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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是蒙古族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用于交流和传递信息的传播方式。对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研究，其价值不仅在于对信息传播模式的把握，更在于对信息传播理念的梳理和文化传播内涵的解读。本文通过对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活动的综合观察，着重分析蒙古族原生态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物化传播、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综合传播等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并探究蒙古族人民与自然生产、文化生活、精神信仰共存的传播活动及其文化内涵。
【关键词】蒙古族传统信息 传播方式 文化内涵 保护传承
人的全部社会活动都与信息传播活动息息相关，传播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一个民族的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就是该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传播方式就是传播文化，表现着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传播发展的进程。蒙古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是蒙古族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用于交流和传递信息的传播方式，其历经悠久时光，凝聚为独特的内涵，并不断注入新的传播元素，形成了多元、多样、共存的复合型信息传播方式，即原生态自然经济条件下物化传播、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综合传播等方式。交错共存性是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基本特征，它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性表现形式，又是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内涵所在。
一、物化信息传播为原生态文化传播方式
所谓物化信息传播，其实就是非语言符号的信息传播方式。从传播符号使用的角度来看，有以建筑物、生活物品等为符号的传播，如敖包、苏力德、哈达、马鞭子、弓箭等;也有以图形标记、文体活动等为符号的传播，如印记、崖画、舞蹈等。这种非语言符号式的物化信息传播是最为原生态的文化传播，不同民族有着自己民族的独特形式。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是蒙古族信息传播活动的源泉，自然界和生产生活中的万物万象都能成为他们信息传播所利用的对象。这体现着蒙古族人民在游牧生产生活中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信息传播理念。
敖包对蒙古族人畜牧、狩猎、军事等有很大的作用，在草原上随处可见，有边界敖包、方向敖包、标记敖包、纪念敖包、祭祀敖包等。蒙古族人民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会在一些显眼的地方垒起石堆作为标记，以便指认或寻找。这样的敖包，如果位于边界一带，便很自然地成为领地分界标志。现在蒙古族人在牧场、林地、田地、院落也堆敖包或挖沟做边界标记。哲里木盟（现通辽市）成立时初次会盟于图什业图旗北部哲里木山脚下，此处盟与旗各立一敖包作为纪念。敖包不仅是蒙古族人民的自然标记或纪念象征，更是蒙古民族精神信仰上的文化符号。敖包是蒙古族原生态文化中传承广、内涵丰富、影响力大的特殊符号。敖包祭祀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原始信仰形式，红山文化时期就有类似敖包的祭祀载体。过去各旗、苏木和寺庙等都有自己公用的敖包，富裕的人家还建有家族敖包，人们通过祭敖包祈求天地神明保佑人间风调雨顺，牛羊兴旺，国泰民安。
古时旗徽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向军队传递出动、集合、进退命令。大蒙古国的旗徽叫苏力德，是蒙古大军的战神旗帜，如《蒙古秘史》载有哈喇啊秃秃乞颜等。苏力德逐渐演化成部族的象征标志，蒙元时期有“九游白旗鬃”“四足黑旗鬃”“哈撒尔花旗鬃”三大旗鬃，窝阔台、托里、木华黎、林丹、噶尔丹等也有各色的苏力德。鄂尔多斯的蒙古族人家，都有在院落门前竖立“苏力德神杆”的习俗，与其他地方的蒙古族有着明显区别。①
