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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了研究我们党的执政规律及其历史经验，探讨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时期社会形态所呈现出的和谐社会特征，通过对边区政权建设史料的研究，用与时俱进的思想方法阐述延安精神在和谐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使我们对党的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深化，是我们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社会和谐 延安精神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K26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5-0160-05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抗日战争的策源地、总后方。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十三年，不仅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而且在边区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使中国革命从西北走向全国胜利。
今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纪念。陕甘宁边区政权是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延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特殊政权形态。在这个时期，我们党思想逐步统一，认识逐步正确，力量逐步壮大。陕甘宁边区政权之所以能存在、发展和胜利，是因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坚持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而由此升华的延安精神不仅是党建理论的创新，也是陕甘宁边区执政成功的保障，这是史学界经过长期的研究对党在边区执政历史经验所取得的共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漫长的执政历史和丰富的执政经验的政党，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不研究党的执政历史及其历史经验不行；轻视党的历史经验也不行；不与时俱进更不行。延安精神和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史，每换个视角都能得到新的启迪和发现。因为，延安精神所体现的实事求是思想、为人民服务宗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风，本身就蕴涵着与时俱进的深刻意义，所以对它的发掘和研究永远没有止境。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和谐社会的新视角重新审视陕甘宁边区执政成就和社会形态，发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形态已经初步呈现出和谐社会的特征。这是延安精神和边区史研究领域的新观点和新收获。观察和思考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建设经验，探寻陕甘宁边区社会和谐的前因后果，是中国革命史和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新热点。
陕甘宁边区时期所呈现出的和谐社会
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政权建设和社会形态，已经基本摆脱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性质，成为当时全国最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这个时期边区社会形态不仅在政治层面上代表了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良性状态。对于和谐社会的标准，我们至今还在探讨，还不能说是完全弄清楚，因为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和谐”没有上限和终结。但是和谐社会却有底限，如果突破了这个底限，社会将发生动荡。而一般社会和谐的底限，用老百姓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就是“人人有饭吃”。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社会的和谐程度在以下几个方面都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水平，这是因为：
第一，陕甘宁边区的各级政府是民主选举的政府，边区是民主法治的社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公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普选的代表直接参与各级政权管理，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激发了人民拥护政府和监督政府的热忱。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和民主选举各级政权都兼顾各方利益。徐金山老人回忆说：“当时，老百姓不会写字怎么选举呢，就是开选举会时，每个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老百姓想选谁就给谁的碗里放一粒豆子，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老百姓把这种方法叫‘豆豆选’”。为使陕甘宁边区政府更具有民主性，我们党随后又在政权的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结构。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指出：“在政权问题上，……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18页。）原陕北米脂县很有名望的李鼎铭先生大半生不参加政治，在晚年却愉快地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是间接的，不是直接和强制性的。共产党的施政主张只能向政府和参议会提出建议，而要使建议变成共同的决定，不仅要依靠建议本身的正确、适当，而且还要通过政府、参议会内部中共党员的宣传、说服，取得多数人的赞成才能实现。因此，共产党所要提出的主张就必须更缜密可行，同时对党的自身也是一种约束。由此可见，“三三制”是一种政治基础大大扩展了的政权形式，它在政治上由一党领导，在组织和制度上实行党政分开、民主选举和少数服从多数。实践证明，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并没有放弃党对政权的领导，却使共产党人学会了在民主政权中的领导艺术和执政本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是靠法制保证的。边区政府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法制建设，边区政府共制定颁行了六十四个类别，一千多个法律、法规，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建立了各级司法机关，基本上形成了边区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分庭、县司法处和地方法院三级司法机构体系,保障边区法律的实施落实，这是政权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陕甘宁边区是公平正义的社会。边区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是社会各阶层公民权利的平等。首先，边区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等阶层的公民权，以各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代替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专政。其次，在经济上停止没收地主、资本家的土地财产，代之以减租减息的政策，调节了地主资本家与农民工人的关系。这种民主范围的扩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空前团结抗日的新局面。边区各阶层的人民无论其政治态度、精神信仰、经济地位如何，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边区的经济政策同样体现了公平和正义。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使各阶级各阶层都各得其所，个人财产都能得到应有的保护，都能有资源进行生产，改善生活。
第三，陕甘宁边区各阶层都能融洽相处，人与人的诚信友爱使社会充满活力。陕甘宁边区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建设，虽然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商品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民众诚信友爱的传统道德没有滑坡，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在不断弘扬。延安时期，党和政府政策相对稳定、不胡折腾，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更主要的是从党的领袖到普通党员，从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以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和诚信友爱为风尚，尽管在延安物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精神生活却十分充实和丰富，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在为共同目标奋斗的基础上，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陕甘宁边区各阶层的融洽相处，人与人的诚信友爱，团结互助使社会充满活力，使得党和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应对各种困难和危机。
