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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韩寒都喜欢不同的尝试
《一座城池》,韩寒原著,9月同名电影上映,导演和编剧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孙渤涵。
孙导说,这是他的第一部商业电影,之前更多的是活跃在戏剧的舞台,但对于拍电影,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蓄谋已久,“有五六年的时间,在进行想法和类型上的考虑,也在自己写剧本”。
孙导说,自己特别在意作品中的人物状态,人物的存在状态比一切都重要,以什么形态存在就有什么故事。只是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总觉得差了点意思。而他的文字偶像是王小波,可对于小波的作品,又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也不敢不自量力地去拍。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韩寒的《一座城池》。
“我很兴奋,它正好符合我想要做的那种电影。故事、人物存在状态特别鲜活,如果能拿来用,当然比较省事。另外,韩寒名气那么大,很有号召力,我也实话实说确实是考虑到商业效果的。”
如何搞定了韩寒,取得作品的改编权,孙导没有细说,个中故事也非几句话可以讲清楚,“总之,我们在故事和情感表达上都有共识,都愿意做不一样的尝试。其实韩寒是一个蛮好说话的人,人很好,当然前提也是,他看出了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准备、没有想法、没有文化的大老粗!”
其实,《一座城池》对韩寒也别具意义,他曾对记者说:“我写得最快的作品就是《一座城池》,花了很短很短的时间,因为我有拖延症,总是拖到快要交稿了才开始动笔,但是我自己倒还蛮喜欢,里面很多是我太太在中戏上学时的故事,那时我常拽着她问‘今天你们学校有什么特别逗的事情,或者特别二 B的人,赶紧说出来,让我写!’”
只是这次拍电影,他却几乎没有参与,他说“既然将改编权给了他们,一定是聊过,知道并且认同他们的思路,信任他们。这时原著者的意志应该放在最后,如果什么都考虑原著者,那原著去做就好了。电影是独立于小说的创作,我不能干涉太多,要么全归我管,要么什么都不管。如果全归我,那么好坏我一个人扛。如果人家在创作,我却总提意见,人家还要顾虑着我,这样就很麻烦。我在任何一个团队,最终都容易‘篡权夺位’,所以,如果真想干涉,为何自己不去拍?人家拍,就别多说什么!”
韩寒的态度,也让孙导舒了一口气,“他自己不想参加,同时,我的作品我内心也不想让他过度参加,我们求同存异,这样最好”。
这部电影,是对 80后集体的思辨
孙导还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电影最重要的是体现出文学性,小说是文学性最重要的载体,同时它还在表达着哲学性,而哲学性最终又体现着人性。所以这部片子在体现人的那种存在感。当然他不可能表现小说中那么深刻广泛的内容,我集中 表达的一点是对 80后集体的思辨。”
孙导是 80后,和韩寒同龄。他说韩寒的经历很丰富,而自己的经历也并不少。
“也许是少年时爱听摇滚乐,我骨子里在追求自由和自己的存在。”孙导的话,真不是说说而已,他 17岁高中毕业,以高分考上哈尔滨商业大学,但是,他没有去上。
他总觉得有问题,曾经在高中课堂上因为读鲁迅,而被没收了书。成绩和考卷有那么重要吗?大学又能学什么?于是他只身投入了社会中,这一跃是四年半的时间。
“我做过生意,摆过地摊,在酒吧当过歌手,在马路上睡过觉,也经历过很久的迷茫,我第一份工作是工地的小工,纯出苦力的,每天要卸 30吨水泥,民工也有三六九等,我是最低的那一等。那时我最爱看《基督山伯爵》,里面有一段话,大致是这个意思‘人世间没有所谓的幸福与不幸,只有比较,当你经历了极大的不幸才知道什么是幸福’”。
后来他做得挺好,在一个大商场负责招商,同时也开了自己的店铺。那时哈尔滨人均收入八九百,他说自己可以达到两万。但他依然迷茫自己最终该做什么,“有一次看完《肖申克的救赎》,哭了一夜,我接下来想了半年,对自己有了另外的想法,于是,我把服装店转出去了,买了书自己学表演,很多朋友觉得我这人傻了疯了,肯定以后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再不和我联系,那段时间对友谊也有了新的认识。”
他在别人大学毕业的年纪,进了中国传媒大学,上了一年半的高职,“我疯狂学习,排练厅、图书馆和宿舍三点一线,别人谈恋爱、玩儿,我却读了七八百部剧作,看了千余部电影,毕业后其他同学全军覆没,但是,我可以接到活儿了”。
他说这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而80后这一代人的内心自我和客观自我往往偏差太大,“独生子女,不会协作和分享,在我们形成人格时,父辈却在计划向市场的过渡中‘疯’了,多数人对未来有恐惧,很多人人性的支撑是空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自己看自己?存在感和社会地位其实无关。
这部电影,有他曾经的迷茫和找寻,“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池,都想保护自己,无法相信别人,当你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去,主人公似乎一直都没有出来”。只是有多少人在思考和自省这种状态?