信物是当作凭证的物品。其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对信物本身涵负了一定的信息内容或象征意义，为交际活动的一种手段。在蒙古族人的传统习俗中，信物作为媒介，表示定情婚嫁、结拜兄弟等，并约束着双方的交往关系。蒙古族人常用的信物有鼻烟壶、哈达、蒙古刀、萨嘎、烟袋、戒指等。其中哈达作为交际活动中的必备品，象征着友好，蒙古族人初次相见时一般先交换哈达，在蒙古族的礼品中，最上者为哈达。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都纷纷给大汗进贡金、银、宝石等贵重礼品，并且要配上白布，意思是祝福皇帝陛下萬寿无疆，财源充足、享用不竭。”使用哈达的场合相当多，拜佛、祭祀、婚丧、拜年以及对长辈和贵宾表示尊敬等，都需要使用哈达。献哈达是蒙古民族的传统礼仪、民族崇奉，并逐渐演变成文化传播符号。
蒙古族人手拿马笼头和马鞭子来到别人家门口站着，视为与这家有借贷纠纷。来访的客人把马鞭子竖向靠放表示当天回去，把马鞭子横向平放视为当晚住宿。②科尔沁蒙古人家庭生男孩就在门前挂弓箭，生女孩就挂红布或花束，靠这种物化符号给周围居民传递信息。这些不仅表现着它的告知消息或传播信息的功能，同时已成为了习俗文化。
艺术形式的原始功能也是信息传播或信息象征。形状符号的信息传播与象征、肢体动作的信息传播与象征、语言声音的信息传播与象征，是从古到今人类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
蒙古族人为了便于区别自家的牲畜，用烧红的印子在牛、马、羊等身上烙上印记。有了这种印记，牲畜就不会混杂难分，主人也可凭印记找回走散的牲畜。同时不同的印记图案具有不同的含义或象征，如三角形印记能辟邪，四方形印记能防盗等。③现在科尔沁蒙古族人很少给牛、马打印记了，可还保留着在羊、鸡、鸭、鹅等牲畜与家禽上做印记（羊耳朵的某一处剪成不同形状、涂不同颜色，家禽身上涂颜色或系红绳等）的行为。简单的信息内容用记号来区别，比较复杂的信息内容用形象符号来表达，这已形成蒙古族印记文化。具有蒙古族特色的形状符号还有岩画、萨满图画、吉祥符号等，所载信息、文化内容都很丰富。
蒙古族习惯于用肢体语言传达出人际关系和礼仪文化信息。在人际交往中，见面握手表示友好，双手敬酒和接敬酒后用无名指蘸酒轻弹三下，以表庄重和敬意。要双手敬献哈达，要躬腰俯身，双手接过哈达等这些礼仪都要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或传达。舞蹈更是以身体作为中介，舞姿表演转化为信息，动作姿势作为含义来传播信息，表现文化。蒙古族舞蹈直接反映着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表现着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安代”，蒙古语，意味着“抬头、起来”，表示“昂首倾身”的人的形体动作。安代舞有五大要素动作，如踏步、走步、跳跃、对打、旋转。④舞者以优美、矫健的身体语言，既传达着心灵的声音，也传播出生产生活的信息。蒙古族舞蹈还有顶碗舞、筷子舞、盅子舞等，都是蒙古族人民生产劳动、文化艺术的一体化信息传播方式。 二、口头传播为信息传播与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
任何一种语言传播形式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产生的。蒙古族人民无文字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自然而然地导致口头传播、传说、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
民间信息传播是以人际口头传播为基础的。人际传播中，要选定传播对象时，个体人的命名和称谓是最初的前提，这也是人际间信息传播的开始。蒙古族人名具有本民族文化的鲜明特性，如图门、朝鲁、苏力德、孟和等自然物、数字和期望象征意义的词，多成为命名的元素或缘由。
蒙古族生活常识、习俗文化代代传承全靠口耳相传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蒙古族人最主要的教育方式，更是最日常、最基本的家庭成员之间信息交流与文化传播的方式。他们的家庭教育包括“语言文字教育、常识教育、道德教育、民俗教育、劳动教育、娱乐教育”⑤等全方位的教育。《史集》记载：“蒙古人自古就有记住他们出身和家谱的习惯，父母对于每个孩子讲述氏族和祖先的故事”。⑥到现在蒙古族人仍然很重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道德教育、民俗教育、习惯教育、劳动教育主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实现。
谚语与谜语在蒙古族民间极为流行，蒙古族谚语的内容涉及政治、道德和生活知识，富于哲理性。民间艺人都喜欢用谚语来增强表现力和传播效果。蒙古族谜语历史久远，早在氏族制末期便有了萌芽，到了元朝被广泛创作流传。谜语内容涉及动植物等自然物质、身体名称、生产生活用品以及蒙古文字母、字词和经典等，如“口衔利刃，背插翅膀，挺起胸膛，如同金鹰飞翔”（谜底为弓箭）。这种思维联想游戏不仅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活气息，更能展现民族的精神面貌。