第四，陕甘宁边区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党在边区的执政任务经历了由工农革命、抗日民主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党的奋斗目标和路线的转变是以政策调整的方式有序而稳步的进行，没有剧烈的断层，不会引起边区社会政治上的大动荡。另外，陕甘宁边区政治生活中大的运动，例如延安整风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影响深远，但运动主要控制在党内，基本上没有对普通群众的社会生活产生太大影响。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始终适应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无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纲领还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绝大部分时期都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经济运转力求总体平稳。陕甘宁边区长期的统一战线政策，使阶级矛盾得以调和，边区社会的主要矛盾大部分表现为非对抗性质。陕甘宁边区社会安定有序主要体现在政治路线稳定、经济政策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以及人心安定这些方面。1947年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进攻陕北，但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深入人心，政府施政惠及百姓，敌人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如同聋子瞎子，就连地主老财也很少反水。因此，党中央、毛泽东面对强敌，不过黄河，转战陕北，除却领袖们的大智大勇，何尝不是对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一种自信呢？
诚然，如果说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时期就在有意识的构建和谐社会，那是牵强，当时我党从思想和理论上还没有明确的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主要目标。但是，人们对社会富裕、安定、和谐的向往却古已有之。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然会把人民群众的诉求和社会理想融入政府的施政方略，顺应民心、尊重民意不仅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始终注意把握经济、政治、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取得了比国统区更加和谐的社会发展成就。这些成就用现代和谐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或许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政权的民主和廉洁，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和谐交融，却众口皆碑。因此，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时期对和谐社会理论认识上的缺憾，并没有阻碍陕甘宁边区对和谐社会的实践。从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实践起点到新世纪和谐社会的理论起点，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错位。这是历史形成的，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步和深化。
延安精神是解读陕甘宁边区社会和谐的钥匙
和谐社会作为人类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一直是人们千百年来的美好理想，也是我们党的不懈奋斗目标。社会能否真正的和谐，除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外，还需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执政为民当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然而，这个宗旨和理念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来保证，当客观条件还不具备或主观认识还没达到更高水平的时候，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必然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陕甘宁边区之前，曾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过数十个工农武装割据政权，极大的震撼了国民党的统治，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腥风血雨中的工农政权，和谐当然不是主要看点，对于任何一个执政者，政权的续存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权在争取生存时讲斗争，在谋求发展时讲和谐，都是逻辑和理性的选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不会刻舟而求剑。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是在先解决生存问题之后才顾及到和谐发展。党中央到达陕北之时，我们党和军队的数量已经保存不多，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不唯上、不唯书，抓住时机，审时度势，实行阶级让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数万红军将士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东渡黄河，开展全民族抗战。在统一战线的主张下，我们党争取到一块较大的施政区域和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开始了执政的新实践，为我们党锻炼、提高执政能力，创造了历史的大舞台。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舞台上所展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革命与建设并重的形象，让海内外的中国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为建立全国政权聚揽了民心民意。这是陕甘宁边区赖以生存并能和谐发展的外部客观条件。
有了相应的外部条件并不意味着陕甘宁边区社会的必然和谐。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没有来得及清算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影响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初期的政权建设，也受到过各种“左”和“右”的思想干扰，使得边区的社会未能达到应有的和谐。随着凝聚着全党智慧的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深入人心，使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及其一切优良传统，到延安时期升华到“延安精神”的境界。1942年，党中央作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决定。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克服，全党的认识高度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为我党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延安整风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普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育，使其成为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至此，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本质特征的延安精神已经完整成型。延安精神使陕甘宁边区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有了思想和作风的保证，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必然会结出和谐之果。
延安精神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脱胎换骨，成为党战胜各种错误的思想武器。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共产国际控制，战胜“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尝试。陕甘宁边区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实行“三三制”议会民主的抗日民主政权，从体制上保证了社会的和谐。通过对议会民主的学习和锻炼，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施政中，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已经能应对一些复杂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党在政治路线和政权建设上坚持实事求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党建立了近一亿人口的根据地，我们的军队发展到近五十万人，我们的干部队伍也达到三、四十万人。
