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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老旧社区的发展和改造是我国各个城市乃至全世界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不同类型的老旧社区应当结合其产生原因和具体背景而有不同的发展和改造模式。本文通过对南昌市老旧社区现状与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提出了治理“老旧社区”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南昌市老旧社区；原因；途径
1、南昌市老旧社区出现的背景与现状
寻求南昌市老旧社区的治理方式，就必须先了解南昌市老旧社区出现的背景与现状。通过对南昌市老旧社区的“麻雀解剖”，可以看到南昌市与国内一些城市中的老旧社区的产生除了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共性原因之外，还有由于独特的体制转轨而带来的个性原因。在改革前，单位在老旧社区中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社区居民多半都是单位职工及其家属，而社区住房的产权也都属于单位。而在改革后，随着原国有企业效益的下滑，许多工人遭遇到了下岗和内退。由此，单位与社区并不是两个彼此割裂的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它们两者往往具有非常强的关联。单位的衰败直接影响到了社区生活的质量。这类社区除了环境破败之外，并没有出现犯罪滋生和秩序混乱等现象，但我们看到的最大问题是居民由于可持续生计的缺乏而身陷贫困的现象存在。从南昌市许多老旧社区的历史来看，它的产生、兴衰都与周边几个中型国有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最终衰落，不能不说与单位制的减弱、单位的不景气有关系。这是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老旧社区十分不同的一个特点。西方(特别是美国)社区老化和衰败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城市富裕人口大规模向外迁移而引起的房屋向下淘汰。随着城市中心人口日渐稠密，加之社区建筑的自然老化，使得城市中心社区生活质量下降，最终社区完全成为低收入者的居住地。
2、南昌市老旧社区产生的原因探讨
南昌市老旧社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居住条件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城市的物质外貌的问题，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
2、1经济原因；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形成
南昌市很多老旧社区中的低收入者，尤其是儿女众多的工人家庭，贫困现象十分普遍。这些老工人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国营公司辛苦工作，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单位在一段时间内不景气，他们退休较早退休金也较低，儿女们受时代影响文化程度都不高，原先的就业状况本来就不算太好，等到90年代后期又纷纷“下岗”。有的家庭只有一人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而其他家庭成员都处于失业或者打零工的状态，他们自然无力依靠自身力量去改善住房条件。这样的低收入群体居住在单位的平房区宿舍中，其居住成本相比之下相当低，他们在这里不断搭建小房，才能得以居住生存。失业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形成的最大原因，他们在现在的居住区中还能依靠关系网络寻找到一些零工干，但是一旦拆迁以后，他们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之中将导致生活困难。此外，这样的家庭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十分脆弱，有限的儲蓄必须用在刀刃上，比如老人们的医疗、小孩的教育，能用在补贴购房款项的钱实在是少之又少，因为相对于“吃药”和“上学”来说，“住楼房”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只能排在其后。
2。社会原因；社区精神的缺失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形成是这类平房区衰败的重要原因，但决非唯一原因。毕竟，落入到最低收入保障线以下的居民户数还是较少的，大部分居民虽然并不富裕，但还不至于到贫困的地步。造成这类平房区衰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精神的缺失。这里所说的社区精神，指的是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对社区自治的积极参与。参加社区组织的人数多，人们因而也更有信任感，规范也可以得到遵守，人际网络也更为广泛;相反，在缺乏公民精神的地区，公民对社会和文化社团的参与非常稀少，结果社区发展一直缓慢。在单位制下，即使在社区中单位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社区的事情基本上是由“单位组织”从上到下地来进行管理。居委会或家委会的事务主要由一些退休人员来负责。职工对于社区的认知就是“单位给予自己的福利”，他们没有积极性同时也没有权利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目前虽然单位在居住区的影响力日益减退，但是居民们仍然保有“单位制聚居”时养成的行为习惯和心态。
3、南昌市“老旧社区”治理的新途径
3、1将社区改造与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可持续生计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老旧社区的治理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物质环境的治理，而且还是对其中的居民进行扶助的过程。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人”上，以人为本。社区改造问题的解决途径不单是“政府投钱改造”，而且是要发动多方面的力量，从不同层面着手，上下联动，多方出击。在现有情况下，拆迁居民的选择几乎是单一的；居民得到一次性补偿之后几乎全部用于购房支出，但是低收入群体的日常住房费用却因此上升。此外，他们离开旧居住地到了一个新的居住小区，原有的社会网络几乎全部丧失，原先的生计也因此受到影响。因此，一方面要继续丰富住房保障的多种途径，扩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总量供给，另一方面在拆迁过程中要注重同时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问题和生计保障，防止出现因拆迁而进一步恶化其生活状况的情况发生。