口传心授民族文化和民间大众化信息传播的最初表现形式是民族神话故事。蒙古族传说具有鲜明的草原色彩和游牧特点，与其他民族的显著区别是自然神话和关于放牧及五畜的神话。蒙古族民歌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以及关于生产劳动、婚姻爱情、英雄人物等叙事内容，有儿歌、情歌、牧歌、思乡曲、赞歌、叙事歌、礼仪歌等。情歌是青年男女相识相恋的必备媒介，牧歌用于歌唱生产劳动，酒歌用于社交宴饮，礼歌主要用于礼仪、祭祀等场合，叙事歌则告诉人们英雄事迹、历史故事等。蒙古族人民用歌谣进行情感交流、传承历史文化，音乐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反映着他们的生存状况、喜怒哀乐、审美情趣和价值追求。
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它把讲故事与曲乐融合起来，以爱情故事和英雄人物为主要叙事内容，篇幅较长，情节真实，传播的方式现场感强，传播效果为其他口语形式所不及。说书人是蒙古族民间信息传播的最著名的使者，他们的功能是把世俗的故事：某些家族、某些部落、英雄人物的事迹及祖先骄傲的故事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⑦蒙古族说唱艺术品类丰富，有“好来宝”“乌力格尔”等。收听“乌力格尔”是科尔沁地区蒙古族人民一种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其内容以汉族的本子故事内容居多，是蒙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信息传播经典模式。
三、文字传播为民族历史文化的真实传承方式
文字是异地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蒙古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可谓蒙古族信息传播史上的一大创举，自从有了蒙古文字，就用竖碑记事的方法把大事罗列成条刻在石碑上记录下来，相传后人。已被发现的最早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是刻于1225年的成吉思汗石碑，之后又相继产生了1240年的十方大紫微宫窝阔台汗圣旨碑、1243年的阔端太子令圣旨碑、1246年的贵由汗玺，还有云南王藏经碑、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等。⑧那时的石碑记载的内容大多以行政事务和军事题材为主，在漫长的传播岁月中，它承载着永恒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
蒙古族的文字传播形式不仅包括回鹘式蒙古文，还制造使用过八思巴文、托忒文、基里尔蒙古文等蒙古文字。这些蒙古文产生后逐步由官方走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蒙古族人民存储和传播各种生产生活信息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蒙古族人把抄写、印刻文献当作积德而神圣的事情来做，并把图书文献奉为上尊信物赠送或收藏，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财富。
蒙古文古籍文献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记载材料，是历史文化传承的信息文库，用蒙古文写成的古籍有写本、刻本、印文、符牌、信件、经卷等。书信对蒙古人来说是跨越时空的主要媒介形态，早期主要被蒙古族贵族或官方所用，如13世纪伊儿汗国诸王与罗马教皇和法兰西国王的外交信件等。当时，信件和官方文书的传递，一般都由驿站里的站赤负责。元代有比较完善的驿传制度，《元史》记载：“元制，设急递辅（驿站），设传递辅驿，以达四方文书之来往”，“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令，未有重于此者焉。”站赤通过这些驿道宣谕圣旨和八思巴的信函。⑨还有记录着当时的行政事务和法律命令，如成吉思汗的法令、军令、训言、格言等的《青史》，也可以说是蒙古文的第一批文献。《蒙古秘史》是流传到现在的第一部蒙古历史文献，是一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巨大信息文库。此外还有《白史》《译語》和翻译文献、自创作品等很多种类的古籍文献。
蒙古文字遇上印刷技术后，改变了传统抄写、印刻的传播方式。清朝时期用木刻技术和石印技术出版了很多蒙古文图书。当时蒙古地区一些规模较大的喇嘛庙不但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木刻、印刷历史文献的地方。⑩今天蒙古族大量的历史文献，丰富多彩的古代传说、民间故事、说唱艺术，以及教育教学、科学技术等也都依赖蒙古文而记录流传下来，蒙古文是蒙古族信息传播中最重要的媒介和工具，是蒙古族文化与文明传承的光辉使者。
四、综合型传播为人民的、大众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方式
