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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亚洲金融危机之九
苏哈托总统的威权统治实现了国内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但这种治理模式下的官员腐败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被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进一步放大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度尼西亚可以说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远远超出了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这些患难邻居们。印尼的悲剧在于，它不仅是一次由外部冲击引发的银行危机，还由此产生可怕的政治危机。最终，金融危机与政治动荡、社会骚乱相互加剧，导致各行各业的长期萧条。
自1965年苏哈托通过政变取得总统之位后，印尼经济跨入了长达32年的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期。1997年以前，印尼简直就是一个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的典范。1990年到1996年，印尼平均年经济增长率高达7.3%，储蓄率达到GDP的32％，失业率仅有3.9%；而且国家财政已略有盈余，经常账户赤字也不过2.3%。
但金融危机使这一良好势头急转直下。因为高通胀和高失业，贫困人口比率从1996年的18％上升到1998年的37％。许多“返贫”穷人缺吃少穿，常常在印尼各地抢劫和掳掠，诱发了不少群体性骚乱。
回头来看，当时印尼经济有三大软肋。
第一，苏哈托的威权统治在过去30年中已经积累不少弊病。这种军人、技术官僚和大商人团体的联合组阁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裙带资本主义”。其中的特权阶层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或者特许经营，为自己谋取私利，这些都加剧了印尼的财富集中和贫富分化。
第二，金融深化和自由化速度过快。在1988年到1991年的短短三年内，印尼国内银行数目增加了1倍，而分支机构更是戏剧化地增长了4倍。许多银行依托广阔的政府人脉，在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然不断扩张，盲目放贷。亚洲金融危机充当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结果就是印尼各大银行的巨额坏账节节攀升，许多银行不得不关门大吉。
第三，长期的高利率政策吸引了大量投机性游资。印尼国内的体制性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利率水平也长期处在高位。中央银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后，印尼卢比和美元的利率差开始高于卢比兑美元的年度贬值率，这就为投机性的利差交易提供了绝佳机会。金融危机前，印尼许多银行就从离岸市场借入美元，然后在国内放贷，赚取投机利润。1996年底，印尼外债比例已达到GDP的54％，外债规模与国内银行业资产总额大致相等。
总体而言，印尼经济体系的主要问题是银行体系和外债因素主导下的双重不匹配：企业借短期债务投资房地产等长期项目，大量借美元而投资本币。当1997年泰铢危机的风潮扩散至印尼时，监管者和市场都误以为浮动利率和灵活汇率制度可以保证印尼自身安然无恙，忽略了隐含的致命问题，结果大错特错。
1997年下半年，投机性游资开始攻击泰铢和印尼卢比，印尼的借款人终于意识到他们存在大量的外币风险敞口，于是开始疯狂地买入美元，试图对冲风险。不幸的是，这时日本和其他外国的银行家也发现了他们在印尼贷款的脆弱性。市场各方都开始大量抛售印尼卢比，随后，卢比兑美元的汇率开始恐慌性下跌。而此时，关于苏哈托总统的健康问题以及未定的接班人的谣言，也开始在市面上兴风作浪，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
1997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个“灭火器”不得不被请出来应急，但IMF专家很快发现，印尼的问题之大超乎事先预料。IMF姗姗来迟的第一笔援助，贷款额度太小，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维持市场对印尼盾的信心。
一招不灵，一招再上。为了削弱“裙带资本主义”，激进的结构性改革方案被搬了出来，但很快夭折。苏哈托总统随即撤换了央行行长，开始推行汇率新政，但收效甚微，反而造成了高达58％的通胀率。到1998年4月，IMF又提出了能源和电力涨价的新方案。但随之而来的骚乱事件，不仅宣告了这个新方案的“流产”，也迫使苏哈托引咎辞职。
印尼的经济复苏历程可能是东南亚各国中最漫长的。艰难的银行重组，耗费了这个国家将近50％的GDP。直到今天，危机的社会影响在印尼还未彻底消除，2006年的失业率仍然高达10％以上，而贫困率也在18％左右，居高不下。
印尼的危机经历再一次证明，“国富国穷”的根源在于治理水平的差异。苏哈托总统的威权统治实现了国内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但是，这种治理模式下的官员腐败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而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进一步放大了这些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印尼庞大的经济金融体系就“呼啦啦似大厦将倾”。
从来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衰落，只有永远的因时而变，“变则通，通则久”。面对全球化的局势，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及时调整本国的治理模式，下一步将很可能就是经济、金融危机，乃至政治动荡。