陕甘宁边区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表现在思想路线上，而且在经济政策上也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实行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边区各级人民政府公营经济之外，边区的经济成份主要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实行集体活动的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尽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眼中看来，这种社会经济政策同“本本”、“条条”似乎格格不入，但这正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有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采取这些保存一般私有制的过渡办法，才能使人民在发展生产，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条件下逐步摆脱剥削，消灭私有制，这才是新民主主义稳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延安精神所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中表现的格外鲜明。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党正确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人民服务的意义较之土地革命时期更普遍、更深刻，使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和谐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首先，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等阶层的公民权，以各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代替了内战时期的工农专政。在经济上，停止没收地主、资本家的土地财产，代之以减租减息的政策，调节了地主资本家与农民工人的关系。这种民主范围的扩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空前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其次，陕甘宁边区的议会民主和“三三制”政权结构，使人民普选的代表能直接参加各级政权管理，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激发了人民监督政府和拥护政府的热忱。这样产生的政权体制，决定了它本身必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称职的政府官员都可以由人民提出罢免。第三，陕甘宁边区政权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正确对待群众的意见。因为只有把社情民意反映上来，才能真正清楚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如果群众一提出尖锐的甚至不同的意见，就加以压制和打击，肯定会失去群众的拥护。在这方面，毛泽东等人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例如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开会时遇到大雨，一个闪电把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劈死了。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调查，但被毛泽东制止了。他想，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经过深入的调查，得知原因是公粮征得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于是毛泽东就着手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二是精兵简政，从源和流两个方面减轻农民的负担。以后，这样的意见再也听不到了。那时边区很少出现压制报复群众的事情，大家都会指责这种践踏民主的恶行。即使对于“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样刺耳的报怨，毛泽东并没有去惩办口出不逊的老百姓，反而去了解群众发牢骚的原因，从中发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并立即改正，为民主政治作出了表率。
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实行了休养民力的政策，大幅度减轻人民负担。如1942年国统区人均负担公粮75公斤，而边区每人只负担公粮约17公斤，不及国统区人民负担额的四分之一。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动员群众发展经济，取得了丰硕成果。经过八年抗战，边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反而较战前有较大提高，老百姓普遍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十三年的执政期间，除了遭受战争茶毒的短暂时期之外，社会和谐稳定，政府清正廉洁，人民安居乐业。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使边区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执政的群众基础与政治保证。
延安精神所体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执政作风，党和政府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党群、干群关系之和谐，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辉煌。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正是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它不得不承担着庞大而又不可少的抗战经费的供给；不得不承担起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因为坚持抗战和革命发展的需要，边区的脱产人员经常保持在7万人左右，最多时达13万。而保障边区人民的生活，抗战的军需与必须的事业经费，则是边区军民面临的最大困难。l939年以后，国内形势逆转，日军的反复大规模扫荡，飞机的频繁轰炸，边区遭到包围和封锁。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和边区经费，平均占边区财政收入71%的外援断绝，边区财政被迫急剧走上自给，当时困难到提出饿死、解散与大家动手生产的三条道路，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的党政军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政军各级领导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军队和老百姓热烈响应，从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的领袖到普通士兵、农民，人人有开荒任务，人人成了生产能手，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1945年边区的耕地面积较战前增长了79.4％，1944年的粮食产量达27550万公斤，1945年的棉花产量达150万公斤，粮食和农产品已经基本自给或全部自给。边区的工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到1945年，已拥有炼铁、炼油、机械修造、军工、化工、造纸、玻璃、陶瓷、纺织等行业，边区的纸张、石油、煤炭、棉布等工业品实现了半自给和自给。毛泽东说，“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产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特征的延安精神，为原来意义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它在发扬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传统的同时，更注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体现了艰苦奋斗的建设意义。
陕甘宁边区十多年奋斗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开创了军政人员大规模参加生产建设的先例，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的一个创举。延安时期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至此，延安精神所体现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已经成为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的工作作风。
陕甘宁边区执政的和谐进步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在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时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77页。）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繁荣，处处显示出政通人和、诚信友爱、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和谐社会的起点。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访问延安10天后感慨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我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时，有许多参观过延安的民主人士都清楚地预见到“得天下者，共产党也！”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社会和谐的认同。