《蒙古秘史》记载很多庆典活动、家族内活动、祭祖大礼、各种集体活动和公共集会的事迹与信息，有民间庆典、胡日勒待、那达慕、祭祀敖包、围猎等。游牧经济是生态经济，它的最突出特点在于流动性或动态性上，这些集体活动是蒙古人生存生活、合作交流、娱乐文化的综合体现，更是蒙古族社会人群人际交往、群体信息传播、凝聚民族精神意识的主要方式。 民间庆典通常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聚会，这不仅能够传达信息，拓展民众生活网络和凝聚民间社会关系，同时还能构建民间文化交流的平台。庆典上的各种仪式活动，已成为蒙古族人民继承其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途径，如蒙古族婚礼、周岁宴等。
“那达慕”是蒙古族人民群体性的体育、娱乐、物资交流盛会的专有名称。还有上述的祭祀敖包也是全民性的集会、综合性的信息传播盛会。旧时，旗王利用这些机会给某些人加官晋爵，封赏功勋摔跤手。现在的敖包祭祀也是如此，敖包祭祀与小型那达慕（敖包乃日）、庆典活动一同举行，开展各种娱乐、商贸活动，各地商人多在敖包会上摆摊售货，进行物资交流，亲朋好友和青年男女可以相逢会面、谈情说爱。这些全民集会性的集体活动很自然地成为了综合型的民间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方式，体现着蒙古族信息传播方式的人民性和大众性特点，更能够体现各种信息传播方式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交融的特点，是一个民族在生存发展中创造出来的传播文化的结晶，承载着一个民族上千年的群体记忆和集体认同感。
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用于进行交流和传递信息的人际传播模式，游牧生产生活创造了这种独特的原生态信息传播方式，体现着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信息传播理念。蒙古族信息传播方式与载体形式发生过多次变化，原生态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物化传播、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综合传播等方式的交错共存性，是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基本特征，这些传播方式是蒙古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和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而产生和发展的，其历经悠久时光，凝聚为成熟而独特的方式，并不断注入新的传播元素，形成了多元、多样、共存的复合型信息传播方式。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渗透于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传统习俗、精神信仰中， 并早已融入民族文化体系之中，成为蒙古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性表现形式，又是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内涵所在。
在自然属性上，每个民族的信息传播方式都具有传统和现代的衔接与交融、重叠与跨越的发展过程，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传承离不开传播媒介的发展与革新。如今蒙古族人民被卷裹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从以传统的自然为主导，以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传播方式，逐渐演变成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大众传播、网络传播，迎来了新的媒介与民族文化传播生态。
注释：
①王其格.传统信仰文化在当代文化多元格局中的作用——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例[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6）：6.
②③瓦·赛音朝克图.符号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03+179.
④乌日利戈.蒙古族安代舞的文化人类学分析[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6）：23-24.
⑤呼日勒沙.科尔沁民俗文化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365.
⑥【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册）[M].北京：商務印书馆，1992.154.
⑦【匈】 Д·卡拉，范丽君译.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7.