苏哈托总统的威权统治实现了国内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但这种治理模式下的官员腐败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被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进一步放大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度尼西亚可以说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远远超出了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这些患难邻居们。印尼的悲剧在于，它不仅是一次由外部冲击引发的银行危机，还由此产生可怕的政治危机。最终，金融危机与政治动荡、社会骚乱相互加剧，导致各行各业的长期萧条。
自1965年苏哈托通过政变取得总统之位后，印尼经济跨入了长达32年的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期。1997年以前，印尼简直就是一个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的典范。1990年到1996年，印尼平均年经济增长率高达7.3%，储蓄率达到GDP的32％，失业率仅有3.9%；而且国家财政已略有盈余，经常账户赤字也不过2.3%。
但金融危机使这一良好势头急转直下。因为高通胀和高失业，贫困人口比率从1996年的18％上升到1998年的37％。许多“返贫”穷人缺吃少穿，常常在印尼各地抢劫和掳掠，诱发了不少群体性骚乱。
回头来看，当时印尼经济有三大软肋。
第一，苏哈托的威权统治在过去30年中已经积累不少弊病。这种军人、技术官僚和大商人团体的联合组阁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裙带资本主义”。其中的特权阶层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或者特许经营，为自己谋取私利，这些都加剧了印尼的财富集中和贫富分化。
第二，金融深化和自由化速度过快。在1988年到1991年的短短三年内，印尼国内银行数目增加了1倍，而分支机构更是戏剧化地增长了4倍。许多银行依托广阔的政府人脉，在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然不断扩张，盲目放贷。亚洲金融危机充当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结果就是印尼各大银行的巨额坏账节节攀升，许多银行不得不关门大吉。
第三，长期的高利率政策吸引了大量投机性游资。印尼国内的体制性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利率水平也长期处在高位。中央银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后，印尼卢比和美元的利率差开始高于卢比兑美元的年度贬值率，这就为投机性的利差交易提供了绝佳机会。金融危机前，印尼许多银行就从离岸市场借入美元，然后在国内放贷，赚取投机利润。1996年底，印尼外债比例已达到GDP的54％，外债规模与国内银行业资产总额大致相等。
总体而言，印尼经济体系的主要问题是银行体系和外债因素主导下的双重不匹配：企业借短期债务投资房地产等长期项目，大量借美元而投资本币。当1997年泰铢危机的风潮扩散至印尼时，监管者和市场都误以为浮动利率和灵活汇率制度可以保证印尼自身安然无恙，忽略了隐含的致命问题，结果大错特错。
1997年下半年，投机性游资开始攻击泰铢和印尼卢比，印尼的借款人终于意识到他们存在大量的外币风险敞口，于是开始疯狂地买入美元，试图对冲风险。不幸的是，这时日本和其他外国的银行家也发现了他们在印尼贷款的脆弱性。市场各方都开始大量抛售印尼卢比，随后，卢比兑美元的汇率开始恐慌性下跌。而此时，关于苏哈托总统的健康问题以及未定的接班人的谣言，也开始在市面上兴风作浪，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
1997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个“灭火器”不得不被请出来应急，但IMF专家很快发现，印尼的问题之大超乎事先预料。IMF姗姗来迟的第一笔援助，贷款额度太小，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维持市场对印尼盾的信心。
一招不灵，一招再上。为了削弱“裙带资本主义”，激进的结构性改革方案被搬了出来，但很快夭折。苏哈托总统随即撤换了央行行长，开始推行汇率新政，但收效甚微，反而造成了高达58％的通胀率。到1998年4月，IMF又提出了能源和电力涨价的新方案。但随之而来的骚乱事件，不仅宣告了这个新方案的“流产”，也迫使苏哈托引咎辞职。
印尼的经济复苏历程可能是东南亚各国中最漫长的。艰难的银行重组，耗费了这个国家将近50％的GDP。直到今天，危机的社会影响在印尼还未彻底消除，2006年的失业率仍然高达10％以上，而贫困率也在18％左右，居高不下。
印尼的危机经历再一次证明，“国富国穷”的根源在于治理水平的差异。苏哈托总统的威权统治实现了国内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但是，这种治理模式下的官员腐败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而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进一步放大了这些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印尼庞大的经济金融体系就“呼啦啦似大厦将倾”。
从来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衰落，只有永远的因时而变，“变则通，通则久”。面对全球化的局势，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及时调整本国的治理模式，下一步将很可能就是经济、金融危机，乃至政治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