以正确的论证，指示出对于中国问题的新的认识”。 这一方针无疑志在经世致用，与郭沫若本人的学术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切近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宏大叙事与现实追求，与胡适等自由派学人的学术主张可谓迥然有别。
为此，《则例》还要求各册字数以十萬至二十万字为宜，内容要包括问题的提出及证明、特征、史实的整理及分析、发展的法则及途径、学说的检讨与研究的方法。
稿件征收由纪念会推定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稿费以版税形式，作者如愿意出售版权亦可；并拟在1942年10月底之前完成，1942年年内在重庆、香港两处全部出版。《郭沫若先生文化劳作二十五年纪念学术丛书编刊则例》，《〈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资料选》，《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2期。这一《则例》带有浓烈的郭沫若色彩，但是并无具体落实，而且一年之内组织出版，实在也是极为困难之事。
重庆纪念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会场里，“托尔斯泰、歌德、高尔基……许多画像严肃地站在粉墙上”，本报采访组特写：《创作之寿——郭沫若五十生辰文化界集会庆祝》，《中央日报》1941年11月17日。“鲁迅与郭沫若的也挂在一起”。子冈：《文化界一盛会 郭沫若创作生活廿五年纪念》，重庆《大公报》1941年11月17日。入口竖立着郭沫若旧识、在华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所赠硕大无比的毛笔，碗口粗，五尺余长，郭沫若父子与如椽巨笔合影。“远远望去，仿佛在庙里撞钟用的‘木鱼’”；在笔的中央，还有荆有麟等送的一面玻璃镜，“据说是‘照妖镜’。这两件东西真如同封神榜上的法宝，来宾只要一见到就张口大笑”。并在会场左侧副官室门口的边墙上高燃寿烛。《郭沫若巨笔计长五尺有余（文化寿酒的特写）》，重庆《新民报》“晚刊”1941年11月17日。另外还高悬“以清妖氛”四个碗口粗的大字，“是一批青年人怀着崇敬和自豪的心情布置的礼物。这新颖醒目的祝贺，革命的鼓励，不仅使郭老本人深深感动，而且使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是对自己的一种鼓舞和鞭策”。⑥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以清妖氛”这一用语颇值得玩味，既可以指日本侵略者与汉奸势力，也可以指当时国民党方面对于中共及其盟友的压制。阳翰笙回忆称：“这是‘皖南事变’以后朋友们第一次兴高采烈地相聚在一起。大家是这样的兴奋和激动，感到此时此刻在愁云惨雾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自己并不孤单，并不冷寂。只要大家紧紧地靠拢在一起，就有热，就有光，就有信心，就有力量，这个力量的无比强大的。”⑥
中苏文化协会专门陈列了郭沫若的创作、翻译著作及原稿，并悬挂郭沫若自书五十年简谱，此外张悬各方致送的诗词、歌赋极多。“来宾于午间先后到会，迄三时许尚有续至者，庭院为之拥塞。”中央社：《两千余人济济一堂 文化界祝贺郭沫若》，《国民公报》1941年11月17日。
大会主席冯玉祥对郭沫若的革命精神、忠心为国与永远和青年人在一起的赤子之心再三致意。老舍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报告，宣布成立郭沫若文化科学研究所，设立郭沫若文学奖金，刊行郭沫若全集和选集等，“我们只有拿工作来纪念他，才有实际意义”。黄炎培发表演讲，认为“作诗文有三要点：（一）虽代表思想界，勿忽视自然界；（二）立于今日，兼须吸收过去文章精华；（三）生于中国，兼须吸收世界文章精华。末勉沫若为民众作文务发挥中华民族特殊精神”。“黄炎培日记1941年11月16日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180～181页。黄炎培的演讲在《新华日报》报道中笼统带过，其实从其所讲三点，似乎对郭沫若的文章事业颇有保留，至少没有刻意表彰的意思。
大会后面还安排了陈天国朗诵郭沫若诗两首与孩子剧团合唱。中央社：《两千余人济济一堂 文化界祝贺郭沫若》，《国民公报》1941年11月17日。来宾发言之时，“寿星老人始终默默地静坐着，右手支在前额，样子象是在沉思”。本报采访组特写：《创作之寿——郭沫若五十生辰文化界集会庆祝》，《中央日报》1941年11月17日。