⑧⑩宝音.蒙古文古籍整理与研究综述[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5）：1-2+5.
⑨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察[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3）：29.
作者简介：红莲，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蒙古族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
编辑：孟凌霄
【关键词】蒙古族传统信息 传播方式 文化内涵 保护传承
人的全部社会活动都与信息传播活动息息相关，传播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一个民族的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就是该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传播方式就是传播文化，表现着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传播发展的进程。蒙古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是蒙古族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用于交流和传递信息的传播方式，其历经悠久时光，凝聚为独特的内涵，并不断注入新的传播元素，形成了多元、多样、共存的复合型信息传播方式，即原生态自然经济条件下物化传播、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综合传播等方式。交错共存性是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基本特征，它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性表现形式，又是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内涵所在。
一、物化信息传播为原生态文化传播方式
所谓物化信息传播，其实就是非语言符号的信息传播方式。从传播符号使用的角度来看，有以建筑物、生活物品等为符号的传播，如敖包、苏力德、哈达、马鞭子、弓箭等;也有以图形标记、文体活动等为符号的传播，如印记、崖画、舞蹈等。这种非语言符号式的物化信息传播是最为原生态的文化传播，不同民族有着自己民族的独特形式。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是蒙古族信息传播活动的源泉，自然界和生产生活中的万物万象都能成为他们信息传播所利用的对象。这体现着蒙古族人民在游牧生产生活中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信息传播理念。
敖包对蒙古族人畜牧、狩猎、军事等有很大的作用，在草原上随处可见，有边界敖包、方向敖包、标记敖包、纪念敖包、祭祀敖包等。蒙古族人民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会在一些显眼的地方垒起石堆作为标记，以便指认或寻找。这样的敖包，如果位于边界一带，便很自然地成为领地分界标志。现在蒙古族人在牧场、林地、田地、院落也堆敖包或挖沟做边界标记。哲里木盟（现通辽市）成立时初次会盟于图什业图旗北部哲里木山脚下，此处盟与旗各立一敖包作为纪念。敖包不仅是蒙古族人民的自然标记或纪念象征，更是蒙古民族精神信仰上的文化符号。敖包是蒙古族原生态文化中传承广、内涵丰富、影响力大的特殊符号。敖包祭祀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原始信仰形式，红山文化时期就有类似敖包的祭祀载体。过去各旗、苏木和寺庙等都有自己公用的敖包，富裕的人家还建有家族敖包，人们通过祭敖包祈求天地神明保佑人间风调雨顺，牛羊兴旺，国泰民安。
古时旗徽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向军队传递出动、集合、进退命令。大蒙古国的旗徽叫苏力德，是蒙古大军的战神旗帜，如《蒙古秘史》载有哈喇啊秃秃乞颜等。苏力德逐渐演化成部族的象征标志，蒙元时期有“九游白旗鬃”“四足黑旗鬃”“哈撒尔花旗鬃”三大旗鬃，窝阔台、托里、木华黎、林丹、噶尔丹等也有各色的苏力德。鄂尔多斯的蒙古族人家，都有在院落门前竖立“苏力德神杆”的习俗，与其他地方的蒙古族有着明显区别。①
信物是当作凭证的物品。其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对信物本身涵负了一定的信息内容或象征意义，为交际活动的一种手段。在蒙古族人的传统习俗中，信物作为媒介，表示定情婚嫁、结拜兄弟等，并约束着双方的交往关系。蒙古族人常用的信物有鼻烟壶、哈达、蒙古刀、萨嘎、烟袋、戒指等。其中哈达作为交际活动中的必备品，象征着友好，蒙古族人初次相见时一般先交换哈达，在蒙古族的礼品中，最上者为哈达。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都纷纷给大汗进贡金、银、宝石等贵重礼品，并且要配上白布，意思是祝福皇帝陛下萬寿无疆，财源充足、享用不竭。”使用哈达的场合相当多，拜佛、祭祀、婚丧、拜年以及对长辈和贵宾表示尊敬等，都需要使用哈达。献哈达是蒙古民族的传统礼仪、民族崇奉，并逐渐演变成文化传播符号。