给 80后青年导演一些空间
“我这么个屌丝,在这个行业,有几个人比我起步更低?”于是,他觉得自己每一步都在上台阶,都值得感恩。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拉投资,见了上百个投资人,他诚实地分析自己的收益点,也直白地表达风险点,虽然不少投资人在听完风险后就跟他说了拜拜。但孙渤涵说,自己内心一直乐观,“当你认准一条道,走下去,总有成功的概率!每一个成功的人都要经历痛苦的日子,大学生挤个地铁住个小房子这算什么事儿呀?我感谢曾经的经历,让我不再呻吟”。
他的投资人是 50后,没太看懂这部片子,“不过这就对了,进电影院的也不只是我这个年龄的人”。
有了投资,他的大问题就解决了,“创作在前,我早已想清楚,所以拍片时,我没有犹豫,大家就是跟着我玩儿,很欢乐。王太利在生活中超级逗,他的表演完全不用激发,房祖名站在那里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导演是厨师,厨师重要的是食材本身,生吃有的时候更好,大家都在本色演出,没有太多刻意的成分,我甚至都不让他们提前看剧本!”
纵然准备充分,“我觉得我的电影赔不了”。但孙导也坦言,“希望大家给青年导演一些空间,毕竟这部电影有实验性,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表达,对于一个年轻的新人导演,我们更应该强调职业性,我们这一代创作者不容易,很容易被淹没,没有 50后、60后甚至 70后导演的机会,也许看过之后,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但是我创新的态度在那里,我站出来了!你可以鼓掌,也可以中途离场,但为了整个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请大家给我们一些空间和更多的宽容吧!”
《一座城池》讲述了从学校肄业的“我”因为一次群架事件和朋友健叔从上海逃到了一个城镇。两人在城镇上认识了新朋友王超,三人开着王超的桑塔纳在城镇上闲逛。故事将青年人的无奈、茫然、彷徨与尴尬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好像一直在寻找着一条路,然而最后发现路就在脚下。
导演说房祖名:
我把剧本散出去后,没想到娇姐(林凤娇)会主动找我,让房祖名来演,其实我早就觉得他最理想,只是确实没太敢想请到他。他这个年龄的演员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既有经验,又什么都不在乎。他站在那里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物。
导演说王太利:
他原本以为是个普通的数字电影,想拒绝我,后来我们吃饭聊这个事儿,我说这是上院线的,健叔这个人物多适合你。他演得很开心,生活中他比健叔还闹还“贱”。他是一个特别有童真的人,因为我事先不让他们看剧本,所以表演也没有刻意的成分。
《一座城池》,韩寒原著,9月同名电影上映,导演和编剧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孙渤涵。
孙导说,这是他的第一部商业电影,之前更多的是活跃在戏剧的舞台,但对于拍电影,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蓄谋已久,“有五六年的时间,在进行想法和类型上的考虑,也在自己写剧本”。
孙导说,自己特别在意作品中的人物状态,人物的存在状态比一切都重要,以什么形态存在就有什么故事。只是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总觉得差了点意思。而他的文字偶像是王小波,可对于小波的作品,又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也不敢不自量力地去拍。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韩寒的《一座城池》。
“我很兴奋,它正好符合我想要做的那种电影。故事、人物存在状态特别鲜活,如果能拿来用,当然比较省事。另外,韩寒名气那么大,很有号召力,我也实话实说确实是考虑到商业效果的。”
如何搞定了韩寒,取得作品的改编权,孙导没有细说,个中故事也非几句话可以讲清楚,“总之,我们在故事和情感表达上都有共识,都愿意做不一样的尝试。其实韩寒是一个蛮好说话的人,人很好,当然前提也是,他看出了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准备、没有想法、没有文化的大老粗!”
其实,《一座城池》对韩寒也别具意义,他曾对记者说:“我写得最快的作品就是《一座城池》,花了很短很短的时间,因为我有拖延症,总是拖到快要交稿了才开始动笔,但是我自己倒还蛮喜欢,里面很多是我太太在中戏上学时的故事,那时我常拽着她问‘今天你们学校有什么特别逗的事情,或者特别二 B的人,赶紧说出来,让我写!’”
只是这次拍电影,他却几乎没有参与,他说“既然将改编权给了他们,一定是聊过,知道并且认同他们的思路,信任他们。这时原著者的意志应该放在最后,如果什么都考虑原著者,那原著去做就好了。电影是独立于小说的创作,我不能干涉太多,要么全归我管,要么什么都不管。如果全归我,那么好坏我一个人扛。如果人家在创作,我却总提意见,人家还要顾虑着我,这样就很麻烦。我在任何一个团队,最终都容易‘篡权夺位’,所以,如果真想干涉,为何自己不去拍?人家拍,就别多说什么!”