通过解读延安精神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我们对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前因后果就会一目了然。历史已经反复的证明，一个政权形态如果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就能生存、发展，反之，就难以生存。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陕甘宁边区争取到独立施政的和平环境这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陕甘宁边区政权实事求是地顺应了历史潮流，把和谐作为社会进入稳态后的理性选择，与时俱进，不断变革和创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结论。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社会和谐 延安精神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K26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5-0160-05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抗日战争的策源地、总后方。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十三年，不仅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而且在边区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使中国革命从西北走向全国胜利。
今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纪念。陕甘宁边区政权是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延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特殊政权形态。在这个时期，我们党思想逐步统一，认识逐步正确，力量逐步壮大。陕甘宁边区政权之所以能存在、发展和胜利，是因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坚持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而由此升华的延安精神不仅是党建理论的创新，也是陕甘宁边区执政成功的保障，这是史学界经过长期的研究对党在边区执政历史经验所取得的共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漫长的执政历史和丰富的执政经验的政党，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不研究党的执政历史及其历史经验不行；轻视党的历史经验也不行；不与时俱进更不行。延安精神和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史，每换个视角都能得到新的启迪和发现。因为，延安精神所体现的实事求是思想、为人民服务宗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风，本身就蕴涵着与时俱进的深刻意义，所以对它的发掘和研究永远没有止境。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和谐社会的新视角重新审视陕甘宁边区执政成就和社会形态，发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形态已经初步呈现出和谐社会的特征。这是延安精神和边区史研究领域的新观点和新收获。观察和思考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建设经验，探寻陕甘宁边区社会和谐的前因后果，是中国革命史和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新热点。
陕甘宁边区时期所呈现出的和谐社会
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政权建设和社会形态，已经基本摆脱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性质，成为当时全国最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这个时期边区社会形态不仅在政治层面上代表了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良性状态。对于和谐社会的标准，我们至今还在探讨，还不能说是完全弄清楚，因为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和谐”没有上限和终结。但是和谐社会却有底限，如果突破了这个底限，社会将发生动荡。而一般社会和谐的底限，用老百姓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就是“人人有饭吃”。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社会的和谐程度在以下几个方面都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水平，这是因为：
第一，陕甘宁边区的各级政府是民主选举的政府，边区是民主法治的社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公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普选的代表直接参与各级政权管理，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激发了人民拥护政府和监督政府的热忱。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和民主选举各级政权都兼顾各方利益。徐金山老人回忆说：“当时，老百姓不会写字怎么选举呢，就是开选举会时，每个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老百姓想选谁就给谁的碗里放一粒豆子，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老百姓把这种方法叫‘豆豆选’”。为使陕甘宁边区政府更具有民主性，我们党随后又在政权的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结构。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指出：“在政权问题上，……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18页。）原陕北米脂县很有名望的李鼎铭先生大半生不参加政治，在晚年却愉快地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是间接的，不是直接和强制性的。共产党的施政主张只能向政府和参议会提出建议，而要使建议变成共同的决定，不仅要依靠建议本身的正确、适当，而且还要通过政府、参议会内部中共党员的宣传、说服，取得多数人的赞成才能实现。因此，共产党所要提出的主张就必须更缜密可行，同时对党的自身也是一种约束。由此可见，“三三制”是一种政治基础大大扩展了的政权形式，它在政治上由一党领导，在组织和制度上实行党政分开、民主选举和少数服从多数。实践证明，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并没有放弃党对政权的领导，却使共产党人学会了在民主政权中的领导艺术和执政本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是靠法制保证的。边区政府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法制建设，边区政府共制定颁行了六十四个类别，一千多个法律、法规，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建立了各级司法机关，基本上形成了边区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分庭、县司法处和地方法院三级司法机构体系,保障边区法律的实施落实，这是政权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陕甘宁边区是公平正义的社会。边区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是社会各阶层公民权利的平等。首先，边区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等阶层的公民权，以各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代替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专政。其次，在经济上停止没收地主、资本家的土地财产，代之以减租减息的政策，调节了地主资本家与农民工人的关系。这种民主范围的扩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空前团结抗日的新局面。边区各阶层的人民无论其政治态度、精神信仰、经济地位如何，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边区的经济政策同样体现了公平和正义。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使各阶级各阶层都各得其所，个人财产都能得到应有的保护，都能有资源进行生产，改善生活。
第三，陕甘宁边区各阶层都能融洽相处，人与人的诚信友爱使社会充满活力。陕甘宁边区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建设，虽然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商品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民众诚信友爱的传统道德没有滑坡，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在不断弘扬。延安时期，党和政府政策相对稳定、不胡折腾，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更主要的是从党的领袖到普通党员，从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以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和诚信友爱为风尚，尽管在延安物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精神生活却十分充实和丰富，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在为共同目标奋斗的基础上，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陕甘宁边区各阶层的融洽相处，人与人的诚信友爱，团结互助使社会充满活力，使得党和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应对各种困难和危机。