蒙古族人手拿马笼头和马鞭子来到别人家门口站着，视为与这家有借贷纠纷。来访的客人把马鞭子竖向靠放表示当天回去，把马鞭子横向平放视为当晚住宿。②科尔沁蒙古人家庭生男孩就在门前挂弓箭，生女孩就挂红布或花束，靠这种物化符号给周围居民传递信息。这些不仅表现着它的告知消息或传播信息的功能，同时已成为了习俗文化。
艺术形式的原始功能也是信息传播或信息象征。形状符号的信息传播与象征、肢体动作的信息传播与象征、语言声音的信息传播与象征，是从古到今人类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
蒙古族人为了便于区别自家的牲畜，用烧红的印子在牛、马、羊等身上烙上印记。有了这种印记，牲畜就不会混杂难分，主人也可凭印记找回走散的牲畜。同时不同的印记图案具有不同的含义或象征，如三角形印记能辟邪，四方形印记能防盗等。③现在科尔沁蒙古族人很少给牛、马打印记了，可还保留着在羊、鸡、鸭、鹅等牲畜与家禽上做印记（羊耳朵的某一处剪成不同形状、涂不同颜色，家禽身上涂颜色或系红绳等）的行为。简单的信息内容用记号来区别，比较复杂的信息内容用形象符号来表达，这已形成蒙古族印记文化。具有蒙古族特色的形状符号还有岩画、萨满图画、吉祥符号等，所载信息、文化内容都很丰富。
蒙古族习惯于用肢体语言传达出人际关系和礼仪文化信息。在人际交往中，见面握手表示友好，双手敬酒和接敬酒后用无名指蘸酒轻弹三下，以表庄重和敬意。要双手敬献哈达，要躬腰俯身，双手接过哈达等这些礼仪都要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或传达。舞蹈更是以身体作为中介，舞姿表演转化为信息，动作姿势作为含义来传播信息，表现文化。蒙古族舞蹈直接反映着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表现着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安代”，蒙古语，意味着“抬头、起来”，表示“昂首倾身”的人的形体动作。安代舞有五大要素动作，如踏步、走步、跳跃、对打、旋转。④舞者以优美、矫健的身体语言，既传达着心灵的声音，也传播出生产生活的信息。蒙古族舞蹈还有顶碗舞、筷子舞、盅子舞等，都是蒙古族人民生产劳动、文化艺术的一体化信息传播方式。 二、口头传播为信息传播与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
任何一种语言传播形式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产生的。蒙古族人民无文字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自然而然地导致口头传播、传说、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
民间信息传播是以人际口头传播为基础的。人际传播中，要选定传播对象时，个体人的命名和称谓是最初的前提，这也是人际间信息传播的开始。蒙古族人名具有本民族文化的鲜明特性，如图门、朝鲁、苏力德、孟和等自然物、数字和期望象征意义的词，多成为命名的元素或缘由。
蒙古族生活常识、习俗文化代代传承全靠口耳相传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蒙古族人最主要的教育方式，更是最日常、最基本的家庭成员之间信息交流与文化传播的方式。他们的家庭教育包括“语言文字教育、常识教育、道德教育、民俗教育、劳动教育、娱乐教育”⑤等全方位的教育。《史集》记载：“蒙古人自古就有记住他们出身和家谱的习惯，父母对于每个孩子讲述氏族和祖先的故事”。⑥到现在蒙古族人仍然很重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道德教育、民俗教育、习惯教育、劳动教育主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实现。
谚语与谜语在蒙古族民间极为流行，蒙古族谚语的内容涉及政治、道德和生活知识，富于哲理性。民间艺人都喜欢用谚语来增强表现力和传播效果。蒙古族谜语历史久远，早在氏族制末期便有了萌芽，到了元朝被广泛创作流传。谜语内容涉及动植物等自然物质、身体名称、生产生活用品以及蒙古文字母、字词和经典等，如“口衔利刃，背插翅膀，挺起胸膛，如同金鹰飞翔”（谜底为弓箭）。这种思维联想游戏不仅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活气息，更能展现民族的精神面貌。
口传心授民族文化和民间大众化信息传播的最初表现形式是民族神话故事。蒙古族传说具有鲜明的草原色彩和游牧特点，与其他民族的显著区别是自然神话和关于放牧及五畜的神话。蒙古族民歌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以及关于生产劳动、婚姻爱情、英雄人物等叙事内容，有儿歌、情歌、牧歌、思乡曲、赞歌、叙事歌、礼仪歌等。情歌是青年男女相识相恋的必备媒介，牧歌用于歌唱生产劳动，酒歌用于社交宴饮，礼歌主要用于礼仪、祭祀等场合，叙事歌则告诉人们英雄事迹、历史故事等。蒙古族人民用歌谣进行情感交流、传承历史文化，音乐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反映着他们的生存状况、喜怒哀乐、审美情趣和价值追求。