韩寒的态度,也让孙导舒了一口气,“他自己不想参加,同时,我的作品我内心也不想让他过度参加,我们求同存异,这样最好”。
这部电影,是对 80后集体的思辨
孙导还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电影最重要的是体现出文学性,小说是文学性最重要的载体,同时它还在表达着哲学性,而哲学性最终又体现着人性。所以这部片子在体现人的那种存在感。当然他不可能表现小说中那么深刻广泛的内容,我集中 表达的一点是对 80后集体的思辨。”
孙导是 80后,和韩寒同龄。他说韩寒的经历很丰富,而自己的经历也并不少。
“也许是少年时爱听摇滚乐,我骨子里在追求自由和自己的存在。”孙导的话,真不是说说而已,他 17岁高中毕业,以高分考上哈尔滨商业大学,但是,他没有去上。
他总觉得有问题,曾经在高中课堂上因为读鲁迅,而被没收了书。成绩和考卷有那么重要吗?大学又能学什么?于是他只身投入了社会中,这一跃是四年半的时间。
“我做过生意,摆过地摊,在酒吧当过歌手,在马路上睡过觉,也经历过很久的迷茫,我第一份工作是工地的小工,纯出苦力的,每天要卸 30吨水泥,民工也有三六九等,我是最低的那一等。那时我最爱看《基督山伯爵》,里面有一段话,大致是这个意思‘人世间没有所谓的幸福与不幸,只有比较,当你经历了极大的不幸才知道什么是幸福’”。
后来他做得挺好,在一个大商场负责招商,同时也开了自己的店铺。那时哈尔滨人均收入八九百,他说自己可以达到两万。但他依然迷茫自己最终该做什么,“有一次看完《肖申克的救赎》,哭了一夜,我接下来想了半年,对自己有了另外的想法,于是,我把服装店转出去了,买了书自己学表演,很多朋友觉得我这人傻了疯了,肯定以后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再不和我联系,那段时间对友谊也有了新的认识。”
他在别人大学毕业的年纪,进了中国传媒大学,上了一年半的高职,“我疯狂学习,排练厅、图书馆和宿舍三点一线,别人谈恋爱、玩儿,我却读了七八百部剧作,看了千余部电影,毕业后其他同学全军覆没,但是,我可以接到活儿了”。
他说这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而80后这一代人的内心自我和客观自我往往偏差太大,“独生子女,不会协作和分享,在我们形成人格时,父辈却在计划向市场的过渡中‘疯’了,多数人对未来有恐惧,很多人人性的支撑是空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自己看自己?存在感和社会地位其实无关。
这部电影,有他曾经的迷茫和找寻,“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池,都想保护自己,无法相信别人,当你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去,主人公似乎一直都没有出来”。只是有多少人在思考和自省这种状态?
给 80后青年导演一些空间
“我这么个屌丝,在这个行业,有几个人比我起步更低?”于是,他觉得自己每一步都在上台阶,都值得感恩。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拉投资,见了上百个投资人,他诚实地分析自己的收益点,也直白地表达风险点,虽然不少投资人在听完风险后就跟他说了拜拜。但孙渤涵说,自己内心一直乐观,“当你认准一条道,走下去,总有成功的概率!每一个成功的人都要经历痛苦的日子,大学生挤个地铁住个小房子这算什么事儿呀?我感谢曾经的经历,让我不再呻吟”。
他的投资人是 50后,没太看懂这部片子,“不过这就对了,进电影院的也不只是我这个年龄的人”。
有了投资,他的大问题就解决了,“创作在前,我早已想清楚,所以拍片时,我没有犹豫,大家就是跟着我玩儿,很欢乐。王太利在生活中超级逗,他的表演完全不用激发,房祖名站在那里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导演是厨师,厨师重要的是食材本身,生吃有的时候更好,大家都在本色演出,没有太多刻意的成分,我甚至都不让他们提前看剧本!”
纵然准备充分,“我觉得我的电影赔不了”。但孙导也坦言,“希望大家给青年导演一些空间,毕竟这部电影有实验性,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表达,对于一个年轻的新人导演,我们更应该强调职业性,我们这一代创作者不容易,很容易被淹没,没有 50后、60后甚至 70后导演的机会,也许看过之后,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但是我创新的态度在那里,我站出来了!你可以鼓掌,也可以中途离场,但为了整个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请大家给我们一些空间和更多的宽容吧!”
《一座城池》讲述了从学校肄业的“我”因为一次群架事件和朋友健叔从上海逃到了一个城镇。两人在城镇上认识了新朋友王超,三人开着王超的桑塔纳在城镇上闲逛。故事将青年人的无奈、茫然、彷徨与尴尬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好像一直在寻找着一条路,然而最后发现路就在脚下。
导演说房祖名:
我把剧本散出去后,没想到娇姐(林凤娇)会主动找我,让房祖名来演,其实我早就觉得他最理想,只是确实没太敢想请到他。他这个年龄的演员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既有经验,又什么都不在乎。他站在那里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物。
导演说王太利:
他原本以为是个普通的数字电影,想拒绝我,后来我们吃饭聊这个事儿,我说这是上院线的,健叔这个人物多适合你。他演得很开心,生活中他比健叔还闹还“贱”。他是一个特别有童真的人,因为我事先不让他们看剧本,所以表演也没有刻意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