3、2积极调动政府、社区组织、产权单位、居民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在参与合作中促进基层中社区精神和社会资本的发育。
老旧社区的治理绝对不能没有政府的力量。在现阶段，政府是老旧社区治理中的直接推动者，是主导力量。在治理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更需要解决一些重要的、深层次的问题，这都需要政府来出面解决，所以政府参与老旧社区的治理是必然的。但是，要明确治理方案不是政府一方就可决断的事情，而是要所有的“利益相关人”通过沟通与协商后才能决定。首先，产权单位对于平房区居民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也是重要的利益相关人，忽视他们的声音也是不应当的。其次，老旧社区所属的社区居委会是政府和居民之间、上与下之间的重要枢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虽然现阶段它在经济实力、人员素质、设备条件上都还有限，但是仍然具有相当的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在目前社会服务机构不发达的约束下，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委员会应更多地负起促进和提高居民合作能力的责任，充当起“社会资本”开发者的角色。最后，最终的利益得失是落在居民身上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体，改造过程必须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没有他们的参与合作，老旧社区的治理就很容易成了单纯的城市物质环境改造，而不是一件意义深远的社会工程。
3、3充分凝聚经济投入、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合力
老旧社区的治理必须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次的。“社会资本”概念虽然到现在为止在理论上仍然不是非常成熟，但是它起码对于我们有一点启示，就是在工作中，除了经济资本的投入外，还需要许多其它方面的非经济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同样重要。老旧社区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许多衰败的社区来说，经济投入至关重要，它可以直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存状况，是减少社区中的社会问题、提高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但是，经济投入应当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在社会发展层面上，应当提高居民的合作能力和自治能力，这是符合长远发展方向的。同时，社区文化建设也不能忽视，应当增强他们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增强社区凝聚力。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次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影响着老旧社区的治理进程。
参考文献
[1]陶希东，刘君德。国外大城市郊区化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城市问题， 2008(4)； 69-73
[2][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 2005； 1-26， 122-153
[3]黄亚平，王敏。旧城更新中低收入居民利益的维护。城市问题，2007(2)； 42-45
关键词：南昌市老旧社区；原因；途径
1、南昌市老旧社区出现的背景与现状
寻求南昌市老旧社区的治理方式，就必须先了解南昌市老旧社区出现的背景与现状。通过对南昌市老旧社区的“麻雀解剖”，可以看到南昌市与国内一些城市中的老旧社区的产生除了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共性原因之外，还有由于独特的体制转轨而带来的个性原因。在改革前，单位在老旧社区中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社区居民多半都是单位职工及其家属，而社区住房的产权也都属于单位。而在改革后，随着原国有企业效益的下滑，许多工人遭遇到了下岗和内退。由此，单位与社区并不是两个彼此割裂的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它们两者往往具有非常强的关联。单位的衰败直接影响到了社区生活的质量。这类社区除了环境破败之外，并没有出现犯罪滋生和秩序混乱等现象，但我们看到的最大问题是居民由于可持续生计的缺乏而身陷贫困的现象存在。从南昌市许多老旧社区的历史来看，它的产生、兴衰都与周边几个中型国有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最终衰落，不能不说与单位制的减弱、单位的不景气有关系。这是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老旧社区十分不同的一个特点。西方(特别是美国)社区老化和衰败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城市富裕人口大规模向外迁移而引起的房屋向下淘汰。随着城市中心人口日渐稠密，加之社区建筑的自然老化，使得城市中心社区生活质量下降，最终社区完全成为低收入者的居住地。
2、南昌市老旧社区产生的原因探讨
南昌市老旧社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居住条件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城市的物质外貌的问题，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
2、1经济原因；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形成
南昌市很多老旧社区中的低收入者，尤其是儿女众多的工人家庭，贫困现象十分普遍。这些老工人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国营公司辛苦工作，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单位在一段时间内不景气，他们退休较早退休金也较低，儿女们受时代影响文化程度都不高，原先的就业状况本来就不算太好，等到90年代后期又纷纷“下岗”。有的家庭只有一人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而其他家庭成员都处于失业或者打零工的状态，他们自然无力依靠自身力量去改善住房条件。这样的低收入群体居住在单位的平房区宿舍中，其居住成本相比之下相当低，他们在这里不断搭建小房，才能得以居住生存。失业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形成的最大原因，他们在现在的居住区中还能依靠关系网络寻找到一些零工干，但是一旦拆迁以后，他们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之中将导致生活困难。此外，这样的家庭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十分脆弱，有限的儲蓄必须用在刀刃上，比如老人们的医疗、小孩的教育，能用在补贴购房款项的钱实在是少之又少，因为相对于“吃药”和“上学”来说，“住楼房”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只能排在其后。