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它把讲故事与曲乐融合起来，以爱情故事和英雄人物为主要叙事内容，篇幅较长，情节真实，传播的方式现场感强，传播效果为其他口语形式所不及。说书人是蒙古族民间信息传播的最著名的使者，他们的功能是把世俗的故事：某些家族、某些部落、英雄人物的事迹及祖先骄傲的故事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⑦蒙古族说唱艺术品类丰富，有“好来宝”“乌力格尔”等。收听“乌力格尔”是科尔沁地区蒙古族人民一种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其内容以汉族的本子故事内容居多，是蒙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信息传播经典模式。
三、文字传播为民族历史文化的真实传承方式
文字是异地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蒙古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可谓蒙古族信息传播史上的一大创举，自从有了蒙古文字，就用竖碑记事的方法把大事罗列成条刻在石碑上记录下来，相传后人。已被发现的最早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是刻于1225年的成吉思汗石碑，之后又相继产生了1240年的十方大紫微宫窝阔台汗圣旨碑、1243年的阔端太子令圣旨碑、1246年的贵由汗玺，还有云南王藏经碑、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等。⑧那时的石碑记载的内容大多以行政事务和军事题材为主，在漫长的传播岁月中，它承载着永恒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
蒙古族的文字传播形式不仅包括回鹘式蒙古文，还制造使用过八思巴文、托忒文、基里尔蒙古文等蒙古文字。这些蒙古文产生后逐步由官方走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蒙古族人民存储和传播各种生产生活信息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蒙古族人把抄写、印刻文献当作积德而神圣的事情来做，并把图书文献奉为上尊信物赠送或收藏，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财富。
蒙古文古籍文献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记载材料，是历史文化传承的信息文库，用蒙古文写成的古籍有写本、刻本、印文、符牌、信件、经卷等。书信对蒙古人来说是跨越时空的主要媒介形态，早期主要被蒙古族贵族或官方所用，如13世纪伊儿汗国诸王与罗马教皇和法兰西国王的外交信件等。当时，信件和官方文书的传递，一般都由驿站里的站赤负责。元代有比较完善的驿传制度，《元史》记载：“元制，设急递辅（驿站），设传递辅驿，以达四方文书之来往”，“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令，未有重于此者焉。”站赤通过这些驿道宣谕圣旨和八思巴的信函。⑨还有记录着当时的行政事务和法律命令，如成吉思汗的法令、军令、训言、格言等的《青史》，也可以说是蒙古文的第一批文献。《蒙古秘史》是流传到现在的第一部蒙古历史文献，是一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巨大信息文库。此外还有《白史》《译語》和翻译文献、自创作品等很多种类的古籍文献。
蒙古文字遇上印刷技术后，改变了传统抄写、印刻的传播方式。清朝时期用木刻技术和石印技术出版了很多蒙古文图书。当时蒙古地区一些规模较大的喇嘛庙不但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木刻、印刷历史文献的地方。⑩今天蒙古族大量的历史文献，丰富多彩的古代传说、民间故事、说唱艺术，以及教育教学、科学技术等也都依赖蒙古文而记录流传下来，蒙古文是蒙古族信息传播中最重要的媒介和工具，是蒙古族文化与文明传承的光辉使者。
四、综合型传播为人民的、大众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方式
《蒙古秘史》记载很多庆典活动、家族内活动、祭祖大礼、各种集体活动和公共集会的事迹与信息，有民间庆典、胡日勒待、那达慕、祭祀敖包、围猎等。游牧经济是生态经济，它的最突出特点在于流动性或动态性上，这些集体活动是蒙古人生存生活、合作交流、娱乐文化的综合体现，更是蒙古族社会人群人际交往、群体信息传播、凝聚民族精神意识的主要方式。 民间庆典通常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聚会，这不仅能够传达信息，拓展民众生活网络和凝聚民间社会关系，同时还能构建民间文化交流的平台。庆典上的各种仪式活动，已成为蒙古族人民继承其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途径，如蒙古族婚礼、周岁宴等。