当晚，周恩来、董必武、老舍等人士共计六七十人在天官府聚餐，还有余兴节目助兴，老舍唱京剧，另一人则说笑话。龚继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中），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数日后，老舍专文称誉郭沫若不仅把热情写在纸上，而且“手指所指，目之所视，都能使被指的被视的感到温暖”，“是一团火，文字，言语，行动，都有热力”。老舍：《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廿五年纪念会感言》，《时事新报》1941年11月21日。重庆的纪念活动，仅仅是其中的主场，与此同时，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多地也声气相求。
延安文化界于11月16日下午在文化俱乐部集会，到会者有凯丰、丁玲、周扬、艾思奇、肖三等十余人，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致信祝贺，与会者阐述了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和在民族主义革命事业上的努力。肖三表示“郭先生是一个天才的先进的热情的诗人，中国有这样的诗人，实为文坛之光荣”。决定以庆祝会名义给郭氏致贺。吕骥已将郭氏长诗《凤凰涅槃》谱成大合唱，由鲁迅艺术学院学生练习，拟月底进行首演。《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延安文化界集会庆祝》，《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8日。
郭沫若创造社时代的挚友成仿吾对郭氏取得的多方面成就表示赞许，“在他开始文艺活动的当时，他已经用民族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精神激荡了不少青年们的心；后来更加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抗战爆发，当时他从敌人的罗网里逃出来，回到祖国参加了神圣的抗战，更加鼓舞了文化界团结抗战的热潮”，并“希望沫若今后更加倍奋斗，继续前进，希望他今后对于我们中国的人民大众有更大与更多的贡献”。成仿吾：《祝沫若五十寿辰》，《解放日报》1941年12月3日。
是年10月，在港文化界发起《为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及五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征稿启事》，旨在“集中文化力量，加强和扩大我们文化抗战的效果”。《为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及五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征稿启事》，《华商报》1941年10月20日。11月16日下午在温莎餐室举行郭沫若寿辰纪念会，开会前由筹备会赠送每人一册《沫若先生自撰五十年简谱》，与会者对郭氏的贡献肃然起敬。马鉴、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宋之的等九十余人与会，马鉴主持会议，认为郭氏“喜新而不弃旧”“对于时代认识十分清楚”，称赞郭沫若根底渊深、成绩灿烂，比之泰戈尔、屠格涅夫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单是对中国文艺界有极大的贡献，即对全世界亦有很大的贡献”。随后有杜国庠报告纪念会筹备经过，进行茶叙，进用寿饼。柳亚子讲演，对郭沫若的道德文章再三致意，“高呼郭沫若万岁，中华民国万岁”。邹韬奋、茅盾、胡风等亦纷纷致辞。陆丹林戏称郭沫若抗战后抛妻别子归国，是“英雄气长，儿女情短”，惹得哄堂大笑。 香港《大公报》“文艺综合版”设立郭氏纪念专号，其中乔木《一个真实的人》，起首就写道：“如果说鲁迅先生拨开了中国青年一代的眼睛，坚定了他们底意志的话，那么，郭沫若先生就是激扬了这一代的灵魂，解脱了他们的枷锁。”徐封：《香港通讯》，《时事新报》1941年11月28日；文芝：《热烈欣欢——港文化界祝郭沫若寿》，《新华日报》1941年11月26日。茅盾专门在《华商报》撰文为郭氏祝寿，赞扬郭氏从参与新文艺鼓吹个性解放，到坚决地为民族社会幸福献身，为此勇于投身政治活动，“他这二十五年的经历，正好比‘凤凰涅槃’，他所走过的路，正代表了近廿五年中国前进的知识分子所渡过的向真理的‘天路历程’”。大力表彰郭氏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仍然是今天这个新史学发展的泉源和指标！”还对郭氏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如何与消除误解、团结合作做了勾勒。茅盾：《为祖国珍重！——祝郭沫若先生五十生辰》，《华商报》1941年11月16日。