第四，陕甘宁边区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党在边区的执政任务经历了由工农革命、抗日民主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党的奋斗目标和路线的转变是以政策调整的方式有序而稳步的进行，没有剧烈的断层，不会引起边区社会政治上的大动荡。另外，陕甘宁边区政治生活中大的运动，例如延安整风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影响深远，但运动主要控制在党内，基本上没有对普通群众的社会生活产生太大影响。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始终适应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无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纲领还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绝大部分时期都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经济运转力求总体平稳。陕甘宁边区长期的统一战线政策，使阶级矛盾得以调和，边区社会的主要矛盾大部分表现为非对抗性质。陕甘宁边区社会安定有序主要体现在政治路线稳定、经济政策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以及人心安定这些方面。1947年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进攻陕北，但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深入人心，政府施政惠及百姓，敌人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如同聋子瞎子，就连地主老财也很少反水。因此，党中央、毛泽东面对强敌，不过黄河，转战陕北，除却领袖们的大智大勇，何尝不是对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一种自信呢？
诚然，如果说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时期就在有意识的构建和谐社会，那是牵强，当时我党从思想和理论上还没有明确的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主要目标。但是，人们对社会富裕、安定、和谐的向往却古已有之。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然会把人民群众的诉求和社会理想融入政府的施政方略，顺应民心、尊重民意不仅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始终注意把握经济、政治、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取得了比国统区更加和谐的社会发展成就。这些成就用现代和谐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或许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政权的民主和廉洁，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和谐交融，却众口皆碑。因此，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时期对和谐社会理论认识上的缺憾，并没有阻碍陕甘宁边区对和谐社会的实践。从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实践起点到新世纪和谐社会的理论起点，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错位。这是历史形成的，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步和深化。
延安精神是解读陕甘宁边区社会和谐的钥匙
和谐社会作为人类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一直是人们千百年来的美好理想，也是我们党的不懈奋斗目标。社会能否真正的和谐，除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外，还需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执政为民当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然而，这个宗旨和理念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来保证，当客观条件还不具备或主观认识还没达到更高水平的时候，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必然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陕甘宁边区之前，曾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过数十个工农武装割据政权，极大的震撼了国民党的统治，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腥风血雨中的工农政权，和谐当然不是主要看点，对于任何一个执政者，政权的续存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权在争取生存时讲斗争，在谋求发展时讲和谐，都是逻辑和理性的选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不会刻舟而求剑。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是在先解决生存问题之后才顾及到和谐发展。党中央到达陕北之时，我们党和军队的数量已经保存不多，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不唯上、不唯书，抓住时机，审时度势，实行阶级让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数万红军将士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东渡黄河，开展全民族抗战。在统一战线的主张下，我们党争取到一块较大的施政区域和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开始了执政的新实践，为我们党锻炼、提高执政能力，创造了历史的大舞台。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舞台上所展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革命与建设并重的形象，让海内外的中国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为建立全国政权聚揽了民心民意。这是陕甘宁边区赖以生存并能和谐发展的外部客观条件。
有了相应的外部条件并不意味着陕甘宁边区社会的必然和谐。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没有来得及清算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影响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初期的政权建设，也受到过各种“左”和“右”的思想干扰，使得边区的社会未能达到应有的和谐。随着凝聚着全党智慧的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深入人心，使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及其一切优良传统，到延安时期升华到“延安精神”的境界。1942年，党中央作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决定。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克服，全党的认识高度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为我党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延安整风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普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育，使其成为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至此，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本质特征的延安精神已经完整成型。延安精神使陕甘宁边区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有了思想和作风的保证，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必然会结出和谐之果。
延安精神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脱胎换骨，成为党战胜各种错误的思想武器。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共产国际控制，战胜“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尝试。陕甘宁边区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实行“三三制”议会民主的抗日民主政权，从体制上保证了社会的和谐。通过对议会民主的学习和锻炼，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施政中，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已经能应对一些复杂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党在政治路线和政权建设上坚持实事求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党建立了近一亿人口的根据地，我们的军队发展到近五十万人，我们的干部队伍也达到三、四十万人。