“那达慕”是蒙古族人民群体性的体育、娱乐、物资交流盛会的专有名称。还有上述的祭祀敖包也是全民性的集会、综合性的信息传播盛会。旧时，旗王利用这些机会给某些人加官晋爵，封赏功勋摔跤手。现在的敖包祭祀也是如此，敖包祭祀与小型那达慕（敖包乃日）、庆典活动一同举行，开展各种娱乐、商贸活动，各地商人多在敖包会上摆摊售货，进行物资交流，亲朋好友和青年男女可以相逢会面、谈情说爱。这些全民集会性的集体活动很自然地成为了综合型的民间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方式，体现着蒙古族信息传播方式的人民性和大众性特点，更能够体现各种信息传播方式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交融的特点，是一个民族在生存发展中创造出来的传播文化的结晶，承载着一个民族上千年的群体记忆和集体认同感。
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用于进行交流和传递信息的人际传播模式，游牧生产生活创造了这种独特的原生态信息传播方式，体现着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信息传播理念。蒙古族信息传播方式与载体形式发生过多次变化，原生态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物化传播、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综合传播等方式的交错共存性，是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基本特征，这些传播方式是蒙古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和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而产生和发展的，其历经悠久时光，凝聚为成熟而独特的方式，并不断注入新的传播元素，形成了多元、多样、共存的复合型信息传播方式。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渗透于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传统习俗、精神信仰中， 并早已融入民族文化体系之中，成为蒙古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性表现形式，又是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内涵所在。
在自然属性上，每个民族的信息传播方式都具有传统和现代的衔接与交融、重叠与跨越的发展过程，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传承离不开传播媒介的发展与革新。如今蒙古族人民被卷裹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从以传统的自然为主导，以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传播方式，逐渐演变成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大众传播、网络传播，迎来了新的媒介与民族文化传播生态。
注释：
①王其格.传统信仰文化在当代文化多元格局中的作用——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例[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6）：6.
②③瓦·赛音朝克图.符号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03+179.
④乌日利戈.蒙古族安代舞的文化人类学分析[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6）：23-24.
⑤呼日勒沙.科尔沁民俗文化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365.
⑥【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册）[M].北京：商務印书馆，1992.154.
⑦【匈】 Д·卡拉，范丽君译.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7.
⑧⑩宝音.蒙古文古籍整理与研究综述[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5）：1-2+5.
⑨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察[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3）：29.
作者简介：红莲，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蒙古族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
编辑：孟凌霄