2。社会原因；社区精神的缺失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形成是这类平房区衰败的重要原因，但决非唯一原因。毕竟，落入到最低收入保障线以下的居民户数还是较少的，大部分居民虽然并不富裕，但还不至于到贫困的地步。造成这类平房区衰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精神的缺失。这里所说的社区精神，指的是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对社区自治的积极参与。参加社区组织的人数多，人们因而也更有信任感，规范也可以得到遵守，人际网络也更为广泛;相反，在缺乏公民精神的地区，公民对社会和文化社团的参与非常稀少，结果社区发展一直缓慢。在单位制下，即使在社区中单位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社区的事情基本上是由“单位组织”从上到下地来进行管理。居委会或家委会的事务主要由一些退休人员来负责。职工对于社区的认知就是“单位给予自己的福利”，他们没有积极性同时也没有权利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目前虽然单位在居住区的影响力日益减退，但是居民们仍然保有“单位制聚居”时养成的行为习惯和心态。
3、南昌市“老旧社区”治理的新途径
3、1将社区改造与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可持续生计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老旧社区的治理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物质环境的治理，而且还是对其中的居民进行扶助的过程。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人”上，以人为本。社区改造问题的解决途径不单是“政府投钱改造”，而且是要发动多方面的力量，从不同层面着手，上下联动，多方出击。在现有情况下，拆迁居民的选择几乎是单一的；居民得到一次性补偿之后几乎全部用于购房支出，但是低收入群体的日常住房费用却因此上升。此外，他们离开旧居住地到了一个新的居住小区，原有的社会网络几乎全部丧失，原先的生计也因此受到影响。因此，一方面要继续丰富住房保障的多种途径，扩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总量供给，另一方面在拆迁过程中要注重同时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问题和生计保障，防止出现因拆迁而进一步恶化其生活状况的情况发生。
3、2积极调动政府、社区组织、产权单位、居民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在参与合作中促进基层中社区精神和社会资本的发育。
老旧社区的治理绝对不能没有政府的力量。在现阶段，政府是老旧社区治理中的直接推动者，是主导力量。在治理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更需要解决一些重要的、深层次的问题，这都需要政府来出面解决，所以政府参与老旧社区的治理是必然的。但是，要明确治理方案不是政府一方就可决断的事情，而是要所有的“利益相关人”通过沟通与协商后才能决定。首先，产权单位对于平房区居民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也是重要的利益相关人，忽视他们的声音也是不应当的。其次，老旧社区所属的社区居委会是政府和居民之间、上与下之间的重要枢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虽然现阶段它在经济实力、人员素质、设备条件上都还有限，但是仍然具有相当的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在目前社会服务机构不发达的约束下，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委员会应更多地负起促进和提高居民合作能力的责任，充当起“社会资本”开发者的角色。最后，最终的利益得失是落在居民身上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体，改造过程必须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没有他们的参与合作，老旧社区的治理就很容易成了单纯的城市物质环境改造，而不是一件意义深远的社会工程。
3、3充分凝聚经济投入、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合力
老旧社区的治理必须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次的。“社会资本”概念虽然到现在为止在理论上仍然不是非常成熟，但是它起码对于我们有一点启示，就是在工作中，除了经济资本的投入外，还需要许多其它方面的非经济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同样重要。老旧社区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许多衰败的社区来说，经济投入至关重要，它可以直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存状况，是减少社区中的社会问题、提高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但是，经济投入应当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在社会发展层面上，应当提高居民的合作能力和自治能力，这是符合长远发展方向的。同时，社区文化建设也不能忽视，应当增强他们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增强社区凝聚力。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次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影响着老旧社区的治理进程。
参考文献
[1]陶希东，刘君德。国外大城市郊区化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城市问题， 2008(4)； 69-73
[2][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 2005； 1-26， 122-153
[3]黄亚平，王敏。旧城更新中低收入居民利益的维护。城市问题，2007(2)； 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