陕甘宁边区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表现在思想路线上，而且在经济政策上也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实行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边区各级人民政府公营经济之外，边区的经济成份主要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实行集体活动的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尽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眼中看来，这种社会经济政策同“本本”、“条条”似乎格格不入，但这正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有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采取这些保存一般私有制的过渡办法，才能使人民在发展生产，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条件下逐步摆脱剥削，消灭私有制，这才是新民主主义稳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延安精神所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中表现的格外鲜明。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党正确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人民服务的意义较之土地革命时期更普遍、更深刻，使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和谐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首先，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等阶层的公民权，以各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代替了内战时期的工农专政。在经济上，停止没收地主、资本家的土地财产，代之以减租减息的政策，调节了地主资本家与农民工人的关系。这种民主范围的扩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空前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其次，陕甘宁边区的议会民主和“三三制”政权结构，使人民普选的代表能直接参加各级政权管理，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激发了人民监督政府和拥护政府的热忱。这样产生的政权体制，决定了它本身必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称职的政府官员都可以由人民提出罢免。第三，陕甘宁边区政权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正确对待群众的意见。因为只有把社情民意反映上来，才能真正清楚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如果群众一提出尖锐的甚至不同的意见，就加以压制和打击，肯定会失去群众的拥护。在这方面，毛泽东等人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例如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开会时遇到大雨，一个闪电把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劈死了。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调查，但被毛泽东制止了。他想，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经过深入的调查，得知原因是公粮征得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于是毛泽东就着手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二是精兵简政，从源和流两个方面减轻农民的负担。以后，这样的意见再也听不到了。那时边区很少出现压制报复群众的事情，大家都会指责这种践踏民主的恶行。即使对于“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样刺耳的报怨，毛泽东并没有去惩办口出不逊的老百姓，反而去了解群众发牢骚的原因，从中发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并立即改正，为民主政治作出了表率。
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实行了休养民力的政策，大幅度减轻人民负担。如1942年国统区人均负担公粮75公斤，而边区每人只负担公粮约17公斤，不及国统区人民负担额的四分之一。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动员群众发展经济，取得了丰硕成果。经过八年抗战，边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反而较战前有较大提高，老百姓普遍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十三年的执政期间，除了遭受战争茶毒的短暂时期之外，社会和谐稳定，政府清正廉洁，人民安居乐业。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使边区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执政的群众基础与政治保证。
延安精神所体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执政作风，党和政府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党群、干群关系之和谐，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辉煌。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正是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它不得不承担着庞大而又不可少的抗战经费的供给；不得不承担起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因为坚持抗战和革命发展的需要，边区的脱产人员经常保持在7万人左右，最多时达13万。而保障边区人民的生活，抗战的军需与必须的事业经费，则是边区军民面临的最大困难。l939年以后，国内形势逆转，日军的反复大规模扫荡，飞机的频繁轰炸，边区遭到包围和封锁。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和边区经费，平均占边区财政收入71%的外援断绝，边区财政被迫急剧走上自给，当时困难到提出饿死、解散与大家动手生产的三条道路，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的党政军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政军各级领导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军队和老百姓热烈响应，从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的领袖到普通士兵、农民，人人有开荒任务，人人成了生产能手，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1945年边区的耕地面积较战前增长了79.4％，1944年的粮食产量达27550万公斤，1945年的棉花产量达150万公斤，粮食和农产品已经基本自给或全部自给。边区的工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到1945年，已拥有炼铁、炼油、机械修造、军工、化工、造纸、玻璃、陶瓷、纺织等行业，边区的纸张、石油、煤炭、棉布等工业品实现了半自给和自给。毛泽东说，“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产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特征的延安精神，为原来意义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它在发扬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传统的同时，更注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体现了艰苦奋斗的建设意义。
陕甘宁边区十多年奋斗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开创了军政人员大规模参加生产建设的先例，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的一个创举。延安时期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至此，延安精神所体现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已经成为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的工作作风。
陕甘宁边区执政的和谐进步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在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时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77页。）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繁荣，处处显示出政通人和、诚信友爱、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和谐社会的起点。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访问延安10天后感慨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我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时，有许多参观过延安的民主人士都清楚地预见到“得天下者，共产党也！”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社会和谐的认同。
通过解读延安精神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我们对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前因后果就会一目了然。历史已经反复的证明，一个政权形态如果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就能生存、发展，反之，就难以生存。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陕甘宁边区争取到独立施政的和平环境这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陕甘宁边区政权实事求是地顺应了历史潮流，把和谐作为社会进入稳态后的理性选择，与时俱进，不断变革和创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结论。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