桂林作为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人集聚地，于15日下午举行了“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暨创作廿五周年纪念茶会”，五百人与会，由田汉主席，称郭氏是中国文化的垦荒者，是抗战文艺战线上的英勇战士。熊佛西指出五四时代之启蒙运动，“胡适之白话文提倡，仅为一躯壳而已，其有灵魂则自郭沫若先生始。郭先生文章感情奔放，充满革命意识，尤应为吾人学习”。宋云彬认为，大革命时期“颇有少数借研究历史为招牌，实行欺骗”，郭氏才是切实研究，于文艺与学术皆有重大贡献。又决定19日晚在桂林剧院举行大庆祝会，将与庆祝冯玉祥六十寿辰合并举行云云。《郭沫若五十寿辰——桂林文化界举行庆祝茶会》，《广西日报》1941年11月16日。熊氏的看法与穆木天、周扬相似，穆木天在给郭沫若祝寿的《在风暴中微笑罢》（《诗创作》第6期）一文中指出，“‘五四’诗歌，由胡适开始，而由沫若完成；这是我过去论沫若诗歌时的结论；这个结论，我始终认为不错”。周扬则认为白话诗的第一个尝试者当然是胡适，但郭沫若后来居上，“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那常用‘暴躁凌厉之气’来概说的‘五四’战斗的精神”，“简直是卓然独步”。参见周扬：《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19日晚，桂林剧院八百多来宾参与冯玉祥盛会，首先由新中国剧社合唱队延长田汉作词姚牧作曲的为郭氏祝寿之歌《南山之什》，然后由李濟深致辞，然后由冯玉祥、郭沫若的代表致谢词，随后开始游艺活动，朗诵冯玉祥与郭沫若的诗歌，并演出话剧《英雄的插曲》，描写郭氏离日后之日本家庭情形，并放映《胜利进行曲》。《文化界热烈庆祝 李主任亲临主持》，《新华日报》1941年11月2日。
远在南洋的新加坡，继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许地山追悼会后，《星洲日报》编辑、郭沫若挚友郁达夫于15日举行了郭沫若五旬大庆的聚餐会，新加坡文化界二百余人与会。响应者有《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与《总汇报》主编胡浪漫，以及爱华音乐社、郭氏汾阳公会。其中郭氏汾阳公会以同宗的族谊来纪念郭沫若这位同宗，颇有特色。筹备会决定，除了游艺、聚餐，最后要募一点作为沫若奖学金的寿礼。郁达夫曾强调要重视“华侨社会中文化人的被冷视”。聚餐会以售卖聚餐劵的形式举行，售出近二百张。聚餐后，大家通过一个贺电，发往重庆，最后是“先生永生，民族永生”。游艺活动则有四五百人参加。《新加坡通讯：星洲文化界庆祝郭沫若寿辰》，《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1日。
郁达夫对于这场聚餐会顺利举行后面专门撰文致谢，因为聚餐所用啤酒、契税与烟支都是由公司赞助；游艺活动也得到了不少华商的支持。他认为庆祝活动最重要的是“为了助成郭氏奖金基金的集成，想为郭氏筹一点寿礼寄去中国”。由此，他“还觉得有两件事情，是很好的预兆。第一，是中国的文化，不管敌寇在如何的想加以摧残，但往后只会发扬光大。因为中国的文化人，大抵是爱护祖国，爱护祖国的文化的。第二，是南洋的文化人，大家都在趋于团结的一途，小我的固持，帮派的畛域，在文化界，并不存发生破坏团结的力量”。郁达夫：《郭诞过后》，《星洲日报》1941年11月20日，又载曾健戎编：《郭沫若在重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2～213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为郭沫若创造社时期挚友，成仿吾与郁达夫，由于一个身处延安投身革命，一个则作为文化人远在南洋，二人祝寿的文字风格已经有了不小的区别，成仿吾的文字风格相对来说较为干瘪，有些刻板甚至格式化，口号性的东西较多；而郁达夫的文字依然很清新，与创造社时期风格并无较大变化。
三、超越党派之争：纪念活动的文化因素
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尽管中共方面将这一场活动当做了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但郭沫若的非中共友人，恐怕大多并不知情，他们发自内心地为郭氏祝贺。相关纪念文章陆续刊载了半年之久。参见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在重庆纪念会的前日，郭沫若多位友人发起，重庆文艺诗歌界就举行座谈会研究郭沫若的诗歌，由陈纪莹主持，常任侠、马宗融、柳倩等相继作报告并朗诵郭氏诗歌，认为郭氏“系革命的文学家，其诗篇中充满对光明的赞颂，对社会丑恶的忿怒，对青年的同情，对自然的热爱，其热情奔放之所至”，尤以五四运动时期为烈，“尤多讴歌民主自由思想之流露，纪念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实应以先生为里程碑，努力效法先生，勉为民族诗人”。《文艺界座谈会纪念郭沫若创作廿五年》，《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时任蒋介石核心幕僚的陈布雷，在上海时期与郭沫若有旧，特意致函呈以贺诗。
沫若先生大鉴：
《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